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时候，我会产生某种错觉：姜肖是从理论的黄金时代来到我们这个“后理论时代”的穿越者。

对于理论的黄金时代，许多人记忆犹新。那时，理论犹如明日高悬，散发着夺目且灼热的光泽，它刺穿文本，批评常识，解释人生。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理论抱有无限信任与激情，视理论家为时代英雄，并立志要和理论的天空一决高下。法国理论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曾在《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里描述过他曾经历的理论的盛况：“1970年前后，文学理论如日中天，令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为之癫狂。新的理论争奇斗艳：‘新批评’、‘诗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不一而足。经历过那段流光溢彩岁月的人无不对之无限缅怀。但凡新流派强势登场，人人趋之若鹜。在那些日子里，有理论撑腰，文学研究盛极一时，令人倾倒，令人叹服。”孔帕尼翁虽然描述的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平移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延续到21世纪前后的中国，依然意外妥帖。

我生也晚，并未躬逢其盛，无法对那段流光溢彩的岁月无限缅怀，但也赶上个尾巴。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理论就在我和我的同学中间掀起一波波浪潮。西方的理论家们竞相在我们心灵的竞技场上大显身手，赢得我们的注意。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文章就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那个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西方理论的“布道期”行将结束，我们马上就将进入理论一片混战进而僵化的时期，“理论之后”的时代来临了。

这也正是我对姜肖莫名感到熟稔、亲切的原因。尽管她年纪小，但我们似乎在那个理论的黄金时代并肩同行过，共同陷入过对理论的狂热。而今，在怀疑论甚嚣尘上之时，她从一个已然消失的时代中抢救出了笃定与信心，依然相信这个世界有坚实的逻辑基础，相信理论有力量将艺术的潜能从文本中爆破出来。或许正是这“信”使得她有某种和他人不太一样的气质，明朗大方，沉稳坚定。

就像拆解九连环一样，她对于拆解概念的层层迷障充满了兴味，对于追踪概念的流变与聚讼更是乐此不疲。在《启蒙的分化：文学批评“后现代性”话语及其异质形态》一文中，她果敢地向“后现代性”这一令人头晕目眩的概念下手，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后现代性构成了她个人看待文学乃至世界视镜，更是因为后现代性是解释当下世界的有力的理论工具之一。姜肖的题目就暗示了她对于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即从西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后现代性”是在与本土启蒙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形成并展开的，它并非简单否定启蒙，而是启蒙自身逻辑内部矛盾裂变的产物。这种分化既包括对启蒙价值的继承，也包含对其总体化倾向的否定。姜肖所受的逻辑训练尤为擅长分而论之。从话语的河流里披沙沥金，然后小心翼翼地剥离，然后进行区隔评述。她就是这样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讨论和接受后现代话语的过程分为三个维度，即后现代性首先是在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中的运用，然后扩展为社会文化性质和身份认同的论辩，最后成为阐释“中国”的方法。这一层层递进的过程，正是一套思想话语不断突破边界，获得更大阐释力的过程，也是“后学”成为显学的过程。进而，姜肖指出，后现代性对于启蒙的反叛主要表现为历史主体的瓦解破碎与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再解读。后者则自觉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话语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文化的“断代”不可避免，“后新时期”终于呼之欲出。姜肖的辨析其实回答了为什么会有对不同时期的命名，以及命名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经过她缜密、细致、环环相扣的剖析，我们看到了“后现代性”是如何在中国的话语池激起水花，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姜肖感兴趣的是纯理论的逻辑推演，不如说她更感兴趣当下的人如何运用理论。她着眼的是理论对于测量“观念的水位”的效用。

理论所反映出来的观念的水位，通过具体文学作品可能看得更清楚。这正是姜肖这些年孜孜不倦所做的事情。我们先后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但是，出发点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比如我，被文学的感性所俘获，写批评是为了表达在文学中所感受到的美。对于姜肖而言，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更是蕴藏了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思考，到思想的岩层开掘丰富的矿藏成为她的学术志向。正因为此，她所选择研究的作家大多是具有丰沛思想动能的作家，比如王蒙、莫言、张炜、毕飞宇、李修文等。与这样的“庞然大物”进行思想上的交手，在她看来，是颇为快意的事情吧。不妨看看她是如何“出剑”的吧。

在《〈猛虎下山〉：看不见的野兽与秩序之外的“人”》一文中，她将李修文的小说《猛虎下山》作为思想辩驳的对象。作为一部既具有现实主义面相又有着寓言性的作品，《猛虎下山》的思想性既表现为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也表现为文本中冲破作家意识层面甚至与作家本人意识构成扞格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之所以在思想上更迷人，恰在于平静的叙事之下激烈燃烧着互相冲突的燃料。初读下来，略通理论的读者大多会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作为切入这部小说的理论工具，因为小说的表层叙事正是对将人变成了虎的权力的控诉。但姜肖首先看到的却是“赤裸生命”。这当然有阿甘本的论述所带给她的灵感，更多的是她持之以恒对于“人”的关注——在“后学”里打过滚的人不能不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人的异化、人的破碎从来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性关注的问题。她将包括刘丰收在内的“打虎队”队员概括为“赤裸生命”，辩证地看到“这些生命以被排除在外的状态卷入整个秩序系统，他们缺失合理身份，甚至被标识为‘非法’，但这种非法却是维护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而被结构性地依赖”。这是荒诞的直接来源，也是小说寓言性构成的基础。既然是从具体的人出发，姜肖就不会紧盯着权力的花纹进行细致描绘，那几乎同与虎谋皮无异，貌似在批判权力，实则是对权力的匍匐。姜肖看到的是人的恐惧。或许是受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启发，她区分了“积极恐惧”和“消极恐惧”，认为刘丰收无法抵抗堕落的诱惑，“恐惧如何控制了自我，他便如法炮制地把恐惧传递给其他人，以此完成权力的制衡”。这使得游荡在幽暗丛林的人们无可避免地上演了一出命运的悲悼剧。在对小说人物倾注了同情之理解后，她拈出了福柯的“谵妄”，作为爆破文本的武器，认为这是小说诗学之所在。从叙事伦理上讲，“谵妄承担着作家对‘人’在现代社会中参与性危机的体会”。从小说的艺术形式上讲，“一方面，它（谵妄）在结构上制造了叙事的折叠，刘丰收幻化成老虎回到故事的起点，叙事进入巫言巫语、时空错乱的修辞幻境；另一方面，它让寓言性从小说的故事话语中不断生长直至溢出，试图在后半部分象征断裂的现实”。在谵妄这一基石上，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合流。在此基础上，姜肖对李修文的创作做出了整体性的判断——“当代叙事曾追求纯粹的‘美’，这种感性形式的内在规律即是秩序的消亡。后来当代小说打算把‘人’从漫长的无目的性中拯救出来，便需要发明新的诗学语法。在深陷于自我缠斗以至于一度失语后，作家隐入山河人间，拥抱每一位江东父老、海内兄弟，让你与我重逢；重释古典诗词，寻求心象与传统会通，达成诗与我的询唤。这一次他回到并不遥远的记忆，体谅历史中的人，允许历史对自我进行编织，又珍重自我的感觉经验，这是个人在整体性中敞开，又回到个人性的诗学辩证法”。在我看来，这一判断再精准不过了，这是对李修文个人创作历程的判语，又何尝不是对当代文学整体路径的描述。理论就是这样，即使它瞄准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文本和独特的作家，最终抵达的仍然是普遍和整体。

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在姜肖那里，理论是阿拉丁手里的神灯，它被擦亮，召唤出精灵，只要向它许愿，你就可以在文本的世界里创造无穷的可能；理论是巫师的魔杖，它重构现实，赋予了现实以别样的光彩；理论是阿里巴巴的咒语，它打开真理宝库的大门，倒映着文明穹顶的星图。问题在于，姜肖越是沉浸于理论的无穷魅力，越让我感受到“后理论时代”的乏味与无聊。难道姜肖对此一无所感吗？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关于“理论及其不满”，姜肖是有切身体会的。她对于“理论化”的梳理，是在描摹时代的精神肖像，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理自己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旨趣。在她看来，“理论化”之所以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之间，与当代文化思想界被抛诸现代性经验所产生的自我冲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是人选择了理论，也是理论选择了人。这一时期的理论，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主要由拉康、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德勒兹等法国思想家的观念所构成。这些观念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与经典理论体系和社会思潮碰撞，引发晚近几十年思想场域的震荡”。为什么理论在这一时期会形成浪潮？姜肖的分析很有见地。她认为，面对一个“悲喜交加的剧场”，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逐渐分立，一切都在权威的缝隙中重组，人们迫切需要“洞悉某种普遍看法所包含的重要假定，同时又打算将其拆解加以质询，试探着如果不是这样‘假定’又会怎样”。由此，姜肖断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则成为一体”，“理论更多时候诉诸于自我的生成，‘人’与理论共在的情感特征显得异常强烈”。

这实为她的夫子自道。借助于对于思想文化界的历史勘探，她将自己在理论中体会到的震惊、眩晕、分裂等现代性体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然而，越是依赖理论叩开真理的大门，越是会遭遇言说的匮乏。姜肖分析了对于“理论化”反思的两个维度，一是重建“事实—真实”维度，一是修复“价值—真实”维度，对此，文学界的解决方案是“回到文学”。这里的“文学”，兼具了东西方对于文学的认识，它既是社会生活实践的象征，内蕴着一整套民族国家和社会文化的话语系统，又是个体用来安顿身心的价值体系。在姜肖看来，这么说还是太笼统，她所选择的面对“理论之后”的方案是，“直面现代性经验内部作为主体之‘人’的分解”，回到“心灵真实”。

我以为，所谓的“心灵真实”，就是面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感性、冲动、分裂等诸种纷乱无垠又变动不居的感觉，寻找感觉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与价值理性。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指出，“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对个体与社会、事件与历史相互作用的把握，理论的想象力也是如此。姜肖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致力于追踪情感和感觉的痕迹，分析其所映照的时代，正是为了重新点燃理论的想象力。《活动变人形》中始终存在于童年、只能依赖于主观情绪表达的“儿子”；王蒙在“季节”系列中以怀旧为方法，将被理想主义包裹的叙事沉入日常经验；莫言小说中颇具叛逆气质的“返乡者”；毕飞宇与读者共享的关于抵抗的虚妄与乡愁的游移的情感结构；徐坤小说中洋溢的夹杂着盲动、悲悼与躁郁的笑声……如此种种，都是姜肖在小说文本中发现的时代表情。这些表情是如此鲜活生动，令人一见难忘，更重要的是，它通达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正是在对感觉与情感的洞悉中，文学批评才能以理论为羽翼，飞向更高的真实。

这也是姜肖的自我期许。在批评观里，她将自己对批评的认识描述为从对美的渴慕到对真理的追寻，现在，她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即“经由对美和真理的追寻，获得与他人、与自己共情的能力”。她的声音，将在许多追求智慧的心灵中获得绵延不绝的回响。我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