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小说伦理思想演变
2024 年，韩江（1970—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为“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性”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韩国作家。韩江通过独特的叙事风格，对痛苦、暴力、生命等人类存在的核心议题进行了探讨，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自 2016 年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以来，韩江的文学成就屡受世界瞩目，2017 年获得意大利马拉帕尔特奖，而在 2024 年更是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国际文学界的地位。她通过极具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和哲学深度，将地域性与普遍性有机结合，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声音。
韩江的文学创作贯穿着伦理书写，并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语境的演进逐步深化和扩展。1993 年，韩江在《文学与社会》杂志发表诗作《首尔的冬天》（外四首），1994年在《首尔新闻》发表短篇小说《红锚》。自此以来，她共发表了 7 部长篇小说、4 部小说集，以及 7 部散文、动画与诗集。20 世纪九十年代，她的小说《丽水之爱》（1994）、《玄鹿》（1998）等作品聚焦于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九十年代末至 2000 年以后，通过《植物妻子》（1997）②、《素食主义者》（2007）等作品，她的创作视野逐渐拓宽，将社会伦理束缚与自然伦理救赎纳入讨论。2010 年代至今，《少年来了》（2014）、《不做告别》（2021）等小说在思想深度上迎来了突破，她开始以韩国民众的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为切入点，探讨人类共同体面临的伦理危机。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本文系统梳理韩江小说伦理书写三阶段，分析其伦理思想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演变，揭示其作品的伦理价值及现实启示意义。
01 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韩国民众与那些为大局牺牲个人生活的上一代截然不同，他们致力于通过政治与社会民主化途径来实现对个人生活质量的追求”（权宁珉 503）。然而，这一进程将他们置于一个全新的伦理挑战与焦虑之中。韩国自 1988 年成功举办首尔奥运会并于 1996 年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来，全面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这些经济发展举措对传统家庭结构和个体伦理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让位于现代核心家庭结构，这弱化了血缘伦理的凝聚力。同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蔓延，个体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社会逻辑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致使个体的自我认同陷入焦虑。“在文学文本中 ,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 263）。韩江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结构急剧转型时期个体所遭遇的伦理身份危机，其小说中的人物面临着多重伦理身份解构，这一过程导致他们陷入自我认同焦虑之中。
中篇小说《丽水之爱》中，主人公正善的生命轨迹深刻的映射出她的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她的伦理身份解构始于童年的家庭悲剧：五岁时，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抛弃共同导致了她伦理身份解构。与弟弟一同被父亲推向丽水大海的那一刻，她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甩开了弟弟的手，独自逃离。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她的血缘伦理身份解构，也成为她一生难以建立自我认同的挥之不去的负罪感来源。家庭变故带来的伦理身份解构使正善陷入自我认同焦虑。首先，母亲的缺席与父亲的遗弃直接解构了她作为子女的伦理身份，使她在情感和道德层面上失去了归属感。其次，她未能履行作为姐姐的保护职责，深深的无力感和负罪感使她始终无法确立稳定的自我认同。这种焦虑促使她不断试图通过与他人的关系重建自我，但童年的创伤却成为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使她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极端的疏离和防御。正善的洁癖症成为她伦理身份解构的外在表现。这不仅仅是对外在环境的洁净执念，更是她试图通过身体的洁净来净化内心罪恶感的一种象征性行为。然而，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她不得不与他人合租房屋，也因此结识了同样失去家庭庇护的孤儿子痕。“子痕一有时间就想和我聊有关丽水的故事。但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对它的故事也一样不感兴趣。我已经多次这样明确告诉她了，然而子痕却从未认真听进去”（29）。面对子痕，正善看到了重塑伦理身份的可能性，她试图以照顾子痕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未能保护弟弟的遗憾。然而，当她得知子痕同样来自丽水时，过去的记忆再次涌现，她一方面试图逃避过去，但另一方面，子痕的存在不断将她拉回那个不愿面对的地方。这种关系加剧了她的心理冲突，使她陷入更深的自我认同焦虑之中。
丽水不仅是正善生命悲剧的发生地，还是伦理身份解构的象征，既代表着她无法逃避的创伤，也成为她自我认同焦虑的核心。正善的伦理身份在解构与重构之间不断徘徊，她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伦理关系来打破自我认同焦虑，但过去的创伤不断阻碍她的努力，使她始终处于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的漩涡之中。这种焦虑反映了个体在伦理身份解构后的迷失，可见韩江对人性深层创伤与自我认同关系的敏锐洞察。
同样，在长篇小说《玄鹿》中，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贯穿小说人物的命运轨迹，展现个人在社会结构解体过程中的孤立与挣扎。主人公仪仙出身于江原道偏远矿工家庭，母亲因精神疾病离家出走，父亲和智障哥哥相继去世，至此家庭伦理体系解构。在社会层面，她因未进行出生登记而成为“隐形人”，无法获得合法身份、银行账户及正式工作，从而被剥夺了社会伦理身份。家庭与社会双重伦理身份解构，使她在首尔底层工人世界中遭受严重歧视与排斥，陷入极端的自我认同焦虑。她的失忆与裸体奔跑行为不仅象征着伦理身份解构后的无助挣扎，也体现出她试图挣脱自我认同焦虑的无望抗争。“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苏晖 55）。正因为伦理身份的缺失，使仪仙在现实世界中无处归属，最终沦为社会制度冷漠无情的牺牲品。
《玄鹿》中的仁英和明润同样经历了伦理身份解构，并试图重建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却最终失败，深陷自我认同焦虑。“我独自一人留下来，并且作为一个独自生存的人坚强地生活着。我从未向任何人抛出救生圈，正因如此，我才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三十多岁。我从未完全信任过任何人，也从未真正爱过任何人”（329）。这是仁英的独白，她自幼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生活贫困，姐姐承担起经济支柱的责任。然而，姐姐在首次前往济州岛旅行时意外溺亡，这一创伤使仁英形成了对他人的疏离感。她虽然收留了失忆后裸体来到家中的仪仙，并试图在仪仙身上投射自己对逝去姐姐的情感寄托，但最终仍无法接受她的存在。她对仪仙的怜悯与自我认同相互冲突，导致她难以维持这段关系。仪仙把自己多年用心拍摄的大海照片烧之尽毁，致使仁英内心充满仪仙离开的渴望。然而，当仪仙真正离开后，仁英试图寻找，却未能找到，之后心理上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失落感，进一步加深了她的自我认同焦虑。明润是仁英的大学学弟，父亲重伤精神失常，失去养家能力。小妹明雅离家出走，让明润深感内疚，一直苦苦寻找。他自幼想逃离家庭，为了避免与父碰面，经常早出晚归，但因经济拮据，一直未能独立。父母过世，妹妹成家，明润仍受原生家庭阴影笼罩，久久难以释怀。即便大学毕业也始终无法找到稳定的职业，社会伦理身份长期处于解构状态。在学姐仁英的家中，他对失忆的仪仙产生了感情，再次遇见仪仙后便坠入了爱河。然而，他试图通过这段关系来寻求自我认同的努力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他与仪仙都陷入了自我认同焦虑之中，这种状态导致他们无法建立起稳固的情侣关系。这反映了伦理身份解构对个体融入社会的阻碍。通过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的展现，《玄鹿》深刻揭示了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脆弱与无力。仪仙等人的挣扎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社会变迁下被边缘化群体的缩影。伦理身份解构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社会权利，也让他们的自我认同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牺牲者。这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并深刻反思了社会伦理解构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
《丽水之爱》与《玄鹿》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代表韩江小说伦理书写第一阶段的重要作品，通过书写小说人物的伦理身份解构，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焦虑。这些人物的焦虑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社会变迁下社会伦理解构的缩影，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个体存在的冲击。
02 社会伦理束缚与自然伦理救赎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 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 , 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 256）。韩江的小说，特别是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作品，反映了当时韩国社会所处的伦理环境。在 2000 年前后，韩国社会面临生态危机与人际疏离加剧的问题。工业化导致资源过度开采与污染，强化了自然被视为工具的观念。同时，资本主义竞争加剧个体工具化，社会价值被狭隘地限定于生产效率，传统社区纽带衰弱，人际隔阂加深。性别不平等虽有所缓解，但新父权主义悄然兴起，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参与仍受限制，多被束缚于家庭与传统角色。
短篇小说《植物妻子》展现了韩江对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反思，并探索了通过自然伦理实现救赎的可能性。因此，这部作品不仅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一部分，也标志着韩江在创作中开始关注如何在社会伦理环境束缚下，通过自然伦理来寻找救赎。这为她在后续作品《素食主义者》中更为深刻的生态想象奠定了基础。故事中的妻子从人类社会的常规形态逐渐蜕变为植物，并最终枯萎、结出果实的过程，可以从社会伦理束缚与自然伦理救赎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伦理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价值体系，它规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责任以及应有的行为模式，而自然伦理则强调生命的本真状态，主张顺应自然法则，超越人为的价值判断。当然，这部作品所体现的自然伦理并非西方自然伦理，而是根植于东方哲学，尤其是道家的自然伦理。韩江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体现出与道家思想相契合的哲学观念，尤其是对共鸣、关联及生命尊重等的认同。在西方自然伦理观念中，自然往往是被人类理解、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即使是生态伦理学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需要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而在东方自然伦理观念中，老子提出“道”乃万物的本体，万物依赖“道”而生养，但一旦生成并得以滋养，“道”便不再加以干涉，这正体现了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从这一视角来看，当妻子的身体开始出现淤青、食欲减退、逐渐倾向于阳光和水分时，她正处于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的交汇点上。她的身体变化是一种对社会伦理束缚的隐性反抗，因为她逐渐丧失了人类社会赋予她的基本生理需求，如食物摄取与社会交往，而转向一种更符合自然法则的生存方式。食物在社会伦理中不仅是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而且代表着人与社会的连接，而妻子对食物的厌弃以及呕吐，象征着她正在脱离社会伦理体系，逐渐向自然回归。与此同时，她对阳光的渴望和对水的依赖，使她的生存方式从社会伦理体系中脱离，转向自然生命体的基本需求，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妻子的社会伦理束缚开始松动，而自然伦理的力量逐渐显现。
在社会伦理体系中，个体的身份由社会角色所定义，妻子作为一个男人的妻子、一个母亲的女儿，这些身份都是社会伦理强加于她的。“妻子跪在阳台的铁栏杆前，双臂高举，如同在呼喊万岁。她的身体呈深绿色，微微发青的脸庞光滑如常绿阔叶树的叶片。她那如同干菜般的头发如今却闪耀着新鲜野草茎秆般的光泽”（《植物妻子》 195）。但当她的身体发生异变，她的行为方式逐渐偏离人类社会的规范时，她的社会身份也随之消解。她不再是一个承担家庭责任、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个体，而是一个顺应自然法则的生命体。她的沉默、交流的减少，正是社会伦理束缚无法继续作用于她的体现，而她的植物化则是自然伦理对她的最终救赎。当她完全失去行动能力，身上的叶子逐渐脱落，意味着她已经彻底融入了自然。丈夫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试图用医学或其他社会手段来挽救她，而是选择接受她的变化，将她种入花盆，并用山泉水浇灌她，让她在自然的轨迹上完成生命的蜕变，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顺应自然伦理的做法。妻子的身体枯萎，嘴唇裂开，果实从中掉落，这不仅象征着她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她超越了社会伦理束缚，完全归于自然的怀抱。果实的出现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它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道家所强调的生命的循环性，即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当丈夫将果实含入口中，酸涩与微苦的汁液在舌尖蔓延，那股熟悉的味道让他怔住——它与妻子初次迎接他时流淌出的滋味别无二致。这暗示着夫妻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亲密行为，她的存在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存。果实既是她生命的象征，也是她通过自然伦理得到最终救赎的见证。丈夫又把干瘪的果实埋入花盆，细心浇灌。不久，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新生的嫩叶，带着妻子曾经的气息。植物的再生象征着生命的延续，暗示妻子以另一种形式存续于世，超越了肉体的消亡，实现了生命的轮回与存在方式的转换。
在社会伦理的视角下，死亡往往意味着终结，是个体脱离社会体系的不可逆过程，但在自然伦理的框架下，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个体从人为的伦理体系回归到自然循环之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此，妻子的植物化不仅是对社会伦理束缚的逃离，更是自然伦理所赋予的救赎，她最终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不再受社会角色的限制，而是以最纯粹的生命形式完成自身的存在。
在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中，韩江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伦理对个体束缚的描绘，使得主人公英惠对自然救赎的渴望显得更加强烈与迫切。英惠的经历不仅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抗争，更是一场关于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的深刻对话。她的变化，从最初的拒绝食肉，到最终完全脱离人类的生命形态，映射出社会伦理如何束缚人类、而自然伦理如何救赎人类的深刻问题。
在社会伦理的视角下，人类被定义为理性的社会性动物，其行为受制于规则、道德与习俗的约束。英惠作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原本深受这种社会规范的影响，她的角色、责任、行为都深受社会伦理束缚。然而，她的梦境似乎撕开了一道裂缝，让她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一个不再受肉体本能驱使、不再受社会期待左右的存在方式。她不再吃肉，不再以人类的方式维持生命，甚至开始放弃语言、放弃社交，最终连摄入食物也成了一种多余的负担。以社会伦理角度来看，她的行为被视为病态，被送往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这些措施看似出于家人的关怀，实则是受到社会伦理束缚，他们试图把她重新拉回可控的、符合人类秩序的范畴。“每个人的伦理身份并不简单地由自己出生时的血缘伦理身份和伦理环境所决定，个人可以依照自己内心的意愿进行重新选择”（苏晖 57）。为了摆脱社会伦理束缚，英惠最终选择作为“一棵树”回归自然。然而，英惠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反抗，她所投向的是另一种更为纯粹的自然伦理。英惠拒绝了社会赋予的“人”的身份，转而向植物靠拢。她的身体逐渐呈现出非人的特征，她的意识也渐渐远离人类世界。她光着上身站在阳光下，如同一棵树，试图汲取阳光作为生命的能量来源。这并非一种病理性的退化，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蜕变，她挣脱了社会伦理束缚，进入了一个新的存在维度。与《植物妻子》中的爱人不同，英惠因无人理解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然而，英惠的最终结局却暗示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当她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时，这是否意味着她获得了一种与《植物妻子》中妻子同样的真正的自由呢？最终，英惠在社会伦理视角下“消失”了，但在自然伦理层面上，她完成了一种超越性的蜕变。她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个体”，而是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新的生命形态，这并非毁灭，而是回归。社会伦理赋予人类以身份、规范与秩序，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束缚与规训。而自然伦理则超越了这种束缚，允许以各种方式生存，即便这种方式与主流认知相悖。英惠的植物化是社会伦理束缚的结果，但在自然的视角下，她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得到救赎。
《植物妻子》和《素食主义者》是 2000 年前后代表韩江小说伦理书写第二阶段的重要作品，探讨了个体如何在社会伦理束缚下寻求自然伦理救赎。《植物妻子》通过妻子的植物化，最终回归自然，实现生命的循环。《素食主义者》则深化了这一主题，英惠拒绝一切社会赋予的伦理身份，选择成为植物。韩江通过这些作品揭示了个体超越社会规训、回归生命本真的可能性。
03 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
“韩国对左派势力和社会运动的极度压制妨碍了民主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这些历史经验不仅阻碍了韩国社会基于制度和程序的民主主义落地生根，而且使得独裁与权威主义得以持续蔓延，造成了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的后果”（具度完 12）。这也使当代弱势群体在资源分配、公共服务获取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受到结构性忽视和压迫。韩国社会结构中权力滥用与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是成为韩国民众形成集体创伤记忆与深陷伦理困境的直接原因。在如此背景下，韩江将关注点投向了弱势群体，并通过文学创作探索他们的集体创伤记忆与所面临的民族伦理困境。
韩江曾表示：“光州不再是某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人类暴力和尊严共同存在的所有时空的普遍名字。光州并没有结束，它是不断回到我们身边的什么。为了写这部小说，进行资料调查时，我的范围不仅是光州的资料，还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大陆的屠杀、波斯尼亚等。我们做人的意义，是为了面对它”(《仿佛把那句话记在心上》439—440）。她将光州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坐标提升为一个超越了韩国界限、乃至成为全球性暴力创伤象征的地方，强调光州事件不仅属于过去，而是一个尚未终结的历史创伤，不断影响着当代社会，人们必须直面历史伤痛，并思考如何承担责任，而不是让创伤被遗忘或掩盖。长篇小说《少年来了》以光州事件为背景，这是 1980 年 5 月 18 日韩国光州市民和学生为反对独裁发起的民主运动，30 多万人参与，遭到军政府武力镇压，导致大量平民和学生伤亡，最终以残酷镇压告终。小说描绘了在国家暴力之下韩国民众承受的历史创伤以什么样的形式烙印在集体记忆里，并探讨惨遭暴力的幸存者及其后代所面临的民族伦理困境。东浩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面临着一个典型的伦理困境：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下，他必须在个人生存与友情之间作出选择。东浩看到朋友正戴中弹身亡却只顾自己逃避，这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在戒严军施行的残酷镇压过程中，东浩亲眼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消逝，这些惨状不仅加剧了他的内心痛苦，也让他深刻感受到社会伦理秩序的崩溃与个体力量的渺小，这进一步复杂化了他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他虽然答应了妈妈要回家，但内心愧疚驱使他坚持留下来处理被杀者的尸体。随后，戒严军包围了现场。虽然东浩已经举手投降，仍不幸遭到了攻击并丧生。他以生命的代价彰显了个体在极端伦理困境中对正义与道德原则的执着坚守。
小说中，幸存者的负罪感与内疚感构成了故事推进的主线，展现了光州民众及其后代集体创伤记忆的鲜明痕迹，以及这一民族伦理困境对个体行为和心理的深刻影响，反映了历史创伤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并不断影响着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例如，恩淑身为幸存者无法摆脱沉重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本可以采取行动来改变某些结果，但她未能付诸实践，这种无力感后续使她陷入极深的伦理困境。此外，振秀对于自己无法帮助而死去的学生充满自责，还因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和严刑拷打 ,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善珠则在经历了极端的拷问后，精神上承受着极度的痛苦，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提供证言，这使她的生活成为一种持续的悲剧。“我们体内有那个夏天的调查室；有黑色的慕那美圆珠笔；有露出来的手指骨；有熟悉的哭泣、哀求和乞讨的声音”（《少年来了》126）。许多人试图离开光州，逃避过去，但这些记忆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内心，成为无法摆脱的痛苦，持续折磨着他们。韩江通过这些人物的心理描写，不仅表现了经历光州事件民众的集体创伤记忆，更揭示了整个社会如何在集体创伤的阴影下陷入民族伦理困境之中。这场历史暴力事件的集体创伤记忆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反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再现，愈发显现出其鲜明的特征。这种民族伦理困境不仅扰乱个体的内心世界，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伦理建构。
《少年来了》中写道：“记得 2009 年 1 月凌晨，在观看龙山望楼燃烧的视频时，我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那是光州啊。因此，光州是被孤立的、被强权践踏的、不应该被破坏的另一个名字”（207）。韩江开始思考修复个体与集体关系、重构社会信任和正义的责任等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责任的承担的反思，而且是对人性本质、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深刻反思，她强调了集体创伤记忆和民族伦理困境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性，尤其是在资源剥夺与社会排斥的背景下，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他们不仅要面对个体的心理痛苦，还要面对社会的沉默甚至遗忘。国家暴力的受害者们被历史边缘化，集体创伤记忆无法得到公开承认，这使得他们难以走出民族伦理困境。从集体创伤记忆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加剧了受害者的孤立，也导致社会整体陷入历史失忆的状态。
长篇小说《不做告别》以济州岛事件为背景，进一步延续了大屠杀之后韩国民众的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的探讨。通过正心、仁善、庆荷三位女性的交错叙事来展开。1948 年 4 月 3 日在韩国济州岛发生了的一场导致大量平民被屠杀的悲惨事件，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军和美军所为，还实施了烧死、饿死、杀死的“三尽计划”，使得汉拿山周围成为一片火海和废墟。这部小说展现了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在历史暴力与创伤记忆交织的背景下面临的民族伦理困境。正心作为亲历历史悲剧的幸存者，其伦理困境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幸存者的内疚”与“难以消解怨恨”之间的伦理选择困境。在大屠杀中年幼的正心虽奇迹般生存，却始终被幸存者的内疚感所折磨。同时，她对父母、哥哥、弟弟被残忍杀害的怨恨如同暗夜幽灵，挥之不去。这种怨恨不仅直指施暴者，更隐含着对社会体制的无声控诉，以及对自身无力改变现状的绝望。
姨母在被血浸透的上衣里摸索着，找到了腹部的弹孔。妈妈拨开紧紧贴在脸上的、因鲜血凝结而变硬的头发，才发现下巴下面也有一个洞——子弹打碎了一部分下颌骨飞了出去。〔……〕他们三姐妹浑身被血染透，仿佛泡在红豆粥里一般。妈妈就躺在他身边，咬破了自己的手指，让血流出来。〔……〕鲜血顺着伤口流入嘴里，感觉竟然很好。就在那一瞬间，弟弟像婴儿一样轻轻地吮吸了一下她的手指。那一刻，她幸福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不做告别》211—212）
这晚发生的事情是正心痴呆后提及最多的。这一症状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体现了她对无法承受的痛苦的本能逃避和自我保护。仁善作为正心的女儿，其伦理困境集中于“继承与反叛”的张力之中。她背负着母亲遗留的悲痛与家族历史的重担，决心用镜头捕捉战争的残酷与牺牲者的故事，接续并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然而，这份继承伴随着巨大的伦理困境，甚至让她产生逃避现实的冲动。另一个人物庆荷则面临“同情与责任”的伦理困境，她在因出版光州事件关联书籍后经历阴影的过程中接到了受伤进入首尔医院的仁善电话。她俩因拍摄济州岛事件记录片的问题产生隔阂，仁善逐渐疏远了庆荷，二人已许久未联系。然而，接到仁善住院的消息，庆荷仍然毫不犹豫地赶去。庆荷原本想拒绝，可还是答应去她居住的济州家里照顾鹦鹉。那天济州岛风雪格外大，庆荷冒雪前往，赶到仁善家时鹦鹉已死，她就把它埋在地里。之后她在梦境中看到鹦鹉复活，仁善出院回到家里，给她看济州四三事件照片，“翻看着照片，巨大的塑料篮子里分类堆放的骨骼如山一般堆积着。成千上万根胫骨，成千上万个头骨，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肋骨，数百个木制图章，皮带扣，刻有‘中’字的校服纽扣，长短粗细不一的银簪”（《不做告别》231）。因此庆荷才真正了解到仁善家族的创伤记忆与仁善的伦理困境。这部小说不仅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加害者与幸存者及其后代如何承载创伤记忆的伦理思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韩江笔下，幸存者在记忆与遗忘、继承与反叛、同情与责任两难困境中艰难选择。通过内心的和解、自我接纳以及实际行动，他们试图一步步走出伦理困境。这一过程不仅是对集体创伤记忆的直面过程，更是对民族伦理困境走出方向的探索。历史上的集体创伤若被压制，只会加剧民族伦理困境，而正视历史、承认责任、追求公正，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是 2010 年以后至今代表韩江伦理书写第三阶段的重要作品，探索了光州事件与济州岛四三事件经历下的韩国民众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小说揭示了从民族性创伤的本质，折射出全球社会结构中的集体记忆与伦理困境，强调创伤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全球历史脉络的一部分，进而呼吁人们承担伦理责任，推动跨文化共识与治愈的进程。
综上，韩江小说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伦理身份解构与自我认同焦虑、社会伦理束缚与自然伦理救赎、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的逐步演变，在书写个体、社会、历史的纠葛中，展现出深刻的伦理关怀。其早期创作聚焦于伦理身份解构，刻画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认同焦虑，展现家庭、社会、职业等多重伦理身份解构，以及现代社会对个体存在感的冲击。随后，小说深入探讨社会伦理束缚与自然伦理救赎，通过小说人物对抗社会规训、回归生命本真的过程，批判社会伦理对个体生存的限制，并提出自然伦理作为另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在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下，作品进一步拓展至集体创伤记忆与民族伦理困境，书写历史创伤带来的道德责任、历史正义与社会认同等伦理难题，展现个体与群体如何面对暴力与压迫的遗留问题。韩江的文学创作以伦理问题为核心，从个体经验出发，逐步深化至人类共同关怀，并持续呼吁跨文化共识与承担伦理责任。她的小说通过回顾历史和倾听创伤，既记录了过去的痛苦，也在深刻反思中探讨了通向理解、和解与疗愈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