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窥见遗落在时间幕后的尘烟
第一次读《包法利夫人》，我20余岁，参加工作不久。师范期间，读了大量名著，所谓大量，只是相对自己的过去而言，其实没多少。而这个量里，又多是大部头。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罪与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双城记》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等。借一次书不容易，贪婪心理影响着个人的阅读习惯，篇幅不是太长的作品排在后面，因而晚读了数年，《包法利夫人》即是其一。彼时，我更看重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语言，特别是人物，而对结构和叙述方式不是很在意。福楼拜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鼻祖，是因为他在叙述上有着极大的开创性。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有评论家也有作家。我迷恋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不是福楼拜创造性的叙述，而是放不下爱玛这个人物。
说实话，当时的我并不喜欢爱玛，甚至有点鄙视，她总是让我想到村里那些名声不好的女人。她太不安分，太过我行我素。她的结局，似乎也印证着传统的报应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却挥之不去，而且有着隐隐的心痛。再读，已过不惑，对叙述方式、叙述视角几近痴迷，当然也没有忽略人物。令我意外的是，爱玛的形象似乎有了变化，我不再讨厌，甚至对她还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坦诚地说，我的宽容、包容是岁月的磨炼或馈赠，时间使个人的心理、想法、认知不同以往，但我同时也认为，爱玛确实在变，她可以随着时间生长。这个生长不是变老，而是应时就势，更有光彩，更为迷人。这是我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看法：人物形象要有生长的能力，可以活在任何时代，可以和任何时代的读者对话。结构、叙述、语言、题材当然重要，写作者都在做着种种突破，这也是小说差异性或风格所在，但无论怎样标新立异，人物形象也是衡量小说的重要指标。塑造鲜活、立体、能呼吸、能生长的人物形象，也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和以往的小说一样，《龙凤歌》写的仍是普通人物，其中的罗响身份虽然有点特殊，但我不认为他是浪尖舞者，而把他看作普通一员，因为这样的角色我自认把握得住。至少，他可以在小说里活着，且可以率性而为。
写作的意义，作家多有高论，表述或委婉或直接。对每个作家，在不同的年龄，其实追求也不尽相同。这个不同，既有思考表达的方向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体力的下降，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位作家曾对我讲，写作要抓紧，到老就写不动了。彼时我四十几岁，精力充沛，从未有累的感觉，所以只是笑笑。近些年，我也感觉到了。写长篇如同马拉松，极耗费体力。以数年写一部的节奏，其实写不了几部，而计划写的数量远大于能写的数量。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先写哪部后写哪部。《龙凤歌》在计划中其实是排在后边的，不是不重要，恰恰是因为太重要，我想捂藏得久一些。但种植于心，时时生长，就这样跑到前边。
若言写作缘起，《龙凤歌》是为心为情而作，起码最初是这样。计划中的作品恐怕难以全部完成，像美国作家罗斯那样，一生写几十部长篇，还是很少的。那么，就应拣自己最乐写、最想写的先写出来。初始的意义，也是最恒定的意义。其它，就要读者去理解了。如果再明晰一点，那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我试图在他们身上注入生长的能力，当我拿不动笔的时候，当我想到计划中的作品不能全部写出的时候，不会有太多遗憾。至少，我为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情感，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为大地上劳作和奔波的身影写了一部小说。他们在这个时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祈愿他们能够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在我不可能知道的陌生地域，把不曾呈现的一面呈现出来。彼时，读者还愿意读，难以放下其中一个或数个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愿意搁在心里，并能从人物身上窥见遗落在时间幕后的尘烟，窥见尘烟里的渴望、失意、寂静和喧嚣，我就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