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大多数小说家而言，写小说也许是一门“技艺”，遵循自己拥有或信任的规则。五六年前，我和几位四十岁左右的小说家赵志明、马拉、李清源，还有今年即将从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的高翔一起，住在人民大学静园一幢宿舍楼里。那时候我们常在书和酒的旁边谈论文学。说起小说，我大多是倾听者，有时候竟然昏昏欲睡。赵志明是一位天生的故事讲述者，2017年初，在我们即将入学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读研究生的时候，阎连科、梁鸿等诸位老师邀请我们吃饭，围着圆桌各自说起未来三年的理想和计划，我便听到志明说，他的心中已经装着五六十个短篇小说，只等着自己将它们牵引出来。我表示惊奇、羡慕和不敢相信。后来我和马拉同住一间宿舍，亲眼见到一位成熟小说家的日常作息：他常常每天早晨左右起床，去食堂吃完早餐，便回到自己和我相比几乎没有几本书的书桌前（上面只有奈保尔作品和数本他自己及朋友的书），在一台老旧电脑上开始当天的写作。夏天，他光着膀子，坐在桌前一直写到十点左右。那时候，通常他已经将一个小说续上一两千字。时间、字数和思绪都差不多了，他便停下来，和我聊聊天，有时候干脆再睡一觉。写完当天的小说，我便看到一个小说家开怀的一天，他无忧无虑，喝酒吹牛，和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一儿一女视频聊天，不喝酒也不上课的时候，他有许多时间躺在他的皱巴巴的床上，似乎毫无忧虑地呼呼大睡。有时候他突然说：“彬彬，几点啦，我们是不是该去外面走走了——”

一个小说家是如何作为工作开始自己一天的写作和生活，如何创作一个小说，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总的来讲，加上我自己大概还是“小说青少年”的经验，一个人在写作一个小说，以及终于完成一个小说时，那种强烈的放松的愉悦胜过任何美食、诗歌，也许和爱相近。因此我也曾听批评家布鲁姆说过类似“如果一个人能够续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哪怕一寸，他又怎么会坐在桌前苦苦为一个小说写评论”的话，可见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幸福。

在写小说之前，我写了大约十五年的诗歌。直到现在，我也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位拥有崇高理想和美好心灵的诗人，我希望成为诗人族谱上熠熠生辉的那一个，即便不会被很多人看到。2017年之前，我试着写过小说，总因为诗人逻辑和构思习惯或能力的欠缺，而无法完成一个哪怕五千字的小说。后来我终于开了窍，掌握了自己写小说的一点“技艺”，或者说，我从自己心灵中将小说终于呼唤出来。我曾在一场大醉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完成一个一万多字没有分段的小说，名字叫做《醉酒》。至今，大多数时候我是凭借灵感、一句话的语感，或者一种瀑布般的想象，完成了我那二三十个短篇小说。《汪静怡小姐的客厅》同样源于类似这样的东西：“汪静怡小姐”——曾在“小姐”和“女士”之间徘徊——这样一个名字，以及一团基于我这么多年在北京的租房生活，与人合租的日子，在人大那三年和四位小说家的同宿舍的经验。在2024年3月冬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提笔开始写这个小说。那时我的脑子里还有下着大雪的一天，一个人走在金台路通往团结湖公园的想象：我看到一个标致的都市丽人，穿着黑色大衣，空手走在下着大雪的朝阳公园一条笔直的路上，天很冷，这位被我称为“汪静怡小姐”的女士感到自己充裕却孤单，她想着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的关系，是不是能一个人独自走下去也觉得好。回忆——想象那些在北京一个一个新旧三两居室里与人合租的外地人的生活，他们在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精神空间？人和人是那样不同，而人又难免活在他人周围，在个人的内心中包容和接受他人的撞击。我也曾有过一个孤独敏感的室友，从前是短暂的同事，后来有短暂的合租岁月。在一两次不愉快的交流之后没多久，他搬离了出租房，我去清理他的屋子——那是我的女儿在小学时代居住过五年的卧室，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和情感——看到他留下的简易衣柜上许多袋没有吃完的方便面，地板上两个月沉积的红酒渍和其他杂物……他曾经在那间九平方米的住所中接待过一位远远看去好像美丽的女孩，他也通过微信和我说过，他恐惧我的敲门声，那会让他的心脏不舒服……这就是一个孤僻者的外地生活。就像卡夫卡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是孤独而自在的，“和人相处却是一件难事”。当我重新将它叙述出来，它或许成为小说的一部分。

我已经有了一颗小说家的心灵，这时常令我感到胜过诗人的愉悦，尽管这愉悦就像短篇小说一样，并不那么长久，需要另一个小说，在下一个月重新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