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华虽有黔地仡佬族女作家的文化身份，但她认为文学的审美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刻意去强调或突出某种地域、性别或民族身份，似乎有降低门槛的意味。事实上，地域、民族和性别对作家肯定有影响，只不过有时比较明显，有时比较隐蔽而已。就王华的作品而言，地域、民族与女性视角、女性诗学，既是作家的情感底色与叙事征象，也是其艺术成就的显著标志。

《傩赐》和《桥溪庄》是王华最早产生影响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桥溪庄》获《当代》当年文学拉力赛冠军，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雪豆》，并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傩赐》描写兄弟三人争妻的荒诞故事，反映封闭山区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困境中人性的扭曲。《雪豆》中的桥溪庄既边远又贫穷，是附近新开的工厂给村庄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壮劳力不管是男是女，都到厂里去干活，尽管干的是粗活，并且整天被自己弄出来的粉尘包裹着，但好歹解决了生计。然而，自从有了这工厂，村民们的命运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桥溪庄从此既不下雨、也不下雪，连树都不再发芽……一句话，工厂在给村民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王华同时期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反响也不错，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度）推出了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在这些作品中，故事性强与女性诗学仍是显著特征。以《伍百的鹅卵石》为例，妻子马琳察觉到当镇长的丈夫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后，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准备在丈夫生日那天“敬他一杯毒酒”。故事原本较俗套，但由于傻子伍百的出现以及他怪异的行为逻辑，腐朽忽然就开始转向神奇：伍百每天都要给马琳送一种离奇的礼物——鹅卵石。如此怪诞的行为，居然打动了深陷报复阴谋的马琳。当马琳醒悟过来，发现伍百的行为其实是对自己的拯救之后，女性的、母性的贤善心理占了上风，她担心自己心里“会装不下那越来越多的鹅卵石”，于是开始了对傻子伍百的反拯救。女性化的内视角在马琳那里纤毫毕现，灵魂的救赎为小说增色不少。

王华的小说，无论涉及历史还是现实，都有比较强烈的思辨意识。与很多作家一样，王华执着于人的命运，总是用现代性的烛光去透视人性的复杂，从而对现实、对历史、对地域，包括对现代性本身，形成有力的反思。她从黔北地域和民族出发，书写乡村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尤其专注于对女性命运、女性心理及处事态度、处事方式的入微体察，并擅长以其细腻和敏感去捕捉诸多生活细节。

长篇小说《花河》《花村》《花城》三部曲的地名、人名都与花儿有关。那既是一种家园隐喻，也是蕴含深厚、韵味悠长的女性修辞格。《花河》写的是历史中的人与事，《花村》《花城》写的是《花河》中主要人物第二代、第三代的命运。所有女性的命运，都如写在花瓣上的家园故事：鲜艳但太柔弱，精致但易衰败。《花河》的主人公是白芍和她的妹妹红杏，小说讲述她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间的命运变迁。王华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跨度里描写社会沧桑与人性善恶，总体驾驭比较流畅，结构也较娴熟，尤其语言文字充满灵性，变化莫测而又没有雕琢的痕迹。叙述既可以是有限视角，又可以是全知全能，且不断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甚至第二人称的视角变更中进进出出。人物的心理刻画除了动用内视角，也在外视角等方面进行尝试，且花样翻新，翻开任何一章几乎都能看到生动的例子。白芍功利、务实、精于算计，她一无所有，只能以身作本钱，一步一步去赌前程、赌命运，而命运却一次次与她开玩笑。到了《花村》，出场人物已是第二代，如红杏的女儿栀子、王果，等二观的儿子等开发。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主要是男人进城后的空巢、留守问题，这些问题把栀子、百合等推向了另一种精神困局。到了《花城》，故事场景从乡村换到城市，出场人物是第三代苕花、金钱草等人。她们怀着改变命运的憧憬来城市打工，却并不容易融入城市。小说对她们不肯屈服于命运，宁愿过窘迫的生活，也始终坚守乡村伦理道德的行为作了动情描写。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阶段的长篇小说《家园》，小说描写真实与虚幻交织的两个世界。首先是黑沙钢厂下岗工人的生存境遇，在一次现实的冲突中，不知怎的死了一个公司保安，参与冲突的人四处奔逃。其中有个叫陈卫国的，儿子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见父亲参与冲突惹了祸，怕前途受影响，劝父亲出门去躲一躲。而就在这时，陈卫国患了绝症。万念俱灰之下，他不愿连累任何人，独自离开医院，来到一个叫安沙的村庄隐姓埋名，准备在这里等待死亡的降临。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到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安沙山峰秀丽，河水清澈，与世隔绝，河滩上野牛成群，其他动物也都闲适自得。村民们如同尧舜时代的击壤歌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互敬互爱，没有私有观念，从不侵害他人利益。大家礼尚往来，异性交往也顺其自然。更神奇的是，安沙人都长寿，没有死亡的概念，想活多久全由自己决定，孩子们整日都在无忧无虑地歌唱。在这童话般纯净的村庄，陈卫国改名依那，独自生活下来。

不过安沙人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干扰了：黑沙公司因修水电站的缘故，要将库区内的安沙村整体搬迁到山外。搬迁之后，安沙人竟出现了种种不适。此时陈卫国的儿子已担任黑沙公司副总，为改变安沙人的生活，黑沙公司决定帮助他们发展旅游业。但关键时候，陈副总却出事了。为救儿子，陈卫国借助安沙人的偏方“牺牲”了自己。山里山外两个世界，从对立到融合，体现出对命运的一种奇特阐释和演绎，其怪诞、荒唐、夸张的想象也别有韵味。

从2016年到2024年，王华小说的叙事征象与女性修辞又有了新的驰骋疆域，且事关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代表作便是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和长篇小说《大娄山》。《海雀，海雀》是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写的是贵州赫章县海雀村支书文朝荣的先进事迹。文朝荣是全国闻名的先进人物，为改造当地严重的石漠化环境，彻底改变海雀村“苦甲天下”的面貌，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造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部作品中，王华用小说笔法，对文朝荣的精神世界及其与妻子儿女的关系作了深入开掘，女性化修辞的参与，使得体察更细致，描绘更细腻。

《大娄山》取材于脱贫攻坚最为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不少人物都有原型，故事除虚构叙事与女性诗学的参与，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姜国良是小说中最先出场并贯穿始终的人物，他是本地干部，上有老下有小，作为贫困县的县委书记，连老母亲去世都只能在深夜匆匆赶回去磕个头就走。为帮助群众脱贫，他培育“娄山羊”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作为有血有肉的汉子，他急起来会发脾气，会打官腔训人，批评下属也时有调侃和挖苦。但姜国良也有细腻的一面，被他错怪过的村干部李春光去世后，他会自责，静下来时会给他发条微信。明知对方已经永远看不到、听不见了，也要称他一声“兄弟”，然后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从结构到语言，从情节到细节，《大娄山》的叙事征象与女性诗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叙述的起承转合行云流水，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鲜明。除了姜国良，周以昭的鲁莽和直率，龙莉莉的活泼和认真，丙妹的顺从和胆怯，刘山坡的狡黠和固执，都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月亮山巫师迷拉最后的转变，也可谓水到渠成，令人信服。更催人泪下的，是一群为脱贫攻坚献出自己生命的基层干部以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故事。作为女性，在采访过程中，王华多次被这些人物的奉献和牺牲打动，多次陪牺牲者的亲人一起流泪。要写好这样的人物，就特别需要深入生活，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王华多次谈到这样的体验，在她看来，没有这样的参与，就没有作品本身。对王华的全部创作而言，这或许就是其叙事征象与女性诗学的最好注脚。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