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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遥的小说《生死一诺》与魏市宁的小说《匕首洋枪》都把故事发生的时空安排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都以北京/北平的市井传奇和民间掌故撑起自己的叙事骨架，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都门旧事，构成了小说丰满的血肉，而两位作者刻意标榜的小说主人公念念不忘的“义”字，则为各自的作品注入了一种精气神。

林遥小说的题目“生死一诺”已经揭示了作品的价值取向，他要写的就是这个被人千古传颂的“义”字。“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季布、侯嬴都是秦汉时期著名的义士，“一诺千金”的故事就来自季布，说的就是做人要讲信义、重然诺。孟子讲“五伦”，也说“朋友有信”。小说中的宋寒山，就是当今季布、侯嬴之流的义士。他是北京八大杠房之一的信勤杠房的掌柜，还是京城形意门的大师哥。他的这个身份，如他所言：“这义气二字，无论如何是要守的。”小说开始写宋寒山为敦贝勒发丧，就是要报当年贝勒爷的三十块大洋之恩，兑现自己的承诺，同时也为后面周之南教授的身后事做了铺垫。

小说的立意自然是在周教授这边，贝勒爷不过是个幌子。而宋寒山与周之南，这一新一旧，一个武林人，一个革命党，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张力。说起来，他们坚守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宋寒山推崇的“义”的价值，在周之南那里恐怕是要打折扣的。不是说他不能认同，而是说这种认同是有条件的。所以他才一面称赞宋寒山“义所当为，虽死不避”，是“有古仁人之风”，一面又委婉地启发他思考，为什么敦贝勒老无所依，产业也没有保住。如果考虑到周之南革命党和北大教授的身份，我们就该相信，他是在给宋寒山做革命的启蒙。宋寒山受到多大触动，又理解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于周先生的理解，显然还是基于旧时代的伦理。窃以为，作者的这种安排或有深意存焉。自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合理性就不断受到质疑，民国肇造，标榜共和、民主，孔教、伦常遂遭受进一步打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打倒孔家店，推崇德、赛二先生，三纲五常更被知识界弃如敝屣。周先生虽然表示“我虽读了些外国人的书，但我是中国人啊，正所谓，革天命而非不做中国人”，但他这个中国人恐怕已是“新中国人”。不过，虽然“新中国人”众声喧哗，却并未撼动根深蒂固的民初社会，实际上，“新学”对底层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这倒真应了“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周先生的身后事还不是靠了宋寒山们“生死一诺”的这个“义”字。

魏市宁的《匕首洋枪》最终也落实到了这个“义”字。作者很会讲故事，用了市井传奇的手法，写得扑朔迷离，神乎其神。故事的主角是一把匕首，身世来历自非一般，乃当年刺杀秦始皇的荆轲用过的物件，两千多年后流落到了北平，于是引出一干神奇人物，演出了一幕好戏。作者深谙小说“无奇不传”之奥妙，故叙事紧扣一“奇”字，首先出场的即一“奇人”，开武馆，授徒习武，号称北平南城一景，却在比武时死于非命。随后接连发生三起命案，死者均为武林中人，而且都是被洋枪毙命，而非死于功夫。直到第五位险遭毒手前，幸有“奇人”出手，一枪将凶手了结。此人姓金名慕，是位记者。记者玩洋枪，亦算得一奇。这是作者用力塑造的一个人物。他不同于林遥小说中的宋寒山，而是表现得更低调，更隐晦，更含蓄。他已经看出这把匕首在整个故事中的关键地位，但当他面对秦琏、周门客、汪汉，乃至胡冀北即徐凌的时候，都表现得极有分寸，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他或许已经清楚这些人各自的诉求，但他并不说破，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介入其中。这种写法强化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和神奇性，故事由此渐入佳境，悬念迭起，其中的意味也渐渐地显露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决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让日本人拿去，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这件事发生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夜，表现了这些底层民众对民族大义的认知和坚守。

这两篇作品虽然表现手法不同，叙事角度不同，但都不离一个“义”字。宋寒山讲信义，重然诺，言而有信，决不食言，这不仅是武林的最高信仰，也是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讲“五常”，其中就讲到“朋友有信”，这个“信”就是信义、诚信。至于《匕首洋枪》所要表现的则是一种“道义”，或曰“民族大义”，他不是个人对个人的，而是关系到民族的情感和信念，而非私人恩怨。所以，从金慕到秦琏，他们虽然出身不同，性情不同，行为方式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即不能让古物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而这部作品的好处，恰恰又在于没有把这点意思表达得很直白，而是完全包裹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中了，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这两篇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故都市井文化作为叙事背景，依托丰厚的文化内涵推进和展开故事情节。《匕首洋枪》的做法是融故都市井文化于叙事之中，故事就发生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活跃于其中的人物，无论文人、武人，新人、旧人，玩枪的、练武的，乃至绅士、地痞，都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是故都文化滋养出来的。因而，小说自然带有浓郁的故都市井文化的韵味，作为北京人，读起来会有一种亲切感，如见故人一般。林遥的《生死一诺》是另一种写法，在他笔下，故都市井文化本身就是情节叙事的一部分，故事借助于文化而展开、推进。比如他写到敦贝勒的丧礼，极尽排场之讲究，都一一呈现于作者笔下，从仪式、装裹、执事，乃至杠夫的穿着、用具和行走方式，都依照《大清会典》的老例，从而真切展现了前清贵族丧礼的无限风光。而作者在此颇费笔墨又并非猎奇或炫耀，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以此来表现宋寒山对敦贝勒“生死一诺”的庄重和诚意。

林遥所拥有的故都文化和武学知识足以支持他完成这种叙事。他多年研究武学、武林、武侠，颇有心得，讲起来自然如数家珍，面面俱到。书中多次写到宋寒山的武功以及他与别人切磋武艺的情形，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生动。比如他写宋寒山与周之南推手，又称“揉手”，就非外行所能道：“推手则是套路向散手的过渡，重点检验武者站桩、听劲、摸劲、步法、发力等各项基本功的扎实与否。高明的推手步法灵活，手法多变，身法潇洒，务求在动作极小的境况下发劲干脆，从而才能控制对手的节奏，进而破坏其重心，打起来才无遮无拦，随心所欲。”宋、周二人推手，周的功夫不及宋，故当宋发现周身体“失去重心”时，便“急忙收式”，怕的是因此伤到周，而且称赞他“身手长进快”“就差挂帘子了”，“挂帘子”即武林内部术语，意谓得过真传。作者这样表现宋寒山，便以细致入微的手法写出了宋寒山对周之南的崇敬和钦佩。接下来他们探讨形意拳的文化内涵，则给了周之南发挥的空间，也体现了作者对武学造诣之深。小说中多次写到宋寒山与人交手，如孟逝川、童翎、黄来锦等，不同的人，身份、情境不同，打法也不同。特别是最后与黄来锦一搏，后者偷袭暗算，被宋寒山巧妙化解，最终以一招“龙形”重拳，将黄毙命，写得干净利落，快刀斩乱麻，足见作者在武学方面的功夫，为小说增色不少。

小说千变万化，各有巧妙不同。《匕首洋枪》和《生死一诺》同写故都北京/北平，由于作者的文化差异，则表现得各有千秋，但都写出了昔日北京/北平的神韵和滋味，令人十分欣慰，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