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都是普通人，正在经历时代巨变，文学能够说出更高的存在，普通人得以在历史的角落里留下个人的痕迹，尽管微弱，但依旧是一种敞开和嵌入。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能突破无处不在的虚无和遗忘，印证有和存在。曹多勇中篇小说《凡人》以温润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父亲作为一个凡人既平淡又丰富的一生。作者细碎的叙述饱含温情，洞察凡俗生活中的人性幽微、生死之思、习俗之变，隐含其中的伦理关怀非常感人。当代小说家写过很多葬礼，霍达《穆斯林的葬礼》、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罗伟章《谁在敲门》、王祥夫《归来》等等，既缘于生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葬礼意味着对人的一生或者一个时代的总结，大概也缘于死亡可以放大各种矛盾冲突。《凡人》以宗平一家的生死聚散为主线，围绕父亲生命终结回溯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揭示了世俗人生以及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内在力量。

一、双线并进的“临终叙事”与“回溯叙事”

多数人都是活在时间表象和他人目光里的，最难丈量的是人心，论心不论迹，论迹不论心，都算不上是对尘世挣扎困顿的有效安慰。多么热闹的生，终会归于尘土，说出来的是故事，说不出来的是孤独。《凡人》以父亲的病逝和丧葬为核心事件，串联出一部跨越九十年的乡村史、家族史与个人史。小说对“生、病、死、葬”的全程书写，既是对传统礼俗的田野式记录，也为如何活着，如何处理与家人的关系，如何体面地死去落葬等议题注入了沉重的伦理思辨。“凡人”往往意味着被遮蔽的多数，曹多勇笔墨细致平和，以一位普通父亲的人生镜像为时代画像，为乡土中国写下凡人传记。

小说采用“当下”与“过去”交叉叙事结构，当下线自父亲晕厥开始，经确认死亡、设灵堂、择地、入殓直至下葬；过去线则由宗平追忆与叙述者插叙层层展开，回到父亲逃荒、放牛、跑船、二婚、抚养子女等生命节点。通过回溯父亲在贫困岁月与历史巨变中的人生选择，不仅完整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表征与生命韧性的典型形象，也从个体经历中折射出宏观社会历史变迁，体现了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交织互动的复杂关系。两线在“夜守灵堂”一章交汇，宗平“在父亲的一生里只能拼出支离破碎的图景”，父亲的前妻、母亲的前夫、母亲的死亡、小妹的自杀，都是埋在历史深处的疑点，个体记忆本身也充满了迷雾。小说主题因此获得拓展：普通人生命的无法完满与记忆的不可确证；延伸出来的追问是，我们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讲述历史。小说结构上的“一昼夜﹢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搭接，使临终仪式与漫长人生交错反照。关于父亲的一生，有宗平充满困惑的片段回忆，也有父亲重新在场的隐形回想，以及作者以全知视角开展的线性回溯；而关于葬礼，所有人都是围观者，只有父亲安静地躺在时间的裂缝里一无所知，小说因而获得了类似《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鹰溪桥上》的叙事张力。

二、俗世人生的“微英雄”与“群演”

小说在人物心理刻画上的精准与细腻令人称道。作者敏锐地捕捉并呈现出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变化，尤以家庭成员面对父亲生命临终阶段的反应最具代表性。开篇，宗平接到二弟关于父亲状况的电话，其镇静自若与二弟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照，生动体现了不同人物面对生死大事时的心理与行为模式，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多样性与矛盾性。

父亲生前备棺、做寿衣、择墓地，自称“怕死在医院里，尸体回不来家”，折射出乡土社会对“落叶归根”的终极想象；病重仍砍掉柿子树以驱赶“枝杈上挂的小人”，是濒死老人在“现实—幻觉”边界的来回摇晃。逃荒、跑船、经商、丧妻丧女，历经大时代巨变与个人创痛，却始终“自个找法子活”，在“平凡”里生长出活着的韧性。宗平作为长子背负很多，理性中隐含着对家庭的疏离。接洽医生、请殡葬师、寻墓地的过程中，他屡屡陷入“活人与死者、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尤其在医生强调“脑死亡”时，感慨“证明一个人死，比证明一个人活更难”，不仅仅是因为死亡的标准难以确定，更因为内心的伦理纠结难以跨越。二弟、小妹等人，则映射出当代乡村家庭在经济迁徙、伦理松动中的多重矛盾。小妹因不堪劳累和心理压迫喝药自杀，是家族悲剧的暗潮。乡村医生、殡葬师、“老太爷”等人物，以方言对白塑形，构成一张织补式社群网络，也让父亲的死亡进入公共仪式，被共同完成。

三、在死亡仪式中丈量乡土传统与现代性

《凡人》超越简单的故事讲述，深入探讨生命的尊严与人性的伦理边界。通过对平常人面对生死抉择的细致描绘，思考生命终极关怀这一哲学命题。父亲的个人史与淮河改道、抗战逃荒、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市场化等宏大叙事串连。1938年花园口决堤导致十三年农荒，六十年代初煤井“八号井”商品粮成为婴儿唯一口粮，到几十年后河防公司征地，时代又一次介入死者最终归宿。小说以“一家一死”的微观切口，切入国家与时代肌理，形成“凡人见证史”的独特视角。父亲对于死亡的平静接受、宗平与二弟在是否送医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在情感和现实之间的权衡，无不体现出个体生命的挣扎与困惑。小说以“田野笔记”的方式，细数乡村丧葬流程：听诊、请殡葬师、擦洗、更衣、选墓地、暖棺、行葬等，每一步都被制度或风俗限制——从医院定义的“脑死亡”到按黄历选辰，再到河防公司征地导致“无地可葬”。这种多重张力把死亡转化成社会冲突汇聚点，突显乡土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位置。子女们对“是否送医院抢救”的反复犹豫，是现代医疗理性与传统孝道在乡村的错位；父亲一块墓地选了数十年而最终仍被现实挤出“生的最后栖身处”，则象征乡土伦理漫长而迟滞的“现代性进入”过程。

小说中地方色彩浓郁的方言口语，贴近生活，更易于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拉近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故事更具现场感与感染力。“不照”“半拉”“咯噔”“照不照”等，既保留淮河流域方言的声腔，也让叙事具有“说书体”韵致。长段对话交替第三人称陈述，文本带有“说—写”双重节奏：对话提供即时性与情感温度，叙述段则完成时间跨越与价值评述，二者融合形成舒缓沉郁的叙事气流。作品叙事胜在细致入微，不过部分章节在节奏把握上仍显冗长，尤其是对于家庭琐事的繁复讲述，有时拖慢了叙事的整体节奏。个别情节（如小妹服毒、父亲年轻时的爱情线）在情感铺垫上略显仓促，未能完全与主线融合。小说叙事带有情感克制的悲悯，虽围绕父亲病逝展开，但避开了煽情和沉溺，而通过仪式过程的冷静叙述，营造出一种“悲而不哀”的诗性哑光。当宗平扛起两丈长的松木总杠子并在梦中跌倒，小说于默然中将丧父之痛推至极点。诊疗过程、丧葬仪规、村庄地理均可被指认为真实可考的细节，尤其是民间习俗拆解和地方性知识生产，为快速消逝的淮河流域乡村礼俗留下文本切片，其价值超越文学范畴，进入文化人类学与乡村社会学的交叉地带，为其提供了民俗志功能。

《凡人》以一位普通老人的离世，写出了“凡俗世界的悲壮”，让我们看到在宏阔历史与时代变迁中，乡村社会依旧凭藉仪式与口头传统，维系着“体面死去”的尊严；也看到“凡人”生命深处的执着微光：爱的渴求、亲情伦理与对家园的执念。曹多勇以深厚的现实关怀与扎实的语言功力，为“凡人”立碑，也为乡土中国留下了一曲温暖而苍凉的田园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