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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教授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新作《世界里的中国》。该书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华文明轴心期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变革，视野宏阔、分析有力、内容深刻。该书以“文明的基因”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一条红线，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潮头结合起来，站在“大历史观”的理论高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阐发了一条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新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实际上出现了三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思潮——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复归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的重要命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还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复归论，都是在理论中难以自圆其说的，都是在实践中难以立得住脚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论才是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韩毓海先生《世界里的中国》一书正是在该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响应党中央创新理论的号召，致力于回答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的力作。

该书开篇指出，“文化基因在传统中发展，所以，要了解中华文明，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没有中华文明五千年，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该书强调，“探索文化基因，需要用比较、交流的办法……要了解中华文明，就要了解世界。世界上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每个独特的文明都是平等的”。这一理念超越了“文化冲突论”“文明威胁论”，既构成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道路的源头活水，又揭示出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多元文化观、现代化观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以往学界对此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往往对五大特征进行孤立、静止地研究，缺乏系统观念、层次意识和过程思维。《世界里的中国》可谓努力填补这一空白的尝试。

韩毓海提出，“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文明最基本的认知方式，那就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谱系的而不是割裂的。就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来说，西方自20世纪才有哲学史的意识，最近才有知识谱系学的意识，而中国的思想历来都是谱系的、系统的”。这种连续性不仅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且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性格。“中国不但有家谱、族谱，还有朝代的世系”，作为“两个伟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接受，就在于其强调的历史的过程性、连续性符合我们中国人民对历史一如既往的认知。以往人们常从唯物论、辩证法、大同理念研究“第二个结合”，却忽视了唯物史观中蕴含的历史思维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合点”。

该书指出，“中华文明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这种统，既是法统，也是道统，即人心与文化的统一”。《礼记·礼运》中对“小康”与“大同”的描绘，一直是中华民族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特别是“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描绘的“共产主义”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因而更易于被中国人民接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将对“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的追求具体化为不同阶段的子目标、分任务，破除了“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错误论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样板。

正如书中所言，“当西方文明还在为宗教纷争而烦恼时，我们的中华文明已经完成了向哲学的转化，将儒道释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哲学思维。这种包容性，不仅化解了文化的冲突，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团结”。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并没有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形成对抗性关系，而是彼此契合、相互成就。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体现。

该书指出，“中华文明是仁义、仁慈的，仁与德才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解，创造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不过是在阶级社会下创造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正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存在这种“以战止戈”的和平性基因，乃至这种和平性基因成为中华儿女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乐于吸取一切其他文化、文明的优秀成果，坚持“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价值观，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文明古国历史地位。今天，我们提出坚持不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新高度，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推向现代，彰显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是高度契合的。

但这并不意味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穷尽了人类一切真理。正如韩毓海所说，宋代以来的哲学与治理体系，完全脱离了天下百姓，没有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因为没有结合，所以，哲学变成了空谈，制度变成了教条，有宋以来的哲学与制度，就变成了专制，有宋以来的专制，是哲学的专制，是制度的专制，是以理杀人，是以法困人。所以我们不鼓吹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复归论，而是主张一分为二、科学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部分、扬弃其糟粕部分，做到“崇古而不复古”。特别要看到，“近代中国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穷途末路”。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有“民惟邦本”的价值观、“仁者爱人”的多元主体取向，但却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古代中国向来存在“治权”意义上的平等，但却并不存在“政权”意义上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形成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引上了一条守正创新的新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因此，“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