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人信札》：锦绣河山间的青春壮游
《旅行人信札》是一场“壮游”的见证。29岁的陈嘉映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前夕，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昆明、贵阳、桂林、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南京、上海、青岛等地，一路或乘车或乘船，途中拜访亲友，历时两个多月环游大半个中国。陈嘉映在写给北京亲友的书信中，记录了自己对沿途风景名胜的观察，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的思考，这些书信后来整理成书出版。这些跨越时光的文字，带领读者穿梭于自然与市井、历史与现实之间，充满奇思妙想。与书斋里的理论空谈相比，本书中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在淡淡的文艺气息中蕴含着对时代文化的深刻哲思。
治哲学者，方寸之间自有诗情与哲思。这场春日之旅中，陈嘉映跋涉山水，笔端常现山岚氤氲、云雾漫卷，古木垂苔、翠鸟穿梭，飞泉倾泻、急雨潇潇，阡陌交错、麦浪翻涌之景，勾勒出一幅峰峦叠嶂、江河奔涌、沃野千里的辽阔中国画卷。无论是娘子关荒丘上淡远迷离的落日，雁荡山高崖间飞泻而下的瀑布，还是杭州西子湖畔草长莺飞的春色……陈嘉映以略带青涩的抒情笔调，绘就了或壮丽雄浑、或险峻奇绝、或旖旎温婉的沿途风光。远眺乐山大佛时，他慨叹“若为青崖像，必更佳”，遗憾之语中尽显古雅的审美意趣。陈嘉映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兼具诗性与思辨。对他而言，旅行的意义在于“脱离熟悉的环境，暂停重复的话语，在独处中与自我对话，于静默中重新体悟生活”。从他在西安骊山对符号化“名胜”的疏离、在肇庆七星岩对“景观消费主义”的反思，以及对桂林商业化氛围的抵触中，不难窥见其对外部世界对象化的人文思考。他钟情于从山川湖海间感知自然本真之美，于自在之境体悟存在本质，叩问生命的哲学与诗意。整本书中，既有纵览天地众生的开阔视野，亦有审视自我内心的笃定哲思。
在自然诗意之外，陈嘉映更融入对文明与历史的深刻考量。他穿梭于自然与社会之间，串联古今，抒发思古幽情，感慨时代现状。在庐山，他体悟到中国文化中至大至刚、尚义任侠的浩然之气；将未央宫、大明宫等历史遗存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于峨眉山下遥想李白仗剑天涯的诗酒豪情；赞叹都江堰彰显着李冰父子的千年功绩；凭吊岳飞墓时，歌颂历史长河中不朽的英雄功勋。论古思今，他亦痛心于今人的短视：“上不识明清，遑论秦汉，向下自然也看不出三五年，谁想得到千秋万代的事业名声？”陈嘉映对地域文化的观察精准独到：北京、西安作为历代皇城，政治底蕴深厚；成都留存着后蜀遗风，稍显浮华；东南地区偏重务实，人情相对淡薄。深入市井民间后，他敏锐捕捉到不同地域的民心差异，褒贬皆有：川人聪慧机敏却偶显狡黠，桂人处世圆融却乐于相助，闽人外表质朴却心思缜密，沪人精明务实，亦不乏敢于突破的冒险者，浙人看似冷淡，却也有热心淳朴的山民。这些对地域性格差异的刻画，虽难免主观，却鲜活生动。
在书信这种私密的表达语境中，陈嘉映也探讨了诸多公共领域的话题。书中大量记录改革开放初期的细节，这些微观切片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动图景。他笔下攀爬到火车行李架休息、凌晨排队购票等时代特有的场景，以及依靠粮票、介绍信和亲友接待完成的行程，在万物互联、高铁飞机普及、旅游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已不复存在。然而，市场经济的雏形已悄然显现。陈嘉映观察到，川中车站司售人员因销售提成而热情招揽乘客，温州脏乱的市容下涌动着活跃的民间经济。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也引发了平民百姓精神生活的转向。流行文化的盛行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文化格局，为大众带来了更加多元的精神文化选择。新旧思潮的碰撞催生出无数创新的火花，也让人们在适应与探索中，逐渐勾勒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精神图谱，而这一切转变，都成为中国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生动注脚。
陈嘉映充满智性的书写，传达出变革时代青年的普遍精神状态。书中反复出现的“独自一人”“无惧无畏”等表述，洋溢着青春向上、勇往直前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承袭自中国文化的刚健气质，另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赋予的时代自信。因此，处于传统与现实交汇点的陈嘉映，面对旅途中攀山越岭的孤寂、夜宿荒野的艰辛，甚至遭遇落潭涉险等困境时仍泰然处之，便不难理解了。对陈嘉映而言，这场“壮游”绝非单纯的逃离或流浪，而是将青春壮志寄托于锦绣河山的精神追寻。正如他所言：“这是怎样一种心境呢？没有对尘世幸福的渴望，只有对尘世幸福的欣赏；乐人之乐，而自己仍然抱定献身于某项事业的决心；易初变道君子所鄙，虽然年华流逝，几无所成，许多蠢动已经平息，而这种深心的冲动却依然饱满。这万里之游，吃住最差的，欣赏最美的，孕育最高的。”像陈嘉映这样坚守个人理想、积极回应时代变革的青年知识分子，让人们看到了古老民族焕发新生的希望，以及个体在时代浪潮中成长的无限可能。
在写作这些游记信札的过程中，陈嘉映始终保持着哲学与文学的双重自觉。作者的文字看似随性挥洒，实则暗合文章之道。其文风真率朴直，“力求远避烂漫芜杂，做到质直、准确、干净”，既兼具表达的简洁，又蕴含表意的深刻；文白相间的笔调，更带有“五四”时期的文风韵味。关于文体本身，陈嘉映认为，“五四”以来的游记随感大多“和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追求毫无干系”，因而“代替不了系统艰苦的思考所产生的成果”。这种文字上的自我要求与哲学化的文体反思，使他的旅行信札在自觉勾勒时代侧影的同时，也呈现出当代游记中鲜有的文章气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面貌与人的精神状况，至今仍能滋养思想、润泽人心，正是源于哲学家跨界创作游记的独特视角与创新表达。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