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什么样的“文学史总体化”

“为什么要把历史总体化？”（1）注意，这不是一个设问，而是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可不是我提出的，而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普遍命题。总体化曾是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的荣耀。他们曾赋予人类历史以崭新的意义，而今却变成了被反思的对象。而且这个与黑格尔同在的“历史终结”的命题，按照彼得·奥斯本的说法，不是一个否定的主观判断，而是真实发生的一场思想史运动。这个问题无比广大，不是我们在这里能谈清楚的。我只是想说，我们这些从事“历史的一小部分”，即研究文学史的人，也有一种命运——既要面对“历史的终结”这样一个哲学趋势，又不得不寻求“某种意义上的总体化”，否则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就会陷于失效。这种两难如今正摆在我们面前，既往的总体化方案是有缺陷的，但又不能将其完全捣毁，而是要“在反思中寻重建的可能”，这是唯一具有实践意义的选择。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了问题的实质，或至少是极敏感的一个方面——为什么新世纪以来，人们不愿意谈论“晚近的文学史”，而热衷于谈论“当下的文学地理”，症结也许正在这里。这是不是“历史终结论”在文学史领域中的某种反映呢？历史本身当然不会终结，这自然不存在误解，但“关于历史的时间叙述模型”却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显然，这超出了本栏目设置的初衷：本来是要谈论总体性问题，结果却不得不承认总体化的失效，甚至失败，岂不南辕北辙？

其实早在20世纪90代末人们已发现，文学现象的命名已逐渐失去逻辑动力。在“寻根文学”“新潮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生代作家”之后，至“新状态”的提出，问题就已经出现。文学潮流与运动几乎不再具有通约性质的名称，所有时间轴上的命名几乎都没有得到公认，所有“新✕✕”都已难以为继。后来批评界不得不通过出生年代来命名作家群落，所以有了“70后”“80后”等概念。另外，即使用文学思潮来分析文学现象，也出现了匮乏或停滞，人们不得不用“后✕✕”来描述。所谓“后✕✕主义”，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法给出新名称的困境的证明。如同卡林内斯库所引述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后现代的西方科学心智已通过观察证实了帕斯卡尔的直觉，即‘心灵有其因由，对于它们理性一无所知’”（2）。正因为理性的失效和失能，人们对历史本身的判断，出现了末日危机和含糊其词的想象。

我们以往喜欢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批评界的失语”。实际上，与其说是批评界理性与逻辑的乏力，还不如说是整个思想界和文学界已失去了“时间意义上的迭代冲动”。文学本身就像一名冲浪者，其动作取决于历史的波澜涌动，而当风波渐息，它也渐渐失去动力。这时，硬性要求批评家给出命名，显然不会产生真正的概括力，所以须用另一反向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之前人们可能过于看重时间的迭代了，就像奥斯本所反思的现代性逻辑的实质，这种“关于时间的文化”，只习惯于通过时间来构建历史的“总体化形式”，所以所谓“现代性”，不过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这种总体化的策略或技艺，说到底，只是一种“特定的时间的政治”（3）。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种历史观念的核心，是一种“以时间来构建价值与判断”的政治游戏，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反思。而另外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必须避免成为一种新的片面的“纯粹时间结构”，而应该反向地考虑“文学地理”视角，或至少以此来纠正和补足“现代性逻辑支配下的时间模型”的缺陷，以取得某种平衡。本期张志忠教授的文章，便是这种思维的范例，即便这不是对于新世纪文学总体的地理属性的展开，但某个例证性的分析也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此，便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骑墙式”论点：在“文学史终结与文学地理复兴”的背景下，历史的建构方法，须由过去的“沉湎历史”，修正为“时间逻辑与空间结构的必要平衡”。

二、文学地理方法的“古老传统”

其实，文学地理作为视角或方法，笔者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谈及（4），当时只是就诗歌界状况而言的。作为历史上最敏感的文体，诗歌当然最先反映文学潮汐的变化，所以问题依然有效。在米歇尔·福柯批评19世纪的欧洲学者“沉湎历史”之前，地球上早已存在一种将文学总体化的方法，这便是“原始的东方式的文化地理学”。福柯的原话是：“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19世纪沉湎于历史。”（5）显然，早于柏格森，晚于20世纪，以“精神运动”“进步论”“现代性”的方法将历史予以总体化，是自黑格尔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方法，包括革命理论，也都是诞生于这一思想基础，但现代性逻辑有时会陷入一种单向度的价值困境中，而对一维时间模型的反思，就成为一条不得已的路径。

我所说的“原始的东方式的文化地理学”，始于孔子，这当然是一个意外。当孔子处置他的“当代文学”时，所使用的乃是一种简单的分类法，依功能不同将其分为“风、雅、颂”三种，但在处理“风”的时候，又采用另一分法，即“十五国风”。显然，孔子在逻辑学上可能并不高明，却最早创造了以不同地域背景来为文学分类的方法，并因此生动地保留了“风”的文化地理属性。我们今天读来，也依然会清晰地辨别出《周南·关雎》的温柔妩媚，以及《豳风·七月》的铿锵苦寒。因为周南之地近于汉水楚地，气候温润，物产丰饶，民风自然开化；而秦地之北的豳风，更显季节之烈与稼穑之艰，自然会有风格差异。

展开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地理的南迁史。汉代以前的文学，核心想象不外乎黄河流域，唯有《楚辞》出自南国的云梦潇湘，所以词采瑰丽，修辞繁复妖娆，但东晋以后随着文化重心的南迁，诗歌中的主要意象渐渐移至长江流域，才有了唐宋时代的繁缛富丽与万千气象。如果没有文化与政治的南迁，没有长江流域的人文自然、地理背景的累积叠加，何来横绝古今的《春江花月夜》，何来盛唐与李杜，何来诗歌中的巴山夜雨与人文江西，何来东坡笔下的岭南胜景，又何来明清两代小说的繁盛？说到古典白话小说的繁盛，也无不是大运河与南方城市文化的产物，没有南方风物文化的浸润，哪里会有《红楼梦》这样不朽的巨著？

这些话题自然无法细致展开，然而一旦从地理的角度看文学，会出现更加真实和有趣的场景。虽然中国古人也并未意识到这些，但各种以风俗地理为内容的方志杂记，确乎弥补了正史所记之不足。古人的总体化方法主要依赖于“文选”，即作品本位的观念。从《诗经》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千家诗》，再到《古文观止》《清诗别裁集》，主导中国文学的，都是被钱玄同所斥骂的“选学妖孽”。前人对于文学历史的“时序”之变，似乎并不感兴趣，而只是对作品和人的阅历感兴趣。所以叙述文学之历史变化的著作，确乎是在“新文学”以后才出现的，但方法依然主要是文选——赵家璧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此种模式。显然，过度依赖和迷信文学史，是相当晚近的事，将文学描述为“进步论的发展史”，更是晚近的偏好。至于原因，有的不言自明，有的则需要追根溯源。

三、新世纪文学的时空之变

观察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新变，最重要的莫过于“地方性”的彰显。这一点笔者早在2004至2005年就讨论过（6），之后又有多篇文字涉及“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等话题的谈论。早期是在诗歌界比较明显，在近年则逐渐显现于小说领域，比如“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都是时下批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问题早就存在。观察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激变不难看出，从政治思潮中生成的“伤痕”“反思”“改革”主题固然重要，但真正彰显文学品质的，是从文化思潮中生成的“风俗文化小说”和“寻根文学”。今年是“寻根文学”40周年，刚好是观察这40年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和视点。现在看来，寻根的实质正是“潮流之变中的地域展开”，尽管在时代的大逻辑中看，那时文学尚在激流与巨变中跌宕，但因为西学的再度东渐，中国作家的文化视界的陡然宽阔，原来被折叠和压抑的空间感与地方性则被迅速打开和唤醒。李杭育所经营的“吴越文化”，韩少功重新发现的“湘西世界”，贾平凹所钟情的“古老商州”，马原和扎西达娃共同讲述的“神秘藏地”，还有乌热尔图所关注的“大兴安岭森林”，郑万隆倾心的“海洋文化与渔民生活”，都具有鲜明的“非主流的地理属性”。

更为关键的是，在此背景上崛起的“新潮文学”中的一部分，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莫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以色调鲜明的“高密东北乡故事”闻名于世的，而今这一地域符号依然是其牢固的文学与精神标记。某种意义上，莫言正是“寻根文学”结出的正果，是“地方性文化逻辑”对于“正统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反叛的胜利。莫言的成功是“野性酒神”的胜利，是民间乡俗不入正统之鬼故事的粉墨登场，是大地上沉睡千年的灵怪鬼狐的还魂复生，是卑俗粗蛮之小人物变身为救世英雄的新神话。因为他借助地方性高扬的叛逆精神与文学旗帜，焕发出的生命意志与自由精神，才是其文学性的根底与凭借，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变革运动的灵魂所在。

这很像是马尔克斯在回顾其写作道路时所说的，他读到了那么多古希腊以来的欧美正典，受到索福克勒斯、福克纳、伍尔夫、海明威等作家的持续影响，而且“一直被教导自己是西班牙人”，但真正深入灵魂的还是他的生长地，他祖母“每天晚上讲的鬼故事”，故乡滋生的混合着“非洲黑奴与殖民时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丰富想象力”，以及“与安达卢西亚人的奇情异想、加利西亚人对超自然的崇拜融合在一起”的本地文化，唯有这种文化土壤才能诞生出他“以魔幻手法描绘现实的才能”（7），唯有这样的文化身份自觉，才能支撑他成为一个世界级作家。

我们由此可以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逻辑之中或之外，找到一个关键和重大的症结，“地方性的觉醒对于主流的迟滞和拓宽”。地方性既是迟滞的因素，又是丰饶的根基与缘由。因为“寻根”所导致的“文化割据”，才使得当代文学积压已久的能量，得以被铺展和释放出来；正是“地方性的非正统性”的泛滥，才导致了中国文学中自由与民间精神的复活与高扬。在此意义上，“寻根文学”的发生，才是中国当代作家文化身份自觉的标志，是当代文学变革的真正展开与深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新世纪文学的变化，之所以在时间轴上出现了滞缓，一方面有来自大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文学本身固有节律的体现。如上期笔者所言，这20余年的历史，可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10年为“热烈的序曲”，如同一幕盛大戏剧的开场，经历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狂欢”。这一时期由于“世纪末情绪”加“千禧年效应”，再加网络新媒体的强势介入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崛起，这一过程中的亢奋与失序形成开放与包容、活跃与混乱的文学氛围。用余华的话说，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时代（8）。可见，时间在这个阶段中经历了多么壮观而疾速的流动。

然而在40年的变化之后，中国人也体验了一种趋于和缓的生活。第一个10年有时间之水的壮观流动，更有平面化的岁月静好与烽火狼烟，这在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中感受最为强烈。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故事在惨烈中持续讲述，《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可谓其作品在风格与美学上最为“剧烈”的3部，分别讲述的是现代、当代和当下的中国；余华的《兄弟》讲述的是南方小镇近40年天翻地覆的戏剧变化；贾平凹的《怀念狼》《秦腔》《高兴》继续讲述其陕南秦地的世事沧桑；阎连科的《受活》则讲述豫西耙耧山的人间奇闻；格非以《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继续书写江南故地的世事轮回；张炜则以《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继续书写奇异的胶东故事。同样的情况还有苏童、韩少功、阿来、毕飞宇、叶兆言等。不难看出，这依然是“寻根文学”以来，盘踞于地方文化的中国作家的基本生存与写作样态的延续。只是这十余年中，中国作家似乎有了更多的耐心，能更持续地长跑。

第二个10年是最近的时段，与大环境的巨变密切相关，当代文学的节奏与速率变得更加和缓。一方面是狂欢氛围不再，另一方面是原先相对疾速变化的文学潮流也终于远去，文学进入了“回环”“回放”，甚至“回流”时期。原先浪涛迭起的势头，完全被近乎静态的地方性的纷呈所分散和抑制，作为“文化地理的文学书写”呈现蔓延趋势。撇开“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不谈，“新山乡巨变”的实质也是对地方案例的强调和呈现。再者就是大量方志式作品的出笼，如贾平凹的《山本》《秦岭记》，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空城纪》，阿来的《大河源》《西高地行记》，等等。这些作品的问世，证明了“文化地理思维”在晚近文学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四、新世纪文学地理的观察方式，或结语

显然，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详尽地描述新世纪文学地理转向的盛况。这一命题要想从哲学与文化的层面上说清楚，也殊非易事。我只是想借此提出一个问题：通过文化地理的视角来观察新世纪文学，能否实现一种“别样叙述的总体性”呢？这是本文思考和求问的聚焦点。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也许是容易做到的，真正的实操却是困难的。如果不能成功或接近成功地构建出一个“地理模型的文学史”框架的话，那么所谓“文学地理复兴”也仅限于一个反思性话题而已。

多年前我在讨论“当代诗歌的地方美学”的话题时，曾将2010年前后的诗歌版图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划分：粗粝然而敏感的广东，作为“世界工厂”的打工诗歌与底层写作；大西南彝族大凉山地区的“独立诗群”，一群用“陌生的汉语”表达原始和蛮性力量的诗人；以江浙沪诗人和“北回归线”等为代表的“江南诗群”，传承了唐宋以来中国诗歌的核心美学，传递着细腻而柔婉、内在而风雅的文人气质；还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各种文化思想交汇碰撞之地，自然有着比其他地方更“相对过剩”的思想资源，所以会出现大量的“观念性写作”（9）。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在当代诗歌的构成中，总会有一个“先锋”的话，那么上述一部分是先锋的？这就把先锋诗歌的内涵打开了，先锋写作的向度也至少会有如上四个向度：一是触及人的生存苦难与时代的公共伦理的；二是不断植入古老或异质元素，使语言保持陌生意味的；三是传承中国诗歌正典传统，不断“以新言旧”传递着中华诗歌文化血脉的；四是以国际视野和当代意识瞩目世界文化动向的。这也刚好是上述四个写作板块的属性。这是从文学精神和文学价值角度横向展开，依次对“先锋诗歌”或“先锋精神”的重新诠释。“先锋”由此不再是一个狭义的时间概念，而变成一个广阔的空间概念。显然，“新世纪文学”的构架中，时间已不再是唯一决定性的元素，因为单靠时间维度无法如实地构建起客观的叙述，而必须对空间地理因素实现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大量作家、作品、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相比之下的“影响和进步关系”，而是彼此“共时与呼应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上述只是一个例子，并不表明我对新世纪文学的空间模型有了成熟的想法，但至少我们据此可以找到一些构建的方法与路径。在这个想象的构架中，时间线索将变得比以往要淡化和次要得多，而空间并置的现象，会进一步凸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将会有一种更为激进的模型，通过“对时间的淡化或取消”，来构成“平面的或纯空间的文学史架构”呢？显然，这也不太可能，但彼得·奥斯本给了我们启示，即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所揭示的，“无意识的无时间性构造”（10），即人的意识是从“无时间性”到“有时间性”的一种建构。这启示我们，至少可以极大地减弱在时间轴中的因果逻辑，弱化因“历史逻辑的绵延所带来的时间因果的强行建构”。这也许是我们想象中的“新世纪文学史”的一种可能的特色。

回首新文学的历史，也许和中国现代革命一样，是一个由南而北的空间传递过程，在文学中也有一个“北伐”——《新青年》是由上海来到北京的，掀起文学革命浪潮的也多是一群南方人；一个带着浓厚绍兴味儿的叙述腔调，通过《狂人日记》《呐喊》《彷徨》，变成了新文学的经典调性。“南方的地方性”，最终变成了“正统的非地方性”，这就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共同的逻辑和相似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地理也许才是更值得我们去观察和探究的底层逻辑。当然，仅有空间模型也是不足以构成叙事的，未来的框架必然也是两者兼顾的“时空体形式”。

本期另外的两篇文字，卓今试图运用阐释学理论来观察新世纪文学的知识生成，王晴希望通过“寻根文学”的重勘来发现其更多文化价值，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3）（10）〔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第52、4、150-156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5页，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见张清华：《当代诗歌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张清华：《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该期还刊登了张涛的综述文章《诗歌文化地理与当代诗歌线性历史的终结——“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综述》，标明此次会议的起因是笔者编著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一书所引发的讨论。

（5）〔法〕福柯：《地理学中的问题》，转引自〔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5页，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见笔者2004-2005年在《上海文学》开设的“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专栏，共24期，分别对诞生于不同地域背景的民间诗歌群落如“非非”“北回归线”“东北亚”“诗参考”“诗歌与人”“存在”“葵”“自行车”等进行了观察。

（7）〔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读物及影响》，《番石榴飘香》，第64-65页，林一安译，北京，南海出版公司，2015。

（8）余华：《后记》，《兄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9）张清华：《当代诗歌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