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梅：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
我想谈谈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二是我为什么创作《鼻腚诗社》这部中篇小说。
先讲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项私人工作，在工业、机器、电脑、网络、AI等把现代人越来越社会化的当今世界，作家那张小小的书桌是仅存不多的几个私人作坊之一。我很珍惜我的小作坊。又因为文学创作是很私人的事，作家从小作坊里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小作坊的独立性是它存在的理由，讲述我的创作体验，实际上是请各路感兴趣的朋友到我的作坊来参观。
文学创作于我，是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从古到今，凡想活个明白又知道自己局限性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真理。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怀疑的方法、诗的方式……从古代屈原的《天问》到现代人送上太空探测宇宙的一艘又一艘宇宙飞船，人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寻找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宇宙中的意义。西方有位哲学家把人类的知识体系比作一艘大船，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四周黑暗，没有方向，船板还要不停地修。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地球人只有地球文明这一艘大船，那寻找真理本身和不停地修船，就是船上人的生命意义。
文学创作是我在小作坊里进行的“思想实验”，它和我所擅长的逻辑方法技术上不一样，但重要性上是并列的。在我的作坊里，我把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放进思想实验，探讨什么是人性，人性中哪块船板得换成新的，知识大船才能不出事，继续寻找真理的航程。在思想实验中，我发现荒唐也发现美好，学到知识也得到快乐。我写一篇小说会读和我写一篇哲学论文差不多量的资料。不同的是，用逻辑的方法寻找真理，是理性审美，不允许主观想象；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真理，是情感审美，想象是必要条件。理性的经纬和情感的图像都是人们表达对世界认知的语言方式。我同时喜欢这两种语言，前者清晰简洁，有数学美；后者自由开阔，有艺术美。用这两种语言，我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希望能用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想象把故事说得恰到好处。但愿读者们喜欢。
再讲我为什么写《鼻腚诗社》这部小说。我有很多故事想写，有些故事我不写，别的作家也会写。但是《鼻腚诗社》是我独特的经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碰见另一个懂马桶且会做木头马桶的作家。我要不写，故事里那群制作马桶的普通工匠和他们的历史存在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知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和生活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一。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是他们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他们这代人搞起来的。换句话说，《鼻腚诗社》里那些年轻木匠所经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他们见证的社会转型，是绝不应该遗漏的一段重要的中国现代史。我要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会把这一段放进中国现代史的某个展厅里。
在《鼻腚诗社》里，我想如实地记录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艰难。对于小说，故事可以编，叫“创作”，但是细节得真实，这才叫“写生活”。那时候，我天天记日记，所以《鼻腚诗社》里写到的很多细节是有根据的。当年中国现代化的真实起点不高，农民们过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不用埋头种地的工匠就算是眼界高的工人阶级了。我日记中记了一句话，是那时候我们马桶厂有威信的老木匠们对“现代化”的解释：“将来，一根整木料塞进大机器的嘴里，另一边，马桶就咕噜咕噜地从大机器的屁眼里滚出来。”“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想象中，跟孙悟空差不多。
在这个起点上，一群年轻木匠想往前走。他们往前走的每一步，有美好，有浪漫，却又纠缠着深厚的、复杂的、压力沉重的人情味。那种人情味是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结构中飘散出来的气味，“好能好到极致，坏也坏到极致。以奇怪的方式好，以奇怪的方式坏”（《鼻腚诗社》）。这就是改革的艰难之处。然而，这条艰难的路得有人走。
如果一个几千年的老文化，走到了一个点，从上到下都想另辟蹊径，走一条新路，付多少代价也要硬走下去，这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有些船板非修不可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的年轻人，担当起了这个使命。改革的路是他们这代人走下来的，代价也是他们付的。现在的年轻人，手机一扫，外卖就把饭送家门口来了；油门一踩，就开着车出去自驾游了；祖母去世了，编辑一个AI，还能和说着方言的祖母交流……这都很好，但是谁也不应该无视，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船，只能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修。当现代的年轻人反思工业化和改变生活方式的代价时，我通过《鼻腚诗社》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故事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分析思考人的文化的遗传基因。
小说发表了，实验结果供读者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