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夸张地说，今天的青年写作危机四伏，处境艰难。这其中既有文学内部的原因，比如新文学百余年传统所带来的书写范式固化，此外更与时代的整体语境息息相关。在社会学、传播学领域，冠以“XX社会”“XX时代”的新概念，集中反映了当前的人类生存境况，前者如“倦怠社会”“功绩社会”“加速社会”“无缘社会”“悬浮社会”，后者如“流量时代”“图像时代”“短视频时代”“全媒体时代”“AI时代”。这些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沉淀下来，还称不上成熟的术语，但却指向诸多事实——我们身处一个真实与虚拟互渗，个人高度原子化，公共话语缺失，加速追求成功的社会之中。对于年轻一代的写作者而言，他们在文学已不复20世纪80年代光彩的今天，更加渴望展露才华，被更多读者看见，也遭遇影视（包括短视频、微短剧）、游戏、网络文学对受众注意力的空前争夺。最近几年，他们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AI。

曾经被戴上王冠，寄予厚望的青年写作，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写得不好，早晚被AI取代；写得好，也未必会有读者买账。反求诸己，我们无法苛责时代，只能从自身出发，在夹缝中寻找出口，厘清当下青年写作所面临的“敌人”便至关重要。

为什么是青年写作？

谈青年写作的“敌人”，首先要明确何为青年写作，它又因何重要、具有被谈论的价值？相比“中年变法”“晚期风格”，“青年写作”似乎更加讨喜。在“尊老”与“媚少”之间，很多人会天然地选择后者，这背后有生物学新陈代谢的逻辑，亦关乎现代时间观。西方文艺复兴的一项发明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完成了意识形态与时间的合谋。“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与时代一致（而不是对抗它），在一个无限动态的世界中充当变化的动因，都得到了很高的回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都世俗地参与其中，这是文艺复兴所留下的遗产。也因此，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它是矢量而非标量，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未来的人（新人/少年/青年）必将主宰明天，因此他们作为充满生机的建构性力量，被赋予使命和责任。

在中国的语境下，青年及青年写作深刻嵌入现代化链条之中。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著名论断“少年强则国强”，到鲁迅那句至今风靡网络的祝福，“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在革命话语统摄之下，青年的未来不仅关乎他们自身，更关乎国运、国本。长久以来，青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形象与革命大潮紧密相连，在革命高涨期，积极有为的青年形象占据主流；在革命退潮期，犹豫、徘徊、彷徨的青年集中出现；在后革命时代，青年形象日益摆脱了家国话语的桎梏，回归甚至退缩到自己的一隅天地。从众声喧哗到轻声独语，今天的青年写作多了一分精致，却少了一分共鸣。这种感性的描述并非学理性的，也难免有失偏颇，但无法否认的是，青年写作及青年作家所塑造的青年形象，是时代的指针，具有风向标的意味，它是观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以及人自身精神症候的一个标本。

青年不是一个生理性概念，而内蕴着价值尺度。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优化，医学和医疗科技的进步，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增长。以中国为例，据权威媒体报道，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从2012年至今，10余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超过3.5岁。寿命的增长也意味着可工作时间的增加，延迟退休随之而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青年的定义也将随之改变？至少就文学而言，这是无意义的。“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就像老舍在《二马》中所说，如果青年不具有“青年性”，那与中年、老年无异。某种程度上，青年与年龄无关，而与其本身所秉持的“三观”有关，与其价值取向有关。回到陈独秀那篇著名的《敬告青年》，文中作者说，不愿和那些“陈腐朽败之分子”多费口舌，而惟愿与“新鲜活泼之青年”对话，希望他们自觉、奋斗。“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其中的觉醒意识、承当精神、反叛勇气，言犹在耳，久久不散。然而，启蒙知识分子的这套说辞，今天的青年不一定认同。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凸显，“躺平”“丧”“宅”文化充斥公共话语空间。这看似与青年写作无关，实际却给其带来潜藏的深刻危机。青年及其写作，无法脱离时代语境而自说自话，青年作家作为同龄人中最具言说能力的一群人，如果也像无名的多数一样放弃直面现实的勇气，无疑是时代的悲哀。当前最重要的，或许是重塑一种“青年性”，激发青年作家的责任意识、思想活力、话语能力，使其能够用写作在残酷的世界中拼杀进而突围。这种“青年性”大致有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具备反叛性。反抗权威，反抗愚昧，反抗非黑即白，反抗故弄玄虚，反抗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反抗沉湎于舒适圈，反抗固化的写作传统，反抗漠视广大的人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人，每一代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每一代人也都有其必然要反抗的敌人。试想，“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照相似”，倘若一代又一代人都丧失了反抗和改变的热望，陷入时代的失语症，那么我们的历史将变成无限重复。

其次要修复断裂性。1998年，韩东和朱文的《断裂：一份问卷》，掀起了世纪末文坛“断裂”事件的轩然大波，表明了那一代青年写作者对凝固的文学秩序的决绝姿态。断裂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反叛和反抗，是新生事物发展的前提，但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隐忧。今天的青年写作过度回避历史，过于雕琢故事、进入自我的精巧世界中。重提“青年性”，意味着修复个人与社会的断裂，个人与历史的断裂，个人与人群的断裂，将文学言说视作公共话语空间的一部分，承当起中国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因为，言说意味着改变。

最后要重建心灵秩序。当前的世界因虚拟现实的叠加而飞速膨胀，置身一切都在加速的时空中，作为写作者想要抓住点什么尤其艰难。即使抓到了一鳞半爪有价值的经验，恐怕也只是碎片。因此，具备总体性视野与经验整合能力，是重塑“青年性”的应有之义。对世界与自我的洞见是形成稳定价值传达的基础，这无疑需要青年写作者具备一颗有秩序的内心。纵观当下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言”“象”“意”是失衡的，它们无度地展示“言”与“象”，而忽视了最后的“意”。所谓“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没有“意”的写作，我将其称之为“镂空雕花式的写作”，背后反映出写作者情感的空虚与心灵的失序。

“敌人”1——AI

AI对产业变革、生活方式乃至人类未来的全方位影响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但其发展对人文社科领域的震动，的的确确在当下发生着。在今天，青年写作者面对的不仅是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更要迎接AI这一强劲对手的挑战。

2017年，AI微软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引发诗歌界震动。2019年，小冰与人类合作完成的诗集《花是绿水的沉默》出版，是人机协作进行写作的较早实验。当时的做法比较原始，诗集中的200首诗，都是由小冰提供初稿，再经文学爱好者二次创作而成，人与AI缺乏深度融合，这一情况在后来几年很快得到改变。当时，我围绕相关话题咨询了一些文学界专家，大家读了小冰的诗，普遍认为其水平能超过二三流诗人。在由此形成的文章《当人工智能“拿起笔”，留给人类的领地还有多大？》中，我写道：“在公文、新闻等应用文体写作和传记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写作中，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比肩人类。如果在未来，这类创作都能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留给人类的领地还剩多少？”

这个疑问在后续几年不仅没有得到答案，我的疑虑反而加深了。AI的飞速发展，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2022年11月，人机对话工具ChatGPT问世，让大家惊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理解和表达人类语言方面的惊人能力；还没从ChatGPT的神奇威力中回过神来，2024年2月，Sora的问世又令人们大跌眼镜。这款文生视频大模型可以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创建60秒的逼真视频，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借用Sora描绘自己想要的世界。直到今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政府、高校、媒体等纷纷接入这一AI大模型，并将其应用场景化，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漠视AI的存在。譬如，深圳福田区上岗70名“AI数智员工”，人们没想到，初中级的脑力劳动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被AI全面取代，反而是具身性的体力劳动，如保洁、理发、烹饪等将逃脱AI的入侵。

DeepSeek的爆火，也像此前几个AI问世一样，少不了被文学圈热议。学者、作家、编辑中，好奇尝鲜者有之，担忧恐慌者有之，无动于衷者有之，更不乏对其嗤之以鼻者。当我们对AI引发的震动日益麻木时，有关它无法取代顶尖作家的老调重弹也愈发疲软。关键在于，如何学会“化敌为友”，未来的人机协同创作或将成为趋势。2024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团队利用国内大语言模型创作了首部中文智能长篇小说，开启了人机协作写作的新纪元。在网络文学和编剧领域，用AIGC技术辅助框架建构、线索整理、人物设定和情景描写等早已不足为奇。甚至在纯文学领域，AI与创作者的关系也将更为密切。今年2月中旬，《十月》杂志发起了“‘县@智’在出发：2025·DS文学青年返乡叙事”征文大赛，邀请文学爱好者、AI创作关注者，与DeepSeek等AI工具围绕“返乡叙事”共同展开创作。大赛要求参赛者提供两份文本，一份是最终作品，一份是AI创作备忘录，后者包括但不限于简要说明使用DeepSeek等AI工具辅助创作的过程，明确说明AI参与程度和步骤，所进行的人工编辑与修改。作品要注明“AI参与度”，但“AI参与度”高低并不会影响最后的作品分数。

这次文学实验或许将载入未来的文学史，与之相关的指令技巧等人机互动经验、创意归属等人机界限问题、AI参与度等写作伦理论争，作品评价等批评范畴的次生话题，将严重冲击文学领地内纯文学这座最后的堡垒。当然，它还是有可能经受住考验的。只不过未来的文学生产方式会在AI的影响下发生嬗变，比如人机协同创作趋势下，写作的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一些非创意性内容可以交由AI生成，人机对话也可能成为人类写作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如果事实正如我所预料的，那么如何给AI下指令将愈发重要，未来是否会诞生诸如“AI沟通师”之类的职业尚不可知，但如果不会借助AI的力量，会否成为写作者的短板？进一步说，未来写作水平的博弈，会不会在写作者自身意识、技巧、知识储备等之外，增加“AI使用能力”的权重？而这正是我们接受的传统文学史教育和学科训练所缺乏的。陈平原在一篇近作中说，“在我看来，文学教育的重心，应从具体知识的传授，转为提问、辨析、批判、重建。”（陈平原：《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也就是说，知识传授在未来或许将不那么重要，我们需要学会与AI共存，在它不擅长之处精进。未来AI与写作者将是亦敌亦友的关系，我们利用它，同时警惕它，当然最重要的是找到它所不擅长的。

目前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AI写作尚难与人类比肩：

首先是AI难以写出地方实感。它可以模仿一地的外在风貌，但却无法塑造出“情感—空间”共同体。地方性写作的兴起是近几年当代文坛的突出现象，不论是“新南方”“新东北”，还是“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其命名合法性的前提都是深嵌地方性经验。或者说，作家需要创造一个文学宇宙，将整体性的山川河流、风俗习惯、人文历史、语言方式等打碎之后进行重构，而AI往往只能模仿一些表象的东西，而无法仿写出地方的内在精神气度与风味气息。在这方面，索南才让的《荒原上》、王占黑的《街道江湖》、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其写出了地方诉诸感官的肌理和质地。

其次是AI无法表达生命经验。要说AI写作带来的冲击，诗歌界堪称重灾区。前有小冰，后有DeepSeek，以目前AI的创作水准看，已能够超越大部分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针对这样的局面，撰文指出：“作为一个诗人，写好个人史就可。里面会保存和记录情感、生活、时代乃至精神。人诗互证是诗歌的本质。”（李少君：《AI时代，写好你的个人史》）他的“人诗互证”说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即作品是创作主体生命经验的传达，二者具有相互阐发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统一体。AI的写作规律与此相反，是建立在大规模数据之上对人生命体验的模拟，不具有本真性和原发性。

再次是AI不能进行道德判断。小说某种程度上是距离控制的艺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注意到“道德距离”这个问题，它指读者与小说人物、叙述者或隐含作者之间在道德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认同程度。这种距离既可以是情感上的疏离或亲近，也可以是伦理判断上的分歧或一致。而这种“道德距离”恰恰是需要写作者控制的，他可以通过转换视角、语气，增加介入式评判，制造反讽等手段给出自身的价值观念，这并非以强加于人的态度，而是供读者进行选择。在这方面，AI很难超越给定的道德理解，去处理虚构世界中具体而微的道德困境。

“敌人”2——传统

青年写作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学传统所带来的压力，那些层层累积的作品和一套套成熟的创作方法，既提供经验，也制造障碍。经典之作、前辈作家，宛如一座座高山，横亘在他们的文学之路上。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也不太可能不受中外文学传统的影响，经典阅读依然是他们开始写作的必然环节。因《我在北京送快递》而广为人知的胡安焉就曾说：“最初开始写作的头两三年，我喜欢和借鉴的作家，有塞林格、卡佛、海明威、理查德·耶茨、杜鲁门·卡波蒂，就这种比较现实主义的。他们处理的素材，他们的经验跟我成长的生活、社会比较接近。但后来我又开始喜欢俄罗斯作家。”从其作品中，可以读到这些外国作家精细而冷峻的笔法对他的影响。因此，面对文学传统，没有一个写作者能置身事外。在希尔斯看来，“文学传统是带有某种内容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连续体。这些内容和风格体现了沉淀在作者的想象力和风格中的那些作品之特征。文学传统也是整个文学作品的精华堆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某个时刻为一个时代中具有文化素养的读者和作者所接触。”（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文学传统对后来者而言是结构化的，也是共时性的，每个写作者都是这个传统链条中的一部分，同时渴望着对其进行突破，形成自己的新传统。

以往谈及青年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最常见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将民族文化文学传统视作宝贵资源，要求青年作家赓续文脉、守正创新；另一种则是将既往文学传统视作压制性力量，认为青年作家只有克服“影响的焦虑”，具备和前人竞胜之心，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现实是，面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中国新文学盛大而辉煌的传统，青年作家往往从学习、模仿起步，之后便难免有传统已将文学穷尽之感，继而选择避其锋芒、另辟蹊径。也就是说，面对那些经典的题材、佳作迭出的领域，青年作家不愿再“重蹈覆辙”、艰难跋涉，而是选择开辟新的赛道。传统这个敌人在当下的青年写作面前陷入了无物之阵。这一方面与绩优社会成功学流行，青年作家不甘心做“晚熟的人”，急于出道以在文坛确立自己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正在知难而退，欠缺了超越前人的意志。反叛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对抗。不能因为柳青写过《创业史》，莫言写过《红高粱家族》，余华写过《活着》，“我”就不碰这些。某些题材、某些写法之所以能诞生经典，恰恰因为它们选择了一条通向人类共通情感的正确道路。这样的主观感受或许缺乏说服力，不妨让我们看看当下的青年写作在哪些方面存在以上所说的回避问题，又有哪些青年作家正在试图与传统一决高下。

首先是回避史诗传统的问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从巴金《激流三部曲》、李劼人《大河三部曲》、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现代文学中的长河小说，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当代文学红色经典，再到《白鹿原》《你在高原》《人世间》等新时期文学厚重之作，都是文学突入历史的典范，形成了刚健崇高的美学风格，构成了白话文学的史诗传统。而这些作品在一些青年作家看来，属于“宏大叙事”，天然地遭到拒斥。他们更欣赏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微叙事，认同微观史学理论，迷恋小情调、小清新，而对大问题置若罔闻。这不是说不能写“小”，囿于阅历和写作能力，我们不可能要求青年作家一下子就拿出比肩文学史巨作的长篇小说。关键在于，这些个人的“小经验”是否切中了普遍性的社会症候，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关切，与历史和人性产生了化合反应。鲁迅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他没有哪个短篇不是关乎国家、民族和个人出路的大问题。他的小说也不乏个人经验的投射，但背后往往有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思考。当下的青年写作普遍将史诗降格为故事，将情感降低为情绪。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依然有不少青年作家在试图表达他们的历史观与历史想象。林棹的《潮汐图》用异质性的魔幻手法，处理晚清国族历史与殖民议题，从南海、南洋到世界，作品巧妙表达了对文明冲突互动的历史想象以及流动性的历史观。颜歌的《平乐县志》戏仿史志传统，将县城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样本，用说书人的传统故事讲法具象化展现当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主人公傅祺红的史官身份得以将私人史与县城史的叙述整合参证，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书写的元思考。周恺的《苔》接续家族史叙事和李劼人长河小说的余绪，对历史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穿插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大事件，体现出青年作家的叙事野心。

其次是青春形象窄化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史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典型的青年形象，他们往往深嵌社会历史结构当中。如孟繁华所说，“自《新青年》始，百年中国文学一直站立着一个‘青春’的形象。”这个青年形象的谱系包括狂人（《狂人日记》）、子君与涓生（《伤逝》）、倪焕之（《倪焕之》）、高觉慧（《家》）、祥子（《骆驼祥子》）、方鸿渐（《围城》）、林道静（《青春之歌》）、林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梁生宝（《创业史》）、高加林（《人生》）、章永璘（《绿化树》）、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小林（《一地鸡毛》）等。他们表征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的思想精神、情感结构、价值取向的变动，这些文学虚构中的青年，背后站立的是千千万万具体的人，因其典型性而被人们长久地铭记。反观当下的青年写作，正如金理所概括的，出现了“青春消失”现象。中年化的早熟青年、退居一隅的隐遁青年、逃避责任的懦弱青年，青年作家热衷于书写形形色色的“失败青年”，青春黯然失色，青年形象严重窄化。我们常常见到小说中的年轻人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后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要么最终失败，要么用象征性的反抗获得“精神胜利”。尽管“失败青年”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也有诞生典型形象和经典之作的可能，但却无法掩盖如下事实：书写青年人的失败遭遇和被迫屈从于给定的现实已成为一种写作的“政治正确”？倘若文学中的青年失去了好奇、进取、热情、天真，而充斥着迷茫、哀怨、精明、世故，经历人生的兜兜转转后只剩下一声叹息——现实恐怕会更糟！反而是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梁晓声的《我和我的命》、阎真的《如何是好》，还在试图张扬一种生活的尊严和生存的韧性。由此想到今年初《哪吒2》掀起的观影热潮，当千家万户话哪吒成为一道风景，那些经典台词也随之风中传扬。“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哪吒身上的“青年性”与国民心态投合，电影票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部电影所掀起的文化飓风，值得青年作家记取——我们的大众期待的究竟是什么？

再次是乡土文学传统后继乏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乡土问题关乎中国的现代化，也一直是文学热衷书写的内容。中国新文学史的乡土文学传统大致包括四种范型：鲁迅开创的启蒙乡土叙事传统、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叙事传统、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叙事传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延安乡土叙事传统（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传统的承续与变异》）。这四大传统的交响叠加出百年乡土小说斑斓驳杂的样貌，是后来写作者的宝贵资源。今天的作家如何合理继承这些文学传统，使之与自己的经验资源有效整合，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甚至在青年作家面前失效了。不论是历史的乡土，还是当下的乡土、未来的乡土，青年作家的写作热情并不高。这当然与代际因素有关，相比于他们的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前辈，今天的90后、00后作家基本上是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乡土有着天然的隔膜。他们身上没有所谓“农裔知识分子”那代作家身处城乡分野中的撕裂感，大地、故乡、农村常常给他们一种无枝可依之感。仅有的一些体验，似乎也只能写出类似返乡笔记那样的东西。然而，乡土在今天已经不重要了吗？事实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社会—历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的自然景观、产业面貌、物质条件，更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人伦关系、思想观念、情感结构乃至总体性的人文生态，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包括巨大转型（诸如易地搬迁、撤点并校、老人儿童留守等）所带来的阵痛，无疑需要青年写作者保有责任意识和承当情怀的目光。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一些出身乡土的青年作家依然选择在这一领域深耕，比如蔡崇达的“故乡三部曲”，尤其是他的《命运》，写出了故乡福建东石镇人面朝大海的生与死。再如魏思孝的《土广寸木》，散发着秸秆焚烧后的气味，氤氲着北方乡村独特的气息。郑在欢的《雪春秋》呈现了一代乡村女性如何爱，又如何被辜负。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历史意识赋予我们一种视野，让我们得以超越此身此地此时的局限，进而明白：传统之后，如何写作。

“敌人”3——制度

中国当代文学历来有扶持青年作家的传统，1949年后，青年作家是作为“文学接班人”培养的，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譬如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是培养文学新人的机构，此外还有召开全国性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创办面向青年作家的文学刊物、吸纳青年作家加入作家协会等方式。尽管当年的机构和刊物几经变化，这一传统却延续至今。如今，不仅《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北京文学》等刊物设有青年写作相关栏目，《收获》《当代》《作家》《万松浦》等时有推出青年写作小辑，《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青春》《中国校园文学》等更以刊登青年写作者作品为主。此外，鲁迅文学院的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全国青创会以及诸多以青年作家为对象的丛书策划出版，都反映出培养、推出文学新人已成当代文坛的一项制度性设计。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就读创意写作专业并发表作品，已成为当下青年作家登场的重要方式之一。新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大家都兼具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随着学科细分，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在当代日益剥离。长期以来，大学中文学科以培养研究型学者为目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曾广为流传。最近一二十年，这种情形随着“创意写作”等课程及专业的开设得到很大改观。2009年，复旦大学获批成立国内创意写作专业硕士MFA学位，同年国内第一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成为“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两个标志性事件。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创意写作”相关专业（各高校名称不同，比如人大叫“创造性写作”、北师大叫“文学创作与批评”）实现本科、硕士、博士招生。尤其是2024年初，《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明确，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增“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使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剥离出来，获得学科合法性。

我们看到当下许多活跃的青年作家，都出身于相关专业。比如叶昕昀、武茳虹、焦典、陈小手、崔君、梁豪、于文舲等，毕业或就读于北师大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创意写作”对青年作家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让很多人从无到有开始写作，并在成名作家的指导下步入文学殿堂。但其过度体制化的问题，也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埋下隐患。一个问题是，当写作被纳入专业培养模式，它必然被考核规范所束缚，学生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流水线上生产的“标准件”。而写作作为高度个性化的智力—情感活动，恰恰需要反标准。当然，这并非抹杀专业培养的价值，而是说需要警惕“写作的成功学”，意识到专业培养只能解决写作的基本问题，让学生达到一定的创作水准，成为“中级作家”，而真正形成自我风格则是一条漫漫长路。依靠专业背景和名师资源在名刊大刊上发表作品，容易让一些青年写作者产生“成名”的幻觉，事实上，我们看到其中的很多作品尚属习作性质。

另一个问题是，专业培养容易让青年作家有过重的“学院味”。过早地进入职业化写作，过早地养成精英审美趣味，过早地把写作当成生活本身，而不是真正地“去过一种生活”，未必是一件好事。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毕淑敏早年是军医，刘庆邦早年是矿工，与前辈作家先进入社会再开始写作相反，青年作家开始写作之时欠缺丰富的人生体验，这导致了严重的写作同质化问题。许多人热衷于写校园故事的翻版、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职场生活的表象。正如梭罗所说，“你都还没有站起来去生活就坐下来写作，多徒劳啊！”再者，学院派青年作家的社交圈往往局限于导师（学者、作家）、同学、期刊编辑等组成的一方小天地中，尤其是同辈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模仿，更容易导致趣味的狭隘和内循环，阻碍异质性写作的出现。我曾在《能破圈的文学少不了生活的粗粝感》一文中提到，“从创作上来讲，今天的文坛，包括青年作家的创作，少了些生猛，多了些精致，尤其缺乏那种生活的粗粝感。”我们看到的是过多的“二手生活”、炫技和故弄玄虚。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些年兴起的“素人写作”，它是一种反体制的写作，较少受到约束的写作。从文学品质上说，相关作品可能不如一些学院派青年作家，但这些非专业出身的写作者最可宝贵之处在于他们的生命实感。最近一两年，曾打动千万读者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出版了新诗集《低处飞行》，在写字楼卫生间练习画画的王柳云出版了小说《风吹起了月光》，因书写快递员生活被大众熟知的胡安焉推出了自传性纪实散文《我比世界晚熟》，69岁的唐山老人王玉珍（网名“我恋禾谷”）在网上发布《老伴儿的生平》并获奖，网约车司机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南北呼应，组成了劳动者的“双城记”……普通人成为自我生活的言说主体，并获得万千读者垂青，其中“与读者相遇合”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还有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是学院派青年作家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背负着身为名师高徒的压力，一方面，又遭受着资源垄断的质疑。我曾在某些社交平台看到不少帖子，质疑某某是某某的学生，某某是“文二代”，某某作品能刊发《人民文学》《收获》是有个好老师。一些青年作家也在私下向我表达过委屈之情。外界的吐槽折射出部分人对文学体制普遍性的不满，青年作家培养日益圈子化、体制化的现状，成为他们的出气口。而陷入舆论旋涡的一些青年作家，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文学的“既得利益者”，拥有比同龄人更多的机会，一只脚踏上了成名的捷径。同时，他们又是自媒体时代的受害者，不得不背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苛责和骂名。更为重要的是，曾经，面对文学父辈，青年作家有勇气喊出“断裂”“pass北岛”的宣言；如今，身处学院环境，当文学父辈成为你的老师，掌握着毕业和发表的生杀大权，你是否还有发动审美哗变的勇气？毋庸置疑，草莽出身的青年作家显然比学院派青年作家更多一分自由。这个“天生”的短板，需要后者持之以恒地加以克服。

如前文所说，作为青年写作“敌人”的体制，不只有学院培养，还有期刊发表体制。文学期刊自然会标榜开放多元的审美标准，但现实未必是这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编辑眼光。青年作家在发表前往往会琢磨编辑喜欢哪类稿子，进而有的放矢地投稿，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难免写出“期刊味”浓郁的作品，写作的锋芒也随之磨损。如何抵御发表的诱惑，从既有的期刊文学规范中逃逸出来，写出真正带有新异性的作品，需要发表平台和写作者的双向奔赴。异质性写作需要标准的偏移，需要叙事革命，需要具备公共性的有效表达。青年作家不能满足于提高曝光度、增加展露率、树立知名度，而应像阿甘本所说，做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

哈里森曾指出我们时代对青年作家所需的写作质素的剥夺。“乍看之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是属于年轻一代（有着自行其是心态和沉迷科技小玩意的一代），但实质上，我们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年轻人赖以成长茁壮所最需要的东西。它夺去他们的闲散、遮蔽、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夺取他们的自发性、惊奇（wonder）和失败的自由。它夺去他们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在电影、电视和电脑荧幕的框架外思考。它夺去他们与大自然的广袤和具体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就不可能与宇宙有连通感，而人生也会始终保持在本质上无意义的状态。它夺去年轻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的未来是他们很快便有责任打造。”（罗伯特·柏格·哈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青年写作异质性的产生，无疑与哈里森提到的这些诸如“失败的自由”的东西有关，而这正是体制所提供不了的。我们需要警惕以上被“粗暴”归之于“体制”的东西，需要有能力辨识文坛的“媚少”背后埋伏的“巨婴症”风险，不惮于“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敌人”4——自我

写作是自我内心的搏斗，是对灵魂深渊的凝视，是对既有经验的拓宽，是克服惯性的蜕变，也是一次次漫长的跋涉与奔袭。写作最大的敌人是写作者自身，对青年作家而言同样如此。我们看到那些无数才华卓异的青年写作者闪现于文坛的星空，也看到他们最终与文学分道扬镳，消失于文学史的漫漫长夜。套用鲁迅的话，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持续写作的意志、愿望与能力始终考验着青年作家，当那些青春的热情慢慢消散，写作降低为一种重复劳动，写作者也沦为码字匠，与任何其他体力劳动者无异。

因此，写作需要文学抱负，需要对现实的不满。略萨认为，“虚构不是历史的画像，确切地说，是历史的反面，或者说历史的背面；虚构是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因此，这样的事情才必须由想象和话语来创造，以便安抚实际生活难以满足的雄心，以便填补人们发现自己周围并用幻想充斥其间的空白。”青年写作者只有永葆幻想的能力，对世界永不满足，才能抵御时间对心灵的磨损，与“青年性”常在。这种长期主义的精神在略萨看来需要文学抱负的支撑。“文学抱负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在这重意义上，写作是崇高的选择，它无法在当下给青年作家带来过多的名利，但它依然具有超越性价值，尽管这样的认识可能是一种“自我感动”，但是必要的。

青年写作需要一种与自我为“敌”的精神，需要写作者与陈旧过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作斗争。如果在文学层面，作品有高下之分的话，创作主体意识的高度是决定性因素。以不久前有关“老登文学”的讨论为例，这场发端于女性观众不满于经典电影榜单的互联网狂欢，很快掀起舆论热潮。当女性观众发现那些排名前列的经典电影几乎都是男性本位，讲述的是男性故事，她们别出心裁地移植东北方言里的“老登”一词来命名这些被捧上神坛的男性作品，创造出“老登文学”“老登电影”“老登音乐”等新词语。还有人发明了“老登文学奖提名”，将贾平凹、冯唐、海明威、刘慈欣等作家一同列入，堪称一份史无前例、充满奇异性和戏谑性的民间榜单。女性意识的普遍崛起令今天的年轻一代改变了观察世界的固有视角，越来越多人开始从女性视角看待现实社会，看待文学艺术。这自然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不是说写作者需要迎合或者照顾女性情绪，而是说要在更内在的层面重塑两性观念，捕捉代表时代趋势的那些价值递变。

青年写作需要找到切入现实的路口、虚构世界的方式，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语法。这对每一位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作家来说，都需要无数次的否定再否定，试错再试错。我曾参加过一次青年作家的活动，对一位作家的话印象深刻，他说自己写了几十篇上百篇废稿，才成功发表了作品；另一位青年作家则说，自己客居北京十多年，才找到故乡客家文化这个合适的创作路径，由此可见他们曾经的挣扎。幸运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在与自我为“敌”的过程中，已经走上成为文坛中坚之路。细数一下他们的“斗争成果”，大致有如下可圈可点之处。

更加自信自如地表现全球性经验，算一点。今天的青年作家早已没了“到世界去”的紧张和紧迫，他们本身即“在世界中”，叙事上的松弛感更令人舒服。曾经，中国作家热衷于讲述“XX人在XX”的故事（比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异域环境中的文化隔膜、身份认同、心理落差等是表现的重点，创作心态上也暗含某种崇洋心理和自卑情绪。今天的许多青年作家，本身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更乐于讲述具有共通性的全球性经验，在异域文化的呈现上，杜绝猎奇式、“刘姥姥式”的展陈，而是深入生活内部探寻跨国流动对青年人精神情感的重塑。孟小书的《狩猎》讲述了在东非坦桑尼亚KILIMA猎场，一对男女网红因狩猎视频疯传而遭遇网暴、被流量反噬的故事。小说对非洲草原的异域书写十分自然，使其完全融入故事背景之中，巧妙地传达出世界已然景观化的生存现实，其中还涉及到互联网时代流量悖论的严肃话题。蒋在的《飞往温哥华》将异国他乡加拿大作为离异父母与儿子“亲密关系”的破冰现场，中国与加拿大的空间距离，某种程度上比两代人的心理距离更大。小说刺破了父一代对子一代留学生活光鲜亮丽的想象，残酷地展露出其破碎不堪的一面。傅悬的《吃黄昏》可与孙孟媛的《蚂蚁爬行》进行对读，二者都以“饮食”为切入点，塑造了为追逐爱情而不断妥协的青年女性形象。两位女主人公试图退居一隅将家庭空间作为抵御社会流动性挤压的堡垒，却发现前者难以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无依和创伤构成了异国差异化社会结构之下女性命运的隐喻。

敏锐感知虚拟与现实的交叠，并在真实与虚构的缝隙中反思人的主体性生成，是青年作家以自己为方法，不断与固化的文学现实观进行抗衡的表现之一。不论是AI全面介入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数字生命的出现，人类的真实观正在被改写，其中的后人类主义新命题也必然会催生出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在这方面，青年作家，尤其是网生一代有着更为扎实和具体的生命体验，年长一些的75后、80后作家也表现出浓厚的创作兴趣。石一枫的《一日顶流》是作者多年反思虚拟与现实关系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借由一个“二傻子”成为顶流的荒诞故事，完成了流量时代数字化生存的地域书写。与《一日顶流》中主人公胡莘瓯被动成为“网红”相反，林森《虚构之敌》中的自媒体流量之神“G”将制造观点对立作为驰骋互联网疆场的看家本领，舆论场的沸反盈天成为其谋取暴利的窗口，而虚拟世界的所谓“胜利”最终成为击败主人公现实生活之敌。三三的《TRILL》从女性视角切入电子游戏题材，当狂热与执着散场，曾经痴迷的电子游戏TRILL和曾经爱过的男孩都成昨日记忆，梦醒时分的“我”在而立之年也终于明白：那误以为“真正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游戏。颜桥的《AI+皮包公司》是一个融合图像、代码、脱口秀脚本的复合文本，正如作家在题记中所说，“代码即隐喻，prompt即是诗”，叙述者自称整个文本都是根据一个聊天记录，借助AI生成的。相比AI对写作的模仿，《AI+皮包公司》更像是写作对AI的一次戏仿。

相比于前辈作家成为职业作家之前的长路漫漫，今天的青年写作者许多是学院派，即使非创意写作相关专业出身，也几乎都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这一方面使其存在经验匮乏的短板，另一方面又具备知识丰富的优长。尤其是一些理工科出身的青年作家，更让其在科幻文学等领域有过人表现。也因此，在与自我写作劣势的斗争中，他们正尝试从知识性入手，赋予写作以叙述动力。知识性写作并非指在写作中增加知识性元素，对其他领域的知识进行表面移植，而是指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有机融合、相互嵌入，以增加文本的新质。杜梨的《鹃漪》是一次异质性写作，小说融合雪鸮等生物学知识、《营造法式》等建筑学知识、高能粒子炮等物理学知识，用脑洞大开的叙事，想象瑰丽的梦境如何撕开物理学的空间缝隙，进而破解现实中凶杀案的疑难。小说在充满奇幻色彩和高密度名词的语言中行进，读者宛如进入了一个充满仙侠和科幻色彩的“盗梦空间”，相关知识话语在其中充当了情节架构得以搭建的榫卯。陈小手的《梦中的欢快葬礼》以欢快轻松的笔调叙写三个主人公多层次的复仇故事，其中充斥着殡葬行业知识、天文学宇宙学知识，想象、梦境乃至超现实的情境，极大地开掘出表现人物精神空间的潜能，知识性内容类似“得鱼忘筌”中的“筌”，作为叙事装置必不可少。金子有关星际穿越的精英话语（疯人疯语），与凡俗身份的落差构成了小人物的喜剧性。舍木的《泛舟游》从历史知识中寻找创作资源，将越王勾践的复仇、范蠡西施的爱情等传说故事作为主人公笔下的副文本，改写了历史时空中郑旦的配角身份，用古人身上的坚硬执拗与莽撞无畏刺痛正文中主人公“我”和小陈的麻木神经，意在张扬一种个性化的青年反叛性。

青年作家在表征时代症候，抒发现实理解，传达生命体验时需要找到一个叙事支点，并通过这个支点撬动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中，地方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方给予我们一整套认知世界的方法。在段义孚看来，“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不同，前者是抽象的、开放的、未赋予意义的物理存在，而后者是被人赋予情感、记忆、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空间。而“附近”又与“地方”紧密相连，“附近”给予我们一种视野，去观照身边的一草一木、家长里短、故旧亲人，乃至街边的一个修鞋人、写字楼里的一个保洁工。当下青年写作有一种“重新发现附近”的趋势，作家们选择将“附近”和“地方”作为写作的支点。索耳的《细叔鱿鱼辉》整篇小说只有一段，在充满年代感的叙述中，复刻了男扮女装卖唱的细叔林启辉的人生。小说如电影般勾画出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市井生活和地下娱乐，充满民俗志和消色镜头的美感。林为攀的《搭萨》将目光投向作者的客家原乡，将“搭菩萨”的奇特民俗，与主人公“我”父亲娶妻的人生大事合二为一，表达了对生存本相的理解。丁颜的《夹竹桃有毒》在充满浓郁民族气息的故事中，抓住“夹竹桃”的意象，再现了地方的流动中所裹挟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磨损一个女性的内心，并促使她从苦难中长出新的枝丫。

行文至此，似乎对当下的青年写作谈得不少，但实际上还远远无法概括芜杂的写作现场。我曾用《迷人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篇青年写作评论的标题，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和未定型性正是青年写作的魅力所在。其中有我们看不透的，有我们无法言明、无法讲出的，不论是好还是坏。今天的青年写作正走在与AI、传统、体制、自我对抗的路上。唯愿我们都永葆天真，永远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张鹏禹，1992年3月出生于北京；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于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长江文艺》《作家》《长城》等刊；曾获丁玲文学奖·新锐奖；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