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即永恒——论宁肯中篇小说《鸟》
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消逝，这是危机，也是契机。然而人们还是常常因此感到忧惧，而唯其追忆和纪念、讲述与重塑，或有复活的机缘，毕竟只有遗忘或无视才是真正的消亡。因而所有的一切，都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留存自身并重新赋形。
宁肯中篇小说《鸟》是其“城与年”系列小说之一，通过邬晓永与“我”的交叉回忆，叙写二十世纪后半叶北京市井生活，以孩童视角来写永和小芹的交往与成长史，反思家庭生活的纷繁与宏大历史的复杂，直面个体成长的创伤性时刻及其诊疗。邬晓永生于1959年，小时候常被束缚在床上而成其伤痛体验，与小芹被管制和欺侮等形成了呼应。在这其中，“鸟”的意象成为了显在的隐喻，那是被缚的现实与渴求被解救而不得的无力感，“我不会对鸟不解，但对哥哥姐姐不解，甚至也对所有‘人’不解。”他们后来把死去的鸟埋在了胡同的老榆树下，在残酷的生活中始终留存简单而坚韧的温情与爱。
当然其中也经历着诸多的不可能——小说中，成长的过程便是经历蜕变时无不包孕着痛苦和煎熬的经验累积，譬如永目睹了鸟的整个死亡过程哀伤不已，然而这样的亡逝不仅成为他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所在，也是他疗愈甚至拯救自我的药方；最终与小芹包括与北京的别离、对难以尽述的亲朋的怀念，以及不断“聊起”而形成追忆的数学家姐夫及费马大定理，等等，不是所有的鸟儿皆能在天空翱翔，“我”们也始终为人世间所羁绊和牵累，无可奈何，又念兹在兹。
可以说，宁肯的“城与年”系列实际上指示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交汇——就在当下时间被泛化和悬置，而空间被无限放大的文化语境中。然而也要指出的是，空间是时间流动中形成的场域，是从传统推至当下的时间之维。生活的经历与命运的转折是空间之下的时间折叠，其中显露出来的新的变革和更迭，是从瞬时的消亡，转而化为灵魂出窍之际的赋形，又或形而上之生死转换间的想象再生。
《北京文学》将此小说归置于“新北京作家群”作品，宁肯对此是颇为认可且自觉的，但他试图形构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北京和高度风格化的京味小说，而是一种缠绕于驳杂时空的异质城市生活及其成长史、情感史、命运史，其中掺杂着极具个人色彩以及美学讯息的叙事话语，游走于北京的内与外，而且充斥着多元的音色、喧嚣的世间以及崎岖的人生。
更多的时候，宁肯是通过推及与推离相交错的形式，来展开对“北京”这一此在的联系。故事讲到小芹一直受姥姥控制，无有自由，但是姥姥过世后，“死亡就是死亡，就是黑暗，小芹姥姥一直呆在黑暗里，甚至自己就像黑暗，不过也因此永和小芹前所未有整整玩了两天。两个孩子当然不知道这是拜死亡所赐，因死亡反而彻底解放……”然而，虽然如此换来了两个天真孩童的情感自由，永与小芹难得相伴相知，但好景不长，两人终而不得不面临离别，因为永在不久之后便踏上了远走的火车，“一切都是律令”，容不得半点迟疑和拖沓，他们也许不再出现在彼此今后的生命中，一切的情愫都消逝了：
“跟小芹姐姐再见。”
“再见。”
别离之际，一切的热烈和寡淡，都仿佛隐匿，然而，“如同来时夕阳，天空变成金色，哨音嘹亮”，情境的永久定格，似可趋向于无限。
话又说回来了，故事还是被反复讲述——后来，1988年，三十而立的邬晓永从西藏回来——“还讲了芹”。即如费马大定理，结论一目了然，但是经验和证明的过程是极为艰难甚至是无解的。那些迎风飞翔的“鸟”，倏忽便“消逝”了，即便是被缚的自由，也将随风而去，杳无音迹，但这是永恒吗？如何证实呢？不得而知，这也或如生命本身，密布着不确定性与永难弥合的遗憾。
小说最后，呼应了开头时的植物人姐夫，那是宁肯所互文的现实世界中的数学家冯康。宁肯重新以叙事将之召唤。对于姐夫而言，植物人的生命状态某种程度已成消逝本身，而“我”远离北京去到拉萨，也意味着与既往的自我以及自小生活的北京的告别——这段颇具自传色彩的书写，使得宁肯的返归式叙写更多了另一重记录与理解的视角。叙事者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前尘往事与故人亲朋，显然不是为了超越或超脱，而是另辟路径以发现个体史的缝隙与宏观历史的褶皱，思考自我成长与他人变迭的未见或未竟之可能，反省并超克被缚的主体及其被扭曲或变形的灵魂。正是在如此之记录、叙述乃至想象中，那些亡逝的、消失的、湮灭的，确乎已附着于新的时间与空间之重新聚合处，汇入生命永恒的坐标。
“火为什么会成为图腾，为什么为死者烧纸，纪念碑何以有不熄之火，答案其实就在日常火炉上。火即人，无论遥远过去还是当下，火是同一个人。”小说不仅将“火”点燃在几乎每一个人的头顶，使其灼烧、不安甚至消亡，事实上，火既是消逝之源始，也是传送和转化之关键。如果将“火”归之于日常之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消逝并不是瞬时的状态，而是一个持续的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或者在不断蕴蓄和准备中实现的完成形态。逝去也并不是说完全消失与绝对缺憾，更非至于空白，而是时刻在探询一种能量的守势和形式的转化，是空间的转移和维度的变动，是更高层级的解放和最远端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