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计兵，笔名，拾荒。生于1969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外卖骑手，1988年开始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1992年发表部分小说作品，此后因故25年间停止投稿，但未停止创作。2017年重新发表诗歌作品。2019年入职外卖骑手。因一面送餐一面创作的经历，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广泛报道，而被网友称为“外卖诗人”。获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等奖项，作品散于国内外文学期刊。著有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手持人间一束光》。受邀参加202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父母爱情（外二章）

王计兵

父母爱情//被打的母亲/双手抱头/圆滚滚的/像一根木头/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风刮过树林/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那时我还小/如同一枝嫩芽/保持着春天//被打的母亲信命/像有的植物是树/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打和被打都是命/包括后来/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惹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作《父母爱情》。而事实上，我曾经写下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关于情感走向的一生。我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决定下来的。大姨年长我母亲五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唯一遗憾的缺点是我父亲一米七八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更多的布票。一米七八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亲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正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趾，小脚趾没有指甲，形状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五年级。那一年，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二哥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一直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从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留级和我同班。五年级时，破天荒拿到了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奖励二哥，算是鼓励浪子回头吧。父亲给二哥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了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但是这身高的缺点和大锅大鏊子比起来，仍然凸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就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着这个相依为命的姐姐几乎是言听计从。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踏进了婚姻的“陷阱”，开启了母亲遭遇家暴长达十二年的历程。甚至后来，我母亲和我大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大姨每次见到伤痕累累的我的母亲，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觉得愧对了我的母亲。所以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极尽所能地款待我们。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美食的滋味大多来自大姨家。

父亲的家暴行为一直特别严重。母亲因为从小就是孤儿，所以性格也就格外地要强、倔强。每次母亲遭遇家暴，都一声不吭。父亲的拳脚就像打在一根不会叫喊的木头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比我大六岁，二哥比我大两岁。只有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舍身保护母亲的一个。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庭地位感，他绝不允许他的孩子挑战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和权威。即便是最后，在他临终前两个月，我六旬的大哥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还被父亲用一根木棍追打。大哥一直逃到自己的院子里，大哥的一家人都在院子里，大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父亲的一顿打，但是父亲当着一群孩子的面，仍然把我大哥打了一顿。早年间，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是万万不敢上前保护母亲的，只有我，因为幼小，也因为平时乖巧，所以很少被父亲责打。父亲责打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我丢了两毛钱。那天早上出门时，我向父亲讨要了两毛钱去购买橡皮，在上学的途中，两毛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晚上放学后，我又向母亲索要购买橡皮的钱，母亲手里平时是没有钱的，所以母亲又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就判定我花掉了那两毛钱。询问我两毛钱的去向，我闭口不答，就这样激怒了父亲。据母亲后来讲述，父亲用鞋子大约打了接近200下。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当年防震要求，我们一家住在防震棚里。住在50米外另一个防震棚里的我的奶奶，都听到了父亲打我的声音，蹒跚着小脚，来到了防震棚前，用力拍打那一扇简易的篱笆门。

我们从骨子里对父亲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和惧怕。父亲殴打母亲的事情发生在我六岁之前。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去12公里外我的舅舅家借粮，可能是因为回来的时间有些晚了，母亲刚刚走进家门，就被我父亲一把薅住了头发，摁倒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一拳一拳，一脚一脚地打起来。我号哭着抱住了父亲的一条腿，父亲便用另一条腿去踢打母亲，我抱住了另一条腿，父亲又换成了另一只脚。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不断交换着抱住父亲的一条腿，也只是将父亲的一条腿抱成一个更大的拳脚，带着我捶打母亲。我的记忆中，那天父亲殴打母亲，殴打了很久，直到打得自己也累了才停下来，蹲在墙角，掏出口袋里的纸条烟叶，卷了一根烟，在那里抽烟。我母亲则默默起身，离开了家门。我知道母亲要去哪儿，便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母亲。这也是记忆养成的一种习惯，每次母亲遭遇过家暴，总是一声不吭，然后就会等到夜深人静，一个人走向田野深处，走到远离村庄的一条干涸的沟渠里，先是低头默默坐上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哭，从嘤嘤地哭，到号啕大哭。母亲的哭声里永远没有内容，这是从小就是孤儿的缘故。几乎所有人哭泣的时候都会喊娘，但是母亲不会。母亲不到三个月，我姥姥就死了。不到七岁，我姥爷死了。所以母亲的一生都不会哭爹喊娘。一个人一生中离生命最近的人，却成了生活中最远的人。母亲在号啕大哭一阵子之后，就把我搂在怀里，最后长叹一口气，算是对命运的无奈和认领，然后就会带着我返回家中。

时间久了，母亲甚至能从父亲的表情里，感知家暴将要发生。当年，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母亲作为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要由父亲统计，但是父亲从未给过母亲高工分。按照当时的记分方式，男劳动力一天记10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记9个劳动工分，而我的母亲却经常只能领到8.5分，或者8分。不是母亲不够努力，而是父亲觉得，自己掌握着记分大权，如果给了母亲高工分，可能会引起社员的不满。而每当母亲迟到，或者当天出现了什么状况，就会被扣分。每当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母亲就会知道，一场家暴就要来了。母亲回到家里，就会把碗碟收拾起来，以免打碎，把擀面杖、菜刀、锄头等等一些可以顺手抄起来的物件藏起来，以免盛怒之下的父亲拿起来，把自己打死。母亲说，挨打没什么，男人打女人没什么，但是不能打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娘，没娘的孩子日子难过，自己从小就是没娘的孩子，那种滋味不好受。懂事的大哥也会帮忙，把一些物品藏起来。就这样，我们陪着母亲，静静地等着天色将晚，父亲归来，家暴来临。

家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暴是村庄里的普遍现象。遭遇到家暴，女人大多都会哭喊，用哭喊的方式发泄情绪，也向外发出信号。因此当家暴发生时，听到哭声的左邻右舍都会前来劝架。在劝架中，夫妻双方，特别是男人找到了台阶，一场家暴就终止了。毕竟没有哪个男人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婆打死。然后几个女人，劝架的和打架的，就会相互抚慰。一起掉着眼泪，一起诉说，聊着聊着心情也好了起来，甚至聊着聊着又笑成一团。家暴成了她们日常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认命。我的一个邻居婶婶，是遭遇的家暴最严重的一个，每一次都被打到死去活来。一天晚上，那位婶婶假装自己突然精神失常，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家暴。没想到，我那位叔叔居然拿出了一把锥子，刺进了我婶婶的大腿。我婶婶瞬间就跳了起来。

许多年后，当我和母亲回忆那段历史，我曾经问过母亲，那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和我父亲离婚。母亲突然扭头盯过来，那种眼神盯得我心里发慌。母亲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比起家暴，离婚是那个时代女人更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感会像一块烧红的铁，深深烙进她们的内心。甚至于，在我结婚之后，母亲给我灌输的思想仍然是“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女人犯了错，就是要用来打，用来教育的。至此我仍然不能定义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为爱情，只能如母亲所说，是命。历史如一根绳索，一直捆绑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思想，她们在痛苦中挣扎，却从不奢望逃脱，如同一种被圈养已久的生命，即使拆除了围栏也不远走，长出了翅膀也不高飞。她们为自己的命运哀鸣，又歧视那些奋起抗争的人，如果哪个女人离婚了，就会成为她们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并以此来衬托自己的忍辱负重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幼年家暴的体验，牢牢刻在我的骨头里，影响着我的婚姻观、恋爱观。我和我爱人结婚之后，我就和我爱人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要打架，不管我对你，还是你对我。

和其他家暴家庭不同，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家暴，只是挨打和被打的关系，但是从不用语言攻击对方。不像别的打架夫妻，破口大骂。父亲默默地打，母亲默默地承受，或者夹杂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哭声。我大哥就跑去搬来我们年迈的奶奶。我奶奶活到了93岁，70岁后，眼睛出了问题，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光感。通常我们把奶奶搬来，家暴也就终止了。其实奶奶和母亲之间，一生的婆媳关系都不和。在我爷爷之前，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富庶的人家。爷爷娶了我奶奶之后，奶奶开始败家，这一点特别像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里面的福贵。所以，出身优越的奶奶，从最初就没有看中身为孤儿的母亲，就没有看得起这个少爹无娘的媳妇儿。

母亲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母亲只是认命。在奶奶房间里的一个老木黑漆桌子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幅画。这幅画就是奶奶心里的神。一日三餐，奶奶首先要把饭菜分一点出来，敬神，然后才会吃饭。后来奶奶双目失明，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日三餐的起居生活，都是我的母亲精心照料。这一时期，每次母亲照料奶奶，也是喋喋不休地絮叨，发泄着自己内心里的不满。奶奶不再反驳。但是有一件事，我的记忆特别深刻，每次母亲把饭菜端给奶奶，也会学着奶奶的样子，把饭菜分出一点来，先敬神。这一点，婆媳之间的认可高度一致，都相信命受到了神的照耀。

只要我在场，也一定会让我学着跪拜。我总是嬉皮笑脸，试图反抗，又不得不照做。每当我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母亲都会厉声呵斥。奶奶过世很神奇。1992年正月二十五，早饭的时间，奶奶房间里电灯的拉线开关坏了。大哥站在凳子上，正在修理，坐在床头尚未起床的奶奶，突然让大哥停下来，去叫来了我的母亲。前后不过5分钟左右，奶奶拉着母亲的手，闭上了眼睛，就这样过世了。这似乎是婆媳之间，最温馨的一个画面，我的母亲蹲着，奶奶坐在床头，婆媳手拉着手。成了奶奶93年的生命，最终定格的画面。母亲歇斯底里地哭了很长时间。

直到我的父母都过世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细节，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在心头萦绕。隐隐地也相信亲人死后，会像奶奶房间里挂着的那幅画，成为我心中悬挂的神。

父亲的家暴终止于一场车祸。1975年，身为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带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徐州煤矿为生产队拉煤，在返回的途中，经过一座长坡大桥，由于拖拉机的动力不足，在接近桥顶的时候发生了侧翻。拖拉机摔下了大桥，坐在拖拉机上面的父亲被埋到了煤炭下面，等拖拉机手和另外三个同车的人把父亲扒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意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可怕。医生每次走出抢救室，打算放弃抢救，母亲就会下跪祈求。母亲态度坚决地和我们的村书记说，如果救不活，我就死给你们看。我们的书记是知道我母亲性格的，虽然母亲在我父亲面前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事物，可母亲在其他人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娘子。就这样，在母亲一次次的坚持和逼迫下，一次次放弃希望的医生，又一次次返回了手术室。其中更多的细节，我已经记忆模糊。两个月后，父亲终于清醒了过来。而父亲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和我母亲说，咱们再不打架了。母亲起身走出病房，在医院长廊的拐角坐了很久。这条长廊对于我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两个月的时间里，母亲一次次从这个长廊的地上捡起一根根烟头。母亲是抽烟的。在那个年代，抽烟的女人其实并不多，母亲抽烟是因为经常走夜路，借助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夜里给人造成一种男人在走路的错觉，用这种方法保护着自己的安全，也以此壮胆。毕竟，母亲也有女人天性的胆怯，尽管母亲一直体现着自己的坚强，但是生活的细节还是会暴露出内心脆弱的一部分，比如晚年的母亲，通常一个人留守在家里，很多次，当我突然返回家里，多次看到母亲被我开门关门的响动，惊吓得打一个激灵。抽烟壮胆的习惯是母亲自己研究出来的，有时还会点燃两支香烟，双手各拿一支，在黑夜里伪装成两个并肩而行的人，也因此养成了自己抽烟的习惯。

在父亲没有苏醒的两个月里，母亲一次次地捡起那个长廊地上，别人丢弃的烟头。那个长廊有着永远也捡不完的烟头。那天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母亲哭，仿佛有流不完的泪水。母亲哭了很久很久，也抽了一支又一支烟头，才擦干眼泪，安静地走回病房，用指甲掐着煎饼。父亲恢复意识后，医生建议用流食给父亲增加营养。那个年代不仅对于我们家，几乎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细粮都少得粒粒可数，更别说是营养价值高的流食。母亲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煎饼重新加工成面粉，再用温水调成糊状，黏稠度根据父亲的需求把握。这也消磨了母亲在医院里的大部分的时光。可以设想一个人用指甲，将一张煎饼重新掐成面粉，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父亲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捡回了一条命，也捡回了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幡然悔悟的心肠。父亲变了，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父亲开始对母亲百依百顺，再也没有殴打过母亲，没有辱骂过母亲。反倒是母亲的性格，在父亲的长期宠溺之下，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时常对父亲颐指气使，常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父母的感情日趋向好，但是母亲更加艰难的日子也随之到来了。

失重//那一段父亲因公负伤的岁月/母亲是一家六口唯一的劳力/我观察了很久/火越红，锅底越黑/母亲的皱纹就越深/我品味了很久/饭越香，日子越苦/母亲的眼泪就越大/夜越长，田野越空/当母亲在漆黑的夜里号哭/身体就越小，越藏不下我的双手/路越长，越想回头/旧时光是隔着玻璃的老照片/越擦拭，越想大声叫喊。

尽管此前父母的情感方面出现了问题，父亲有严重的家暴倾向。但是作为一个男性，父亲的家庭责任感还是挺重的。可自从父亲受伤之后，就再也不能承受重体力的活，我们还小，所有的重体力劳作就全部落到了母亲的身上。父亲需要长期养病，家里的体力活便只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那时，奶奶尚在人间，体弱多病的奶奶需要照料，重伤养身的父亲需要照料，三个孩子需要照料。现在想来，很难揣测母亲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母亲个头很小，实际上，我们一生都没有量过母亲的身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一米四几的样子吧。母亲的一生都是瘦瘦弱弱的样子，我还有一首诗，记录的就是母亲当时的模样。

老板娘用明亮的刀/切下三指宽的一片来/说你的冬瓜/可我怎么看都不是我的冬瓜/没错，我的冬瓜应该是/黝黑锃亮的圆滚滚的东西/它应该躺着阔大的叶子下/像一头淘气的猪仔/应该有一个瘦瘦的女人/捉住它短小的尾巴/把它抓出来/笑得很开心/娘很少笑得那么开心/它让娘显得更瘦了。

在人人都饿肚子的年代，母亲要照料一家五口人，老老少少。所以每次吃饭，母亲都是最晚上桌的那一个。她把各自的饭碗盛满，然后就会一个人收拾家里乱七八糟的杂物。小时候，我以为母亲的生活习惯就是如此，到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担心家里的人吃不饱。母亲对于饥饿，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母亲腰间永远扎着一条用旧围巾制作的腰带，像一根绳子，常年系在母亲的腰间。感觉到饿了，就勒紧一点，还饿，再勒紧一点。特别是冬天，穿着肥大的棉衣棉裤，腰里又扎着一条勒得很紧的腰带。母亲的腰就显得很细，就像一捆棉花，中间被用力系住。弯腰劳作时，这一团棉花就是来回地折腾。以至于有一次，一个淘气的同学指着我的母亲说：“你娘像一个葫芦。”致使我勃然大怒。可身体孱弱的我不是那个同学的对手，反被那个同学暴打了一顿。第二天，性格火暴的二哥将我的那个同学堵在了半路上的一个泥坑里，把他的浑身糊满了泥巴。

为了保证父亲的营养，母亲想到了一个卖豆腐的方法。我们家院子中有一盘石磨，每当深夜，石磨就会嗡嗡地响动起来。黑暗中，母亲推着石磨，一圈一圈地走着。辘辘、女人和井，是母亲的青春。一推就是十多年。天刚蒙蒙亮，豆腐出锅。母亲只需站在院子里、院门前，大声地吆喝几声“热豆腐”，早起的村民就会拿着碗盘，蜂拥而来。母亲做的豆腐实在，豆腐里含的水分很低。只要母亲叫卖声一起，晚来的乡亲就买不到豆腐了，豆腐很快就会被乡亲抢购一空。在此之前，母亲已经提前切下来一块，扣在厨房的热锅里，留给早起的父亲滋养身体。我们是不可食用的，甚至包括年迈的奶奶，除非生病，否则也很少会吃到富含营养的豆腐。一个病人已经让家庭不堪重负，所以，极其有限的营养，就要留给最需要的人。父亲每次吃豆腐时，通常都会留下橡皮擦大小的两块，然后告诉我说：“吃不下了，你把它吃了吧。”我就会信以为真。而此时的母亲，通常只会瞥上父亲一眼，并不多说什么。我们都是懂事的孩子，都知道要学会照料父亲。

再后来我们也渐渐长大了，理解了母亲的辛苦。只要石磨一响，我也会起身帮助母亲，乳白色的豆浆，在一个一个夜晚，顺着磨槽安静地流淌。那时的夜晚，天空的星星总是又多又密。所以直到现在，每当夜晚来临，每当我置身于漆黑的夜幕，总会习惯抬头仰望着星空。寻找着当年那些黑夜里的闪光。总觉得天上的星光，丢失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间需要安慰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还是人间的光辉越来越亮，才造成这些美好的闪光逐渐弱了。

我们都是吃煎饼长大的。我们家的煎饼也分了两种，小麦煎饼是专门留给父亲的，我们全家人只吃红薯煎饼，最多是玉米煎饼。小麦是家中唯一的细粮。童年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午放学回家吃饭，而我发着烧，没有胃口。母亲就给我卷了一个煎饼卷，叮嘱我到路上再吃。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咬了一口，意外地发现手里的煎饼格外地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薄薄的一层红薯煎饼里面卷着一张小麦煎饼，还在小麦煎饼上涂抹了一些豆油。我狼吞虎咽地把那一张煎饼吃了，发烧也仿佛好了大半。

不仅如此，从那之后，每次母亲出门，无论是干活还是赶路，都会在腰间挂一个小小的布袋，用于随时采摘遇到的野菜，用来填补家里的饥荒。就这样我们也一天一天地长大啦。如果生活一直平静地进行下去，那肯定是另一篇特别温馨的故事。而人生总是充满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母亲54岁那年，突然中风。1994年正月初五，村庄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之中，人们还都守着一颗休闲的心。我爱人是在大年初二被她的弟弟接回娘家的，初五的早上，母亲告诉我，让我去把爱人接回来。说大年初五，出过嫁的女人是要回到婆家来。那天早上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只是母亲说还是很困，想多睡一会儿。想想也是的，最操劳的就是母亲了。趁着春节期间就让母亲多睡一会儿吧，反正我们各自也有各自喜欢的事情要做。我父亲是一个喜欢打牌的人，特别在春节期间，每天几乎都是辗转于一个一个的牌局。直到那天下午，我们逐渐返回家中，才发现我们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的一条腿紧紧地蜷缩着。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把腿捋直，一放手又会迅速地蜷缩回去。我们立刻联系了村医，村医是本村人。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村庄里每当有人不舒服，第一时间都会去找到村医。经验丰富的村医，立刻就判断出了母亲的症结所在——中风！我一直认为母亲的中风偏瘫，我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1993年我不顾家人的劝阻，和爱人一起远赴新疆打工求生活。过度担心的母亲就在我们离家后的当天晚上，跪在院子里对着夜空许下重誓。其实母亲在我的年轻的记忆之中，并不是特别信奉菩萨的人，但是当我离开家乡以后，就突然开始信奉菩萨。她跪在院子里许诺，只要我和我的爱人平安归来，就会戒饭三年。戒饭三年，就是说三个春节，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九十年代初，还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年代，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一家的伙食也只有在春节才会变得丰盛。民以食为天，母亲相当于发下重誓。于是，当春节那天，无论我们如何劝说，母亲都坚持着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直到大年初二，我想母亲的突然发病和她本就孱弱的身体，加上春节的绝食有关，和我有关。让我背负着一种深深的罪责感。

菩萨//母亲的心里住着一个菩萨/有人受苦时，她会流泪/有人受难时，她会流泪/久而久之/我误把母亲当成了菩萨/就把愿望许给了母亲/后来，我又看见/菩萨也会束手无策/菩萨一旦愁白了头/低眉顺眼的样子/也像一个许愿的人/也会跪下，给别的菩萨磕头.

母亲中风之后，我们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了一年之久，直到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这是治疗后的最佳效果了，母亲偏瘫了。母亲的右手蜷缩在衣袖里，失去了所有的功能，右腿瘸了。走路时，需要左手拄着物体，拖着右腿挪动。此后26年的时间里，母亲一共拄坏了多少把椅子，我已经记不得了，母亲拄过的椅子，总有一条腿短于其他的三条腿，这让本就摇摇晃晃的母亲变得更加摇晃。

母亲没有进过学堂，只上过一个礼拜的扫盲班。为了普及文化，降低文盲率，五六十年代每一个村庄都举办过扫盲班。可这些广大的贫下中农、社员妇女，在扫盲班上，很多只是叽叽喳喳地聊天，纳鞋底。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记述了这个现象。“当年开会，台下广大贫下中农妇女们，几乎人手一只鞋底。我一直认为，我们稳固的江山，肯定和那时沙沙的纳鞋底声音有关，和用力拉紧的一针一线有关，和我母亲有关。”当然，扫盲班也是有突破的。大部分人都认识了很多字，部分满足了生活需求。可我的母亲，后来记住了六个字，三个字是毛主席，三个字是王丙现。那时候，生产队分发物资的时候，就会在打麦场上一堆一堆的物品上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每一户户主的名字，母亲准能准确无误地找出写着王丙现三个字的纸条，领回我们家的物品。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晚年中风偏瘫后的母亲，又认识了很多新的字。因为后来父亲有过肠梗阻，有过脑梗。遵照医嘱，父亲需要坚持吃药，母亲就因此记下了很多药品的名字。有一次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和母亲聊天时聊得特别开心。我们说要接母亲到昆山来过上一段日子，母亲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当母亲坐上车辆，即将出动的时候，突然从车窗探出头来告诉父亲。乌龙（胶囊）放在了哪里，波依（舒缓片）放在了哪里，不断地叮嘱父亲一定要按时吃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记忆中极少出现。看见两个老人的白发挨着白发，我感觉到了一种幸福，一种温暖，一种伤感和一种岁月的无情。生活最终原谅一切。两个原本不属于一个世界，不应该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过生活的打磨，居然像两条河流，汇在了一起，不分彼此。

母亲决定和我们去城里小住//快发车了/又从车窗伸出手来给父亲/“别忘了吃乌龙（胶囊）/别忘了吃波依（舒缓片）/别忘了吃盘龙（七片）……”/两位老人手拉着手/把命里的苦又传递了一遍。//父亲仰着脸/这一生/父亲几乎没有仰脸看过母亲/借助汽车的高度/母亲的白发不断垂到父亲的白发上/多像他们雪上加霜的一生/秋天时令尚早/大雪尚未动身/而这两颗白头却已白得如此锋利/如同季节磨亮的凶器。

2004年春，母亲午睡时，从沙发上摔了下来，没想到只有三十厘米高的沙发，这轻轻的一摔，竟然摔断了母亲的右腿的髌骨。我们是晚上七点接到的电话。那时，我和两个哥哥都在江苏昆山各自从事着自己的创业。父母在乡下不愿跟随我们，每年我们只能在春节前后，返回家中，度过几天一家人真正的团圆时光。也多次试图把父母从故乡接出来，来城市和我们一起生活。可不知为什么，每一次接到母亲，她都会在昆山生病不止。一送回乡下，病情就会好转。医生猜测说，异乡的生活影响了老人的情绪，而情绪控制着老人的身体健康，况且，长久的故乡情结，让他们对故乡产生了过多的依赖心理。一旦离开故乡，就会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尽管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就这样，我们决定把父母留在乡下，我们各自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在城市生活下来。

接到电话之后，我和两个哥哥连夜赶回了故乡。在骨科的病房里见到了病床上的母亲和无比焦急的父亲。父亲说，医生给出了三个方案。三个方案都是需要换骨。那块摔碎的骨头已经无法恢复，只能换义骨。义骨当时有三种选择，一种是美国产的，已知使用寿命为20年。一种是台湾地区产的，已知使用寿命为15年，第三种就是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义骨发展得比较晚，所以至此还没有使用寿命的年限数据。医生建议我们，使用中国大陆的义骨。首先，医生从大概率上说，对中国大陆品牌的一种支持。再者结合了我母亲的身体状况，他认为义骨肯定会长于老人的生命。在我和哥哥还在协商的时候，父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大陆产的。

父亲是一个国家情结特别重的人。他的这种国家情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影响着我们。父亲曾经在生产队做过30年的生产队会计。在30年的会计生涯中，没有一笔账目是错误的。每当上级安排相关人员下来核查财务账目，我们村的干部都会一致决定，用我父亲的账目为蓝本，交给检查组。每一次，检查组也都会满意而归，这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骄傲，也是他最常炫耀的事情。无论官职大小，父亲作为一位生产队的会计，做得如此地清廉，尽管在生活中一贫如洗。

其实父亲是热爱他的岗位的，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有村民发家致富，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才辞掉了会计的职位，融入经商创业的滚滚大潮中。而创业的一次次失败，最终挫败了父亲所有发家致富的梦想，致使最终安下心来，做了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伺候土地，伺候庄稼。成了他一生的职业。

父亲离开会计岗位之后，唯一的就是从生产队搬回来那把他坐了许多年的椅子。那把红木漆的椅子父亲珍爱有加。后来，那把椅子断了一条腿，父亲就用铁丝捆了又捆，加固了又加固，始终没有舍得丢掉。我们知道，这是父亲的一个念想。

我们家的老房子有两个墙洞，墙洞上面用两根木棒串成了一个悬空的隔断。上面满满地放着父亲30年的账目、书信以及报纸杂志。父亲说，按照规定，这些账目必须保存在8年以上。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不是真的，而最终在第七个年头，一次趁父亲离家的时候，母亲做主，卖掉了所有纸张。那些泛黄的纸张，足足两百多斤。父亲为这件事沉默了很久，我们看得出父亲的不开心，但是父亲最终没有责备我们。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给母亲换了国产的义骨。出院之后，母亲恢复得很快。母亲用顽强的毅力，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又能拄着那把椅子，在村庄里逛荡，和关系较好的姐妹们聊天，聊到这块义骨，聊到花掉的几万块钱和换掉的带血的骨头。母亲的嗓门就会提高，就会充满了骄傲。认为她的孩子，是天下最孝顺的孩子。这一根装在身体里的假肢，成了母亲铁一般的骄傲。父亲的注意力却放在了母亲被换掉的那根破碎的髌骨上。从医生从手术室递出那节髌骨，父亲就用提前准备好的一块红布，小心地包裹了起来。也会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把那骨头拿出来放在阳光下通风晾晒。父亲说，晒去了潮气，才能保证骨头不会霉变，不会虫蛀。父亲说这块骨头要好好地保存，等到我的母亲百年之后，下葬时，连这根骨头要一起下葬，保证那个世界的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这样，当母亲到了那个世界，才会重新回到完整的魂魄，才会行动自如，不用拖着一条病腿一瘸一拐地在另一个世界生活，重新遭受今生的痛苦。我们记得很清楚，这根骨头后来被父亲放在木箱的一角，那只木箱是母亲唯一的嫁妆。

2018年父亲因肺癌过世。安葬完父亲之后，我们翻箱倒柜去寻找那块骨头。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仍然一无所获。就这样被父亲保存了近二十年的一块骨头，莫名丢失了。每每想起父亲收藏这根骨头，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们都特别地自责。不知道后来也在阴间的母亲，是否真的像父亲生前所说的那样，还要拖着一条病腿，拖着儿女的不孝，成为一个残缺的魂魄。

这种想法时常折磨着我，甚至折磨得我夜不能寐。去年老村庄拆迁，我们小心翼翼地搬出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每一个角落。以为奇迹可以出现，但是没有。就这样，那块红布，那根骨头，和我的父母，从这个人间彻底消失了。

父亲照顾了母亲24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两个月，父亲突然被查出肺癌晚期，医生告诉我们，父亲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我们很慌，但是医生又告诉我们，这种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况且已经扩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唯一的就是隐瞒病情，减少病人的精神压力，也许可以延迟一些时间。最初的几天，父亲仍然坚持着每天按时给母亲做饭，但是父亲已经感觉到了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忍着悲伤，每天强颜欢笑。试图欺骗父亲，期盼会有奇迹的出现。

但是父亲仍然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可能进入了倒计时。我们想着趁着父亲最后的时日，带父亲出去游山玩水。我们去了台儿庄战役旧址。在一个寺庙里，我在一尊菩萨像前默默跪拜，在心中暗暗祈求菩萨保佑我的父亲。不知道父亲什么时间也跪在了我的身旁，也在默默跪拜，喃喃自语，不知道在祈求什么。尽管我伏在蒲团上悄悄用衣袖擦了眼睛，但是我感知父亲看见了我眼角的泪花。那一天父亲极为平静，他和我们说，人这一生，欠下的一定要还。也是他最后一次用他的道理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道理。父亲说年轻的时候，打了我母亲12年的时间。现在照顾了她24年，算是还债。欠下的一定要还，加倍偿还。如果还不够，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我和哥哥一时语塞，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父亲。

后来几天，随着病情的进展，我们还是下定决心把父亲带到更大的医院去接受治疗，去了徐州治疗癌症的专业医院。在那里度过了父亲最后的时光。直到一天下午，医生说，你们可以把老人带回家啦，不要让老人在医院里过世，希望能够落叶归根。我们知道父亲的最后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父亲留下了遗言，父亲对我的大哥说，好好照顾你娘。对我二哥说，好好地照顾你娘。对我娘说，你要好好吃饭。这是父亲临终留下的最后三句话。那一天高速路大堵车，我被堵在了高速路上，迟迟无法抵达。造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接着，父亲就处于生命挣扎的边缘。一阵子清醒，一阵子昏睡，只是不再说话。夜里11点，守在床边的大哥打了一个盹。12点，大哥起身去查看父亲，和父亲抵足而卧的母亲平静地说，别看了，人已经走了。现在连小腿都已经冷了，先冷的脚趾，后冷的脚面，捂不热了。之后母亲也不再说话，整个葬礼期间，母亲都一声不吭，也不哭，一个人在西屋的床上安安静静地沉默着。

安葬完父亲之后，母亲突然告诉我们，父亲留下了两万块钱。说是给母亲留下的买棺材的钱。说是让母亲安心地活着。这两万块钱，我们兄弟三个，三家人没有任何人知道一点点消息。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打击。我们个个自诩是孝顺的孩子，但是和母亲比起来，父亲仍然有不放心的地方。我们做的应该是特别糟糕。所以父亲才会悄悄给母亲留下两万块钱，作为母亲身后的棺材钱。父亲过世之后，往事突然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在我们的头脑里越来越清晰。给父亲守灵的时间里，我不停书写，一共写下了146首诗歌。院子里聚满了过来帮忙料理父亲后事的乡亲。他们谈论着父亲的一生，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起一言不发的母亲。乡亲们几乎一致认为，我的父亲没了，我的母亲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他们说，母亲的生命不会超过两个月。这些谈论，一方面体现着父亲照顾母亲的24年里是多么有目共睹的认真、负责、精细；另一方面，也衬托着我们作为子女的不称职。这些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们的内心。

深秋帖//一直以来/我自认为最了解父亲/可是这次/我错得如此彻底/一夜之间/父亲选择了秋天/这让整个岁月都措手不及/在回来的路上/银杏叶挥舞小小的巴掌/不停地扇我耳光/我们把父亲留在了田野//父亲没有了/上天吹熄了头顶的灯盏/我在人间每一步/都成了夜路/四周不停地落叶/站在哪里/都看不见我想找的人/人们藏匿着/大地只留下了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和这铺天盖地的落叶。

没有了父亲的老宅，突然安静了下来。我们所有人都沉默着，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巨大空虚中，寻找到恰当的填充。只有母亲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安静。每天打开房间里的两个木箱，把我父亲生前的衣服拿出来，交代我们去烧掉。按照习俗，逝者的衣服烧了之后，也就交给了逝者，交给了另一个世界使用。母亲每次都会严格控制衣服的数量。如果是棉衣，只能烧一件；如果是单衣，最多烧三件。说烧得多了，父亲穿上带走的时候会不舒服，因为从阳间到阴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即使这样，也没用多久，所有的衣服都烧完了。母亲面对两个空空的箱子，从父亲过世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号啕大哭。我们听到母亲的哭声聚拢过来，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母亲又收住了哭声，擦干了眼泪，对我们说：“哭一哭也就过去了，死人走了，活人还要活。”

人世间//人间的事物/总是那么柔弱/田野里的坟/如同大地凸起的皮肤/即将刺穿的痛感/像萌动的种子/大地上/没有时间穿不透的事物/哪怕生活有时如同坚冰//人间事，哭一哭就过去了/如果不行，就再哭一会儿。

母亲是在两年零一个月之后，即2020年十月初九，也是因为肺癌过世的。在过世的前一天，母亲突然对我们说：“我多活了两年零一个月。我死后，庄亲庄邻不会再说你们不孝了。”

我母亲名叫包成珍。我母亲名叫包成珍。我母亲名叫包成珍。

独坐草间//如果我的父母在天上/水里应该有父母的倒影/如果在地下/树上应该有父母的嫩芽/可是没有/旧草枯黄/新枝翠绿/所有的植物都高举火焰/我光着膀子/挥斧砍了一棵枯树/尽管它死在了去年的春天/并在雪地落下干枝/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对于一棵树/从您过世后/父亲母亲/我用足够的耐心/原谅着人间迟缓的事物，包括最后的一无所获。

王丙现：1940-02-05—2018-10-27（农历九月十九）。

包成珍：1941-12-12—2020-11-23（农历十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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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