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并不确知张英的年龄，也没打听过他的出身和经历，从我认识他时，他好像总是保持着一样的体态、一样的表情，既不显得年轻，也不见慢慢变老。与他见面，总让人觉得他是刚刚从另一场合赶来，而且后面还有急活儿等着。他似乎总是在路上。但张英又给人一种可以沉静下来好好聊一聊的好感。

他是一位好记者，而且特别懂文学。或者说，他就是带着浓厚的文学情结去做记者的。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了当好记者，完成好一篇访谈，他每每要下作家收集素材、构思作品，学者搜求资料、整理观点的功夫。而所有这些工作，又不会模糊他的记者身份，从未磨损他的职业敏感以及谈锋上的犀利。这样的文学记者真的不多。

日积月累，张英的作家访谈颇具规模，而且采访对象、访谈节奏、对谈风格十分相近甚至统一。现在，他要把这些作家访谈文章集成书，名曰《文学仍然在场》《只为内心写作》。凡称“课”者，势必是认为可以为人授业、解惑，张英的这本书是否也有这样的抱负和作用呢？我看过后的答案是：可以有！至少我自己读过后收获颇丰。

这是一次怀着对文学的敬意、对作家的真挚感情展开的对话之旅。长期以来，张英在北上广等不同城市间往来穿梭，在不同媒体上奋笔疾书。对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创作上取得重要成就且为读者所熟知的著名作家进行访谈，是他在变动不居中坚持了20余年的事业。如今这些访谈集结成册，可谓洋洋大观，颇有阵势。这些访谈并非蜻蜓点水式的三段式提问，而是围绕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作家曲折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或某种风格展开深入探讨，能够激发作家的对谈热情，将一次原本浅直的采访转变为一场容量极为丰富的围炉夜话。

为了达到这样的对话效果，张英不仅以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梦想作为对话前提，更要为每一场对话做充分的准备。他需要阅读访谈对象的几乎所有作品，熟知对方的人生经历，并且要对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多方位的准确把握。他会与这些作家就某一部作品中引人关注、颇有争议的部分展开带有“对撞”意味的探讨。比如在与王蒙的访谈中，他们就其小说《这边风景》的创作历程、时代印迹、当代价值以及人物塑造、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张英的对谈，是我读到的关于王蒙这部长篇小说最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在与莫言展开的漫长谈话中，莫言各个时期创作的特点、重要作品的形成过程及自我评价，也都得到了充分阐述。

不仅如此，张英还同这些大作家们就文学阅读、文学经典的评价、文学影响的向度和选择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比如，在与马原的对话中谈到了霍桑的《红字》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与余华讨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世界性影响；格非对世界文学范畴内“长河小说”（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各部之间关系松散，甚至毫无关联”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迟子建则谈到了川端康成《雪国》里的一个细节，以此印证其在短篇创作中展现出的大师风范。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内容维度，也为研究作家们的审美理念、阅读偏好、观察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补充。这些信息即便对专业研究者和评论家而言，也是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

这是一部具有问题意识、在尊重前提下展开平等对话的交流之书。在每一篇对谈中，张英始终保持明确的身份意识——他是来做访谈的，充分尊重访谈对象是前提，聚焦访谈对象个人的创作历程和文学观念是重点，激发他们分享文章之外的文学见解是策略。尊重访谈对象看似是一句简单的礼貌用语，实则蕴含丰富内涵。他必须熟知一位作家在创作上有哪些分期，风格上有哪些演变，读者反馈尤其是评论家们有哪些关键性评价，等等。除了掌握这些信息，张英还要求自己做到：一定要有独立观点，绝不做“为什么写这个”“今后还有什么打算”这类人云亦云式的提问者。但同时，也要避免以专家自居，杜绝成为仿佛掌握了不可更改的创作原理，或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读者进行诘问的自负之人。

这样的分寸拿捏起来并不容易。我所说的“拿捏”，并非访谈时临时摆出的某种姿态，而是由深厚文学素养和阅读积淀所造就的既自信又谦逊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能充分激发访谈对象的谈话热情，又不会让自己沦为试图与对方平起平坐、据理力争的“抢戏”者。这恰恰体现了一个成熟新闻采访者、老练媒体访谈人应有的职业素养。张英往往以亲切的方式与对方展开漫谈，用“引诱”的技巧让对方吐露平常未必会透露的心迹。有时，他还会抛出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促使对方直面那些需要澄清或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张英自有其独特的技巧与方法。在这些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众多读者关注、网络热议、评论界争论的热点与敏感话题频频出现，不仅吸引了读者目光，还引发了人们对创作与文学的深入思考。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与高超的访谈技巧，正是这部书极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比如在与王蒙的对话中，张英适时发问：“《这边风景》荣获茅盾文学奖，我读了这部作品，它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令人十分吃惊。它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的作品类型。您为何选择在30年后才出版这部小说？”由此，王蒙展开了令人信服的长篇解析。可以说，没有尖锐深刻的问题，就难有富有内涵的对答。

在同金庸的访谈中，张英发挥了自己深入阅读的优势，就武侠小说的理论问题与金庸的创作理念展开了专业性极强的探讨。他还援引学者严家炎的观点进行提问，从而让读者了解到，原来金庸“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和鲁迅的《铸剑》存在一点关联，某种程度上将鲁迅的思想融入其中”。在与陈忠实讨论《白鹿原》时，张英提出“有人称这部作品为‘笔记县志体’小说，您对此有何看法”，以及《白鹿原》以“修订本”得奖等问题，促使一向谦和的陈忠实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与坚持。针对舆论热议的某些说法，张英向莫言求证，使其道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无奈；向余华指出“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您”的现实，促使余华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抱负追求。所有这些访谈，让人读来既觉熟悉又感新鲜，既有现场即兴讨论的热烈氛围，又不失作家成熟的创作思考。

总之，张英与20多位当代作家展开的这些访谈，构成了一次漫长的文学对话。对读者来说，阅读这些访谈，无疑是一堂收获满满的文学课，而且内容生动精彩。对专业的文学评论者而言，书中大量独特的观点和可信的资料也颇具留存价值。

张英依旧行进在文学与新闻的双轨之路上，他的文字依然值得期待！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