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人类的自我超越如何发生
《紫山》这部小说,源自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那是2011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时遇到的故事,一个在外打工的农民,从城里带回一个女子回家结婚,亲哥以他没有赡养老人为借口不让进家,厚道的堂哥收留了堂弟。结婚三个月,堂弟发现妻子和堂哥好上了,遂服毒自杀。故事骇人的地方在于,堂弟抢救无效,需要回家等死,可从医院拉回来,亲哥还是不让进家,认为堂哥是肇事者,堂弟必须回到堂哥家。堂弟在堂哥家又活了七天。村里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这黑暗的七天。我听后非常震撼,无法想象那七天是怎样的时光。三个人,一个是遭遇背叛的濒死者,两个是深深爱着、却又因为爱而负罪的背叛者,他们经历了什么?如何面对?
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屋,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道德与背叛、恐惧与罪恶,如何鞭打、审判着他们的灵魂?记得当时讲述者的口吻,无一不是对两个肇事者的声讨、诅咒和批判。或许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将小黑屋的锁头打开的念头。这里面包含了最为普遍的人性,包含着爱、欲望、恐惧、孤独、罪恶,但在《生死十日谈》里,我只揭开了冰山一角。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跟随着我,我的光却一直无法照亮他们——打开小黑屋,走进三个人深陷沼泽的情感纹理或许并不难,寻找将屋里屋外的人隔开的壁垒或许也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将困顿的灵魂从小黑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重生;如何把壁垒推倒,让同样孤苦的灵魂彼此相认——在那次访谈中,我平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因与果的追问,那些一度沉沦的灵魂,没有一个不是在沉沦后获得了上升……
还记得,2020年一次活动上,评论家汪政曾问我在写什么,当我说出不想写作了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说:“堕落!”一个作家不想写作了,确实是“堕落”。但我没想到,就是被棒喝“堕落”的那个晚上,“紫山”蹦了出来。那是2011年写下的一个小说题目,那时听说庄河北部山区有一座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山上雾气笼罩,有阳光的日子,不确定什么时辰,就变成了紫山。紫色,是超越的颜色,我又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和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就望风捕影地为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取名《紫山》。当时想到的超越,并非指笔下人物的超越,而是想通过暗示,激发自己创造力的超越。可事实是,我为这部小说下乡深入生活两年,最后写下的却是《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这两部作品是否有所超越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从没荒废过一个题目,《紫山》是唯一一个。然而这个晚上,它不知为何就蹦出来了,它蹦出来,后边还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
这或许就是写作之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之谜。我本不想写作了,觉得生命中可以没有写作,可是灵感来了,就没什么道理好讲。
当《紫山》这个沉睡的题目被唤醒,像一束光,它不光照亮了小黑屋里的三个人,还照亮了如何从道德灾难中活下去、走出来的两个人,因为当小说有了上下部的结构,我突然想起黑格尔的话:“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得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没有为了写悲剧而去寻觅,是我放不下的悲剧得到了激发。我并非自信能写出伟大的悲剧人物,但我对两个在灾难中负罪的灵魂如何和解充满了好奇。灵感照亮小说,但也只是小说的种子,如同思想的火花,需要将它植入大地,撒向能够燃烧的原野丛林。
我的大地,我的原野丛林,自然在我的故乡庄河,它离大连约180公里。一些年来,一直都觉得,180公里,是我与时代的距离。时代就在身边,它是小区外面的车声人流,是手机电视的新闻信息,它是身边无所不在的空气,可对我而言,只有回到乡村大地,见到田野中落雀一样的房屋,听到街巷里“妈呀你怎么来了”的乡音,时代的气息才扑面而来。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把自己放逐在故乡大地的沟沟岔岔,我仿佛掉进富矿,富得流油,当我再回到大连家里,写下“仅以此书献给我的辽南大地”,一部从人性的道德难题入手,探索人类精神超越如何发生的乡村小说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