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定位。2015年发布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于新时代历史条件下，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气，提出了更具体的指导方针，并指出新时代文艺要“生动展现人民创造历史伟大进程，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歌颂光明、抒发理想，鞭挞丑恶、抵制低俗，给人民信心和力量”。“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资源，再次成为时代文艺的重点。这之后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山乡巨变计划”，涌现出一批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即使在网络文学领域，“网络现实主义”影响也不断壮大。“网络原创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举办多年，首届六千多部作品参评，第七届则收到近3.8万部作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现实题材小说数量每年增速超20%，新增读者00后占比过半，“现实主义”也渐渐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

然而，目前新时代文艺依然在摸索中前行，“现实主义”很多问题依然没得到有效的理论梳理。比如，新时代现实主义，是政治号召下的文艺理念，还是文学的规律性诉求？是回到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还是对现实主义概念加以修正与发展？新时代现实主义，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与艺术手法？如何在“传统现实主义”与“网络现实主义”之间，搭建起沟通雅俗的“新时代”阐释空间？弄清这些问题，要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认知，还要充分了解当下中国现实氛围与文学境遇，才能对新时代现实主义的内涵、审美诉求有更准确的把握。

一

“主观”现实主义与“客观”现实主义，“世界观”现实主义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与“本质”现实主义，这三类不同的现实主义观念，形成了现实主义绵延至今的争论。首先，主观与客观之争，与“真实观”相联系，格兰特将所谓真实分为“应合的真实”与“内聚的真实”，以此描述两种不同现实主义。所谓“应合的真实”以逼真与精确表达现实，追求客观真实；“内聚的真实”以心灵主体真实为基准，是对现实的某种释放。由此，出现了两种现实主义，一种提倡主观化现实主义，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强烈主观色彩的现实观照，胡风的主观战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都属于这个范畴。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文学教育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倡，也注重发挥这个效果；另一种强调祛除主观，讲究纯粹客观的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书写，中国新写实小说、非虚构文学等流派，都属于这个类型。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已暗示了“主观”与“客观”两种摹写现实倾向，即一种是按照欧里庇德斯的，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一种是索福克勒斯，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来描写。

其次，“世界观”现实主义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主义是审美化创作方法，不牵扯到世界观，忠实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规律，就是现实主义。比如，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同情保皇党贵族，但依然写出反映资产阶级胜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人间喜剧》。安敏成也认为：“文本的‘真实’实际具有强大的形式功能。非神秘性的因素有条不紊地抗拒着对虚构世界的沉迷。它的闯入揭示了无序、偶然和混乱——它们挫败了想象力对世界的凌驾，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非神秘力量的根本所在。”①；另一派则认为，现实主义首先是确定世界观指导下的成功。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被归为古典批判现实主义。从苏联拉普到苏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包括中国左翼文学，都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对现实主义的指导意义。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被认为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卢卡奇指出现实主义“远景”问题，强调“远景”是尚不存在的东西，但不是空想和幻梦，而是客观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这也要求作品需要理想主义世界观的指引，才能摆脱机械反映现实的窠臼，具有改造社会和人性的吸引力。

再次， 第三种争论围绕“结构”现实主义与“本质”现实主义展开。在本质现实主义观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历史思潮，更是一整套艺术法则、方法和规定性的精密组合，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性，优于其他文学方法。浪漫主义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补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颓废堕落”的产物。茅盾的《夜读偶记》指出西方“现代主义”面向现代人内心深处挖掘资本主义的颓废、混乱、绝望等阴暗特质，现代主义“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歪曲现实”。卢卡奇虽认为卡夫卡式荒诞也应归于现实主义，但他终生都在反思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类的精神破坏力。与此相反，很多批评家与作家认为，现实主义“边界”应放宽，应成为结构性要素，加洛蒂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者，不是模仿现实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事件、人物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加洛蒂的现实主义观，是对主观真实、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多样性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人在回忆、梦想、希望或恐惧中看到的世界，比古典反映论的世界更“现实”。

综上所述，主观与客观，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本质论与结构论，这三类围绕“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争议，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共识，即强调现实与创作主体的“联系性”。虽然有人将这种联系看成固定的、客观的、本质的；有人将之看作多样的、主观的与结构性的。这条规则让现实主义精神与其他仅强调“创作主体内在性”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形成有效区分。现实主义精神，让人类文学活动，天然具有道德崇高感与思想建构性，有助于人类建构共同体规则。比如，理论家韦勒克一方面否认现实主义，声称“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由幻觉与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的力量：“当作家描绘当代现实生活，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和训谕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解决，但他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②

二

考察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其内在动因与机制更为复杂。首先，现实主义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艺资源，有着语境继承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周扬等理论家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应新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形成第三世界中国探索独立自主文学发展的道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提法，延续了这种探索。新时期文学，在反思极“左”思潮的基础上，文学重心放在了“人”的启蒙上。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物质与精神保障，成为新的宏大叙事。同时，伴随西方文艺理论涌入，越来越多作家重视想象力与人的内在世界，现实主义精神和技法，不断受到怀疑，甚至摒弃。先锋文学兴起，彻底改变中国文学结构与内在逻辑。刘震云将现实主义称为“浪漫主义”变种，否认其真实性。余华反思传统现实主义：“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③

然而，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即便新时期文学，依然可在广义上看作冷战后期两极格局趋于解体情况下，中国在两大阵营之间吸收二者影响，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文化折射。现代主义没有在中国一家独大，受到冲击的现实主义，也并未消失，而是顽强地不断前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西方殖民扩张式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独立探索现代化发展的独特经验。它兼容并包，又独立自主，走过很多弯路，也有成功经验。这期间蕴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积累的故事类型和文化信息，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富矿，也必然要求中国作家予以现实的、有效的反映。考察新时期文学直至新世纪文学发展脉络，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主旋律文艺、非虚构写作等诸多文艺思潮，都有现实主义顽强的影子，出现了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柳建伟的《北方城郭》、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洁的《无字》、刘醒龙的《凤凰琴》、曹征路的《那儿》等。现实主义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吸收诸多文艺流派特点，坚守现实主义精神，不断努力前行。

新世纪十年之后，新时代开启，社会主义中国文学的境遇和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功经验，使得党和国家亟需文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敬、可信与可爱的中国形象，宏大叙事类型“民族国家诉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伴随解构浪潮而瓦解，反而迸发出强大的共同体想象与情感联系性。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学生产上，就是现实主义再次勃兴；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与逆全球化的冲突，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加之人类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熟悉的“现实”变得陌生。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打工迁徙，城乡二元对立，是现实主义关注的焦点。可伴随土地流转、农村空心化、城乡对立的工业时代景观发生改变，“城乡交叉带”逐渐变成“城乡共同体”体验与想象④，“生态发展”成为新时代另一主题。很多作家尝试反映新变化，但并不成功，这与对现实的认知深度有关。网络科技发展，让文学有更多接触现实的机会，有了更广阔的现实时空，也让文学走入虚拟体验，极大冲击了人们的现实观。新时代文艺“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两结合论，也包含了科技对人类现实感的改变，以至于出现“传统现实主义”与“网络现实主义”双峰对峙的现象。二者既有相似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诉求，类似的现实主义美学法则，体现人与世界的联系性，同时二者也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艺术手法、艺术观念等多方面。

首先，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是文学发生危机之后的反思产物。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主旋律文艺、新现实主义文学等流派，在新时代新语境下，表现出了概念局限性。比如，主旋律文艺过分注重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关系，多集中于反腐、城乡工业改造等题材，与新时代全面发展有差异，忽视艺术观念和手法创新；另一方面，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纯文学领域，很多作家陷于个人内心世界，热衷语言实验，缺乏与世界的沟通，不能反映中国发展真实现状，影响力日渐萎靡。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成为小说基础，对现实敏锐及时的反映，对历史的真诚关注，重新回到中国文学主流。《白洋淀上》与《雪山大地》都是其中重要作品。《白洋淀上》以华北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大背景，以白洋淀渔民王永泰和他的三个儿子为核心展开叙述，描绘了一群具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雪山大地》以青海藏族牧区几十年来的历史沧桑巨变为背景，展现不同民族群众改天换地的决心，以及各民族建设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文学虚拟性增加，真实性与现实性却遭受质疑。有论者认为，网络数据库消费时代，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契约式的——“我想看的才是真实的”：“有完整因果的，细节充实的世界观不再是必要的，细节真实成为协议意义上的仿真，梗成为最想看的真实。”⑤现实主义等概念都是纸媒时代的历史遗迹，最终被虚拟艺术取代。“真实”是“结构性幻觉”。现代主义对人的内心世界极度依赖（这也是对人与现实联系的阻断），后现代主义则在“虚拟之路”狂奔。真实是永远无法企及真相的“误逼近”（鲍德里亚语）。由此，中国网络现实主义文艺，被很多学者误解为“图解政策”的产物，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网络科技并非必然是后现代主义产物，中国网络科技兴起，与新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复兴有密切联系。中国融入全球化，并非被动适应。网络虚拟性对人类真实感的破坏，与网络带来的人类视野和信息量的空前拓展同步。网络文学有利于形成更宏阔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虚拟性可制造封闭脱域，也可用来形成更具分享性的共同体想象。民族国家想象主体依然存在，“网络新现实”并非对原有真实观的取消，而是扩大了“真实观”表现领域。这也给“网络现实主义”提供了新舞台。例如《浩荡》以网络文学语言技巧、结构方式与惯用设计，展现中国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实；《朝阳警事》则拓展了公安文学的表现领域，利用网络文学手法，表现刑侦工作与警察生活的不同侧面，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警察形象。

其次，新时代现实主义，也是“雅俗互动”的结果。原有的现实主义概念，注重意识形态规训，即宏大叙事“远景”教育意义。然而，现实主义在“真实”与“规训”之间摇摆，部分以丧失文本可读性与传播性为代价，甚至有的现实主义流派，如“前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概念抽象演绎，压制生活复杂性与文本故事性。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既注重宏大叙事思想建构，也适应新媒介转型下的文学变化，注重故事元素，关注传播性与辐射面，延续了“雅俗互动”文学传统。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笔法，积极推动了现实主义故事的影视改编，比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的影视改编，都取得了不错效果。网络现实主义，更在类型化基础上，推动IP全媒体转化模式，更好地吸收和利用资本，比如，《大江大河》《橙红年代》的影视改编很成功，《大国重工》《神工》等工业流作品，在游戏、动漫等领域也有较好成绩。从文学史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雅俗互动，发生过几次大位移。“五四”新文学有史传和诗骚传统背景，在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出现。它们以白话为标准，以古之俗批古之雅，获得文学史话语权。新文学家又以新意识形态内核，祛除俗文学空间，以现代之雅批现代之俗，树立新文学启蒙意识形态权威；第二次雅俗互动，发生在延安文艺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中国气派”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探索打下基础，俗文学与革命文艺结合，取得了权威地位；第三次雅俗位移，发生在新时期文学，主流文学以现实主义面貌继续存在，吸收通俗成分，变体为主旋律文艺，现代主义艺术发展为纯文学艺术，通俗文艺也开始复兴，主要吸收港台、日韩、欧美等国通俗艺术；第四次雅俗位移，发生在新世纪。新时代文艺呈现出极大包容性，强调中国道路与中国故事的主体地位。不仅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尊重，新科技影响下的文艺形式，也受到重视。中国网络文学，起于精英诉求，成于类型通俗艺术，最终将在“雅俗互动”之中，成为新艺术形态。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的发展，也必然在雅俗互动中，拓展表现手法与边界，加强媒介传播力量，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

再次，新时代现实主义，是新时代“超级现实”的内在诉求。这里用“超级现实”这个概念，是指中国后发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蕴含复杂信息的“超级现实”。“新时代”是中国“新科技发展”与“新国家想象”塑造的双重过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较均质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中国地域差距大，社会形态千差万别，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几十年改革开放进程蓄积的社会信息，使得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织，传统与反传统融汇，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故事能量”。作家王松连续出版《暖夏》《热雪》等现实主义作品，以天津市宁河区农村脱贫攻坚故事为原型，对当代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反映。特别是《热雪》，聚焦“赵家坳”村，刻画了赵老柱、肖圆圆、十三幺等鲜活农村人物，也利用评剧形态，创造了别致的小说形式。又比如，“新东北文学”超越原有“东北工业转型”描述，在先锋文艺融合下，展现了另类的“东北故事”。双雪涛、班宇等作家的探索，值得关注。同时，科技拓展“现实”深度与广度，网络现实主义背后是科技带来的知识爆炸与“探索世界”热情。这些作品既关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知识增殖，也延伸到亚文化、虚拟文化和科技想象领域。例如，以《大国重工》《天下网安》等作品为代表的“工业流”“科技流”现实主义网文，就表现了“科技与现实结合”的特点。同时，现实主义借助网络走入公共空间，也拓展了历史与现实表现领域的宽广度与丰富度，比如，何常在的《浩荡》与阿耐的《大江东去》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巨变的观察，都有着精彩表现。特别是《大江东去》，以经济改革为主线，涉及十多个领域，刻画国企领导、农民企业家、个体户、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上百栩栩如生人物，规模浩大，气势恢宏，信息量和时空容量都很大，成为了另一种网络版“改革叙事”。

三

综上所述，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内部，虽有差异性，但依然有共识，即注重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性。这种“共识性联系”又具体表现为三方面倾向性，即“人民话语”的叙事主体地位的强化，人性关怀与现实批判的优化，现实主义观念的开放化。

首先，“人民话语”的民族国家叙事主体地位，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基本面向与基本共识，也是现实主义话语被“强化”的主要面向。“人民话语”将执政党文化领导权与人民大众文化合法性结合，将现代民族国家故事与大众谋福利的革命叙述传统结合。这种现实主义叙述特征，延续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经由主旋律文艺探索，在新时代文艺扎根发芽。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原则。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无论传统现实主义，还是网络现实主义，都因其对人民与现实关系的建构，重建了现实主义文艺表述的合法性。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以及赵德发的《经山海》等作品，受到新时期以来主旋律文艺、改革小说等流派影响，在反腐、改革、环保、扶贫等重大国计民生问题上持续发声，表现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担当。《人民的名义》批判官商勾结的黑恶势力，弘扬为民请命、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时代干部形象。《经山海》以“扶贫攻坚”为主题，作者赵德发以基层女干部吴小嵩在楷坡镇的扶贫经历为线索，将新时代扶贫、非遗保护、生态环保、渔业转型等诸多面向，熔铸于鳃人传说的传奇故事与地方风物之中，书写了意蕴深厚的“中国故事”。网络现实主义小说之中，现实主义的人民性，也是其首要主题。《铁骨铮铮》致敬大国工匠精神，以宁夏高铁建设为背景，展现几代铁路建设者的人民英雄事迹。《逆火救援》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救援类型小说，既表现了当代社会应急救援的时代变化，也展现出“守护生命”与“守护家园”相结合的“人民利益至上”情怀。

其次，虽然现实主义观念有差异，但强调现实批判与对人的关怀，也是新时代不断被优化的“重要共识”。这表现为“代际优化”与“文类优化”两个面向。就代际优化而言，50后与60后作家，依然是现实主义创作“中坚”。陈彦的《主角》《装台》等作品，都围绕戏剧、现实与历史展开叙述。《主角》以戏喻人，作者笔法细腻沉着，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起伏，以及秦腔兴衰遭际与大历史的复杂关联。该小说极具中国古典戏曲审美元素，又将个人命运与中国当代发展相结合，展现出宏阔而悲悯的文化视野。《装台》则将戏剧人生延伸到围绕戏剧舞台的普通“装台人”的人生，展现他们酸甜苦辣的人生体验。70后、80后作家的现实批评与人性关怀，多表现为先锋创新意识与现实主义的结合。魏微的《烟霞里》，采取“伪志书”先锋结构，记录70后一代人的回忆。李修文的《猛虎下山》以现实与魔幻的交织，还原炼钢厂改革的阵痛。阿舍的《阿娜河畔》讲述两代农垦人艰苦守边故事。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借命而生》，交织着浪漫悲悯与冷峻批判，再现时代大潮下人性的挣扎。90后作家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现实主义薪火相传的力量，其文类特征则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更注重微观化的现实关怀，也更具个人性，比如王占黑的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聚焦街道小人物，表达了对普通人的关怀。除此之外，就“文类优化”而言，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则表现出小说、非虚构与网络文艺等门类的“多重优化”，其现实与人性关怀，则依不同文类各有侧重。除了小说门类，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也表现出强劲的现实主义品质。范小青的报告文学《家在古城》，通过对苏州古城的过去与现在的考察，反映了生态文化主题下的城市建设问题。非虚构文学是新世纪重要现实主义文类，《中国在梁庄》《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二本学生》《工厂女孩》《微尘》都反映了较为尖锐的现实矛盾，在农民工问题、教育鸿沟、基层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展现了现实主义的责任担当。“网络现实主义小说”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门类嬗变的重要表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门类优化的特征。网络文学领域，人与社会的关联性，其时空观更宏阔，作品受到类型化影响，专业知识性更强，现实感更具针对性。它又发展出鉴宝、官场、职场、工业流、医务文等亚类型，表现当下中国复杂的职业分工与生活形态。《浩荡》忠实描述了深圳惊心动魄的城市发展史，《匹夫的逆袭》《橙红年代》关注都市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故事。《我的1979》《上海繁华》《大医凌然》《复兴之路》等网文作品，在都市创业、医务、高铁建设等方面，都表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丰富的社会现实，彰显了个人成就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的文化期待。

再次，现实主义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的长久生命力，也表现出中国现实主义的灵活性和与时俱进的风格。考察现实主义争论，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创作方法还是世界观，结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其对人类与社会“联系性”的强调，都有利于人类抵御后现代主义大潮的侵蚀。卢卡奇曾说，对于社会和历史现实的正确审美理解，是现实主义的先决条件。真正的现实主义，应抱着不偏不倚的批判态度，把现代经验放置在广阔背景上，将之作为整体的客观组成部分予以考量。在虚拟性日益威胁人类共识的今天，对于现实主义的强调，就是从理性角度重建人类文化共识，以及进步历史观。由此而言，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拘泥于特殊艺术规训，而应表现出开放态度。考察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现实主义与网络现实主义，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包容性。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都对新时代现实主义产生影响，甚至先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也隐现其 间。瓦特曾谈及“形式现实主义”的包容性：“小说赖以体现其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可以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之所以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此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文学教条或目的，而是仅仅与一套传统叙事方法有关。”⑥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应重新建构人与社会的关联性，恢复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的信任关系。同时，“新时代”历史定位，既有政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叙事，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眼光。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中国式全球化战略，“科技兴国”与“生态兴国”战略，都显现出中国探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重建人类命运的担当与勇气。这也决定了新时代语境之下，现实主义形态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比如，很多现实主义长篇巨制，均采取多样化艺术手法，《经山海》等作品，也有着生态文学的影响，而“新东北文学”表现出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的某种融合性，丰富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段，也为走入困境的先锋文学注入了新活力。又比如，谈及“网络现实主义”，夏烈提出“三元并置网络现实主义观”，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现实主义，二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形成的民间现实主义，三是用幻想元素（科幻或玄幻）重述、体验、代入到历史真实暨社会发展细节，构成极具网文特征、面貌、套路和爽感的叙事氛围、叙事环境，在虚实之间创造性架构现实精神落脚点，形成“玄幻现实主义”⑦。这里说的“三元并置”，与传统现实主义有诸多重合之处，比如，民族国家叙事、现实主义启蒙性等，也有网络时代虚拟性带来的“混合现实”的扩张，以及时空观与世界意识的变化。《大国重工》《神工》以穿越与金手指游戏笔法，写了中国重工业和芯片产业发展，知识庞大，专业性强，尽显工科技术考据和理性思维，也表现出了中国文学在网络时代面对“混合现实”的宏大叙事整合能力。

四

当然，无论何种现实主义诉求，怎样的现实主义“共识”，都是新时代中国现代文化探索的一部分，也表现出“中国故事”的独特性。新时代现实主义，包含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也融合了某些现代文艺资源。我们不应将“传统现实主义”与“网络现实主义”对立，而应看到二者在差异性之上，共同服务于“新时代文艺”的整体建构。目前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也存在不少问题，政策引领与作家实践存在脱节，很多作家对现实主义抱有偏见，作家对摆脱舒适区、进入复杂生活的意愿不足，缺乏深入生活的能力。再有就是观念更新问题。尽管传统现实主义依然不断出现佳作，但很多作家对当下科技对社会的改变较迟钝，对生态发展观念，还停留在“不要工业污染”的认知。另一方面，很多网络作家缺乏对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尊重，流于“表面的现实主义”，缺乏在艺术和思想维度向更高层面突破的努力。伴随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相信这些问题会被逐步克服。

同时，弘扬新时代新现实主义，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联性共识，也必定要重新认知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关系。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认为多元化是行为主体规则，不能以多元反对一元，以差异反对同一，要建立在尊重多元基础上的同一与整体性。就中国文学而言，现实主义与人民话语、执政党文化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定要在“中国故事”主体思维之上，摆脱单纯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圭臬的单向度思维，警惕西方文化以“地域差异”造成“等级差异”，进而构造世界文学歧视格局的偏见心理，科学理性总结梳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绩和不足，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狂妄自大，以塑造可信、可爱与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的使命与任务。文学的共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性，最终会落脚在文化共识的重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会对中国未来文学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也对世界文学走向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场域重构’视阈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研究”〈项目号：24BZW14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② [美]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引自《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③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④ 郜元宝：《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乡共同体”——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转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

⑤ 李强：《从“超文本”到“数据库”：重新想象网络文学的先锋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⑥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高原、董红钧译，1992年版，第211页。

⑦ 夏烈、段廷军：《网络文学“无边的现实主义”论——场域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20年》，《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