杨坚：岳麓书社的拓荒者
从绍兴古城走出的出版人
杨坚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的人生之路犹如古城的青石板路，看似经过风雨剥蚀却愈加铿然。《人间词话》和《东周列国志》是他中学时痴迷的对象。他时常控制不住自己的阅读欲望，在课堂上偷读这些经典。只要稍有时间，他就会如饥似渴地读书。无论是人声嘈杂时，还是夜深人静处，都有他潜心读书的身影。书和他，似乎从小就结缘了。
1949年，杨坚先生进入华北大学学习，与诸多志同道合者相聚于此。除课堂学习和宣传革命思想外，他将所有剩余时间都放在书籍阅读上，常常一整天都待在不算大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杨先生阅读视野开阔，兼收中外古今。他读书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带着问题读，读完能提出诸多题外之见。
1979年，杨坚先生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接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系统整理和出版《郭嵩焘日记》。郭嵩焘先生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将，也是清廷著名的改革派，留下了大量日记手稿，共计200多万字。因为手稿系随手所书，字迹难辨且时有衍、脱、讹、倒之处，甚至还夹杂外文，整理难度非常大。杨先生凭借深厚的文言文和英文功底，逐字逐句攻克难关，历时五年完成校订出版工作。随后他又主持了《郭嵩焘奏稿》《郭嵩焘诗文集》的校订出版工作。郭嵩焘系列图书的出版，为研究晚清史及洋务运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料。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杨先生校对的清样甚至能让印刷厂的老师傅赞叹不已：“杨老师改错，比我们排的字还工整精致得多！”这份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让他赢得了湖南出版界同事的尊敬与信任。
岳麓书社的“拓荒时代”
1983年，杨先生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转岗至刚成立一年的岳麓书社工作。当时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古籍出版工作，新成立的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专家云集，开始全面规划新中国古籍出版工作。而湖南自晚明始，留存有大量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国际影响的历史文献资料。以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军事、学术诸方面的大家，留存下来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迫在眉睫。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同时担任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他组织湖南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博物馆、图书馆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确定了湖南古籍整理出版六大全集及众多散集的规划，指任杨坚先生为《王船山全集》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及全集责任编辑。船山著作涵盖文、史、子、集，文字古奥艰深，近一千万字。此前只出版过均被称为《船山遗书》的两种王船山著作全集，一种由金陵书局刻印，六十二种，两百九十八卷，此为“金陵本”；另一种为“太平洋本”，系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在“金陵本”基础上增补缺漏而成，共计七十种，三百五十八卷。
接任务之初，杨先生面临着不少困境，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望而止步。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老馆等地设立临时办公室办公，被同事们戏称为“游击队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先生带领助手以十年心力广搜版本、精校文字，终于在1995年完成了《船山全书》出版。新版《船山全书》相较于“金陵本”和“太平洋本”具有以下四大特色：首先，全面收录了传世的船山著作及以往未入集的散佚文献；其次，依据可靠的旧抄本、刻本及船山手稿对前两版进行校勘，致力于恢复原著面貌；再次，广泛搜集海内外各版本船山著作，对新版内容进行反复校订以确保准确性；最后，采用现代标点规范对全书进行精确标点，并统一编排体例，大大提升了现代读者的阅读体验。
21世纪初，湖南启动重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工作。杨先生以80岁高龄，拖着羸弱的身躯，强忍病痛的折磨，毅然投身于《船山全书》的再一次修订重版。一直到他去世前五天，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第二版面世后，是否还有缺失和错讹之处。
除完成两项重大文化工程外，杨先生还参与了《走向世界丛书》和《湖湘文库》的选目工作，点校了《走向世界丛书》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等5种图书，翻译出版《希腊罗马神话》。杨先生终身笔耕，总计校点古籍38种，校译编辑各种图书14种，为岳麓书社奠定了湖湘文献出版根基。
古籍整理的“杨氏标准”
对于古籍出版，杨先生总结出“杨氏三则”：这是他对古籍编辑工作的深刻认识和独到体会，对后世古籍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是死磕版本。除了以“金陵本”和“太平洋本”作参考外，杨先生几乎走访了所有收藏船山遗稿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想尽一切办法复印资料回来，反复比较，找到最佳版本作为编校出版底本。他为了给《读通鉴论》一书校正异文，确认某本异文是否为底本的正确版本，费时一年翻阅了国内8个图书馆所藏的上百本旧抄本古籍。他和团队辗转杭州、上海、北京、济南、郑州等地，在浙江省档案馆找到现存的关于其书的一些残卷，到杭州图书馆发现相关手稿，最终找到重要线索，从而校正了异文，还原了底本。
二是去除“美容”。一次在审读校样《诗广传》时，杨先生发现助手为让文本显得文通字顺，删掉了文本中的一个语气词，以致丧失原文的真实性。他当即批注：“船山先生的语法错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句话，既表现了他对原文历史性的恪守，也让后来人注意在古籍校勘工作时，谨记不要矫枉过正，随意“美容”。
三是勘注如探案。“食倭瓜三片”见于《郭嵩焘日记》。为厘清“倭瓜”的本义，杨先生不仅考证出“倭瓜”在晚清时期的湖南特指南瓜，而且还将清同治年间的长沙菜市场瓜菜价格行情表附注于后。这种勘注方式，让读者不仅知书，还能见微知著。这就是杨先生功底深厚、整理古籍有据有迹的体现。
这样高标准的要求，使有些同事叫苦不迭。据说有实习生在办公桌案角偷偷地刻下了“杨公校书，十命九休”的谑语。却未想被杨先生看见了，他非但不恼，还笑吟吟地说：“剩得一条命，也正好用来校《全唐文》。”这份幽默和豁达，表现出杨先生对古籍整理的高标准坚守。
杨先生一直坚守着出版的“初心”。他深知出版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赚钱，出版本身是一项文化事业，是为了对文化历史的传承与传播。这一点在杨先生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比如坚持有疑惑处必深究，判断不清的字必查证，始终坚持用笔校打印书稿，他常说：“这可以告诉电脑，人的手能写汉字；告诉电脑，人手写字是有尊严的。”“校书如扫落叶，也许扫不干净，但需尽自己的能力，以不失落一片树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是这样说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这位在编辑工作中从不苟且的老人，待人谦和有礼，是岳麓书社的“活字典”。无论编辑书稿中有什么问题，到他那儿总是可以迎刃而解。在生活中，他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如有一次他参加出版社年会表演节目时，用带绍兴口音的湖南普通话念自己写的打油诗：“勘校校到眼花花，错字跳出来呱呱。白日黑夜叫，逮住一个笑哈哈。”打油诗里不光体现了自己的豁达乐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亲切和诙谐。
杨先生的付出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高度认可。《船山全书》出版后，张岱年、任继愈、程千帆等十余位学者赞誉《船山全书》为“古籍整理范本”。张舜徽先生致信杨坚：“校对仔细，力求无误，认真负责之精神，实罕其匹。”
1995年，杨先生凭借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韬奋出版奖，两年后，他主持编纂的《船山全书》荣获1997年度国家图书奖。
出版家钟叔河感叹道：“他坐得住，极认真，逐字细读，这种人如今已绝迹。”出版家、作家唐浩明撰文深切怀念杨坚先生，对他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岳麓书社将杨先生总结出的“塑我、塑文、塑他”（自我淬炼、雕琢文本、滋养后人）作为社训；岳麓书社纪念墙上高悬着杨先生的照片，以此来纪念这位卓越的出版家。
（作者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