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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时代转型而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虽不如中国古代文学起步早、成果丰硕，但也呈现出潜能巨大的发展势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由于数据库录入工作繁重，迟至今日依然没有可见的成果。笔者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史料数据库，录入批评文献1014篇，总计4169200字，为结合计算机技术开展文献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纵观批评的历史，1938—1949年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新的转型期。其中，1938—1942年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数量较低，仅有112篇，故称为低回期；1943—1949年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数量显著回升，共449篇，故称为复兴期。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词频、主题词分析，并探析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如下问题：1938—1949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经量化统计后呈现出怎样的整体样态？批评话语的特点如何？随着战争的进程以及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批评话语呈现出怎样的新质特征？其中哪个文本最受关注并因之具有典型的个案性值得探讨？反映出怎样的倾向？我们能从上述问题的探析中得出怎样的结论？

一、量化统计呈现的批评整体样态

随着历史的发展，1938—1942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受战火冲击的低回期，作品数量急剧下降；1943—1949年，因出版业复苏、文化中心的重振等原因，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步入复兴期。相应地，批评界跟随创作的步伐，也在1938—1949年这十二年间形成批评低回与复兴的基本样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既受创作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发展逻辑。

为呈现1938—1949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整体样态，我们选取该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统计出每一年份的发文总量，结果如下：1938年8篇、1939年24篇、1940年25篇、1941年33篇、1942年22篇、1943年48篇、1944年49篇、1945年41篇、1946年104篇、1947年61篇、1948年111篇、1949年35篇。这一时期共有136部长篇小说得到批评者的关注，批评文献发文总量为561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1922—1949年）批评文献总量（1014篇）中占比55.3％，彰显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低回与复兴期的盛况。

以年份观之，1938—1945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数量共计250篇，总占比44.6％，八年间呈现出稳步增长且大幅度上升态势；1946—1948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数量迅猛增长，共计276篇，且三年间每年占比均超过10％；1949年则下降至6.2％，共计35篇。具体来看，在1938—1949年十二年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数量最多的是1948年，共计111篇，占比19.8％，该年批评者关注的重心集中于《虾球传》（20篇）、《暴风骤雨》（17篇）、《骆驼祥子》（14篇）等。1946年批评文献数量仅次于1948年，共计104篇，占比18.5％，该年批评者关注的重心集中于《腐蚀》（16篇）、《骆驼祥子》（13篇）、《四世同堂》（7篇）等。文献数量占比第三位的是1947年，共计61篇，占比10.9％，该年批评者关注的重心集中于《腐蚀》（5篇）、《四世同堂》（5篇）、《围城》（5篇）等。

以作品的批评热度观之，1938—1949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涉及作品136部，我们计算出前15％即20部作品的批评频次（其中包含少量批评文献中对多部作品的评论），结果如下：《骆驼祥子》41次、“激流三部曲”33次、《腐蚀》31次、《虾球传》27次、《子夜》22次、《暴风骤雨》22次、《贝壳》14次、《四世同堂》14次、《淘金记》13次、《村野恋人》13次、《围城》13次、《火》12次、《呼兰河传》12次、《霜叶红似二月花》12次、《新生代》10次、《憩园》10次、《山洪》8次、《困兽记》8次、《大地的海》7次、《灭亡》7次。从中可见，《骆驼祥子》最受批评家青睐，即使它初版于1939年3月，其批评热度仍从低回期一直延续到复兴期。《骆驼祥子》的批评总量不仅超过后起之作《腐蚀》（1945）、《虾球传》（1948）、《暴风骤雨》（1948）等，而且超过《子夜》（1933）这样的前一时段（1930—1937年）初版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蕴含广阔的批评空间，也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密切关联。不同作品的批评热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低回期虽然整体创作水平较低，但仍有《骆驼祥子》《呼兰河传》这样的杰作吸引着批评家的关注；复兴期创作成绩斐然，佳作迭出，《虾球传》《四世同堂》《淘金记》《围城》等优秀作品的出版，引发了批评家的阐释热情，长篇小说批评达到顶峰。就作家而言，茅盾、巴金与老舍是这一时期最受批评家重视的作家。从批评频次的统计可知，关于茅盾《腐蚀》《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批评文章总计65篇，关于巴金“激流三部曲”、《火》《憩园》《灭亡》的批评文章总计62篇，关于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的批评文章总计55篇，均大幅超出其他作家。

批评热度的攀升，一方面源于复兴期长篇小说创作复苏，整体创作水平提升、佳作频出；另一方面源于众多批评家的参与。这一时期批评者数量迅猛增长，共有421位批评者加入批评的行列中。对发文量大于2篇的批评者进行统计，共有26位批评家，总计123篇；其中4篇以上的是：李长之14篇、莲湖9篇、茅盾8篇、巴人8篇、公羊穀梁8篇、许杰7篇、路翎5篇、李健吾4篇、常风4篇、石怀池4篇，等。相较于随兴式的批评者而言，这些资深的批评家以成熟的批评方式塑造了复兴期批评话语的形态，他们敏锐独到的艺术眼光、持之有故的理论阐释、准确到位的审美判断、披沙拣金的批评操守，对批评话语的建构与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批评话语的特点

考察这一时期的批评话语特征，需考察文献的词频分布，即利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结巴”分词技术，对长篇小说批评文献中词性为形容词、名词、动词等的词语进行逆文档词频统计（仅保留频次大于20），除去无文学意义的词语并绘制词云，得到该时期每个年份的词云，如图1所示。

通过对1938—1949年所有文献词云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该时期批评话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文学的本体批评与“五四”精神得以彰显，时代性诉求相对弱化。这一特征在低回期的长篇小说批评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纵观这一时期的词云，1938年呈现“结构”一词；1939年呈现“风格”“情感”“结构”“语言艺术”“语言”等词；1940年呈现“题材”“故事”“性格”“描写”“读者”“伦理”等词；1941年呈现“语汇”“描写”“性格”“心理”“读者”“人物”“手法”“文笔”等词；1942年呈现“人物”“描写”“形象”“抒情”“叙述”“语言”“性格”“结构”等词。这是发轫期批评传统的承续，也是文学本体批评得以回归的表征。按理说，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中，“抗战”“民族”“国家”的诉求应占主导地位，但此时的长篇小说批评却聚焦于文学的本体属性，更为关注文本的人物、语言艺术、题材、结构等艺术内涵，显示了批评家仍将文学的本体美视为文学第一要素的理论自觉。如袁尘影在《评〈双尾蝎〉》一文中，从结构、语言文字、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双尾蝎》进行了客观剖析，认为《双尾蝎》的结构无懈可击，语言生动活泼，但缺少“心灵意象的描写，作者所写出来的人物便是一些浮雕，缺乏了典型人物的性格……而且，作者因为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深且邃的缘故，在字句上不免有点欧化，甚至于令人看不懂”[1]。又如谷虹的《〈呼兰河传〉》一文，作者准确地把握住《呼兰河传》散文化的特点，并对人物性格进行逐一解析，认为“《呼兰河传》里人物性格最显著的要算是有二伯”，而且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阿Q[2]。虽然谷虹在文章的结尾指出《呼兰河传》是偏离抗战的，但他并未以抗战文艺的要求机械地抨击作品，也没有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高度否定作品，而是客观地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观点准确，尤其他对于萧红的创作受屠格涅夫影响的论断，颇有建树。《呼兰河传》确有一种忧伤的怀念情绪，在诗意的叙述中批判意味被削弱，甚至对人民的麻木、愚昧的揭露，与对部分人民坚韧求生精神的歌颂，两者形成了一种割裂。而茅盾对《呼兰河传》的本体美视野的分析更广为人知[3]，影响深远。再如巴人在评价《科尔沁旗草原》时，也认可文本的语言艺术，甚至将作品中方言的使用形容为“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认为方言给予文学以新生命[4]。方言视阈的提出为批评新思想的形成开拓了契机，以至于当代不少学者都从语言学视阈切入《科尔沁旗草原》的文本分析，个别学者则直接引用了巴人这篇评论文章的论断。[5]，可见巴人对于文本艺术价值的精准把握。

1938年还呈现“大家庭”“反抗”“礼教”“封建”等词；1939年则有“人性”一词；1940—1942年呈现“自由”一词；1942年又呈现“反抗”“封建”等词，这是对“五四”精神的再呼应。麦青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文中就指出：“作者以泥坑的故事剖现了呼兰河的住民是对于自己生活的缺陷，虽是受着苦难，但他们却不愿‘用土添起’的。这里显示了封建的中国的国民性。”[6]作者以“封建的中国的国民性”准确概括了《呼兰河传》所描写的大泥坑的意象，泥坑象征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呼兰河小城的人对待泥坑的态度隐喻国民的劣根性，他们麻木、冷漠、愚昧，显示出国民的精神痼疾。麦青在文中重提“封建”一词，是由于萧红的《呼兰河传》刻画了封建传统意识对于国民的戕害，而这种毒害深远而持久，表明改造国民劣根性任重道远，到了20世纪40年代“五四”传统已退居历史舞台，但封建意识之下催生的集体无意识更阻碍着民族的发展进步，可谓把脉了萧红的创作意图。同时，“人性”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中也被反复提及。如梁实秋在《读〈骆驼祥子〉》一文中认为，老舍在文字之外的另一方向找到发展的可能，“就是人性的描写”。“最上乘的艺术手段是凭借着一段故事来发挥作者对于人性的描写。《骆驼祥子》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梁实秋在文中强调老舍“设身处地的替祥子着想了”，抓住了祥子这一经典形象塑造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老舍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人物增添了感人的情感力量[7]。的确，老舍以悲悯的态度关注一个坚韧、淳朴的人在黑暗的环境中如何被扭曲，理想如何被毁灭，祥子面对命运不公的竭力抗争，老舍是持同情态度的，直至祥子接连遭受打击后堕落，暴露出他人性中恶的一面。老舍也反思了人性的复杂性，其间包含人性与环境、人性与个人生命史、人性与城市文明的关系的思索。梁实秋的“人性论”确是当时阐释《骆驼祥子》最透彻的视角，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再如徐中玉在评论“激流三部曲”时，认为巴金“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五四以后一般青年反抗封建势力，反抗吃人礼教的鲜明动人的图画”，并以提醒民众彻底清扫封建制度之势力的高度，肯定“激流三部曲”的价值；但他认为觉新的不反抗是不合理的，是巴金“取消了觉新在行为上一些可能成长可能积极起来的反抗的要素”[8]。徐中玉过于强调“激流三部曲”在对抗封建文化方面的战斗意义，他所提出的封建制度的顽固性的确有深远的意义，但他在强调人物的反抗性的同时，也以单一的阐释否定了觉新深邃的人物内涵，凸显了批评家言说“反抗封建”的话语欲望。

总之，1938—1942年间的长篇小说批评，并没有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开始进入国家民族战争的宏大场阈，反倒是回归到文学的场阈，呈现出重振本体批评、向“五四”精神回望的样态。这一暂时的、与时代相悖的特征表明，批评者更愿意从文本的实际出发，遵从自身的艺术感受并认同文学的多元化理念，而不是牵强附会地穿凿文本的现实时代感。

第二，现实主义一元化外逸并功利化。在1939年与1946年的词云中，“现实主义”一词居于显眼的位置，且1941年的词云出现“真实性”一词；1944年的词云显眼位置呈现“写实主义”；1948年呈现出“写实”“写实主义”，凸显了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运用。只是20世纪40年代初始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相混用，也被理解为与现实的真实对应上。如巴人对“激流三部曲”的阐释，认为巴金未能使小说的发展“成为最高真实的反映”，原因是：“第一，巴金在《家三部曲》里，把中国家庭的崩溃，是仅仅放在礼教传统和新思想的争斗下崩溃的。他没有在那里描出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因而摧毁了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使家族制度崩溃的画面”。“第二，这里丝毫没有中国社会中工人运动兴起的影子和人民革命势力扩大的政治活动的写照”，而“艺术家所要从事的，不仅在于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作宣传，而应该是忠实于历史的真实”[9]。巴人对于“激流三部曲”真实性的批判，源于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他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与典型性，所谓真实性，要求作家透过社会的现实发掘出背后的本质，而巴金仅仅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崩溃以旧家族的崩溃为核心，却未能进一步发掘出家庭崩溃的社会经济根源。同时，巴人指出巴金围绕着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创作，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人民革命势力的扩大，因此他认为巴金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可见，巴人的批评出发点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从政治观念出发的机械论阐述。同时，巴人也十分强调人物的典型性，在评价“激流三部曲”的人物形象时，他几乎是全盘否定了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人物，认为人物类型化、扁平化，在评论觉新时，认为激情妨害了巴金对这一艺术形象典型性的创造，甚至由此认为“巴金作品的风格，不是现实主义的”[10]。巴人对于“激流三部曲”人物的批判失之偏颇，《家》的真实性与觉新的典型性也不应否认，巴金的抒情现实主义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质。巴人对于“激流三部曲”的阐释，是他运用现实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批评实践，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的把握，使他能抓住巴金创作的某些关键特征，虽然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苛责。

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尤其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同和支持……现实主义一元化趋向要求文学必须面向现实、反映现实，特别要反映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反映本质生活的某些方面”[11]。于是，在现实主义一元化理论的统摄下，批评家对作家进行规训，要求作家运用战斗的写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倡导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强调以主观的精神要求介入文学，通过小说反映时代的斗争，为黑暗的现实照明，从而指出斗争的方向。如遍采在《劳苦人民的道路——〈骆驼祥子〉读后》一文中认为，老舍没有把握住机会“给祥子一个代表被压剥者对恶势力战斗的光辉生命，明显的指出斗争的方向”，而“活的战斗的写实主义进步的地方就在于通过现实渗入主观的突击意识，吹响进军号”[12]。遍采以战斗的写实主义方法评判《骆驼祥子》，认为祥子应对恶势力进行反抗，从而指示一条光明的道路，通过祥子的失败，指出个人主义的末路。他的批评不是从创作本身出发，而是以祥子为材料论证人民参与斗争的重要性，其写实主义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政治要求文学“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斗争服务时……现实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作为创作方法，而主要是作为社会斗争中一项统一作家思想、统一创作和批评标准的政治条件了，于是，现实主义逸出于它的自身特征，被功利化和政治化了”[13]。在此之下展开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也就具有了功利性质素。如石怀池在批评《一个人的烦恼》时就认为，作家严文井还困守在旧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里，希望他以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处理生活。石怀池所谓“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就是要与生活搏斗（表现战斗氛围），有主体的把握，从黑暗中看出光明[14]。诚然，严文井对主人公刘明的批判不够彻底，对刘明怀着一种同情的态度，记录下了抗战时期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甘堕落而又无所作为、对革命的幻想与现实相冲突的时代苦闷，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削弱了革命的叙事，不符合新现实主义的要求，但小说对于这类知识青年精神世界的关注，其意义不宜低估。此外，严文井“受到‘延安氛围’的召唤与拒斥而产生的一系列苦闷、不适的心理感受，对于理解延安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寻求认同的艰难探索过程具有启发意义”[15]，而石怀池的批评显然遮蔽了这部小说所反映的解放区作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症候，也误读了作家的本意。

第三，左翼批评中政治话语渐至增强并高度强化，政治标准成为解读作品意蕴的唯一标尺。在1941年的词云中，可见“革命”“政治”这两个论题词，这是低回期批评话语中仅有的与政治话语相关的论题词。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政治话语较弱，部分批评者维持着左翼批评建构起来的政治场阈，虽然也有反左翼的批评者消解着左翼批评的话语权利，但由于对立阵营的批评家并不成阵势，因此前期的批评仍能延续左翼的政治言说。如巴人在评论“激流三部曲”时，强调对于人民革命势力之壮大的书写，并以之作为“历史的真实”指责巴金“舍弃了这种可称为中国社会之特征的主要的东西”，即“工人政党的活动”，引导作家在创作中正面表现革命的力量[16]。又如黄绳在评论《战果》时指出：“作者表露了丁泰的执拗性和觉醒性的阶级的根源”，因为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17]。实际上，《战果》的主题在于传递中国人民不屈于日本侵略者的觉醒之心，但黄绳却强调农民阶级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偏离了文本的本意。两位左翼批评家都试图承续左翼的政治言说策略，通过批评验证左翼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与之对应，反左翼的批评家郑学稼则与“革命”“政治”言说大唱反调，他在《茅盾论》一文中指出：“从当日中共的理想看来，那社会主义革命，确如茅盾的估计，‘幻灭’了。可是，如从整个历史过程看来，民族统一运动，却没有消逝。使它几乎消逝，或使人几乎全部忘却的，是在于幻灭之后的强烈的‘追求’。因此，茅盾的《幻灭》，从作品的整个意识看来，是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伟大性”。他批判《子夜》是“全部当日中共理论的小说化”，认为“《子夜》是一部政治小说，按既定路线而使之小说化的小说。它的《子夜》暗示：黑暗将成过去，太阳即将出来”，并将《子夜》定义为“‘标语口号’化小说”[18]。基于反左翼的立场，郑学稼肯定《蚀》而反对《子夜》，不仅陷入反左翼的政治思维窠臼，也与左翼政治话语形成对立，在低回期的文学批评中既是个案，也是另类。

而复兴期的词云，1943年呈现“阶级”一词；1945年呈现“改造”“压迫”“斗争”“阶级”“人民”等词；1948年呈现“前进”“战斗”“反动”“人民”“政治”“斗争”等词，1949年呈现“斗争”“被压迫”“政权”“政治”等词，此时期的批评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左翼批评中的政治话语从1922—1929年的发轫期便开始萌芽，洐化出以论代史、阶级立场为先的趋势，及至1930—1937年的发展与深化期，批评中的政治场阈得以巩固，至1943—1949年的复兴期，左翼批评的政治话语高度强化，凸显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彰明作家的身份立场，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成为左翼批评的基本范式。如路翎在《评茅盾底〈腐蚀〉兼论其创作道路》一文中对《腐蚀》进行全盘否定，认为小说“没有通过正面的历史性的生活斗争和社会斗争，没有能把他底题材放在广大的阶级斗争基础上，茅盾先生底《腐蚀》，首先在激起人们对于法西斯特务底憎恨这一点上，是失败了”。路翎以是否正面表现阶级斗争的标准否定《腐蚀》的人性探讨，以斗争的庄严性批判茅盾对于赵惠明与小昭之间复杂感情的描写，小昭的形象不够正面是因为与赵惠明之间完全没有壮烈的斗争内容，而赵惠明与N之间人性的温情，则“降低并歪曲了现实”。他还基于政治立场判定茅盾的创作方法是落后的，武断地将茅盾的创作归于“旧的资产阶级的创作”的阵营[19]。显然，这种政治标准唯一的批评范式，损害了批评场阈的健康发展，阻碍了在更多层面阐释作品的可能性。王梅汀就认为《间谍夫人》“播弄着‘间谍’的离奇和无耻的‘夫人’的色情。尤其它在向我们宣扬反动”[20]。实际上，小说并无情色描写，主题也符合爱国主义精神，只因作者系国民党作家，书中涉及赵月华为获取情报而委身敌人的情节，便被视为“色情小说”，将左翼批评中政治立场为先的批评原则发挥到极致。巴人在评论《围城》与《引力》时，将阶级论作为批评的重要基点，认为钱锺书的《围城》“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希望钱锺书能将眼光放置于“广大的劳苦人民”身上[21]；对于李广田的《引力》，巴人则认为阶级论的宇宙观“是一切文艺作家的必要武器，我们的作者，在《引力》中还缺少这一观点”，因此《引力》的主人公无生命力，只有洪太太“有斗争勇气”，显得有生气[22]。巴人忽略《围城》对人生困境、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以阶级论阐释《围城》这样的现代主义之作，文本的误读在所难免，而《围城》的存在主义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语境之下也必然无法得到左翼批评家的认可。对《引力》，巴人以是否描写出斗争的方向以及是否正面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要求为标准，认为其人性论的创作方法无法把握生活，无法塑造“具有阶级特性的人”，即使《引力》脱离了概念化的描写，再现了沦陷区的日常图景，关注了个人在抗战中的生命体验，塑造了立体的人物，在抗战题材的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也依然被左翼主流批评话语所拒斥、批判。可见，这一时期的左翼批评，倡导对共性与宏大叙事的追求，结果却导向对“人性”“日常生活”“个体生命”的排斥，自然无法包容《引力》这样与常见抗战文学创作模式不同的文本。这一批评范式对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批评话语的新质特征

考察1938—1949年批评文献的词云（参见图1）中所凸显的特质，我们发现如下新质：

第一，重启民族国家视阈，话语中包纳解放战争与斗争的双重指涉。这一新质在复兴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纵观复兴期的词云，1945年呈现“解放战争”[23]一词，1946年呈现“战争”“民族”“国家”“抗战”等词，1947年则有“国家”一词，1948年呈现“抗战”“战斗”等词，1949年则有“解放”一词。这是因为，1943年7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与之前战略相持阶段的沉郁苦闷相比，进入反攻阶段之后，国人士气高涨，批评重启民族国家视阈并延续到抗战胜利后，也在情理之中。如余冠英在《介绍〈鸭嘴涝〉》一文中指出：“这本书自然是‘抗战文艺’”，“本书激发读者爱国情绪颇具力量，这是宣传方面的成功，同时它表现农村人物生活极其生动鲜明，这是艺术上的成就”。主人公章三官“心理改变的过程可以说明农民逐渐走向抗战阵营的步骤”[24]。的确，《鸭嘴涝》之所以被视为抗战小说的重要收获，就在于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以章三官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从困惑、盲从到走向觉醒，进而坚定地为民族、为国家自由解放而努力的过程，这种家国一体的自觉意识，才真正彰显出人民的觉醒与人民的力量，昭彰出中华民族在这场争民主、争自由、争解放的抗日战争中伟大而神圣的历史意义。如凡乃在《〈徨惑〉与〈偷生〉》一文中指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国家亡了，你就别想好好的活下去，即使是最大的容忍忍受辱侮，虽然‘国家’在平时似乎只是抽象一个名词。”[25]《四世同堂》以祁家为中心，描写小羊圈胡同老百姓在抗战期间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诠释了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战争使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小说尤其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彷徨、抉择为主线，展现了市民阶层的民族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凡乃以“抗战中的中国走向新生”的意义肯定了《四世同堂》的价值，对老舍从事抗战文艺的实践予以认同，同时强调了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彰显出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再如（李）长之在评价《火葬》时，在理解战争的层面肯定了作品的意义：“它确已充分理解到战争是怎末一回事，以及这次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理的转变过程上有如何的意义。”在分析梦莲的人物形象时，他以“见出的战争的意义是更具体，更详细”确认人物价值[26]。虽然李长之在文中阐述了《火葬》的人物心理描写的优越与老舍的创作风格，但他仍对文本的战争内涵作了解读，认为老舍深刻理解战争之于文城人民的意义，呈现出战争对不同人物的锤炼，即使老舍自己都承认“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27]去支撑对战争的描写，但李长之以更宏大的国家观念阐释文本，对老舍抗战经验的缺乏予以宽容与谅解。《火葬》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人物还有王举人、刘二狗等，但李长之唯独突出梦莲，强调梦莲对于表现民族国家战争意义的重要性。这一批评视阈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语境相一致，是民族危机之下的必然指向。总之，随着抗战进入反攻阶段，长篇小说批评迅速对抗战这一历史时代诉求予以回应，重拾“国家—民族”的宏观视野，使批评话语从创作细节的聚焦跨越到意识形态的认同，这种宏大的视野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国家”“战争”是作家无法回避的时代论题，也是这一时段批评界着力聚焦的文学议题，更是民族危亡时刻摆在每一个中国民众面前无可回避的历史选择，它不仅关涉民族的解放，还关涉战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与新生。

不过，“解放”“抗战”这两个词义中，包含了解放战争与斗争的双重指涉。这是历史转型期长篇小说批评的新质。如徐绿在《〈烽火天涯〉读后记》一文中指出：“不管书中的人物如伯周先生以及王宇将军等在现世上真有没有这种人物……那种虐杀民主自由的逆流在抗战初期，滔天的革命高潮中已经潜伏着，而在胜利后，对外的枪口，转向自己人的内战的发动，推原究因起来，本书可当作一根线索。”[28]徐绿认为上官伯周、王宇代表了抗战初期阻碍革命发展的势力，是潜伏在抗战时期的反民主的社会力量，而内战爆发的原因，可从《烽火天涯》的描写中窥见线索。事实也是如此，《烽火天涯》“揭示了国统区官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29]。又如沈超予在评价《腐蚀》时指出：“到了抗战的后半期来，阵营逐渐分化，卑鄙怯懦者逐渐现出原形，这位少女必定遇定了生活的困难，而且在复杂混沌的环境中遭逢了威胁和利诱的。”[30]他在分析主人公的困境时指出，阵营分化的趋势早已在抗战后期便已显露，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赵惠明难免遭受利诱而误入歧途，因此，沈超予将《腐蚀》的价值定义为：“指导了腐蚀者以新生的道路，并明示读者以社会必趋于光明”[31]。这与很多批评者只关注《腐蚀》的政治内涵，将之作为批判反动势力的文本，甚至将《腐蚀》的情节作为社会史料，以此论证特务所属政权必将走向覆灭的视点颇为一致。《腐蚀》的历史境遇及其在批评中所指向的单一视阈，凸显了特定战争文化语境下批评家重政治轻审美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霖明等五人评价《山长水远》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论者以“传达战斗的意义，和引导读者去面对斗争的意向”作为作品“成功的第一点”[32]。“战斗”指的是面向革命战争的战斗；“斗争”指的是阶级斗争。他们将《山长水远》当作阶级斗争的社会史料，当作他们验证革命战争重要性的论据之一，甚至对作品的人物、情节都予以现实的对应性阐释，论述吴队长不至于如此暴戾，革命队伍也不至于如此缺乏警惕性以至于被鳄鱼头突袭等，凸显了历史转型期政治生态对于批评的深刻影响。

第二，确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政治服务”的批评标准为中心，批评实践发生根本性转向。纵观1948—1949年的词云，1948年有“障碍”[33]、“路线”[34]、“方向”[35]等词；1949年的词云，“工农兵”居于词云的正下方，同时呈现“土改”“集体”“改造”“群众观点”等词，凸显了长篇小说批评以“为政治服务”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向。如雪苇在《读〈种谷记〉》一文中认为，小说在“实践了文学工农兵方向”“将群众作为作品里的第一位主人翁”“原则上正确的解决了语言问题”这三个方面，“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下了一座实践的丰碑”[36]。同时，他也指出作品的不足——“没有写出党的作用，没有写出作为农村活动核心的农村支部底作用”，对于地主的批判也有所忽略，对光明的力量与黑暗的阻碍等都表现得不足[37]。方成等人也认同《种谷记》“对于阻碍群众力量发展的反动力量……批判的不够清楚”[38]，这也解释了《种谷记》后来评价不高的原因。又如方成等人在评价《暴风骤雨》时，从群众观点出发，对周立波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所进行的创作实践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作品的优点在于“作者有着高度的政治性”，赞扬作品的人物塑造，即“在洪炉里锻炼出坚强的新生人物农工队伍里面的战士”[39]，凸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对于批评的重大影响。再如白瑜在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认为作品呈现了群众的力量，表明群众是斗争胜利的关键，以丁玲“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掌握着正确的群众观点”[40]界定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指出内容的动人之处、人物的生动来源于作品的政治意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在批评中得以全面贯彻。

不仅批评延安文艺作品是如此，批评国统区的创作也是如此。如周钢鸣在《评〈虾球传〉第一二部》中认为：“生活的观照态度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障碍了作者对于这旧社会的批判和暴露的敏锐能力。”[41]适夷也认为虾球的阶级属性不够明确，对虾球这样的流浪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产生怀疑[42]。他们的评论文章显示了左翼批评家对于《虾球传》的批评倾向：对于作品的革命性存疑，对作家的批判力度质疑，对小说中对底层百姓生活的生动描写予以否定，认为作家应对旧社会持有严肃的批判态度，应把握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实际上，《虾球传》的创作虽有左翼批评家的介入与指导，但在左翼创作理念与市民文学趣味相结合的过程中，黄谷柳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他对于虾球及各色人物的描写，对于世态人情的体察，对于底层百姓真实经历的呈现，都源于他的生活体验与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他对于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于人性的洞察，使得虾球与鳄鱼头的人物塑造惟妙惟肖，这也是《虾球传》的价值所在。而周钢鸣乃至其他左翼批评家所诟病的“小市民意识”，却与左翼文坛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努力形成悖论，他们对于作家立场问题的强调，也陷入机械教条的误区，表明左翼批评家在实践无产阶级文艺理念时，更易忽略立场之外小说更为丰富的表达。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设立的批评标准，不仅规训了创作的新方向，也促成了批评实践的根本性转向。

四、《骆驼祥子》批评的四种视野与两种倾向

这一时期最受批评家关注的是老舍的《骆驼祥子》，批评文献数量总计41篇（为了主题词计算结果的精确度，此处只统计单独批评《骆驼祥子》的文献），根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LDA主题模型，《骆驼祥子》批评文献的主题中根据词语的概率分布从大到小排序，共有38个主题，也因之具有了个案分析的标本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主题续号不连续是因为去除了非文学性的主题词，只保留了与文中的主题相关联的主题词。

主题1：骆驼/老舍/人物/作品/社会/成功/文学/拉车/抗战/发生/认识/感觉/印象/阶级/创作/堕落

主题2：祥子/车夫/人力/描写/原因/生活/前途/态度/矛盾/西洋/车迷/理由

主题4：虎妞/车子/性生活/个性/完成/强子/人力车/半殖民地/决定/气质/祝寿/性格/看法/内心/面影

主题6：农村/老板/敬重/经济/洋车/人力车/军阀/克勤克俭/强征/老百姓/劳动者

主题7：中国/老舍/先生/美国/国际/版税/译本/主人/口袋/白面/版权/译者/讲学/出国/参加/地位/公约/功夫

主题9：方言/老舍/北京/英国/字典/忘记/失传/表现/欢炽/承认/用心

主题10：老实/个人主义/后悔/谨慎/病胎/人类/幸福/经验/艺术/继续/搏斗/憧憬/自杀/火花/凶狠

主题12：幽默/文章/风格/语言/口头/恶劣/讽刺/简洁/理想/明快/笔尖/解释/调子/语句/字眼/趣味

主题13：虎妞/新车/车厂/女儿/北京/孩子/刘四/希望/茶馆/朋友/容易/便宜/挣扎/打架/无赖/偷懒

主题14：时代/关系/发展/出路/成家/没落/四爷/存在/社会主义者/线索/资本主义/定命/轻易/说话 /创造

主题15：不屑/要强/题材/厂主/爱情/打算/口号/认清/悲哀/漂亮/意义/温情/蛇蝎/姿态/凶恶/寡妇/孤立

主题16：阮明/思想/金钱/出卖/革命/享受/包月/世俗/力量/工作/木头/经验/机关/津贴/激烈/忠实/失败

主题17：悲剧/人生/痛苦/现实/价值/打击/残酷/姑娘/强烈/暴露/生命/糊涂/反抗/城市/民族

主题18：故事/作者/小说/先生/读者/骆驼/中国/地方/叙述/文笔/洋车夫/情况/谋生

主题19：命运/劳苦/丑恶/战斗/出卖/劳力/反抗/军官/农民/抛弃/灵魂/牛马/苦难/光辉/倔强

主题21：车夫/祥子/机会/满意/明白/喜欢/言语/活动/思想/不错/骨头/样子/口语

主题23：生活/问题/观察/人生/理想/房子/幸福/肉体/意义/眼光/黄包车/翻没/家庭

主题24：先生/老舍/个人主义/社会/环境/病胎/梦想/小福子/遭遇/健壮/车厂/利己/可怜/末路/要强/胜利/父亲/勤俭

主题25：北平/文字/失败/幽默/老张/哲学/上海/滋味/赵子曰/出版/理解/勉强

主题27：小福子/活着/找到/房子/父亲/忠实/卖淫/描写/难产/国家/吊死/简单/读者/动人/要求/工作

主题28：小说/艺术/人性/自传/服从/描写/形式/命运/悲剧/爱好/北平话/力量/意味/下功夫/方向

主题29：先生/同情/生活/典型/人间/性格/伟大/国民/年轻/义气/纯洁/承继/痛骂

主题30：社会/作者/希望/堕落/不幸/生活/骆驼/要强/自私/伟大/北平/感到/体面/祥子/故事

主题34：道路/洋车夫/生命/敌人/血汗/都市/斗争/提升/战胜/灯光/旧社会/封建/主观/命定/腐蚀

主题35：老舍/感情/成功/时间/势力/生活/影响/庆幸/同情心/眼泪/热情/残忍

主题37：北平/美国/人类/普通/勇敢/尊严/了解/好人/伟大/无限/工作/美丽/污浊/忍受/制度/不安/压迫/丑恶/评价

主题38：性格/诱惑/技巧/劳动/无情/学习/环境/秘密/角色/情节/变化/挫折/法宝/神通广大/绝望/感慨/社会/祥子

考察以上所列主题，《骆驼祥子》的批评呈现出四种视野：（1）对文本社会意涵的定向；（2）对“农民进城”与人格问题的聚焦；（3）文本的域外接受与国际传播视野得以开拓；（4）对小说京味特征的认可。两种倾向为：其一，批评者以理念的代替现实的，以未来的要求历史的；其二，小说本体诗学的非功利性空间得以保持。

视野一：文本的社会意涵。

批评者关注文本的社会意涵，注重对社会、环境的分析，对时代与社会中个人的命运予以审视。在主题1、主题24、主题30和主题38中，“社会”一词反复出现；在主题2、主题23、主题29、主题30和主题35中，“生活”一词重复出现；在主题24和主题38中，呈现出“环境”一词；在主题14中，出现“时代”一词；在主题34中，则有“旧社会”一词，表明批评者多运用社会批判的视野审读文本，肯定老舍对下层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的描写，突出社会环境对主人公命运的摧残，对时代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命运深表关切，通过揭示文本的社会意义，《骆驼祥子》的社会价值得到大部分批评者的认可。例如，司徒珂认为《骆驼祥子》描写了黑暗社会的一角，作品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祥子的“失败，不能怨他自己，这是社会——因为他是社会病胎里的产儿”[43]。他肯定了《骆驼祥子》在暴露社会黑暗，还原社会现实方面的价值，在祥子堕落的多重因素之中，突出了社会环境因素。又如，强认为《骆驼祥子》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写照”[44]，而祥子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陈申认为《骆驼祥子》暴露了社会的一幕悲剧，他从文本谈到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认为老舍指示出一条向社会搏斗的道路[45]。可以说，大部分批评者都以社会批判视野切入文本，肯定文本的社会价值，虽有个别批评者持反对意见，批评老舍描写下层社会不够透彻，在揭露社会问题时不够深入[46]，认为老舍对于性生活的强调掩盖了更应在作品中揭露的社会问题，损害了作品“对于社会病态的解剖”[47]，但这类批评者毕竟只占少数。

此外，“生活”这一主题词也频繁出现。老舍是通过描写下层社会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反映车夫生活的悲惨历史与社会黑暗的，批评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例如，毕树棠认为，老舍“写出了洋车夫生活的内幕……使我们见识了一种劳动界的真实情形”[48]。又如司徒珂指出，老舍“使我们流览了不曾留心的一个生活层”[49]。而朱言成认为中国作家“对于下层社会劳苦大众的凄厉的生活，表现得并不多”，因而《骆驼祥子》有其独到的价值[50]。总之，老舍通过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描绘展开底层的社会图景，通过对车夫日常生活的描写，揭开社会的内幕。批评者不仅指出这一路径，称赞了其意义，也使“《骆驼祥子》的主题，自1949年后已基本定向在对旧社会的揭露与批判上”[51]。这一主题的定向与这一时段批评家的批评导向一脉相承。

视野二：“农民进城”与人格问题。

在主题6中，出现“农村”一词；在主题34中，出现“都市”一词；在主题19中，有“农民”一词；在主题17中，则有“城市”一词。这一时期的批评者已经关注到祥子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系列问题，农民难以融入城市，农民进入城市后的转变，乡下人与城市的隔阂，批评者都进行了初步探讨。《骆驼祥子》所展现的乡下人进入城市后身份转变的失败，由农民沦为城市的边缘人，通过劳动转变身份的理想不断破灭，农民的淳朴、勤劳、上进的品质被毁灭，在黑暗社会与命运的打击下走向堕落，祥子的乡下人身份，祥子的悲剧遭遇，祥子在理想破灭时所做的选择等，本身就蕴含巨大的阐释空间。小说对于“农民进城”问题的深刻反映，使批评者在政治话语的统摄之外，初步打开了这一社会问题的探讨视野。如丁东认为：“在起初，从农村里来的祥子是有着浓厚的农村的气味的，忠诚、淳朴、纯洁而且挚诚地爱他的同伙。可是，社会是一座溶炉，他被溶化了；农村的朴实的气质消除了、淘汰了。他有了一个城市里畸形的，然而是共同的性格，实利，而且知道怎样尊重自己，满足自己。但同时，他孤立了；他已经只是一个人活着，不是活在同情和友谊的温情里了。”[52]丁东指出祥子进入城市以后的转变，农村气味的丧失，即淳朴、勤劳、善良等一切美好品质的丧失，进入城市以后发展成为畸形、趋利的性格，也远离了人类的温情。丁东已经注意到农民进城面临的困境，他的阐述也显示出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骆驼祥子》呈现了城乡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作为乡下人的祥子在金钱与欲望的驱使下人性的覆灭，显示了老舍对于城市文明的批判，祥子的困境也是所有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困境，祥子的失败揭露了农民进城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刘鬯也认为：“他暴露了事实底真相：乡村的农民，如祥子那样的人走上半现代化的都市来，必然控制不住变幻的遭遇。勤俭安份都不一定有用。”[53]朱言成更坦率地说，像祥子这样的农民即便都投奔到城市里去，“他们的生活也永远渗不进富人的天堂……他们永远留在自己的阶位”[54]。他们都对“农民进城”的议题予以关注，指出农民与城市的隔阂，农民虽接触了城市的现代文明，沾染了城市的价值观，生存方式被迫改变，却无法融入城市，永远处于自己的阶级。面对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对立，祥子并不能对抗城市的现代文明，也无法抵抗城市文化的黑暗面，而淳朴的人性在金钱的腐蚀下被毁灭的结局，也显示了现代化过程中乡土文明的失落。祥子的困境揭示了乡下人进城的困境，他们从乡土文明中汲取的精神养料，并不能解决他们在城市的精神危机，而在丢弃乡土观念后他们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反而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在乡土文明的失落与城市文明的崛起中，他们无法找寻到自己合理的归宿。总之，这一时期的批评者已经关注到祥子作为乡下人进入城市所面临的困境，也聚焦于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初步打开了“农民进城”问题的讨论视野，这是批评者对于“人”的关注，对于农民人格精神向何处去的聚焦，难能可贵。

视野三：文本的域外接受与国际传播视野的开拓。

在主题7和主题37中，“美国”一词重复出现；在主题10和主题37中，“人类”一词反复出现；在主题7中，呈现“国际”“译本”等词；在主题37中，有“尊严”一词；在主题7中，则有“译者”一词，呈现出批评的海外视野。《骆驼祥子》的海外传播视野，引导着批评者抛开政治话语的限制，对小说深受美国读者喜爱的原因进行探讨，在回归文学场域的过程中，批评者也触及小说的深层内涵，涉及人生、生命、人性等更有深度的视阈。1945年7月，《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出版，美国新闻处前总编辑华思高度认同这部作品，他认为劳动捍卫了祥子作为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作者清晰地传达出中国古老文明的这一目不识丁遭受蹂躏的子孙的个人价值与民主的个人主义”[55]。“个人主义”在国内的接受语境中，是作为黑暗社会的产物进行批判的，与革命的道路对立，但在美国读者的接受视阈中，“个人主义”体现个人的价值，祥子虽遭受社会摧残，仍积极捍卫自己的尊严。华思以“人”的角度解读作品，以捍卫人类尊严的视点肯定作品的价值，在注重人权的美国读者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有权利通过劳动捍卫自己的价值。另外，华思认为《骆驼祥子》对于“想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及其不可毁灭性获得澈底，认识的有教养的读者，恰是一本最适当的著作”。华思“人道主义”的阐释，为《骆驼祥子》的解读开启了新视阈。与左翼批评家的政治话语不同，华思以人本主义视野肯定祥子的人物价值，他甚至将祥子“忍受长期痛苦”的行为定义为人类的“勇敢”[56]。与国内政治语境中批评者对于祥子不反抗的批判相反，华思充分肯定祥子作为“人”的价值。祥子勤奋、上进，为实现理想艰苦奋斗，即使遭到匪、兵勒索，也没有放弃过买车的理想，但在现实的不断打击下，祥子最终走向堕落，无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社会环境因素还是人性因素，老舍都对祥子这样的底层民众投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肯定祥子作为平民的生存意志与前期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华思也准确地把握了《骆驼祥子》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总之，华思的“人类尊严”“人道主义”的视角，在批评话语逐渐政治化的语境下，令人耳目一新，而“独立”“尊严”“民主”“人道主义”等与人类的生命价值有关的核心理念的输入，体现了作者以“人”为中心的域外进步思想，为批评界提供了全新的域外视野。水心对作品的海外传播十分关注，他认为《骆驼祥子》深受美国读者喜爱的原因，在于老舍“活生生的写出一个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通过祥子的一生，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一种人生的全貌”。因为祥子是“中国人性的一片面”，是“一层中国社会的苦力者，流血的生命”[57]。1942年，梁实秋在《读〈骆驼祥子〉》一文中以“人性的描写”肯定《骆驼祥子》的艺术价值，但没有引起批评界的重视与阐发。水心于1946年再次提到《骆驼祥子》的“人性”意义，显然接续了梁实秋的批评环链。正是在对《骆驼祥子》海外传播的关注中，批评者从宏观阐释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生命、人性、人类命运的讨论，人学思想初见苗头，只可惜之后断裂。此外，夏燕关注到《骆驼祥子》的译介。他说：“没敢对译者Evan King的忠实存多大奢望。”他对于美国译者的直译法进行批判，指出多处翻译的错误与不妥之处。如译者将“祥子”译为“快乐男儿”（Happy Boy），将虎妞译为Tiger Girl，将人和车厂译为Human Harmony Rickshaw Shed等，不仅偏离了原文的含义，更为译文增添了多余的意涵，对美国读者的接受产生不良影响；译者在介绍老舍时特别强调：“过去十年来头颅一直在悬赏购求下之不倦的中国自由斗士”（A fireless worker for Chinese liberty who has had a Price on his head for the past ten years），更显其荒谬[58]。夏燕指出的这些问题，是作品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批评者首次将眼光置于作品的译介之中，聚焦于文本的翻译问题，值得重视。

视野四：小说的京味特征。

在主题25、主题30和主题37中，“北平”一词反复出现；在主题9和主题13中，“北京”一词重复出现；在主题9中有“方言”一词；在主题12中有“口头”一词；在主题28中呈现出“北平话”；在主题21中则有“口语”一词，这些都指向对《骆驼祥子》的京味特征的探讨，也表明京味作为老舍小说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得到批评者的一致认可。如华思在评价《骆驼祥子》时指出：“这是北平，中国大众的北平，北平的污浊与活力，北平的美好与丑恶，北平的颜色与味道，这是本书的中心形象，这幅图是忘不掉的。”[59]京味渗透在作品中，字里行间呈现出北平特有的韵味，而老舍对北平的深厚感情，使得《骆驼祥子》对于北平的风土人情的描写更具有温度，同时也有对城市黑暗的暴露。的确，读者对北平这一图景的阐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因为“从人文地理学的意义上说，老舍的北京是乡土性的，散文的，温情的；而从现代性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说，北京则又是都市化的，小说的，商业的，是严酷的地狱图景”[60]，而华思所指的“北平的美好与丑恶”之间就蕴含这种张力，这种阐释的空间都统摄在北平的地域特色之下，成为京味的构成质素。毕树棠也对《骆驼祥子》的京味特色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老舍“写出了北平的真美，言语，风俗，习惯，气象，景物，所有色色形形的调子，无论美丑好坏，都是道地北平的，用北平的滋味一嚼模，就都是美的”[61]。北平的一系列物象所构成的北平风味，正是老舍通过极为平常的日常叙述生成了作品的京味特质。

当然，北京方言构成《骆驼祥子》京味的重要组成部分，批评者把握住这一特征，对作品的北平土语、方言予以关注。如毕树棠指出：“故事是北平的背景，自然正合适用北京话，而且是下层社会的土语，有的显着粗鲁，实在正是写真，也就是巧，美。”[62]又如陈逸飞在《由〈骆驼祥子〉谈到方言文学》一文中认为：“老舍的作品完全采用‘北京话’，可是他所写的都是‘北京事’，便发生了‘亲切感’。”[63]北京方言与北京的故事浑融一体，使读者得以进入最真实的北京社会图景之中，老舍从方言中汲取地方文化的养分，使《骆驼祥子》中鲜活的语言构成京味重要的质素。再如徐航在评价《骆驼祥子》时说：“在《骆驼祥子》中我们所听见的是不折不扣的北方语调，可以朗诵……方言不能写出‘文学’来，在这里却得到了反证。”[64]徐航所指的北方语调，即北京方言的语调。《骆驼祥子》纯熟高超的语言艺术，对于北京方言口语的从容运用，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京味风格，为以后的批评者认同并深化这一既定视野提供了立论基础。

倾向一：以理念的代替现实的，以未来的要求历史的。

在主题17和主题19中，“反抗”一词重复出现；在主题19中出现“战斗”一词；在主题14中呈现“出路”“社会主义者”等词；在主题16中有“革命”一词；在主题34中呈现“斗争”一词；在主题1中则有“阶级”一词。这些与作品严重偏离的词汇多次出现，表明《骆驼祥子》的批评已出现明显的偏离倾向。如巴人在评价《骆驼祥子》时认为，“洋车夫即使是全只有一些落后意识，谈不到这里会发生革命。但一块木头……你不把它可燃性估计在内，那是你的错”[65]。巴人的言外之意，是批判老舍没有发掘出洋车夫的革命性，祥子没有生命力。显然，以是否表现出人物的革命性来定性祥子的价值，甚至认为祥子的人物形象不是典型只是一种类型，并不符合实际。又如遍采认为《骆驼祥子》没有“明显的指出斗争的方向”，批评“祥子没有醒悟……连以前那点无意识的糊涂的反抗也完了”[66]，通过小马儿祖父的话，证明劳动人民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同样不符合文本的期待视野。许杰的《论〈骆驼祥子〉》也认为曹先生与阮明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阮明的丑恶形象与被出卖的结局、祥子的堕落使读者“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67]，他指责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入，强调小说应表现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现新生运动的力量。显然，老舍对于祥子、阮明结局的设置，无论是为悲剧动因的揭露、对人性本质的拷问，还是对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都与上述批评者的苛责无关。这种一味地要求作家削足适履，以理念的代替现实的，以未来的要求历史的倾向，为后来《骆驼祥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批判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其教训令人深思。

倾向二：保持小说本体诗学的非功利性空间。

“幽默”“性格”“艺术”“故事”“描写”“文字”“风格”“人物”“题材”“语言”“技巧”等词的呈现，表明虽然这一时期的批评话语意识形态逐渐强化，但仍有不少批评者注重《骆驼祥子》的诗学批评，注重对《骆驼祥子》的创作技巧、审美特征的探讨，将小说的阐释保持在稳定的、美学的、非功利性的批评空间。如莲湖认为老舍的“笔调是那么干净、利落，而又富于幽默感；他的故事是那么逼真、凸出，而又生动可爱”，并将老舍归类为“第一流作家”[68]。又如刘民生在谈论《骆驼祥子》的艺术特色时说：“就小说的布局和文笔的技巧言，老舍先生是成功了的，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像《骆驼祥子》描写低层阶级的小说与之媲美。”[69]邦维在《〈骆驼祥子〉和老舍先生文章的风格》一文中指出：“在书中很多的地方都含着幽默，然而却温厚非常。”[70]邦维的眼光可谓独到，他所提出的“温厚的幽默”，是由老舍对于下层阶级民众的同情、怜悯，与节制的幽默融合，构成《骆驼祥子》独特的风格。当然，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类型特征也是批评者聚焦的视点。强在《〈骆驼祥子〉读后感》一文中指出，老舍“不但对中心人物的祥子描绘得深刻入微尽致，而对衬托的人物……也毫未马虎放松”[71]。水心也认为小说“最好的一点，是活生生的写出一个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72]。有意味的是，许杰认为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虎妞[73]；徐航也深有同感：“从人物的创造上说，虎姐最成功，毒辣而又精明，内在的性格很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74]他们都关注到虎妞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女性形象，甚至认为虎妞形象的塑造胜过祥子，这一视点使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将其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女性群像研究之中。总之，批评者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对文本的风格、技巧、人物形象等方面的阐释，将视点投向《骆驼祥子》的非功利性阐释空间，表明《骆驼祥子》的深层内涵原本就超出了政治的范畴，不只是作为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文本，也不止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即使暂时被淹没在政治的责难声中，但其本身的艺术美依然有着无法遮掩的璀璨光芒。

综上，通过对1938—1949年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的量化统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38—1949年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的数量呈先稳步增长、而后迅猛增长、最后下降的态势，构成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关键部分；最受关注的前20部作品反映出彼时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李长之、莲湖、茅盾、巴人、公羊穀梁等多位参与批评实践的批评家对批评话语的建构产生关键性影响。在批评样态上，这一时期的批评话语具有三种样态：（1）文学的本体批评与“五四”精神得以彰显，时代性诉求相对弱化，这一暂时的、与时代相悖的特征表明批评者更愿意从文本的实际出发，遵从自身的艺术感受并认同文学的多元化理念；（2）批评中的现实主义一元化外逸并功利化，“现实”也最终指向斗争的“现实”；（3）左翼批评中政治话语渐至增强并高度强化，政治标准成为解读作品意蕴的唯一标尺。同时，复兴期的批评话语具有两种新质特征：（1）批评者重启民族国家视阈，话语中包含解放战争与斗争的双重指涉；（2）批评产生根本性转向，批评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政治服务”的批评标准为中心展开批评实践。《骆驼祥子》是这一时期最受批评者关注的作品，其批评呈现出四种视野：（1）文本的社会意涵得到大部分批评者的认可与定向，老舍的描写路径——通过车夫日常生活的描绘，揭开社会的黑暗内幕的运思，独彰意味；（2）作品中的“农民进城”与人格问题得到聚焦，对于农民人格精神向何处去的探讨，显现出批评者对于“人”的关注；（3）文本的域外接受与国际传播视野得以开拓，美国读者为批评界贡献了以“人”为中心的接受理念，而国内的批评者不但关注到个体生命、人类命运、人性等人学论题，还将眼光放置于作品的译介之中；（4）《骆驼祥子》的京味特征得到批评者的定向，批评者从老舍对于北京方言的运用中把握住京味的重要构成质素。相应的，《骆驼祥子》的批评也具有两种倾向：即，批评者以理念的代替现实的，以未来的要求历史的，为后来《骆驼祥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批判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小说本体诗学的非功利性空间得以保持，呈现出文本的深层审美意蕴。这就是数字人文视阈下我们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1938—1949）做出的客观而真实的历史评断。

当然，如果将1938—1949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置于1922—1949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整体脉络中，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主要由文学本体批评、左翼批评和时代批评三种范式组成。文学本体批评是众多批评者坚守并贯穿始终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学批评最质朴、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批评者坚持从长篇小说的本体诗学出发，充分展现长篇小说的深层内涵与审美意蕴。左翼批评贯穿长篇小说的批评历史并最终成为批评的主潮，这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史最鲜明的特征。这一批评范式深刻凸显了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的多重缠绕，对1949年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抗战为视阈探讨战争语境下文本的时代价值成为批评的中心指向；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批评再次回应时代诉求，重拾“国家—民族”宏观视野，并在历史转型时期包纳关于解放斗争的指涉。这既是民族危机严峻之时批评话语呼应时代语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批评与时代精神同步的鲜明迹象。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1]袁尘影：《评〈双尾蝎〉》，《读书通讯》第19期，1941年2月1日。

[2]谷虹：《〈呼兰河传〉》，《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1941年10月25日。

[3]茅盾：《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大刚报》1946年9月4日。

[4]黄伯昂（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文学集林》第2辑《望》，文学集林社1939年版，第104页。

[5]刘冬梅：《北方方言视角下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以〈科尔沁旗草原〉为例》，《满族研究》2014年第4期。

[6]麦青：《萧红的〈呼兰河传〉》，《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1942年10月10日。

[7]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第4卷第32期，1942年3月26日。

[8]徐中玉：《评巴金的〈家〉〈春〉〈秋〉》，《艺文集刊》第l辑，1942年8月。

[9][10][16]无咎（巴人）：《略论巴金〈家〉的三部曲》，《奔流》文艺丛刊第2辑《阔》，1941年2月15日。

[10]无咎（巴人）：《略论巴金〈家〉的三部曲》，《奔流》文艺丛刊第2辑《阔》，1941年2月15日。

[11][13]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第329页。

[12][66]遍采：《劳苦人民的道路——〈骆驼祥子〉读后》，《大公报》1948年6月22日。

[13] 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第329页。

[14]石怀池：《评〈一个人的烦恼〉——目前创作上自然（客观）主义倾向的一个例子底剖析》，《希望》第1集第2期，1946年1月。

[15]郭鹏程：《“延安氛围”的拒斥与召唤——以严文井小说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16]无咎（巴人）：《略论巴金〈家〉的三部曲》，《奔流》文艺丛刊第2辑《阔》，1941年2月15日。

[17]黄绳：《评〈战国〉》，（香港）《大公报》1941年4月27日、5月6日。

[18]郑学稼：《茅盾论》，《文艺青年》第2卷第4—5期合刊，1941年12月1日。

[19]嘉木（路翎）：《评茅盾底〈腐蚀〉兼论其创作道路》，《蚂蚁小集》之五《迎着明天》，1948年12月31日。

[20]王梅汀：《从读者中来——“在色情以上”一文的反响》，《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6日。

[21]无咎（巴人）：《读〈围城〉》，（香港）《小说》第1卷第1期，1948年7月1日。

[22]无咎（巴人）：《读〈引力〉并论及其他》，（香港）《小说》第1卷第3期，1948年9月1日。

[23]此处的“解放战争”指抗日战争，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24]余冠英：《介绍〈鸭嘴涝〉》，《当代评论》第4卷第10期，1944年3月1日。

[25]凡乃：《〈徨惑〉与〈偷生〉》，《妇女月刊》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

[26]（李）长之：《〈火葬〉》，《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5期，1946年5月15日。

[27]老舍：《〈火葬〉序》，载《火葬》，重庆黄河书局1945年版，第3页。

[28]徐绿：《〈烽火天涯〉读后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6月2日。

[29]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下），武汉出版社2021年版，第947页。

[30][31]沈超予：《读〈腐蚀〉》，《萌芽》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

[31]沈超予：《读〈腐蚀〉》，《萌芽》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

[32]霖明等：《评〈山长水远〉——黄谷柳著〈虾球传〉第三部》，《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2期，1949年3月15日。

[33]“障碍”在批评文献中含有的意义：资产阶级的创作态度、人性论等左翼批评家所认为的落后立场、观点。

[34]“路线”在批评文献中含有的意义：“群众路线”。

[35]“方向”在批评文献中含有的意义：“工农兵方向”。

[36][37]雪苇：《读〈种谷记〉》，载《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57～182页，第193页。

[37]雪苇：《读〈种谷记〉》，载《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第193页。

[38]方成、李岳南、阳太阳、单复、蒂克、端木蕻良：《评〈种谷记〉》，（香港）《大公报》1949年8月1日。

[39]方成、李岳南、阳太阳、单复、蒂克、端木蕻良：《评〈暴风骤雨〉》，（香港）《大公报》1949年8月29日。

[40]白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香港）《大公报》1949年9月25日。

[41]周钢鸣：《评〈虾球传〉第一二部》，载胡绳等《鲁迅的道路》，文艺出版社1948年版，第59页。

[42]适夷：《虾球是怎样一个人》，（香港）《青年知识》第36期，1948年8月1日；适夷：《重来一次申诉——关于〈虾球传〉第一二部》，《文汇报·文艺周刊》第7期，1948年10月21日。

[43][49]司徒珂：《评〈骆驼祥子〉》，《中国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1日。

[44][71]强：《〈骆驼祥子〉读后感》，（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18日。

[45]陈申：《〈骆驼祥子〉读后》，（永安）《中央日报》1947年4月25日。

[46][63]陈逸飞：《由〈骆驼祥子〉谈到方言文学》，《立言画刊》第96期，1940年7月27日。

[47][67][73]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1948年10月。

[48][61][62]毕树棠：《〈骆驼祥子〉》，《宇宙风》（乙刊）第5期，1939年5月1日。

[49]司徒珂：《评〈骆驼祥子〉》，《中国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1日。

[50][54]朱言成：《看了〈骆驼祥子〉记》，（北京）《益世报》1946年12月6日。

[51]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52]丁东：《读书杂记之一：〈骆驼祥子〉》，《白水》第14期，1948年11月1日。

[53]刘鬯：《〈骆驼祥子〉》，《大公晚报》1949年8月21日。

[54]朱言成：《看了〈骆驼祥子〉记》，（北京）《益世报》1946年12月6日。

[55][56][59]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56]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57][72]水心：《读〈骆驼祥子〉》，《甘肃民国日报》1946年4月27日。

[58]夏燕：《谈“生意眼”作祟下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华北日报》1946年6月29日。

[59]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60]吴晓东：《现代文学文本中的北京》，《文艺争鸣》2023年第4期。

[61]毕树棠：《〈骆驼祥子〉》，《宇宙风》（乙刊）第5期，1939年5月1日。

[63]陈逸飞：《由〈骆驼祥子〉谈到方言文学》，《立言画刊》第96期，1940年7月27日。

[64][74]徐航：《读〈骆驼祥子〉》（下），《南侨日报》1948年11月23日。

[65]巴人：《文学读本》，上海珠林书店1940年版，第192页。

[66]遍采：《劳苦人民的道路——〈骆驼祥子〉读后》，《大公报》1948年6月22日。

[67] 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1948年10月。

[68]莲湖：《〈骆驼祥子〉》，《浙赣路讯》第299号，1948年6月21日。

[69]刘民生：《〈骆驼祥子〉求疵谈》，《上海文化》第7期，1946年8月1日。

[70]邦维：《〈骆驼祥子〉和老舍先生文章的风格》，《夕芒月刊》第11期，194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