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知识生产的目标应超越“本土化”，迈向以“自主性”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建构，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门关心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学科，社会学更应突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与创造性，保持构建过程的开放性与动态性，不断激发学科内在活力。可以说，基于学科建设、特色主题、时代议题、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内在统一，凝聚百年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积淀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鲜经验，探索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正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人的使命。基于上述使命要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由“学科新造”考察学科建设发展规律
可以从一个学科自异国移植到本土落地生根的过程，来考察学科建设的历史规律与特征。不妨将这个学科重构阶段称为“学科新造”，其间往往伴随大量自主知识创新，因而最容易观察。在社会学引入中国的早期建设阶段，严复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这在“学科新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期使这门舶来学科能更好适应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几乎与严复同时，吉丁斯在美国为社会学美国化进行“学科新造”。从两者的经验比较看，个人特质、学术思想积淀、知识分子网络、制度环境和政治经济背景等多重因素都深刻影响着他们在社会学“学科新造”过程中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此后社会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走向。进一步而言，学科建设是学者个体学术生涯、人生际遇与宏观历史互动的过程；学术思想的创新与传承不仅取决于学者的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受微观到宏观多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梳理成功或失败背后的机制，探索“学科新造”与学科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对指导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无疑能提供更深入的启示。
把握学科发展中的人类学传统
在社会学学科史上，人类学与社会学始终存在着深厚而紧密的思想交汇。置身于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当下，回溯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在欧美与中国社会学脉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学思想：在欧美社会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交换论均体现出显著的人类学取向；而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谱系中，唯物史观社会学和“燕京学派”则凝聚了丰富的人类学思想与方法精髓。它们不仅是社会学中国化历程中较为突出且成功的范例，更验证了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人类学贡献，为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路与策略。首先，应充分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等方法，以具象而真实的资料为分析基石，深入理解并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其次，必须紧扣时代脉搏，聚焦社会主要议题，创造性地运用交换论、功能论等理论视角。最后，应积极延续并发扬主动介入社会实务的学术传统，整合多方学科资源，推动学术机构、学者群体与社会政策制定者等重要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社会研究与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
在实践中激发社会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及建设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实践彼此塑造、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学史叙事往往更关注社会学家的思想，忽视了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此，中国社会学人需要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上，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强调在实践基础上重构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重要性，坚信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源于与实践的不断互动。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人需要同时具备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三位一体”的自觉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实践形态进行细致考察，立足中国社会实践的沃土，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社会学人推动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之一。费孝通先生晚年对文化自觉的理论反思，以及他致力于在中国文化基础上重建社会学的努力，都印证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深远意义。以费孝通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发展为“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例，若能通过现代文化的视角加以诠释，便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费孝通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以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重新诠释，创造性地转化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原则，强调世界多元文化应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即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表达的现代世界应有的文明观。这一文明观超越了狭隘的“文明冲突论”，既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绵不绝的重要原因，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其他传统文化概念与命题的当代诠释和科学转化，为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提供多样化的理论滋养与丰富文化根脉。
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
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社会观，从而深刻影响社会学者的学术理论与实践。费孝通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生涯回顾和思考之后，总结出两种社会观及其对应的社会学研究取向。第一种社会观认为，社会是由众多个人为生活需要而集合在一起的群体。进一步说，社会不是实体，仅是个人在群体内分工合作，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第二种社会观则主张，人已不再局限于“生物人”层次，而且在自然界演化中成为了“社会人”，社会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生物人只是社会的载体。在费孝通学术生涯的三个不同时期，两种社会观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对自身学术历程进行反思后，一生“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最终将思考集中于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注重“心态”研究，并认为其社区研究是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这种定位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要“以人民为中心”，胸怀“国之大者”，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不断增强建言资政、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提高人民福祉。避免社会学研究过于技术化和科学主义，同时推动社会学理论深化、指导社会变迁实践，特别是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人文性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学人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