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世纪末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网络文学从BBS论坛的“榕树下”到阅文集团的“起点中文网”，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到《诡秘之主》，其发展轨迹不仅映射了媒介技术的革新，更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刻变迁。然而，众多学者将这一新兴文学形态归为通俗文学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强调其娱乐性、商业性与类型化特征。这种认知虽然部分揭示了网络文学的表层属性，却遮蔽了其内核的复杂性与先锋性。网络文学不断突破传统文学边界，带来的不仅是对网络社会现实的深度观照，更催生了文学观念的重构。相较之下，传统通俗文学囿于单向传播机制与类型化生产模式，显然难以承载同等程度的观念革新。

事实上，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远非“继承”或“等同”所能概括。尽管二者在题材选择和叙事逻辑上存在相似性，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本质，即依托数字媒介的互动性、开放性与即时性，催生了迥异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机制、文本形态与文化功能。例如，超文本小说的非线性叙事、读者参与的“数据库写作”以及“游戏现实主义”对网络社会实质的捕捉，无不展现了网络文学突破通俗文学边界的实验性特质。

如何厘清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本质差异？其先锋性特质如何挑战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跳出“通俗—精英”二元对立的桎梏，构建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新范式；同时也为重新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理解其社会文化功能提供依据。基于此，本文将从内涵与外延、内容层与形式层三个维度展开论证，逐层厘清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模糊边界，系统阐释网络文学“造梦”表象下潜藏的先锋性特质，从而揭示其作为数字时代文学革新载体的本质属性。

一、通俗文学的传统定位与网络文学的边界突破

中国通俗文学自古有之，它继承了我国古代传奇、话本等文学样式，是一种以大众读者为主要受众的文学形式。汤哲声认为“中国通俗文学是中国大众化的文学表现”，其本质特征为大众性、商业性和类型模式①。从形式上来说，通俗文学多以章回体为主，以情节作为叙事的驱动力，语言通俗易懂，追求故事性、趣味性与娱乐性；从内容上来说，通俗文学根植于平民大众的文化需求，追求“通晓世俗”，主题多围绕玄幻、武侠、市民生活等，以通俗化语言讲述世俗生活经验，传递世俗伦理，而非追求艺术样式的实验性与思想内容的批判性。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具有相似性，但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区别。

（一）通俗文学的传统定位：大众化根基与类型化特征

在文学场域中，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常见形态，被长期视为精英文学（含严肃文学）的对立范畴，二者在受众定位、创作逻辑和价值体系上呈现出系统性差异。精英文学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受众，继承了“文以载道”的士大夫传统，通过语言实验和社会批判实现思想启蒙，其本质是“为艺术而写作”的审美自律性实践；而通俗文学以市民阶层为根基，遵循“为大多数人写作”的商业化逻辑。对于文学形式革新的态度上，精英文学主动拥抱先锋性，重视文学创新与实验性尝试，而通俗文学更倾向于继承传统叙事模式，对于文学形式的革新反应滞后。

纵观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其叙事范式经历了从古代的“说故事”到现当代“说故事、讲人物”的转型②。这一嬗变本质上是通俗文学为适应大众文化需求而进行的自我调适：通过强化情节的戏剧化与角色的典型化，通俗文学建构起类型化的叙事体系，以此实现传播效率的最大化。然而，这种以市场和大众为基础的创作逻辑，在确保文本通俗性与易传播性的同时，也固化了其边界——通俗文学不断地维护自身叙事的稳定，这种路径依赖限制了其先锋性探索的可能。通俗易传播的内容必然不可太过晦涩，实验性与先锋性的探索也无法说服普罗大众，二者不可兼得。在精英文学选择成为“先锋”的时候，通俗文学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大众审美舒适区之上。

（二）网络文学的媒介转向：数字生态与边界突围

网络文学虽与通俗文学在大众化、商业性、类型化模式等维度存在交集，常被视作通俗文学的数字延伸，但其本质属性在于“网络性”。汤哲声曾将中国通俗文学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并将网络文学定位为继《海上花列传》《金粉世家》后的第三阶段代表。然而，网络文学绝非通俗文学的简单复刻，它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创作生态，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都已突破以纸质媒介为主的通俗文学的边界。

从内涵上看，网络文学的创作不仅依赖于作者的构思，还吸收了电子文本与编程语言，一端是玄幻、言情等通俗类型小说，另一端则是具有实验性的先锋文本。以中国台湾早期电子文学为例，早在互联网尚未问世的1980年代，台湾现代诗坛就已经借助程式语言、多媒体传媒创作数位诗，在大陆则称为多媒体诗歌（超文本诗歌）。除此之外，还通过代码逻辑生成意象（如ASCII字符构建的视觉诗），利用超文本实现非线性的“树状叙事”③。这些作品彻底颠覆传统阅读范式，在叙事逻辑上，它们不再以文字呈现单调的浅层叙事，图像动画、数据库设定与超文本技术被纳入叙事体系；在阅读形式上，超文本链接的跳转制造出非连接性的读写系统，改变读者单线渐进的阅读方式，将阅读自主权完全交给读者，完成一场互动性的游戏，部分诗歌甚至通过解谜互动解锁剧情分支。这种高门槛的“智力游戏”显然背离了通俗文学的逻辑，更接近于精英文学的实验性追求。

西方电子文学的实验性特质同样可以作为佐证。以“数字原生文学”为例，这类作品通过算法生成、交互性界面、沉浸式环境实现实验性表达，如约翰·凯利的《透镜》（LENS）通过无限缩放文本层创造“语言的新体验”④。这类作品甚至反向影响了印刷文学，马克·丹尼尔斯的《叶之屋》通过模仿电子文本的分层性、多模态性，展现印刷媒介的创新潜力，实验性印刷文本与电子文学共同构成动态的“复杂表面”，推动文学边界的扩展⑤。由此可见，实验性电子文学的本质是媒介自觉的先锋实践，它们通过技术介入颠覆形式与内容，形成与通俗化的网络类型小说的分野。

从外延上看，网络文学并非仅由类型化小说构成的单一世界。尽管玄幻、言情等通俗化小说占据大众视野，但网络文学背后存在的大量非通俗的实验性文类，尤其以诗歌和跨媒介写作为代表，也不得被忽视。以“诗江湖”为代表的网络诗歌社群解构传统诗学的文艺范式，形成了极具反叛性的场域。这类文本常以碎片化叙事、口语化表达、强烈的意象、暴力性用词挑战传统美学，尽管这类诗歌描写市井生活并且拒绝精英化表达，但仍与“通俗化”相隔甚远。“诗江湖”通过语法断裂、词性错位制造认知抵抗，意在打破读者的阅读惯性，与通俗文学语言的流畅感和代入感大相径庭。在审美范式上，“诗江湖”的诗歌用词突兀且直白，部分作品奉行“审丑主义”，其目标并非取悦大众，而通俗文学旨在书写世俗生活，迎合大众的喜好为读者“造梦”，使其短暂脱离现实生活而获得替代性满足。“诗江湖”的反叛性直指通俗文学的根基，当通俗文学继承章回体“说书人”传统，以程式化叙事巩固大众审美时，“诗江湖”正以语言暴动解构它。通俗文学为市场生产可预期的文化快消品，实验性诗歌则为文学进化提供突变基因，二者在文学场域中构成对抗性共生。有学者曾指出：“时至今日,网络诗歌以其先锋性对汉语诗学的推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⑥这种变革显然无法被通俗文学的范式所容纳。

网络文学的本质在于其包罗万象，它像一个光谱般的存在，具有无限可能。光谱一端是高度类型化、商业驱动的通俗化小说，另一端则是以超文本文学、算法诗歌为代表的先锋实验文类。前者延续传统通俗文学的“造梦”机制，后者则通过数字媒介不断探索新的边界。因此将网络文学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文学并不合适，它的内涵、外延与通俗文学存在交叉，但也存在重要区别。

二、通俗内容表象后的现实呈现

网络文学常被简单地贴上“通俗文学数字化”的标签，这与它的创作内容有直接联系。穿越、重生等题材通过“金手指”设定，借助“造梦”满足读者幻想，践行着与通俗文学相同的机制。通俗文学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套固定模式，利用套路化的情节、鲜明的人物，通过标准化生产精准戳中大众的审美趣味。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尤其是大众化的商业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相通，不过，一方面，部分网络文学在积极书写现实，如现实题材写作，承担着通俗文学难以承担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在表层造梦机制的背后，需要注意网络文学也呈现了数字社会的生活与现实，这是其不同于通俗文学的地方。

（一）现实题材创作与网络文学的主流化

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都会书写现实生活，但网络文学可以通过现实题材的创作深度反映现实，走向主流化，这是通俗文学所无法完成的。通俗文学以类型化叙事为核心，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情节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但对于现实议题的书写往往流于表面。武侠小说的世界观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上，却以架空的逻辑忽略真实历史社会的矛盾；琼瑶小说虽描绘爱情，却易将阶级差异、女性困境简化为善恶对立的二元冲突，这种以“造梦优先”的创作理念，使得通俗文学难以承担深度反映现实，甚至批判现实、书写主流的社会功能。

反观网络文学，尽管部分作品如《斗破苍穹》《甄嬛传》等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通俗文学“造梦”的爽感机制，但随着创作生态的成熟，一批网文作家开始尝试突破类型桎梏。以阿耐的《大江大河》为代表的一系列现实题材网文创作涌现出来，它们或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或以某个行业发展为切口，聚焦于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通过书写小人物在时代发展与经济变革中的沉浮，真实再现了我国在发展转型之路上所遇到的阵痛与机遇，呼应了当下社会问题讨论的热点，实现了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

网络媒介的即时性和丰富性与网络主体的多元化大大影响了网络现实题材的书写。创作主题的多元性和创作的动态性是网文现实题材创作的特点，它们既涵盖重大历史事件，也聚焦于微观个人经验，形成“宏观叙事”与“生活流”并存的格局。被视为“穿越工业文”代表作之一的《大国重工》讲述了国家重大办的青年才俊冯啸辰意外穿越到40年前，附身到20世纪80年代冶金厅的一个临时工身上的故事。该作品围绕“技术引进中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外合资谈判的博弈”等情节展开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让类型化的“穿越文”巧妙规避了常见套路与历史叙事的说教性，让技术逆袭的“爽感”叙事成为读者自然接受中国工业崛起艰辛历程的辅助。再如“卓牧闲”的《大山里的青春》，以大学生村官视角，记录了精准扶贫中的真实困境，作者通过揭露扶贫工作的复杂性，打破了田园牧歌式幻想的滤镜，以建设性的视角呈现了新时代乡村蜕变的真实过程，也塑造出基层干部、农民群体等典型的人物群像。《都挺好》探讨传统孝道与现代个体意识的重提，小说中重男轻女、养老责任推诿等情节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表明了网络文学在严肃社会议题上话语权的提升。

从“大国”到“小家”，这些作者开辟了网络文学走向主流的可能，打破了“网络文学等于低俗娱乐”的刻板印象。为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国家新闻出版署自2015年起连续举办“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通过主流奖项的认可获得其文化合法性。更有实时记录抗疫现场的作品《大医凌然》、描写科技自立的《关键路径》等作品，这种“在场式”写作，无不凸显数字时代网络文学与社会热点同步的即时性，使网络文学成为记录社会变迁的数字年鉴，这种“新主流”书写的深度性和即时性，是通俗文学所无法承载的。

（二）造梦机制背后的现实呈现

除了书写现实题材走向主流化，网络文学还通过欲望书写的表象反射了数字时代人类赛博格化的症候。这些并不是作者的刻意为之，而是身为数字原住民无意识的带入，这也是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内容层的一大区别。

从纸质媒介时代到数字媒介，网络文学延续通俗文学传统，继续书写“人间烟火”。言情小说里的网恋奔现、都市文中的直播带货、电竞题材里的游戏社交……这些贴着“互联网标签”的情节，看似是追热点、赶潮流，实则折射出新一代年轻人虚拟与现实交织、焦虑与幻想并存的生存状态。不过，与通俗文学止步于欲望叙事和“说故事，讲人物”不同，网络文学用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了数字时代人类生存的状态，悄然重塑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恐怖惊悚类小说《我有一座恐怖屋》讲述了主人公陈歌偶然寻得一部旧手机，在手机的指引下探寻世界的另一面的故事。陈歌需要完成手机派给他的“鬼屋任务”，例如“24小时吸引1000游客”等，才能不断解锁新场景，掌握更多关于父母失踪的线索。在这部作品中，手机成了派发任务的系统，而鬼屋的经营也被转化为可计算的KPI指标，陈歌则拥有鬼屋老板与灵能者双重身份，成为这一系统下的数字劳工。这一场景与现实生活中外卖骑手依照APP派单、主播按直播平台规则进行打榜形成呼应，他们的共同特点为：算法化、机械化。游客数量、接单数量、打赏金额成为代替服务的核心指标，一切算法依照平台或系统的规定进行；同时系统会根据用户的经验值派发不同难度的任务，用户则不断重复完成同类任务的行为。无论是陈歌还是外卖员，都俨然成为系统控制下的数字劳工，陈歌攻略系统的过程投射了无数数字劳工在算法监控下的生存缩影。而小说中，主人公通过巧妙策略逐渐适应系统，甚至逐渐掌握系统规则，制造“爽感”，也正如现实中年轻人通过薅羊毛攻略对抗外卖平台的算法，在文学想象层通过“卡BUG”情节完成对数字规训的象征性反叛。

部分网络文学作品还通过特殊设定投射现代人赛博格化的无意识生存状态。除了上文提及的“系统流”小说——主人公需要接受外部系统的任务支配，通过完成系统任务获得能量提升或者奖励——网络文学中随处可见的“随身流”和“人机共生”设定，也是数字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症候式呈现。“随身流”即主人公随身携带着可自主支配的异质空间，如储物戒指、农场、灵宠空间等。这些异质空间具有资源再生性，并压缩了时间，如随身携带的农场可无限种植，空间内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且主角对于空间有绝对支配权。这种异质空间的存在就像是随身携带、可移动的“服务器”，主人公通过随身戒指获得指导，在灵宠空间中修炼等级，随着异质空间一同变得强大。这种“超能”设定弥补了现实中玩家在武力、知识上的缺陷，实际上折射了网络给现代人带来的代偿功能，以及人与网络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异质空间的“随身性”表明网络的无处不在，依赖网络的数字原住民则需要时刻进入网络空间，保持与网络的随时连接⑦。在网络世界，用户可以通过查询随时获得任何知识和讯息，也可以以虚拟身份自由交往，突破现实生活在各方面的限制，这种“永远在线”的状态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随时可逃离现实的安全空间。

除此之外，高频出现的“人机共生”设定，也暴露了数字原住民对于技术异化的深层焦虑。在《湮灭边界：人机共生计划》中，人类意识成为AI进化的培养基，主角在星际漫游中对抗AI霸权；在《AI大变纪元》中，神经算法工程师遭AI反噬，人类意识面临清洗的局面。这类作品不仅呈现出人与AI共存的局面，更折射出当下人类在算法依赖和主体性危机之间的现实困境。当人们的内容生产越来越倚重AI生成，行为决策更加依赖算法推荐，人类正逐渐成为AI的“技术附庸”。这类先锋性书写，实质上是将GPT时代的技术伦理困境置于文学书写中加以呈现，是赛博格化生存的真实投射。

网络文学不仅书写了数字原住民最直接的欲望，更通过各种设定直指数字生存的本质，我们早已是智能手机、社交账号、算法数据的“初级赛博格”，成了网络数据的数字分身。这些作品的存在说明网络文学在“爽感”的包装下实际上已经超越通俗文学，开始思考更为深刻的话题，在被算法支配的世界，我们如何保卫人性的最后据点？

三、媒介化形式与文学观念变革

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本质差异，在形式层体现得更为鲜明。一般来说，通俗文学在形式上是难有先锋意义的，拒绝形式实验与文体的自反性。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形式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锋性是通过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表象呈现的，并带来文学观念的变革。

（一）线性叙事背后的数据库文化

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形式层的相似在于，它们主要都以线性叙事推动故事，但网络文学的线性叙事并非通俗文学一般单向与平面，而是变成了数据库，呈现碎片化、立体化特点。网络文学在形式上较通俗文学更具先锋性，此为其一。

网络文学的表层结构往往呈现出与传统通俗文学相似的线性叙事特征。重生小说按照时间线逆袭翻盘，修仙文依照等级体系逐步进阶，都市文围绕主角成长展开情节。这种看似通俗化的叙事模式，容易让人将其与通俗文学的固定套路混为一谈，但仔细剖析便可发现，传统通俗文学的线性是封闭的、不可逆的，读者的角色仅限于被动跟随，网络文学的线性则是开放的、可回溯的，更像一条可自由暂停、分叉与重组的路径。这种路径并非传统线性叙事的照搬，而是从纸质媒介到数字媒介的转型基础上，数据库文化在叙事结构中的具象化呈现。

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提出“数据库消费”理论，为理解这一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他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消费已经从对宏大叙事的依赖转向了对于符号元素的零散消费⑧。以往人们对于文化中的历史观与信仰所吸引，现在人物的角色属性、萌要素成了被消费的主要对象。这一理论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演化，读者不再消费完整的线性的故事，不再被通俗文学中完整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所吸引，而是将文本拆解为可独立提取与重组的数据单元，可能仅仅喜欢某一段情节或某一个角色属性。以起点中文网的“本章说”为例，读者可以在每一段落之后插入实时评论，形成密集的弹幕式互动，正如社交媒体一般能够发表意见并获得实时反馈，完成类似于东浩纪所说的“交换资讯的社交行为”⑨。这些弹幕包括对剧情的预测、对角色的调侃，也包括对文本细节的考据，甚至还有读者的二次创作。原本连贯的线性文本被无数条弹幕切割为碎片，成为类似数据库中的独立条目，读者可以随时挑选和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人物设定，进行拼贴式阅读，在原作的基础上强化自己感兴趣的角色属性，满足个性化阅读需求。“本章说”的设计使得阅读网文也变成了一种社交，文学文本从封闭的印刷品变为开放的数据流。这种“数据库化”的文本形态，颠覆了通俗文学封闭与完整的叙事体验，实现了由叙事主导向要素驱动的转型。通俗文学的叙事结构正如作者精心设计的单行道，生动而有趣，吸引读者一路走到终点；而网络文学的结构更像是一座立交桥，允许读者从任意节点介入、分流甚至在原有的道路上另辟蹊径。身为网络原住民，网文作者与读者都深受“数据库消费”逻辑的影响，在“创作+社交”与“阅读+社交”的一体化过程中，都不自觉地将内化于心的无意识带入写作与阅读中。他们实际上在以碎片化的交互行为，实践着东浩纪所说的“动物化消费”，即不再追求意义与深度，而是通过对符号元素的即时攫取与重组，获得快感。

（二）游戏现实主义与跨次元文本

除了数据库化，网络文学还呈现出“游戏现实主义”特征，构建起2.5次元的文学场域，在形式层上呈现出与通俗文学的区别，此为其二。

这一先锋性体现在对通俗文学叙事维度的突破。通俗文学的创作重点在于如何讲好故事，如何使这个故事更加吸引人，通过线性叙事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而网络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纸质媒介呈现的结果，更在于创作与接受的过程。它通过引入超叙事（即场外读者的实时交互行为），构建起“叙事层”与“超叙事层”交织的跨次元文本。在阅读通俗文学作品时，读者以“静观”的模式进行被动接受；而网络文学通过数字媒介的交互功能，打破了这种单向性，以东浩纪提出的“游戏现实主义”视角来看，网络文学的文本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读者可以通过弹幕、评论、二次创作等行为，不断介入故事进程，使文本成为动态的游戏场域。

在互动游戏《隐形守护者》中，读者通过选项左右主角肖途的命运，每一次选择都像游戏存档点，生成不同的故事分支。这种设计并非简单的“多结局”，而是将读者抬升为“超叙事者”，在游戏的互动中构成一种“超叙事环境”。玩家作为高次元的存在，能够重置游戏进度，做出自我选择，改写游戏命运，尽管在网络文学中，读者无法直接通过阅读改变故事结局，却可以同样以“超叙事者”的身份介入情节。在网络文学中，弹幕能够让悲剧变成喜剧，让喜剧变成悲剧，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文本的效果；读者通过实时评论与反馈可以随意改变故事的体验，随时跳转故事情节；改变了故事结局与走向的衍生创作也会被发送在弹幕或评论中，造成对其他读者的影响。事实上，在网络文学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如游戏一般的“超叙事环境”，这些互动从幕后走向幕前，从观看者变为参与者，使得阅读过程也转化为“参与式游戏”。

这种“玩家视角”的介入，使文本成为连接虚构与现实的接口。在普通线性叙事与超叙事的跳转中，文学文本也打破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界限，构成了2.5次元的文本场域。就通俗文学而言，故事情节与人物角色都依赖于作者的想象创造，情节与角色在二次元世界中自足，无论是事件空间还是逻辑因果都是单向性的，读者的体验也被局限于这一空间。但在网文阅读的过程中，三次元身份不断地介入二次元的文本，通过交互活动介入故事世界，形成2.5次元的交互环境。这种“破次元壁”的叙事策略，使文本不再是自足的艺术品，而是与现实持续对话的动态世界。读者在沉浸与抽离之间反复横跳，既代入角色的悲欢，又保持玩家般的超然视角。如此，网络文学完成了对通俗文学形式层的超越，其革命性意义不仅在于形式创新，更在于揭示了数字时代文学存在的全新可能——一种在动态交互中持续进化的“超文本生命体”。

结语

数字技术的浪潮重塑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范式，网络文学作为媒介革命的产物，始终在“通俗”表象下进行着先锋性突围，正是这种先锋，使通俗文学与网络文学必然无法画上等号。这并非对通俗文学的否定，而是对文学可能性的拓展。它既容纳类型化叙事的通俗性，又延续了精英文学深度探索的使命。在挑战“通俗—精英”二元框架的过程中，网络文学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评估。它既是媒介革命的产物，也是文学边界突破的先行者；更揭示了数字时代文学演进的独特路径：一种在技术赋能与大众参与中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实践。

注释：

①汤哲声.不变与变：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的原则性和适应性及其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②汤哲声.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J].学术月刊, 2018.

③陈仲义.“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

④⑤N. Katherine Hayles.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Complex Surfaces of Electronic Texts and Print Books[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07.

⑥何平.重建诗江湖[J].文艺争鸣,2017.

⑦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8．

⑧⑨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M].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

（本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2024年度“新时代文学研究”支持计划重点项目“湖北网络文学简史”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