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的乡土——评刘亮程《长命》
和《本巴》相似，刘亮程在《长命》里“发明”了一种新的游戏——追钟声。游戏的内容大致如下，几个孩子站在村口，留一个孩子在关公庙前的榆树下敲钟，当看见敲钟的木棒举起，孩子们就撒腿狂奔，他们比赛看谁跑得过钟声。木棒刚敲下时，孩子们尚能跑在钟声之前，随后钟声赶来，和孩子们跑在一起，后又飞快地盖过头顶，跑进戈壁。与钟声玩追逐游戏的孩子们想赢是徒劳的，但他们发现，每当钟声从身后追来，远方的石人子山和茫茫戈壁就会传来另一口钟的回响，相聚千里之遥的两片钟声，就这样在荒凉空旷的时空里交错和共鸣。
从表面上看，《长命》里的游戏是一场关于“速度”的较量，人逃逸于钟声或被钟声赶上，胜负在于“声音”的奔袭与“人”奔行的速率。但进一步细究，这场游戏所指涉的更是“碗底泉”乡土世界的本真存续问题。也即钟声与人之间的较量，实则隐喻着“碗底泉”乡村面临现实世界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建设与淘汰之间的矛盾。为此，刘亮程专门在小说中引入了一组时间性对立——也是情节冲突的核心结构，李乡长奉上级命令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碗底泉”的搬迁工作，而郭长命的父亲郭代道执意不肯，因此李乡长将上级压力转嫁给了长命。同时，小说中的另一组矛盾，也即上述矛盾的分支和化身，是作为兽医的长命未能完成乡里布置的土黄牛改种，以西门塔尔牛取代土黄牛的任务。两“罪”相加，长命被乡里撤职查办，作为乡村“神巫”的魏姑，更因为“煽动”村民拒绝搬迁——这一极端“封建落后”的对抗性行为，被判入狱三年。
《长命》中的现实情节主要由上述两组矛盾冲突推动。这种冲突在本质上是一种二元性的“现代性冲突”，它是非此即彼的，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之间展开，又内在于可以被命名为“时代”的现代性语境之中。熟悉当代乡土题材小说的读者，对这种现代性冲突结构一定再熟悉不过。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梁三老汉，还是《秦腔》中的夏君亭与夏天义，长久以来作家们习惯使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这一结构的好处在于，它能在乡土中国散点、多元、复杂的现实中迅速地建立起“情节”，深化小说的主题，并达到回应作家所处时代之“深度现实”立意的目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想建立“情节”，这种二元结构往往适用。但在今天，这种写法还能继续保持魔力吗？它是否正面临来自现实的更多质疑？如果将乡土世界的种种问题抽象为一对对不同观念之间的二元对立，抽象为乡土世界的过去与未来，终结与可能之间的对立，是否过于简单了？是否没有实现文学对现实的把握，反而减损了乡土世界本身已极为脆弱的可能性，并甚而是一种倒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二元结构中，有抱负的写作者往往竭力弱化自己的主观判断，以达到历史态度的中正平和，但二元结构本身的属性并不会因为叙事态度的客观化而有所改变，简单僵化的危机仍然如影随形。近年来，在表现乡土社会新面貌、新变化的作品如《白洋淀上》《雪上大地》中，这一二元性（时间）结构仍然存在，甚至更为明显。王家寨和阿尼玛卿州的“现代化”没有遭遇更为具体和根本性的艰难，反而“迅速”化解了矛盾，沿着某种乐观的现代性想象迅速蜕变并成功转型。
当然，试图以文学把握现实和历史是困难的，那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远非这篇小短文所能讨论。我在此想提出的意思只是，我们需要再次重视长篇小说的“速度”。在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经验的小说中，“速度”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它既指作家描写的历史内容发生、流逝的现实速度，也指作家感受历史变迁时的心理速度。前者由作家书写的内容、内容所占的篇幅，以及小说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具体安排和细节所决定；而后者则更多地关切于作家的历史观。以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为例，当小说中的历史时间从六十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也即以“父亲”发展草原上的“沁多贸易”为标志，小说的叙事陡然“加速”。这里的“加速”不仅指小说的“内容”过于丰富，而叙事的篇幅有限，因此导致小说膨胀、过满，也指小说的叙事从弯曲一下子变得“笔直”，原本生动的生活细节、空间场景的切换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让位给了历史最终目的的呈现。历史有了过于明确的期待，路两边的风景再美，也难免成了走马观花。
刘亮程写作的意义，当然包括这部最新出版的《长命》，就在于提醒当下关于乡土或所谓“新乡土”的写作，可以慢下来，减缓速度进行叙述。虽然小说中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但其并不是唯一的意义发生源，与现实冲突并置的还有另一个属于“魂”和“神”的世界，此一世界对单一的现代性冲突进行了“减速”。一方面，它在小说叙事的内容上展现了作家思想的自由和想象力。小说开头，作者以“连生”落水起笔，写被洪水吞没的天津知青，如何唤醒了“我”（魏姑）身上的“神”。并由此将关于“魂”和“神”的叙述，作为了小说最主要的内容加以呈现。“魂”和“神”背后勾连的，实际是源远流长的家族记忆与历史。“魂”的分量足够轻，处理的时候“快”不得，一“快”就散了。小说里写长命的父亲郭代道有“恐症”，也就是“魂”不全的病症，这病要从郭家的祖先郭子亥说起。当年在肃州匪乱中，郭子亥和母亲侥幸逃生但被吓掉了半个魂，迁居“碗底泉”后，郭家的子孙们就生性胆小。魏姑和长命跋山涉水前往肃州，正是想将祖先的魂魄召回来，一改胆小的毛病。招魂事件的起因和过程都是“慢”的，也是“轻”的，需要抽丝剥茧，追根溯源，快不得。而在小说主要情节之外，作者时不时宕开一笔，写魏姑安慰被拆迁惊动的孤魂野鬼，超度因车祸死去的一家三口，叙述母亲与自己如何“有神”的经历等，都是“魂”与“神”的显现。在此，作家写作“魂”和“神”并不是为了营造某种奇观，而是将乡土社会的历史、现实，不同层面的可能性存纳入到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展示。历史的悬疑和症结在此刻被尊重，无法言明的内容和敏感性的话题也没有被轻易抛弃，相反最终得到了一种存在的形式。
从叙事内容的自由和想象力出发，作家刘亮程更践行着一种普遍联系、多元且包容的历史观。如果说《长命》里的“魂”代表的是历史与历史中人的存在，“神”代表的是接通这一存在的主动性力量，那么这两者的中介即是“钟”。小说里，长命提出要重铸“碗底泉”的“钟”给父亲招“魂”（原来的“钟”被炼了钢），但招“魂”也不是唯一的目的，“钟声”能让千里归家的魂魄有接引，“钟声”响起四方就平安了，草里的虫会醒，水里的鱼会动，土里的先人会睁开眼睛。刘亮程的散文和小说一直被认为有神性，刘亮程本人也被誉为“乡村哲学家”，这些评价与他作品里时时流露出的自然有灵论密切相关。而如果说小说里的“魂”与“神”是叙事内容的载体，那么“魂”与“神”背后的“灵”才是更为本真的东西。所谓“灵”是万事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戈壁旷野中交响共鸣的钟声，而当这种普遍性的联系断裂，“魂”和“神”也就同样不存在了。魏姑坐牢三年出狱，此时的她已“无神”，她自陈“那个地方太严肃，不适合神存在”，“神”走了并且永远找不回。但问题的悲凉之处是，魏姑毕竟有过“神”，而“无神”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处境。
近些年来，关于现实感受的变化，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加速”，“加速”描绘的是一幅充满诱惑和危险的未来图景，总的来说，危险大于诱惑。“加速”进一步导致了大众的“无神”，或生产“伪神”。而在小说里，“加速”的含义更加幽微，它有可能是伪装的“真理”，有可能是无言的“放弃”，更有可能是虚伪的“合谋”，但无论如何，“加速”导致了对“人”的进一步损耗。不同于某些时下流行的叙述，《长命》中的乡土，是明显“减速”的。虽然作家在小说里所依托的，是趋于保守的观念，是对祖先的崇拜，没有更为飞扬的想象，且小说里关于现实矛盾的书写，关于历史症结问题未能完全充分地展开等等，但毕竟触及了一些真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面对现代生活加速度的嘲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存在。一个命里“无神”的人，或许也可以心中“有钟”，并且自己敲响着这口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