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径自走去
简洁的语言
文学作品大把使用语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世纪或稍晚一点的时候，可以非常奢侈地使用语言。那个时候，除了戏剧表演、杂技、音乐，娱乐的方式相对较少。读小说是消遣的重要方式，写作者也就可以放肆一点，动辄搬动大量的文字，虽然不够节制，读者尚可以忍受。
技术上，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来看，小说写作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电视的出现催生和加快了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读者的耐心已经被无穷无尽的信息推送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今的作者再像以前那样堆积文字，读者是不耐烦的。
现在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并没有文学阅读的能力，他们虽然在读文学书，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读者。所以即便是写得很生动的小说，在一般的娱乐式翻阅的读者那里，也读不进去。让这些人读通俗演义还勉强，读雅文学，太难为他们了。通俗演义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在质地上与曲艺是一样的，通常用于娱乐。
文学阅读是要充分享受语言的，要贴着文字走，这才能读出复杂的蕴藏，获得深度阅读快感。尽管如此，在这个时代，大多数读者已经没有耐心、没有时间，这就需要写作者在语言上极其节俭。现在看，即便是经过筛选、从国外引进的文学作品，它们也有一些常见的毛病，就是啰唆。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老书，还带有古典主义时期的书写习惯，在表达形式上已经过时了。
读许多小说，我们会发现，通常把一页压缩成一个自然段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因为根本用不着这么多话。压缩了以后，它将更生动、更含蓄，也更有力。
把一瓶好酒兑成一大缸，还能喝吗？高度酒需要达到50度以上。现在的写作，敷衍成篇的太多，一句可以说完，为什么要用两句？一小段可以说完，为什么要用一页？一个分句可以解决，非得演化成一个长长的复合句，甚至是一个自然段，完全没有必要。这是文学表述失败的重要原因。
写作者不知道凝练之后产生的效果——那将变得更加简洁难忘。所以，语言一定要冶炼。有人不愿意一句句冶炼，嫌麻烦，殊不知自己怕麻烦，就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麻烦。现在的读者是一点麻烦都不愿承受的。
文学写作就是一场冶炼，比纯度比硬度。要少用一些状语、形容词，多用名词和动词。写作者工作久了也会迟钝，忘记了文学属于时代。时代的文学，是指时代的高度和特质。数字时代首先是力戒啰唆，做到精要不繁。有人讲究写作中的“减法”，但这还不够，还要再狠一些，用“除法”。三下五除二，让其变得极其简练。
文学写作是复杂的，但简约是起码的要求。有时候需要多言，那是不得不多言。文学的简约有多种方法，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压缩。不要幻想用一大堆文字写出所有的意蕴，不要追求语言的放射性和繁衍性。越是语言的天才越是言之有物，惜墨如金。老老实实做“减法”，然后再学会“除法”。没有凝练的功底，就没有现代写作。
有的作品几乎只用名词和动词，它们是语言的骨骼。平常讲的“骨感美”，就是有塑形，不臃肿。
感动的奥秘
写作者正在经受苦难的时期、压抑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特别感人的力量。这时候的生命是沉重激越的，心绪绝少轻浮，需要倾诉，需要追询，需要记录和相告。他把不平和焦虑告诉外人，笔端流露真情。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为什么动人心弦？因为这是他在底层奋斗的岁月，记录的每一笔都带着拼争的情感，这是最有感染性的。
后来他的处境彻底改变了，成了富人，有了游艇，又盖豪宅“狼巢”，写出的文字就不像以前那样撼动人心了。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早期的作品多好，像《一日长于百年》《查密莉雅》《红苹果》等。当他进入政界，当了总统委员会的委员、出任大使之后，作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写作者的地位造成的，居于高处，蓄起的压抑之水已经流尽，不再有冲击的力量了。
如果一个作家挣脱困境和屈辱之后，仍然能够写出杰作，这才是最了不起的。这需要特别深刻的根性，再大的浮云之风都不能让他的生命之根拔脱。这样的人是极少的。
写作者在荣誉的强光照射下不会飘忽，知道它的转瞬即逝，完全不曾慌促。如果是这样安定和平静，说明了人的定力和深沉。
美国的索尔·贝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荣誉的水流并没有使其溃散，他还是一块自然的石头，还能写出《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拉维尔斯坦》，这都是杰作。拉美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他因《百年孤独》收获无数奖赏，之后还能把心收住，保持高度寂寞的心境，写出了令人陶醉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迷宫中的将军》，还有一些绝妙的短篇。这种人最令人钦佩，这才叫宠辱不惊。
人有了大灵魂，举止才像大象，有一副稳重的外表。小动物，比如黄鼬，只有机灵的蹿跳。精灵古怪也是可爱的，但不是大动物。大动物迈着自己的步伐，“香象渡河，截断众流”，直向着自己的目标；小生灵一入激流就给冲走了。大象不择水流，不看天光，径自走去。
何为杰出
我们总是期待和寻找“杰出”：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因为稀少，所以格外宝贵和珍惜。可惜杰出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让人扫兴的作品总是太多了。我们常在怀抱希望的同时，感到阵阵失望。
可究竟什么才是“杰出”？作品和作家中的杰出者一定离我们很遥远，远到遥不可及吗？不，他们似乎又是很近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真的吗？我们认识他们吗？
让我们从漫长的文学史里发现一点奥秘，文学的奥秘。它是很复杂的，但好像又很简单。我们一路观察和追究下来，发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不过是“仁善”加“自由”而已，这两者相加的数值越大，就越是杰出。
人的仁善，不是指其生活中不会犯错、没有弱点，反倒有可能犯过极大的错误、有很大的缺憾。如托尔斯泰一生就犯过很多错误、一些令人遗憾的失误。但从他全部的行为来看，却是一个真正的仁者和善者。他很自由，什么潮流都限制不了他，非常自我。他沿着一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想象和思索，其勇气和执着，非一般人可比。
“仁善”加“自由”得出的数值，是衡量杰出与否的量化指标。作品的审美价值表现在许多方面，题材的、文字的，写作者的心力、方向、生命感、深邃度、追求完美的欲望和持守、不可言喻的深爱和厌恶等等。如此一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马拉松文学长跑者了。
“仁善”即认真生活，追求真实，体味他人苦难，对所有弱者包括动物悲悯关切。这种关切也许太累，但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不累就会轻薄和轻浮。再就是“自由”，获得真正的生命的自由是多么难。生活中的强迫，不断地违背个人意愿的事情太多了，有时连一些很细微的东西都要被干涉。为什么？不清楚。只是觉得别扭，觉得自尊被伤害了。无所不在的约束，无所不在的限制，无所不在的剥夺和侵犯，使人觉得处处生活在他人意志里。生活感受是这样，写作这种极其需要想象与个性的激情事业，又该怎么办？
艺术的潮流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制约，要使自己能够保持自由的思想，激活想象力，让自己处于一条通衢大道畅奔和驰走，可真不容易。人的循规蹈矩会成为一种常态，模仿成为常态，而进入自我的空间，是最难的。
自由并不意味着违背公序良俗，所谓“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指的就是良知的力量。这是一种更可靠的约束，它从来无碍于自由。在艺术创造方面解放自己，就要守住自我，有一千种一万种无所不在的可能性，不必一味模仿所谓的范本，不必跟从。尤其要警惕众人的口味，要对市场的诱惑抱有足够的警醒。
我们常常说要为“大众”写作，且不说这句话有无道理，只问一句“大众”在哪里？这里指一个月内获得的读者人数还是一年？或者几十年上百年？要知道在不同的时空，“大众”的数量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内获得的越多，就意味着几十年上百年获得的越少，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读者人数，这就是时间的检验。原来真正的“大众”就是：时间。
“大众”是时间的代名词，而不是简单的人数叠加。为“大众”写作的说法很好，似乎也有高度；但这种高度，写作者心里要明白，它需要和时间等值，如果把人数和时间剥离了，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而很可能是庸俗社会学了。
剥夺写作自由和想象自由的，有许多因素，这诸多因素中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陌生。比如潮流的强大制约力就是隐而不察的，被潮流牵着鼻子走，自己还相当快乐和得意，这种情形比比皆是。还有功利的引诱，这也是伤害自由的。
如上说法，有人也许会质疑：一个写作者既“仁善”又“自由”，可就是没有才华，他会杰出吗？问得好。但这里完全可以断言：一个人获得“仁善”和“自由”的能力越强，就越有才华。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
文学作品的“普适性”
所谓文学作品的“普适性”，和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个性，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越是具有独特的个性，就越是具有“普适性”。安徒生的童话，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雪虎》，还有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让一代又一代不同族群的读者着迷，这正是它们的“普适性”。而这些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恰恰是最有趣最有个性魅力的，正因为这种个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受到普遍欢迎。
没有个性的写作，千人一面，读者并不需要，也就谈不上什么“普适性”了。
杰作总是在时间里积累众多的读者，能够跨越时代和种族。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一定源于不可重复的艺术个性，而艺术个性，又一定来自作者特异非凡的生命质地。写作者对世界的洞察力、看取事物的视角，都是属于独一份的。他们讲述的故事和人物、表达的见识，都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笔下流出的一切，都因为新奇生动和格外深邃，让人过目不忘。他们写出了迷人的、不可取代的文字。可见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独特性，其次才是其他。
如果书中全是老旧的、似曾相识的人与事，诠释一般化的、多次言说的道理和常识，它们既无大错也无新意，又怎么会引起阅读的兴趣？这样的书看上去似乎有“普适性”，实际上看了等于没看。作者习惯性的思路让人昏昏欲睡，这哪里是什么“普适”，而是一种平庸。这是低劣的文学。
艺术创作的生命在于卓异的个人性，在于不可复制的唯一性。离开了这个基础和前提，其他即不成立。以平庸换取所谓的“普适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讲的“普适性”，首先是文学的“普适性”。
这里还包含了价值观，它是所有杰出文学最不可缺的元素，也是一个基础。一部杰作不可能宣扬荒谬甚至是邪恶的思想观念，因为这样的立场一定会引起排斥和厌恶。杰作的美与善是统一的。恶与丑在艺术表达中尽管不必二元对立，但仍然是可以辨析的。含蓄的美和曲折的美，总还是美；而隐含的恶，也总是恶。
美善，利人，有益，对当下和未来的责任感，永远都是需要的。作品的忧愤和批判，也要建立在美善的基础上。
我们不能把正确的价值观狭隘化和地域化，更不能表面化。所谓的“主题”，在一部作品中不会像论说文那样裸露，甚至是难以概括的。读作品不能采用读论文的方法，不能在头脑中确立“三段论”的模式：通过什么、说明什么、结论是什么。这样的思维套路会完全毁掉阅读，审美的大门会在我们面前倏然关闭。
引导自由的想象
文学既然是语言艺术，就一定是通过语言实现的，通过语言的局部来完成它的全部。文学作品既不能通过声音，又不能通过其他去表达，所以最重要的依仗、唯一的依仗，就是语言。我们讲人物、思想、架构、布局、故事，都不能离开语言。
思想不是简单地议论和宣示出来的，而是从具体的描述中实现的，从词汇、分句，到复合句，到自然段，到细节，到通篇。可见一切都取决于语言。不能离开语言去找主题、思想、人物，它们从来不会游离在语言之外。
那些不理解文学的人，评价作品时常常把它当成一个拼盘：20%的思想，30%的人物，40%的结构，50%的故事，好像真有类似的比例构成似的。这是最大的误解。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的生命。现在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赏读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把不可量化的量化，把不可分开的分开，总是在“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的“三段论”方式上理解作品。这是难以进入文学阅读的。要明白，我们正在感受的是一个生命，而不是一台可以拆卸的机器。所以，当我们把它肢解了、剥离了，看起来条分缕析得很清楚了，这个生命也就死亡了，不动了，没有呼吸了。它被我们杀死了。
对一部文学作品，只有以生命的接近和感受的方式才可以。
如果我们问一位90岁的老大爷：您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他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生命的复杂，不会那么简单地罗列出来。一部作品就是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不可分离的生命。可以去思考它的倾向以及趣味，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自己的立场，加入个人的生命经验，以形成自己的印象或结论。人与人的看法可以是不同的，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自己对作品的结论强加给其他人，也不能自以为巧妙地把它肢解，分列成一些条目，然后再灌输给他人。不能认为自己的论断一定是准确的。有些书籍后面附带了大量问答题，问得很具体，如“通过这句话说明了什么”之类，都大可以慎重的。轻易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把文学阅读给带偏。
到大学里参加学术活动，有的学生说，试卷上有关于你作品的一道题，标准答案对吗？我只能说要考试就必须有答案。但说心里话，我对这个答案也有点陌生，不知该怎样回答。因为写作时，作者心里不会想得这么具体和清晰，因为一旦这么条理化，就不是写文学作品，而是写论文了。
文学作品很难有具体的“主题思想”。对于这些理性的归结，每个人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因为阅读感受是不一样的。文学是审美，是感受，僵硬的逻辑思维需要让开。在数字时代，无处不在的计算代替了感性、感悟，代替了审美，这不是好事。
人工智能
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所谓的AI时代，人们开始尝试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文学创作了。我们真的看到了AI绘画、AI写诗，甚至还出版了AI诗集。动漫制作借助电脑，取得了比手绘还好的效果，但日本的宫崎骏先生的作品主要还是手绘。
在有的人看来，AI是无所不能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艺术，包括文学作品。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相反，我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但唯有艺术，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它是绝对干不好的。真实的情形是，似乎无所不能的AI，却只能止步于文学艺术。
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水火不容，但真的不能相互取代。AI应用在艺术特别是文学创作上，常常会造成毁坏的后果。它好像可以进行“艺术创造”，但那只是表象，实质是智力游戏，是最大程度的模仿与组合，而不是源于生命的激情。
数字计算的能力无论多么强大，仍然依赖一种逻辑关系，依赖统计能力。文学艺术是心灵之业，具有生命爆发的不可预测性和非规律性。作家雨果说过，大于海洋的是天空，而大于天空的，是人的心灵。心灵是无限的，而数字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以有限替代无限，这怎么可能？
就因为用算法达成的艺术是一种新玩意儿，才格外令人好奇，忘记了艺术的标准和特质是什么。它其实是反艺术的，它的标准和高度是被扭曲和误解了的。无论是多么先进的高智能，也仍旧是一种机械的游戏。
只有个人的创造才称得上艺术，而语言艺术是诸多艺术形式中最高和最难的。无所不在的逻辑计算不可能完成语言艺术，语言艺术却能对冲和拆解机械游戏的弊端。
在一个无处不在的计算时代，文学想象是最为宝贵的。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需要文学。文学的核心是诗，而诗，恰是这个计算的时代最为欠缺的。计算功能貌似灵智聪慧，无所不能，其实仍旧是一种机械化和模板化。要焕发生命的个性力量，突出其不可重复性，还需要以“诗”为核心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