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阅读时，你是否会对一些作品到底属于“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感到困惑？和纪实文学相比，这些作品主观色彩相对浓厚，对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腻，熟稔地运用小说技巧；和小说相比，又非常依附于现实发生的事件，强调“真实”“亲历”。今年年初，非虚构文学作品《惹作》以细腻的文笔呈现出一位名为“苦惹作”的大凉山女子的一生。书中对一些场景的细节描绘以及对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揣摩，曾一度因为“真实性”的问题，引发了跨越学界的讨论。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场域中涌现出不少带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跨学科背景的作品，《生死课》《我的二本学生》《盐镇》《梁庄十年》……这些作品大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因为所关注群体的典型性、丰富性，文本呈现出的较高文学性、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读者共鸣，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

非虚构也许不止事实确凿那么简单，但坚持写“真人真事”，一定是非虚构写作的前提。可如果只有“冷冰冰”的事实和数据，非虚构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论文又有何不同？创作者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在帮助读者更好地浸入式了解所探讨对象的同时，似乎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绵密的细节描写是否带有作者过于强烈的主观性，用想象填补事实罅隙的同时是否逃逸出事物原本发展的逻辑，从而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本文想要探讨的正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非虚构文学中的真实性，以及在非虚构文学中，想象力（虚构）能够抵达的最远之处是哪里？

受限的幻象师

来自农村的外出务工者、偏远地区的失声女性、城市的边缘人群……非虚构作品通过一个个“事实”、“亲历”，将世界万象和芸芸众生呈现在世人面前，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源自真实。而真实性带来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也是读者选择阅读非虚构作品的重要原因。

然而，非虚构创作者能接触到的永远是“有限的真实”。即便是亲历者，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也可能产生“眼见不为实”的错觉；留在记忆中的很可能是“筛选过的事实”，而语言就像一团迷雾，即便是亲历者口述也不一定可靠。这意味着田野调查和采访时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不会十分精确，需要创作者仔细多方地搜集、求证、甄别、推演。所以，非虚构写作存在着天然的矛盾——非虚构要求“真实”，但所有叙事都需经过叙述主体的筛选、重组和语言转化，客观事实被作者的心灵“过滤”，这是一种再创造，呈现出来的已不是最原初的面貌。一如《非虚构的艺术》一书中所提到的，“诚实的非虚构叙事者，就是一个受限的幻象师”，完美无缺地再现被记述者的“全部真实”，无异于缔造神话。

非虚构写作即便拥有了事实，也不一定获得了全部真相。人们亲眼所见、所闻、所感、所触，抑或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数据信息，都可以作为事实，而获取真相则需要对收集到的事实进行分析归纳、逻辑推理。无论是梁鸿笔下的梁庄、易小荷笔下的大凉山、还是黄灯笔下的乡村图景，都是作者在采访调查后，基于自身的认知，经过分析、提炼，将焦点聚集于某一群体现状以及背后所浮现的社会问题，得到属于叙述主体的真实。

需要承认，非虚构写作的真实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完全客观或者全部真实要求非虚构作家和作品，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叙述主体的主观表达，恰是非虚构写作中构成文学性的核心元素。经由叙事者的眼睛和心灵，事物被赋予了叙事者的洞察力与感知力，渗透了个人情感和价值观，再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叙述虽不可避免打上了主观烙印，但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经过细致观察和深切思考创作出的作品和想要传达的观点，虽然可能受到创作个体自身的限制，但依然能够为读者认识现实世界提供某种启发，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影响和作用。

“不仅仅是虚构”

既然叙述主体的主观情感和视角不可避免，那么是否意味着非虚构作品可以大胆虚构情节呢？评论家杨庆祥在《“非虚构写作”能走多远？》一文中曾提到，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不仅仅是虚构”。“它需要的是一个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借助虚构和想象力。”否则，非虚构文学不过是“一种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学社会学倾向”，与新闻报道、社会学调查毫无差别。

再具备“现实性”的小说，小说家仍可以将生活中多个人的性格杂糅在一个角色身上，不用遵照事实的实际走向讲故事，只要符合逻辑和人物性格，可以任由想象力引导结局。相比小说，非虚构文学的“虚构”更多建立在真实生活的细节和框架之上，不能捏造事情的结局、主人公的情感、受访者的观点等等。非虚构作者的感受也要根据现实情况而生发，不可凌空虚构。

在《惹作》的开头，是一段作者想象主人公“苦惹作”喝下百草枯时的情境。“她慢慢走过一片剩残株的苞谷地，走过一条积雪的泥泞土路……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牛粪的味道、煮洋芋的味道，以及宰杀牲畜的血腥味的死亡气息。”“她仰起头，望着苍茫暮色中的山峦和峡谷、永远也无法离开的村庄，一口灌下了那瓶百草枯。”在作者实地采访时，惹作早已逝世多年，已无人亲眼见证其死亡过程，她确实无法获取当时真实发生的情况，只能依赖于想象。但根据书中实地采访的照片以及介绍，我们得知作者也亲历了惹作自杀时瓦曲拖村“冷空气和大雪总是不期而至”的冬天；亲眼看见了苦惹作的房子，以及小路尽头的围墙底下她喝下百草枯的地方。书中的情景描写实际是作者调动自身的视觉、嗅觉等感受后的另一种真实再现。同为女性的作者，对主人公内心的描摹更像是心生怜惜后不自觉产生的情感投射，这些情感和细节描绘是从真实场景出发的真情实感以及对当时主人公行为的合理揣测。作家所展现的主体情感尽管比较个人化，但并没有刻意夸大其词的矫饰，而是明确地体现了女性情感共同体的特征，兼具了个人性和公共性。

此外，非虚构文学与“社会调查式”的非虚构写作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更注重数据的分析和结论，以及严谨、科学的论述，较少想象的空间。无论是县中的孩子，还是困在外卖系统里的骑手，行文主体都通过调查介入现场，关注客观事实的呈现。相比之下，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则带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学色彩，着墨于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过更多细节和心理描写，让读者与这些“二本学生”的命运产生巨大共情。这意味着，非虚构文学的“有限想象”兼具现实关怀和想象力，更能激发大众情感，引发更广泛地关注。正如冯骥才所说，“作家愈恪守它的真实，它就愈有说服力，这是虚构文学无法达到的。”

是有局限的写作，更是有价值的写作

非虚构写作者无法掌握全部的客观真实，因而永远存在被指摘的地方，非虚构写作也需要始终直面写作伦理的挑战。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世界和个体，但最终的呈现又是基于自己的认知，这就要求作者在写作时保持敬畏之心，尊重当事人、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努力探寻事物或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本质，传达对于不同群体境遇的深切理解和思考。

非虚构文学的价值正在于通过有限真实，激发对所记述群体的共情以及对社会的结构性思考。笔者认为，不要将非虚构作品等同于答案和真相，而应将其视为一面多棱镜，使更多受到忽视的群体被看见，使不那么洪亮的声音被听到，从而引导更多力量去关注寻找答案，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在未来，应当期待有更多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用“贴近地面”的想象力，带领我们感受不同人群的参差多态的生活。从而发现，无论是离开梁庄的打工者、广东学院的二本学生们，还是生活在盐镇、大凉山的人群、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都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