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儿童本位观”辨正
中国现代以降，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界定儿童的年龄标准皆各不相同。本文采用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界说：“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低于18岁。”显然，“儿童”概念较为宽泛，基于年龄结构和心理特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幼年（0—6岁）、童年（7—12岁）和青少年（13—18岁）。成人如何认识、对待儿童，即儿童观。毫无疑问，成人持何种儿童观，相当大程度决定了儿童的现在和未来。概略说来，古今中外，成人持有“非儿童本位”和“儿童本位”两种儿童观。所谓“儿童本位”，即以儿童为中心，深入了解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独特性，尊重儿童的个性，让儿童完整、完美成长。“儿童本位”显然针对的是“成人本位”（或曰“老者本位”“非儿童本位”），本质上是对“父”文化的质疑。提倡“儿童本位”，无疑削弱了父权的绝对性。“儿童本位”蕴含的深意在于：儿童就是儿童；儿童不是成人的附属物；儿童不仅仅是未来的成年人；儿童有独立的人格特质；儿童有特殊的生理、心理需求；自由、率性和玩耍是儿童生存的第一要义；成人规约虽然不可避免会辐射儿童世界，但不能成为儿童成长的桎梏，而必须有益于儿童茁壮成长。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儿童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写作资源。纵观中国文学史，儿童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时期的各体文学之中。各个时期成人对儿童的认知差异，决定了文学塑造儿童形象的异质。儿童虽属客观、独立存在，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儿童从来就摆脱不了成人的想象和建构，文学书写首当其冲。“儿童本位”是区别“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重要标杆。因此，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流变，无疑可以窥见“中国儿童观”和“中国儿童文学观”的演进轨迹。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儿童进入中国儿童文学文本经历了不同的诗学转化，呈现出异质的精神面貌。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何在？映照出怎样的文化生态？为无限接近儿童本体，破译儿童心灵的密码，提供了怎样的参照？
1、“儿童本位”果真生发于现代？
就儿童观而言，中国现代以来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古代“老者本位”盛行，“儿童观”自然是“非儿童本位”的，甚至与“儿童本位”绝缘。事实上，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儿童观的误解，甚至是以讹传讹。“非儿童本位”虽是中国古代儿童观的主流，但“儿童本位”并非绝迹。儿童既是成人的昨天，又是成人的未来，成人对儿童的喜爱近乎本能。儿童的天真、纯粹始终令成人欣赏、钦羡，甚至崇拜。比如，孟子提出“赤子之心说”，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即初生的婴孩，具有纯洁、善良之本性。“赤子之心”即拥有婴孩一般纯洁无瑕的心性，具有某种未被污染的神圣性、圣洁感。朱熹指出应该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而施教。“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王守仁发现了儿童独特的心理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明代的袁宏道亦盛赞“赤子”“稚子”之性，崇尚儿童的自然、淳朴之美。“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而无往而非趣也。”意即顺其自然得来的趣味就很深刻，而后天习得的趣味相对浅薄。小孩子虽不知何为趣味，但无论做什么皆兴味盎然。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真心”“一念之本心”。失却了童心，便丧失了本性。当然，这些带有儿童崇拜情结的论述，并非以尊重儿童独立人格为前提，不过是将“童心”作为人性之一种加以礼赞，将“儿童状态”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予以追求。但是，不可否认，其中蕴含了成人对儿童的真切理解，必然包孕着“儿童本位”因子。
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充满童真、童心和童趣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儿童本位观”。比如，《列子·汤问》中辩论太阳大小、远近的两个无邪的孩童；《孟子·离娄上》中记载的楚国儿童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体现了儿童尽情玩水的童趣；骆宾王的童诗《咏鹅》妙趣横生。《小儿垂钓》（胡令能）中垂钓小儿的专注与冷漠，“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令人忍俊不禁。《池上二绝》（白居易）中的小儿“偷采白莲回”，完全沉浸在喜悦中，竟然“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所见》（袁枚）中的牧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稚童的小心机令人捧腹。《点绛唇》（李清照）中那位“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娇羞与纯真栩栩如生。当然，这些作品塑造的本真孩童形象不过是自发或偶发，并非主流。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并非与“儿童本位”绝缘，“儿童本位”意识自发或自觉地点缀在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中。
2、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本位”书写仅属小概率事件
作为学术概念的“儿童中心主义”之于中国属舶来品，其在西方历史悠久，许多教育家不遗余力接力推行。1632年，夸美纽斯出版的《大教学论》提出了著名的“种子说”，即儿童是天生拥有“知识、道德、虔敬的种子”。强调儿童具有本质属性，无疑彰显了“儿童中心主义”观念。1762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儿》，指出儿童与成人异质，“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堪称率先“发现了儿童”。杜威承接了卢梭的衣钵，通过批判旧式教育，明确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概念。蒙台梭利倡导“蒙台梭利教学法”，强调“真正教师是孩子本身”。“儿童中心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杜威来中国讲学（1919年5月—1921年7月）无疑是契机。《新青年》杂志刊登了“杜威专号”，发表了杜威著名的教育理论——《民主主义与教育》《平民主义与教育》和《杜威教育哲学》。“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这种“儿童中心主义”观很快在中国的教育领域风行。如果说，“儿童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教育教学领域的革命，那么，“儿童本位”观则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儿童本位”受到了众多“五四”新文化先驱们的推崇，从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大旗。蔡元培重视儿童个性的发展。周作人强调“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鲁迅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郭沫若论及：“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提到：“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茅盾更是断言：“（中国）‘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由此，将“儿童中心主义”转化为“儿童本位”，且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中国儿童观”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中国儿童文学借此迎来了现代性转型。出现了鲁迅、冰心、沈从文、茅盾、郑振铎、许地山、彭家煌、王统照等一批为儿童创作的作家，产生了一批“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社戏》（鲁迅）、《一课》（叶圣陶）、《大林和小林》（张天翼）、《三三》（沈从文）、《给我的孩子们》（丰子恺）等。或彰显童心的纯真、美好，比如阿发（《社戏》）、三三（《三三》）等；或表现儿童无以复加的游戏精神，比如大林、小林（《大林和小林》）等。总之，儿童们以“儿童”面貌出现在“为儿童”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鲜活、灵动的儿童群像。儿童真正成为儿童文学的主角，作品中的儿童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神似，儿童书写的主体性增强，儿童形象塑造日益本真、个性化。
此外，因国破家亡，一些作家颠沛流离偏居一隅，远去的童年记忆成为摆脱现实困境的灵丹妙药。在文字里寻找童年的温暖和温情，是找不到出路之时别无选择的自耗、自慰，“童年回忆体小说”热应运而生。代表作有《篱下》（萧乾）、《呼兰河传》（萧红）、《混沌》（骆宾基）、《初吻》（端木蕻良）等。这些作家的童年书写大多蕴藉了作为生命个体的切身体验，尽管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各个不同，仍能发现相似的写作倾向。故乡远在天涯满目疮痍，早已不是从前宁静的温柔乡。今昔之强烈对比，更显当下的落拓、孤寂。然而，有关故乡和童年的温暖记忆早已沉潜于血脉之中，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穷途末路，落笔便能慰灵安魂。
然而，理论和实践通常无法同步发展。回顾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程，尽管“儿童本位观”已经生根，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书写依然在路上。一方面，为了推行“儿童本位”，刻意拔高，甚至绝对化，以至于削弱了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从来就不可能与教育、时政无关，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得不因势利导，从而在践行中改变了初衷。比如，鲁迅极力推崇“儿童本位”，写过《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儿童文学名篇。即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但他的写作重心显然不在儿童文学。周作人在收集童谣等方面贡献颇大，但他并未身体力行创作儿童文学。郭沫若和茅盾既有儿童文学的理论阐释，又有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但二人的儿童文学创作数量不多。叶圣陶虽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巨擘，但以《稻草人》为代表的童话作品毫不掩饰“教育功利”，有生硬说教之嫌，势必偏离了“儿童本位”。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抗战和内战的影响，为儿童写作的作家们必须根据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需要，调整写作方式，“儿童本位”让位于“国家本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孩子们亦被社会风云席卷，他们不可能仅仅是孩子，必然面临生与死的战争，甚至不得不承担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任。刚刚被发现的“儿童”不得不异变为成人，拿起刀枪保家卫国，是不折不扣的“国民”，不得不以羸弱之躯和成人一样承担重大历史使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被塑造成“小国民”形象，主要通过“苦儿”和“红色儿童”来体现——“好儿子”“好学生”形象被“无产阶级工人子弟”“流浪儿童”和“悲惨童工”等取代，尤以“左联”作家为代表。“苦儿”代表作有《女孩》（洪灵菲）、《小玲妹》（草明）、《码头上》（沙汀）、《爸爸》（艾芜）、《童年的悲哀》（王鲁彦）、《小丰》（戴平万）、《小林禽》（阿英）等。“红色儿童”代表作有《大鼻子的故事》（茅盾）、《小阿强》（冯铿）、《黑骨头》（胡也频）等。此外，由于对儿童的现代认知毕竟处于起步阶段，对儿童的书写极易发生错位。不少作家虽然对儿童情有独钟，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仅仅把童年作为一种精神意象加以书写，儿童抑或只不过充当了成人的镜像。作品中塑造的儿童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大相径庭，甚至毫不相干。儿童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人格的主体出现，不如说是一种新鲜、灵动的精神意象，而非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儿童本我。比如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少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儿童本位”的书写立场，代表作有《慧眼》（欧阳山）、《野葡萄》（葛翠琳）、《小雁归队》（吴梦起）、《龙王公主》（陈玮君）、《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下次开船”港》（严文井）等。然而，这些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不管是非现实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一律被扣上了“颓废”“脱离人民群众”的帽子。其中，《慧眼》遭到猛烈抨击。周邦是农业合作社生产队长的儿子，有一双神奇的慧眼，能看透别人的心灵世界。诚实者，心是红色的；撒谎者，心是黑色的。因为骄傲，他的眼睛不再神奇，还被破坏分子和懒汉利用。经过父亲和大家的帮助，他又拥有了一双神奇的慧眼。许多评论家忽视童话的幻想特质，批评该作品的想象缺乏现实基础，甚至上纲上线称其偏离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轨道”。此外，陈伯吹发表在《文艺月报》1956年6月号上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以及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1958年2月号上的《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直指儿童文学创作及编辑过程中存在偏离“儿童本位”的弊病，提倡儿童文学应首先以“童心”“童趣”为第一要义，从而招致了对“童心论”的一场大批判。所谓“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亲切论”“趣味论”和“童心论”竟成罪魁。针对这种“左”倾思想，《小朋友》和《少年文艺》等杂志调整了办刊方针。《小朋友》杂志强调通过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启发儿童智慧，增进儿童知识，培养儿童勇敢和乐观主义精神。《少年文艺》杂志提倡刊发亲切、新鲜、多样和有趣的作品。然而，这两家刊物很快被批为“严重脱离政治、脱离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如果说批判《慧眼》尚属正常的学术争鸣，那么这一次批判却超出学术争鸣范畴。在1960年批判“儿童文学特殊论”的运动中，唯有茅盾保持清醒。他在《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指出，此时期创作是歉收的。
可见，因提倡“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人民本位”，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通常被塑造成“小英雄”“小主人”。1949—1966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社会主义阵营同胞，乃全民共同参与的公共想象。被称为“祖国的花朵”“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儿童，是“红小兵”，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又红又专，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改正缺点，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添砖加瓦。与其说他们是儿童，不如说他们是被“缩小的成人”，“儿童小说要么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要么即使描写儿童的校园生活，也是让儿童被动地处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被教育者地位上。也许让人难忘的唯有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中的那个机智勇敢又顽皮不逊的少年张嘎，随着同名电影的放映，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即使在今天，仍让许多已长大成人的当年的孩子们唏嘘不已。但是，随着1960年前后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的批判，小说中已找不到可以让人加以审美的儿童了”。此外，“文化大革命”十年，尽管出现了潘冬子（《闪闪的红星》）等屈指可数的多少有点儿童气息的儿童形象，但儿童依然是以遵循成人世界的各种规约为成长的风向标。
随着拨乱反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经历了切肤之痛的人们充分认识到成人世界的不堪，“童心”重新被放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企图以童心的纯净、美好唤醒成人的良知。呼吁回归“儿童本位”，尊重儿童天性，塑造未来民族性格，儿童迎来了自在、自为成长的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降，“儿童本位”一以贯之，塑造完整、完美成长的儿童形象成为终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都处于成长之中。但是，儿童阶段的成长无疑至关重要，往往决定一生。因此，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方面面关注儿童的成长，无疑是儿童观念的一场划时代革命。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大突破，恰好在于成长书写的日渐深入。作为学者/作家的曹文轩对“成长”的理论认知尤具代表性。“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根本无法覆盖成人世界以下的全部生活领域。成长小说将撤销旧有儿童文学概念的种种限制。它将引起大量从前的儿童文学必须截住而不让其进入的话题。”呼吁将成长小说引入儿童文学领域，拓展了成长小说和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儿童文学批评家王泉根在不少文章中论及“成长”，探讨儿童文学与儿童成长心理之间的逻辑关系。“走向当代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表现一代新人多姿多彩、健康向上的生命气象与精神成长”，是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综上，自中国现代时期落地生根的“儿童本位观”，并未能立即让中国儿童文学迎来“儿童本位”写作的汛期。直至新时期以来，“儿童本位”书写才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流。
3、“儿童本位”之于儿童文学并非万能之匙
儿童与成人异质，是不争的事实。提倡“儿童本位”，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事件。“儿童本位”，确实是破译儿童和儿童文学密码的重要密钥。但是，绝非万能之匙。许多提倡、践行“儿童本位”论者，往往持有“包治百病”的心理预期。“儿童本位”非但不能解决与儿童相关的所有问题，若将“儿童本位”绝对化、极端化，不啻另一种可怕的灾难。“儿童的事情儿童自己解决”等看上去非常“儿童本位”的做法，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是否具有普适性？儿童有自己无法克服的短板，诸如身体和心智能力相对较弱，完全自主解决无异于痴人说梦、揠苗助长。有效的引导，甚至是适当的约束、惩戒，并非是反“儿童本位”。一头母狮尚且知道警告一味任性、打闹的幼崽，教会它们必须遵守的进食、捕猎规则。儿童的成长不可能像野草一样任其肆意蔓延，完全放手，无异于打着“儿童本位”的旗号而不承担扶助儿童成长的职责。“教”与“育”，“教者”肯定占主导地位，而“受教者”必然居于从属甚至被动地位。约束性，甚至是强制性，在所难免。教者和受教者必然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完全平等甚至就没有教育了，必然导致各行其是，各唱各的调。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实现完全的自我教育，不过是虚幻的乌托邦。这必然是无效的“儿童本位”，必然导致成长失位。反教化论者，偏激地认为教化堪比儿童的虎狼之药。无需赘言，绝对的“儿童本位”，即任由儿童自性、自主成长，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迷梦，甚至是对抚育儿童的失职。
事实上，“非儿童本位”，并不意味着认为儿童不重要，看不见儿童异质于成人。从初级关怀的角度说，从古至今，大多数成年人基本上做到了“以儿童为本位”。但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儿童的心理、个性、人格形成的关怀，远远不够。或者说，很难做到“儿童本位”。既因对儿童的理性认知的滞后和落后，还因人伦体系的建构显然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必然会长大，必然会遵从这些成人规约。教育儿童的成人因为看见了儿童的将来，必然会从现在开始要求儿童逐渐遵从将来必须践行的规约。这显然不是“儿童本位”的。但是，这是负责任的一种教育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善意的“非儿童本位”。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自身的弱点，儿童也不例外。儿童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弱，需要他人帮助才能生存。大多没有抵抗风暴的能力，且不懂得自我保护，懵懂、莽撞，时常会铤而走险。适当约束，适当违逆所谓“儿童天性”，看似“非儿童本位”，却有助于儿童更好地成长。而且，“儿童本位”并不意味着不加以任何约束，给予儿童绝对的自由。所谓文明，自然是与原始、蒙昧相对抗，必然意味着理性自觉。而儿童的率性、随意和无遮无拦，往往是与理性相悖的。也就是说，绝对的“儿童本位”在文明社会中通常来说不过是乌托邦。当然，这种乌托邦意识正好烛照出文明的诗性。意识到了，尽管永远难以企及，无限接近，当属文明的进步。
概言之，不能将“儿童本位”绝对化，不能将“儿童本位”视为救赎儿童的尚方宝剑，不能以“儿童本位”的名义纵容儿童、推卸监管失范的责任。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儿童本位”确实是儿童文学作家写作的高标。这是一种高难度写作，大多数作家难以企及。肇因直接的儿童经验已相当遥远，且成人经验与儿童经验属于两极，无限接近是本相。此外，绝对的“儿童本位”书写对于儿童文学并非幸事，必然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儿童文学的深度、厚度。单一的儿童视角确实存在局限，儿童自说自话虽强化了原生态、现场感，但必然会弱化、窄化成长的诗性特质。而成人视角的巧妙点化、指引，无疑拓展了成长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让儿童文学增辉。比如，《城南旧事》（林海音）以“儿童本位”为主，但并不回避“成人本位”。所有的大人都认为秀贞是个疯女人，而小英子却发现她“不疯”；当所有的大人漠视小桂子的遭际，小英子却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这疯/不疯、冷漠/同情背后隐藏着一大片人性的“真空地带”或“中间地带”，显然无法简单地用善/恶加以评判。大多数成年人对不幸的疯女人和弃儿小桂子的冷漠似乎理所当然——非亲非故，且她们的遭际并非由自己亲手制造，似乎谁也没有理由苛责他们。这种纯粹的“成人本位”恰好映照了人性的隐秘、幽微，而且体现了道德的相对性和模糊性，以及仅凭道德救赎人性的有心无力，从而拓展了作品挖掘人情、人性的深度和广度。
4、结语
如果说“儿童观”决定了“儿童文学观”，那么作家秉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观”便决定了采取何种“儿童文学话语”进行“儿童形象”塑造。“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显然是科学的、进步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书写，显然最容易塑造出本真的儿童形象，最容易切近儿童本体。然而，“儿童本位”绝非万能之钥，“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书写亦非唯一的写作路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书写已逾百年，作家们基于儿童经验和儿童想象重塑儿童形象，希冀以文学的诗性关怀童年。从误读、异化到无限切近儿童本体，破译儿童心灵的密码，无疑成为一代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完成的终极使命。◇◆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