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一开始写这个书，更多是出于一种兴趣。在阅读古代文本时，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太适合或自己无意用来做研究的材料，我把它戏称为“边角料”，但这些“边角料”本身可能很有意味，它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和揣摩那些古典作家，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比如《清凉》这篇写的袁枚和吴敬梓；也有些是我们不熟悉的，比如《鸿蒙》里写到的穷文人许仲琳，相传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即使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未必都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些边缘性的材料，折射着世人对他们的理解，散发着异样的生命力。当然，更多的“边角料”散见群书，本身具有独立的思想艺术品格，因埋没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不为人知。但弃之实在可惜，于是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愿望，希望能发挥想象，将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接续”下去。

“接续传统”的具体体现是依据古代文本的一种再创作，实质则是对文学遗产的发掘与传承。在我看来，我们当下的任何写作，其实都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事情，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古人与今人的着眼点、表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罢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让传统与当代人的感受无缝对接。就故事而言，既可以是古代的，同时又是当代的。比如有一些志怪故事，跟我们今天的知识、信仰、审美观念都有出入，但如果我们从现代心理角度发掘出与时下相通的感受，或许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古典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我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时随时都会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感觉，也成了一个日益自觉的努力方向。我认为，古代文学作品不是单纯的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融入了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是当代人思想意识的一部分，而我之改编古代故事，根本目的就是致力于唤醒古典中所包蕴的跨时代文化内涵与精神感受。

在这些所谓“边角料”中，最受我关注的是故事。许多承载着精妙故事的文本，主要是一些笔记小说，可能无法整体进入文学史、小说史的叙述，即使偶被提及，也难以涵盖所有作品，以致其中有的单篇佳作被不可避免地忽略。我以为这是不应该的，好的故事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我相信，它们依然能给我们启发和艺术享受。

故事的真谛

在小说的艺术世界里，故事的地位举足轻重，如小说理论家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强调的：“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因素。”尤其对于古代小说而言，故事堪称小说的核心要素。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继承与改造，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故事是一种发现”。我们知道，话本小说往往是依据某一种素材或者之前的文言小说写的，对于这种写作方式，我们在比较研究时经常会有所抑扬，一般会抬高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改编。这有一定的合理性。话本小说改编那些文言小说时，在人物、语言等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过，如果我们从“故事”的角度看，文言小说中的故事其实是话本小说家最倚重的，而在改编中，故事框架的变化往往并不大，这也表明故事的关键意义，理所当然也应是我们研究经典文学、经典小说时应该特别关注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好的故事呢？

一个好的故事，应该包含对社会的独特的、甚至深刻的认识。在《扯淡》这一篇，我化用了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作品中的一个小故事，原文也就两百来字，但我觉得它几乎把中国古代政治历史的本质概括了进去。这个故事讲的是朱元璋打下江山以后，在南京新建宫殿，竣工前，他带着夫人马皇后去工地视察，面对巍峨的宫殿，朱元璋大发感慨，说了这样一句话：“胡做乱做，做出如许事业！”这种话我们在正史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开创新朝代在史书的记载中是何等伟大的功业，但从朱元璋内心来说，竟是出自瞎胡搞的、撞大运的举动，没想到居然做成了，而且做得这么大。当他说完这话之后，发现宫殿房梁上还有一个画工没有离开，也就是说，这句泄露了王朝建立重要秘密的话可能被那个画工听见了，传播出去当然有损王权神圣的体面。朱元璋当然想除掉这个人。马皇后很善良，向画工使了个眼色，画工心领神会，立刻装聋作哑。朱元璋让人把他叫下来，屡呼不应，以为他是聋子，就放过了他。这篇小小说，只写了三个人物，却具有很强的隐喻性，表明神圣的王权并不那么神圣，而百姓却不能知晓、更不能说破其中的秘密。虽然这个故事不足以用来解释复杂的政治历史，却可能代表了一种深刻的社会认识。其中的反神圣性，可以让我们窥探到历史真相中被遮蔽的另一面，即荒谬性。在《扯淡》中，我还把与朱元璋有关的好几个非常精彩的、很有意义的故事都融注进去，比如那个燕子飞过城墙的故事。城墙看起来高大雄伟，可以阻挡所有的敌人，但一只燕子却可以轻巧地飞过，这就是一种具有戏谑性的警示，同样体现了对古代政治的深刻认识。我们今天解读它的时候，能够get到这个关键点并会心一笑就很好了，我非常希望把这样一种感觉、一种认识写出来。

一个好的故事，往往还凝聚着人生的智慧。我在跟我的导师吴组缃先生读书的时候，他给我讲过一个《世说新语·黜免》中的故事，说的是某人挑着担子去卖瓮，路上把瓮打碎了，他继续往前走。后面有人不停地提醒他：“你的瓮摔碎了！”那个人不耐烦地回应他：“我的瓮已经摔破了，你叫我停下来干啥？让我看着那堆破烂的东西叹息吗？那有什么意义？”这个故事非常深刻，当我们面临严重挫折时，如果只是在那里叹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只有继续前行，或许前行到哪里你自己也不知道，但也肯定比坐下来在原地感叹、舔伤口要好得多。还有一个与瓮有关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很穷的人买了一个瓮，晚上睡在那个瓮里，兴奋地想：我如果把这个瓮卖掉的话，可以得一倍的利息，那我就再能买两个瓮，如此不断翻倍，必定能发财致富。越想越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一下把仅有的这个瓮也踢破了，他的美梦也随之破裂了。我在《请君出瓮》这篇作品中，就把几个与瓮有关的故事汇聚到了一起，力图扩大其艺术容量，突出其智慧因素，将前人所说的“天下原来在瓮中，瓮中原来有天下”这种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人生哲理传达出来。

《三笑》中章俞种柑树的故事表现的则是我们如何以正确对待生命的态度，在他临终前的感悟：“当年窃笑辈，一个个先我而去，我倒又吃了十年饱柑，很知足了，如今该去会会那些性急的笑笑生了”，以及章惇“永远不要取笑老年种柑树的人”的告诫，我以为就是不要自恃年轻、不要放弃一切可能的人生智慧。

一个好的故事，还承载着丰富的内在情感。有的故事表面非常简单，但它同样可能饱含了感人至深的情感，而我在写作中，也会努力挖掘并强化其中的情感因素。比如《青山在，绿水在》中有个故事，出自《了凡四训》，这本是一部教化书，通本都是讲道理的，乍一看没有太强烈的感情色彩，其实不然，它的感情色彩也许是潜藏在叙事当中。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外出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她的公公婆婆以为儿子已经死了，就逼着儿媳妇改嫁。这可能也是因为过去生活比较艰难窘迫，没办法只能出此下策，但这个女人不愿意改嫁，准备自杀。这个时候有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偶然听到窗外有鬼在说话，议论说哪个地方有个女人要死了，它们好去“找替代”。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鬼要转世为人，必须要另一个人死了，才能借尸还魂，这就叫“找替代”。这个读书人得知此事，就去阻止，好不容易凑了一些钱，以这个女子丈夫的口吻写了封书信，告诉那个女人的公公婆婆，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公婆得知此事自然也就不逼着她改嫁了，她也不需要自杀了，鬼“找替代”的可能性破灭了。鬼很有怨气，觉得这个读书人令它们失去了一个重生的机会，但是它们又不能奈何这个高尚的读书人。这个读书人与轻生女子素昧平生，但他毫不犹豫地拯救了她，甚至拯救了那个家庭。故事本身很简单，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但我觉得里面有一种非常感人的情感因素，就是这个读书人的怜悯博爱之心，还有那个女子的哀怨。这篇作品中改编的另一个故事也是如此，它见于正史，只有一二百字的篇幅，写一个寡妇仅仅因为“风吹帘动”就让她觉得有鬼在引诱她，她把这种引诱归咎于自己的内心还不平静，就果断地结束了生命。这是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把两个女人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依托明代民歌，渲染质朴简单情节背后耐人寻味的情感，表现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精神压力与痛苦。

在《蜘蛛惜春》中，上田村的陈文道与下田村的王福民因迎亲队伍意外抬错花轿，造成了两段当事人意外的姻缘。陈文道在面对朋友对其续弦选择的疑问时说：“我一向也有些不明不白。就说我这婚姻，到底是月老所定？还是轿夫所定？人到中年，再不疯狂就老了。蜘蛛也惜春归去，网着残红不放飞。我就是那蜘蛛，她便是那残红。若说有情，此而不用我情，我乌乎用我情？”这番话语表现出了他在特殊婚姻中对错谬人生的迷茫以及内心深处对复杂情感的执着，我在改写中努力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故事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人生有时无法选择，也无法试错，因此爱情、命运与自我认知在故事中的交融与碰撞会格外动人。

《白鸽》这篇是我写得比较投入的。题记中我特别引用了我的导师吴组缃先生赞美北京医院护士的一首诗，他在诗中把白衣护士比作美丽可亲的观音菩萨。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医院里得到了护士的照顾，可能就是一般的送药打针，但他却发自内心地感激与赞美，这种感激与赞美来自古老的、朴素的文化传统。所以，我把古代小说中几个有关观音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又融汇了个人的感受。在这本小说集中，很难说我对哪一篇作品更加满意或者更具情感，但我想这篇应该算是其中之一。

一个好的故事，也是文化的积淀。这本小书里的故事篇幅都不长，大概就是两三千字，但为了写好这个故事，我有时可能会翻阅几十万字的古代文献，阅读时常常产生一种认识，即一些故事涉及的内容简直值得写成研究专著。比如《瓜乡》写的是明代的一个故事：一个农民种出了并蒂瓜，也就是一个蒂上结了两个瓜，这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兆，于是并蒂瓜被逐级上报，直到皇帝那里。朱元璋很高兴，大臣们也纷纷写“嘉瓜赋”。实际上，在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对这种所谓的祥瑞吉兆特别重视，从汉代以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史书上有记载祥瑞文化的，类似并蒂瓜的材料非常多，这些材料无论是做政治学的还是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很值得充分展开的题目。而明代的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嘉瓜”报上去后，朝廷上下皆大欢喜，但种瓜的农民却因牵涉到另外一个官司而死于非命。换句话说，古代小说家在记述这个故事时表明，“嘉瓜”对普通的百姓来讲，未必是一个吉祥的征兆。

在一些作品中，我也有意识地引入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细节描写，如《齿石》依据的原作中，一个宋代的女人因为嫉妒而晚上去花园里咬石头，竟在石头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有些匪夷所思，我就在原作基础上融入对古代“小脚”文化民俗的起源与本质的探讨，使“齿石”的故事具有某种文化“活化石”的意味；在写《扫帚簪花》这一篇时，我又注意到了一个曾经流传于大江南北的民间风俗：某地久旱不雨后，古代的人们会在门前檐下挂一个女性形象的玩偶——“扫晴娘”，来表达祈求天晴的心愿。于是，我就在这篇以爱情为主旨的小说中，添加了书生制作扫晴娘的情节，使个人情感与更广泛的民俗愿望结合起来。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也许同时还能触摸到文化传承的脉络与底蕴。

当然，好的故事可能还有其他特点，同时，上述四个方面特点并非彼此孤立、界限分明。许多优秀的故事往往兼而有之，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从而使故事的意蕴更加丰富多元、饱满深刻，也使其更具传承与发扬的价值。三十年多前，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专门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 “掘藏”故事。这种故事大概讲的就是古人把金银财宝埋藏到地下，被后人发掘出来而意外致富。这一故事流传久远，以致演化成了一种民俗，变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到现代当代文学里，如鲁迅的《白光》，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艺的话剧《北京大爷》以及莫言的小说中，都有这种故事，我在《天砚》中，融合了几个这一情节类型中我以为特别精彩而有内涵的故事，使之兼具个人成长经历与情感、人生哲理、社会寓意等多方面的意义。

“以稗传稗”的“新人文小品小说”

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在我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阅读了很多的古代小说，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典作品，还有一些作品，比如在我这在本书里所使用的素材，相当一部分也许并不是为普通读者所熟悉，但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有精彩之处，值得推介。我一直思考推介的方式，渐渐地产生了一种以新的小说形式来传播古旧小说的想法，我把它称之为“以稗传稗”。

我的这些“故事新编”最先发表在“古代小说网”的公众号上。当时在美国任教的徐芃老师在朋友圈转发时，用了一个“新人文小品小说”的词来指称，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创作理念以及心中对这些作品的定位，于是就欣然接受了这一概念。我并不是刻意要去创造一种什么小说类型，事实上也没有那么“新”，但是它可以表明我的一种努力：“新人文”是一种精神，是对传统精神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精神的唤醒和激活，也可以是一种当代意识的赋予。毕竟原作是古代作品，某些故事仅仅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缺乏应有的深度与意义的自觉呈现，或者只是点到为止的。所以，在对故事进行改编创作时，必须深入挖掘或赋予原有故事中尚未充分展现、自觉表达的意义，以提升故事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使其在当代文学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精神活力与魅力。

“小品”这个词我也比较看重，古代的小品文往往好在简短的文字中蕴含悠长的余味，让读者回味无穷。而这种篇幅短小的、灵巧的、诙谐的、随性的写作方式，与当代人的阅读方式与习惯比较贴近。小说当然也可以这样写。例如《海棠·松树》讲述的是苏轼贬官黄州的情事。在苏轼的作品中，写到海棠、松树的很多，这篇即以“海棠”“松树”象征苏轼的美好人格，行文努力简洁雅致，追求的就是一种小品文的风格。而在《凤凰鸡》中，余仙师将普通公鸡视为凤凰的情节设置，以及他与李广智之间充满趣味的对话，“鸡即风之类，天下谁看过见有真凤凰？”等，充满诙谐感。还有《仙鹤下蛋》中渊材对鹤的独特认知与鹤产蛋后的反应，都展现出一种幽默诙谐的情境，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从根本上说，这些作品的文体是属于“小说”的，但有了“新人文”“小品”这些内容的加持，或许这些小说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面貌。比如，它们结构简单，情节不那么曲折，人物关系也相对单纯，所以更追求情绪价值、审美感受的表现。

“以稗传稗”的创作方式，无论是借古鉴今还是以今度古，都旨在激发情感共鸣、启迪智慧与实现精神超越，为古代小说的传承与创新开辟新的道路，让古代小说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

“修旧如旧”而又焕然一新的语言

我的导师吴组缃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后来又长期从事古代小说包括现代小说的研究。他有一个看法，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认为文学永远追不上语言，而当代不少小说在语言方面更是存在不足，一些小说家的语言功底太薄弱。吴先生并没有具体地说哪个作家的语言怎么样，这是一个总体的判断，所以我也会循着他的指点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语言会拖小说创作的后腿，或者说，我们的小说创作应该具有怎样一种语言面貌，艺术表现效果才更好。

不言而喻，语言是个性化的、是多姿多彩的。但是，在对古代小说的阅读和研究当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古代小说的语言魅力，这些语言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很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是完全可以激活的一种语言资源。在我自己这本小说集里，对古代语言的模仿和化用可能过于刻意，有的地方或许还有明显的斧凿之痕，不过，我确实是想要充分借用古代小说的语言。一方面，我写的是传统的题材，有必要在语言上也营造一种所谓“修旧如旧”的感觉；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古代小说的语言本身依然很有活力，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因此，在这些新编作品中，我尝试直接化用或仿写古代小说的语言，如《银杯》中就引用《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等名著中的语句，如苏氏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杯酒还有这些样子”语出《红楼梦》；郑浩说“少一个便拆破群了，四芳同杯不成句”语出《西游记》；黄书商说“郑兄拿出美人杯款待，足见高情。小弟却有个疑难在此，诸兄参一参”语出《儒林外史》；裴氏冷笑道“那杨妃是皇帝的情人，你只配和我这样烧煳了的卷子混罢。岂不知瓦盆土碗，粗茶淡饭，比用那银杯灌迷魂汤养生”语出《红楼梦》；等等。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生动形象，放在今天来看，也毫不生涩，它可以使新作有接续传统，显得富有韵味与文化底蕴。当然，“修旧如旧”不是完全复古，只有让传统的语言焕然一新，才能真正激发其活力。所以，我也尝试着引入时新的语言甚至网络流行语，“混搭”古今语言，带来一种行文与表达的灵通与机趣。

另外，古代小说的文体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韵散结合。在我的作品中，也穿插了一些诗词乃至流行歌曲，我以为，这同样是对传统的运用，让短小的叙事因抒情成分的融入而显得更有韵味。

总之，如果能让读者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既能感受一点文学传统的丰厚，发思古之幽情，又不与当下的世界有隔膜感，反而对现实的理解更有历史感和超越性，也许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