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一直不太想把武歆的小说创作归类于地域写作，虽然武歆近年来的作品十分注重地方性元素的发掘和呈现。他是地道的天津土著，在他的字里行间，永远蕴集着对家乡深沉的情感。多年来，武歆为天津这座城市贡献了许多鲜活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并非简单“符号化”“脸谱化”的，就像《赶路》里的纪洪寿，他在天津摸爬滚打，但其身上无疑流淌着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共同血液，这也正是我不把武歆的创作简单地归于地域写作的原因之一。有人认为小说家是一种地域性存在，但在我看，小说家的创作更应体现出一种超越地域、超越所在城市归属的精神追求。现代城市文学的要义在于以艺术的姿态书写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然而这种书写并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地方性的“离奇”经验。而更是需要以现代艺术手段去呈现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共同命运、普适“经历”，以此发现和揭示人与城市、人与时代的关系。

《赶路》中的主人公纪洪寿从乡村到城市打拼并最终与城市融为一体，这也是当下多数城市人曾经的共同来路。所不同的是，纪洪寿是一个立志靠手艺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工匠，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作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围绕这一故事主线脉络，武歆在《赶路》这部书中展现出极强的洞察力和写实能力，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省察，作品扎实细密，凝重沉厚。小说中对“天津话”的运用以及众多“天津地标”的展示，我以为更多是作为一座城市的背板载体而出现的，读者从中看到的其实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共同来路。纪洪寿由乡村一路“赶路”而来，他的每一次“重生”，都是在时代变迁中讲述着“中国故事”、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工匠精神。纪洪寿所展现出的旺盛生命力实则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共同缩影。

《赶路》也体现出武歆写作中一贯的稳健、笃实并且高超的、高密度叙事的特征：容量大、人物多，生活面宽，细节丰满，并且不显局促和拥塞，反而舒缓有致，运笔从容。细节的饱满无疑是《赶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对纪家三兄弟、刘淑珍、刘子昌、怀老板、朱老板、蒋太太、纪青玉、纪老妹、杨菊子、老顾、陈铁嘴、李满堂、玉燕众姐弟的描述活灵活现，甚至对徐老蔫、老杨、老曹、蒋再堂、春发大妈、四婶儿、瞎眼姑父、卢贵宝等人物，虽用墨不多，但依旧生动。武歆摆脱了对笔下人物宏大身份指向及价值设定，而是从人物的日常生活之细枝末节入手，娓娓道来，来展现并理解他们的生活、追求以及他们的价值呈现。

纪洪寿的生活和活动场域，除却小说开头部分被安排在古镇芦台，其余都是在天津老城一带展开，我以为这或许是作家的一种有意安排——一百多年前，这里正是天津乃至整个中国北方民族工业的发祥地。“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潮声连海壮，树色人京多。”因临近三岔口，19世纪中期，这里就出现了为船家和来往客商服务的技术工匠。公元1860年，河北泊头人秦玉清在天津老城附近的三条石建起了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泊头离纪洪寿的老家宁津虽分属冀、鲁两省，但直线距离并不远，而小说中纪洪寿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离三条石也不远。1903年，天津创办直隶工艺总局，附设实习工场、工艺技术学堂等，传习机械加工、制鞋、织布、提花等技能，恰与纪洪寿所从事的多种工作“偶合”。这令我不由得想到，《赶路》又很像是一部中国北方现代工业发展史，同时也是现代底层市民成长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往同类型小说的人物塑造中，许多从乡村到城市来打拼的人，后来虽已具备城市人身份，在物质、技术等方面脱离了乡村，但在精神上好像又没有真正的城市归属感，游离于城市之外。但纪洪寿不是，他热爱他扎根的这座城市，从他踏上天津土地那一刻起，他就将自己与这座城市绑定，他要在这座城市当工人，他要在这座城市成家立业，而高超的技能则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要掌握的必然手段。换句话说，纪洪寿不是盲目赶路，更不是慌不择路，他始终都奔着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去：从古镇芦台的杨记鞋铺、织布厂，到宏福竹货铺，到纪家鞋铺，到红卫橡胶厂，到发电设备厂，每一次转换，纪洪寿心底想要实现的目标便明确一次。《赶路》通过纪洪寿来串起各色人等，用纪洪寿的眼睛来审视这些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和生活，从而反映了城市社会复杂的伦理关系和人情世故，也反映出不同阶层城市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赶路》还体现了作家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深刻思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充满了乡土色彩，是记忆、回望与想象中的乡土，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精神故乡以及精神避难所的意义。因为城市的构成与传统农村以及血缘、亲缘性社会组织结构的构成是不同的，究其本质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一点从一开始小说便有所触及，城市的物质外壳、乡村的精神内核，成为城市文化的表征与城市文学的深层结构。纪洪寿处理伦理关系凭借的仍然是农业社会的心理经验和行为方式。他没有因纪家三兄弟对他的嫌弃而记恨，也没有因老顾一次次到他家蹭饭而生厌，他甚至对那些看不起他的邻居也以礼相待，在特殊时期，当刘子昌受到政治迫害，纪洪寿依然不离不弃。为了写出纪洪寿这种内心的澄澈与超然，作家设置陈铁嘴等人的市侩、纪家兄弟等人的冷漠、纪青玉兄妹以及朱老板等人的算计等等。而主人公纪洪寿无惧被他人误解且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以内心的良善去直面周遭的不完美，两相比较，使得此种精神显得尤为可贵。另外，作家在形象化描写中渗透理性的哲学思考，那就是关于因与果、善与恶关系的思索，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批判。作家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在纪洪寿的身上生动地诠释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

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产业工人类似，纪洪寿不是一个会“讨巧”之人。事实上，凭借纪洪寿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哪怕并非“有意为之”），无论是刘子昌还是胡格平，只要纪洪寿舍得开口，对于有一些文化的纪洪寿而言，当干部还是有机会的。但他内心笃定，此生就是要做一名合格的工人。纪洪寿是七号院第一个当上工人的人，“纪洪寿进橡胶厂当上了工人，穿上了工作服，大大方方地把车间发放的白毛巾和肥皂摆在自家窗台上，院子里的人出来进去的都能看见，想不看见都难。”这让曾瞧不起他的陈铁嘴、王白猫、老刁等人羡慕不已。《赶路》的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武歆的处理十分成熟，他是通过小说中那些物质性空间去串联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去反照特定的生活习性，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使城市成为纪洪寿的一种生存境遇而非仅仅是活动场所。面对生活设下的一道道关卡，纪洪寿从不气馁，用坚韧与执着，在荆棘之中蹚出一条安身立命之路，这或许也是《赶路》的审美价值所在。

武歆对城市底层市民的生存处境有着深切地同情与体谅，对产业工人群体的乐观大度和坚忍不拔精神有自己独特观察。也因此，他的城市书写既是明快的更是有力量的。在当下，城市生活几乎是每个写作者置身其中的现实。它的流动开放性、丰富复杂性和现实普遍性让它日益成为文学主要的关注对象和书写重心。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城市生活越来越强大的现实覆盖力，城市文学将不断随之生长壮大，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与可能性。而城市生活与产业工人群体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赶路》中有血缘的恩养，有人伦的温暖，有对人生的独有感悟，有对城市的特有认知。对于武歆未来的城市文学书写，我是充满期待的，尤其是对于当下城市人的身心动荡之源，比如人与人如何相处，个人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等方面，相信武歆在今后的创作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挖掘与更多的思索。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