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时下青年人来说，去寺庙做义工，包吃包住待上一段时间，顺便“修行佛法”，似乎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时尚。但崔君《上重楼》中“我”与许仕农在寺庙内的相遇，既无关信仰的虔诚，也并非游玩的乐事，而是各自的生存空间在社会环境的挤压下变得逼仄，不得不退身于寺庙之中，寻求一段暂时的安稳。因此，在小说伊始，佛的“神圣性”就被具有实际意义的“居住地”而取代，普渡众生的抽象关怀以一种颇为吊诡的方式，呈现于供佛的阁楼塔座等物质性载体之中，而这恰好又与小说宝宫塔内银盒中潜藏的玄机不谋而合。《上重楼》中“我”运用自身图书情报学的专业知识，尝试拼凑出有关宝宫塔的信息碎片，还原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正宛若一位虔诚的“礼佛者”，在漫长朝圣路上内心的历练与修行。此中的区别仅在于令“我”神往的精神对象，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佛陀，而是历史深处一个普通人命运显现的多种可能。

既然佛是不可见的，那么发展出一套可供严格遵循的仪式性规范，就是体现信众内在虔诚的最好方式。在“我”眼中，许仕农即是一位恪守“佛法”规矩的典范。她做义工时尽职尽责，每日给菩萨洗脸净身，整理案台贡品与擦拭功德箱，正所谓“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同时又积极“维护寺院，俨然一副主人用意”。虽然许仕农不习佛典，但是这些日常性举动正构成她向外的礼佛态度。不过，即使许仕农恪守种种“嘉言懿行”，但她仍有一些“越轨”的生命时刻——比如询问我“肉桂面包卷有肉吗”，乃至与“我”一起开荤偷吃汉堡等等人间欲念，都使得一向严肃认真的许仕农变得可爱起来。人性与佛性分居两端，在许仕农这里却巧妙地完成融合，而她本人则始终滑动其间，不断延展着小说内在的话语空间。当然，对于许仕农人间性的一面，在小说中只有“我”是唯一的知情者，而这种信任的到来离不开两人关系的逐渐亲近，特别是当“我”说出六祖慧能的祖籍时，许仕农兴许察觉出“我”对于佛法的“领悟”，遂将自己身世的秘密向“我”透露一二——原来许仕农的丈夫蔺宝金是个小偷，也是她半夜不得不半睁眼提防的梦魇对象。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正是这一关键信息，成为日后“我”勘破许仕农隐藏秘密的核心所在。

立在观音坡头，许仕农与“我”讨论“神”与“像”的辩证关系，“像”中是否有“神”/“佛”的疑惑，不仅关涉着许仕农信仰问题的存留，同时也结构着整篇小说的故事纹理。佛教中常有“化身”“报身”“法身”等“三身佛”之说，信众供奉的佛像是佛在人间随缘示现的“应化之身”，而佛陀圆寂火化后留下的舍利子，则被佛教徒视为象征着佛那无形无相，承载终极本体意义的“法身”。同样必须说明的是，在佛教的“八戒”中，其二即是“戒偷盗”，而蔺宝金偷取的器物，恰是象征着佛陀最高“法身”的佛牙舍利。因此，在这种近乎隔绝的冲突下，“我”拼凑故事中的许仕农才会“认为丈夫造了毁佛之重业”，于是才有了后来她“手洁心清，步上重楼”的精妙设计。这是一个女人在信与不信间的无声突围。

此外，如果读者关注到小说的叙述语言，会发现作者在触及佛学话题时的词语密度，远比触及日常话题时的词语密度要大，这就使得读者在进入文本的不同声部时，能体会到一种阅读心理的错落。更为细密考究的词语表达，使得阅读行为宛若信徒礼佛时踏上层层阶梯。而小说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又将进入许仕农的内心世界上升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任务，并且这种任务只能由“我”的构想来独自完成。在此，蔺宝金从宝宫塔内靠近佛像心部的凹槽处偷出花式银盒，与“我”试图侵入许仕农内心“偷取”她的人生秘密，意外形成“心事”的交叠。像中是否有佛，此时已然变得无关紧要。读者感念的是，许仕农心中有佛，迢迢千里而来，日日修行，心间自能结成佛法；“我”心中亦有佛，跨越年龄代际，苦心经营，尽显平凡女性间深切的理解与同情。

作者在写作《上重楼》时，无疑参考了不少史料信息。小说中“我”的专业性知识，则在技术层面为“我”史实的获取提供了合理动因。但一如作者本人所言，她要试图在史实之外，去想象一个普通人在历史缝隙中偶然显现的可能。这种显现的方式，不仅借助于《上重楼》小说的写作来完成，同样也借助于文本中“我”对于许仕农人生故事的想象与虚构来完成。彼时“我”翻过佛塔的护栏，步上长长的阶梯，立于四方佛前站定端详，恍惚间滑轮空转，琐事咬合，失散的秩序归位，关于许仕农的人生故事至此连成一线，这种上下求索而终于彻悟的人生体验，或许不亚于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得道的历史时刻。因此，当“我”站在高楼顶层，生出“车啊人啊，都好小的”人生感叹，“我”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历史的褶皱处，在重楼的凹槽处，“我”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秘密，她的心事同样丰厚绵长。此时，在故事的“实”与“史”之外，小说的虚构性得以充分释放自身的艺术魅力。毁佛抑或礼佛，在这个维度上，也都失去了辩论的意义。一如信众在筑佛时藏入经卷宝物来为佛开光，《上重楼》中许仕农藏于心底的秘密往事，同样承载着作者所谓的在历史的缝隙中，让一个普通人偶然显现的全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