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圈的幻象与文学的新生
2024年11月11日，上海报业集团宣布《文学报》将停刊，并入《文汇报》推出的《文学》周刊。在“双十一”的购物促销狂欢中，一份1981年创刊的文学报纸的落幕是悄无声息的，即使有人哀鸣，那声音也几乎微不足道。当然，一份文学报纸的“死亡”最多只能说明纸媒的危机与困扰，文学本身也许早就转换了战场。这几年人们津津乐道“作家出圈”“作家网红”等现象，刘震云先后参加了网综《向往的生活》与《脱口秀大会》，贡献无数金句；余华、苏童、西川等作家参与的《我在岛屿读书》，在集合城市高知以及城市新中产为主的豆瓣网上评分高达 9.1，而东方甄选的直播间也先后出现了梁晓声、阿来、毕淑敏、刘震云、马伯庸、易中天等作家与学者，李娟与董宇辉的直播更是贡献了不少热搜；年轻人聚集的哔哩哔哩网站上，余华与罗翔的对谈有七百万的播放量，近万条评论。所有这些引来了大家关注的节目、活动等都被人称为文学“破圈”。有人欣喜乐观地认为这种“破圈”是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中的突围，是文学的新出路，但是真人秀、播客、短视频……真的是文学的新形式吗？又或者仅仅是“文学周边”的贩卖与传播？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Web2.0技术开启社交媒体时代，新语境里的一切变得碎片化和移动化。当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个基于机器、平台和算法的文化新生态正在展开。在算法逻辑的时代里，数据为王，似乎只有“可以计算”的内容才有意义，韩炳哲曾经说：“就连好感也要靠数有多少个‘赞’来衡量。”［1］不可统计的、不可计数的、依赖想象与叙述而存在的内容在这种逻辑下沦为边缘。所以，一些作家或者一些文学现象偶尔在流量世界获得关注就引发人们的遐想，似乎这种“破圈”就是新语境里的高光方向。文学的创作生态确实发生变化，阅读场景也在变化，信息交流方式迎来了巨大变革，利用新的传播媒介为文学赋能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但是在媒介化的社会，文学何如？作家何为？破圈又指向什么呢？文学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与文化审美，社会变革的时候何去何从，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话题。
一、作家的展演
在大众传媒时代，作家进入网络是对媒介的适应，但由此产生的娱乐化与展演性却值得思考，媒体宣发的“吸睛八卦”，短视频上的“金句段子”与文学渐失血缘。出现在新媒体语境中走到台前的这个“作家”，是媒体里的作家、镜头前的作家、被想象的作家、意料之外的作家……唯独不是创作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自带流量”，在媒体环境中如鱼得水，在流量加持中相关书籍销量提升，尽管商业时代作家或者作品的营销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数据好看”以及“流量变现”升值的到底是什么价值呢？是文学价值还是文化价值？又或者只是流量价值与商业价值？
显而易见，在网络上的作家完成的不是写作，而是“展演”，原本深藏于作品背后的私人身体变成台前的公共的身体奇观，所谓“金句”也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一种语言奇观。作家创作的作品不再是受关注的重点，作家自己成为被关注、被打包、被营销的部分。网络上流传关于网红作家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构成的作家形象不仅不指向文学，也并不指向真正的作家，而是“人设”，是“算法的结果”，是“虚拟的自我”，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最后被追捧出来的形象、金句，以及再生产的短视频，都是流量逻辑迎合大众的形象建构。流量市场真正关注的是在窄窄的手机屏幕里抓住网民的“爆梗”“段子”与“金句”，于是分享、宣发等等都变成了“展演性”的场域，资本看到的是流量变现的可能性，即使这些关注者最后并没有买书，对于流量本身来说也是只赚不亏，而真实的阅读很可能不会在这个场域中出现与发生。
《我在岛屿读书》中，苏童有一段话谈到关于作家的问题：“你看到我们这么活泼，这么可爱，其实也是装的。大家都说从作品当中可以分析背后的那个作家，他是一个影子，你要把影子真正拉到现实生活中来，那他跟你的想象，本身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以前大家觉得不需要见作家，就是一个作品，我觉得那是比较完美的。像今天我们这样出现在平台、网络平台甚至电视中，以前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想象自己一直是躲在文字背后的那一个人，我们很舒适，也很安全，然后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与这个世界、跟读者的联系，我觉得都是有效的，也是唯一神圣的。但是在今天……你一看《活着》是这么一部小说，但余华是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你会有一种喜悦的崩溃。”这里苏童所说的“有效的，也是唯一神圣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以作品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作家本身的形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字或者作品。从文学的角度，作家与读者之间唯一的联结应该就是“作品”。同样可以回想一下李娟出现在董宇辉的直播中引发的争议，某种意义上，李娟正是以一种“真实”对抗虚张声势的流量，但此时就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这正是对网络环境与作家真实不相容的另一种证明。
文学因其特殊性，创作过程不具备“可视性”，它不可能像体育赛事被直播，不可能像美食节目被记录，文学依赖的是作家内在的思考。访谈、创作谈等形式中作家的讲述不一定等同文学神秘的生发过程，别人的评论也不能代替读者真实的阅读。作家依靠作品与读者发生关系，网络环境制造网红，类似于工业时代造梦明星依靠让渡自身的故事、隐私获取观众关注，那么在网上走红的作家到底是作家还是网红、明星呢？被关注的重点到底是落在了作品内容、艺术风格、创作的独特性还是落在了明星自身吸引眼球的部分呢？作家与网红两种身份可能会有部分的重合，但是就文学而言，最需要的是具备稳定内核的创作力，如果只是口若悬河、高谈阔论，内里却储备有限，那只能如一颗洋葱，在网络流量的侵蚀下最后空空如也。
新媒体技术如同一张在地球二维展开的“二向箔”，所有人都被迫变成网民，否则就会成为新世界遗落在外的边缘群体。适应新的技术与环境是必须的，但通过触网，捕捉、追求流量而获得的到底是不是“读者”呢？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被看到、被谈论、被关注并非实现文学意义，只有作品真正被阅读、被思考、被回想才是文学意义生发的时刻，哪怕在这一刻作家并不存在。作者隐身，阅读发生，读者身份确认，文学的意义才真正开始产生。
二、破圈的幻象
所谓“破圈”是指作家在短视频、在直播间、在综艺节目里产生围绕文学或者作家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与观众、网民形成一定的共鸣或者共情，进而可能将这种情绪迁移到阅读需求中，通过作家的魅力将本来不是读者的观众、网民变成读者。但从根本上说此时作家的生产力并不是生产文学，而是以“作家”的角色生产数据，作家段子、文学消息、花边新闻、八卦谈资，为传播而传播的内容绝非文学的本质，这些“非文学”的东西只会始于流量，终于流量。
如果仔细辨认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人们热衷讨论的破圈成功与文学阅读毫无关系，而是点赞、转发、分享、跟评与互动，即使阅读也不是对作品的阅读，而是对视频号与短视频的内容、评论、弹幕的阅读，那破圈的意义何在呢？仅仅是流量？真实的读者群体又在哪里呢？当新技术带来的新媒体冲击传统阅读的时候，慌慌张张地追在流量身后，跟着流量打游击战，打造出偶像作者，期待粉丝饭圈为之“氪金”买书，这恐怕不是文学的神话，只是资本的胜利。所谓破圈，得到的关注群体可能并非“读者”，泼天流量与文学无关，赢的仅仅是数据背后的资本，与文学毫无关系，甚至文学、作家本身也成为流量世界里虚假繁荣的傀儡与道具。
不妨回顾历史。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新文学格局，在近些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媒体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伴随而来的是阅读方式的改变，比如从新文学作家开始就牢牢握在手里的报纸副刊、文学期刊等话语阵地突然失效了，这种失效甚至不是慢慢被侵蚀、被争夺，而是近乎一夜之间被消解。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破圈”并非强势出征，倒更像是奋力自救，因为原来“圈地”的版图已经在新世界里失落了，所谓“破圈”，或许并不是严肃文学威震四方、收服四海，而是一种朝不保夕、随时溺毙的挣扎恐慌。一百多年前新文学作家们留下了宝贵的传统，但这传统绝不是故步自封的骄傲，也不是迎合媚俗的自保，而是敢于绝地反击的勇气与追求自新的胆魄。
同样，在流量逻辑、算法时代里，文学与阅读也不应该是堂吉诃德式的过时固守，而可能成为真正的反抗与真实的救赎。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米歇尔·布托尔曾经谈到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学危机，也是一场精神危机。他认为出版物的数量增长与文化无关，因为人们的精神层面是停滞的，新的交流方式只产生了噪声。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社会让人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疲于应付各类信息而无法停下来思考，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审美、阅读有了更特殊的价值。以《我在岛屿读书》为例，程永新作为《收获》杂志主编、祝勇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西川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身份，以及在整个节目中余华、苏童等人随时会产生的关于阅读的交流等也确实带来了一定的正向反馈，让读者体会到文学、阅读与生活的关系，尤其是摄影师肖全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带到现场，也证明了现代社会语境中，与文学相关的丰富因素在不同语境中出现，“阅读”成为一个相对泛化的概念，可以在许多场景中发生，但必须是围绕“作品”的审美体验。
不管是作家还是作品要在新媒介的社会中存活，则一定要匹配新的媒介语境，但并不意味一定要迎合在这一语境中出现的所有要素，甚至可以考虑部分地逃离、背离、对抗这种语境。比如“阅读”可以指向当下，解决许多心理疾患的问题；比如“文学”并非只是陈词，经典作品仍然为当下提供营养，哪怕并不被多数人熟知。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研究的哲学专业时说：“我不会去回应无知的人。我之所以从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且重要的，不论它是否流行。”［2］真正的文学也需要一份这样的自信与坚守。文学创作需要独立性，文学作品需要独创性，但流量世界迎合的绝不是真正的独立与独创，多数时候只是貌似与众不同，实则流水线上的复制品，创作者不仅没有思考、沉淀的时间，没有修订调整的时间，甚至连好好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读这种作品是对人的思考能力的巨大消耗。而文学的创作是需要时间，需要孤独，需要反观内心，也需要沉静思索的，需要能在喧嚣世界里听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声音，从本质上说，文学所需要的特质与流量世界是背道而驰的。
三、文学的新生
在网络世界里生产、追逐流量，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那么文学进入这个场域，是应该逐流量生产，还是应该逐读者而存？答案或许都不是。真正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从来不是前者追逐后者，而是一种极为微妙的互相“遇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并不是因读者的“需求”而生产，它不仅不会迎合需求，有时甚至背离需求，许多伟大的、优秀的作品都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辉照亮了夜空，以不可替代的独特造就了新的审美指向。然而一旦陷入流量逻辑、数据逻辑，文学就会变成用户导向的产品，这恐怕不是真正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文学或承载文学的期刊、杂志创造出来的结果常常是先锋的、领先于社会以及世界的普遍认知的，这需要作者的专注、孤独、好奇甚至偏狭，需要那些与数据背道而驰、被流量逻辑排斥的东西。
所以文学的新生关键并非破圈，而是产生新质，这种新质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的。余华之所以能破圈成为青年导师，也正是因为他从某种意义上在回应青年们的时代之痛，项飙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一个观点：“生命力需要的是意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即使在系统没有大的改变时也是可以落实的，而且有时候只要稍微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在个体层面上看见比较大的效果。所以改变系统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不能改变系统的情况下，我们仍有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办法，去创造一些小的横向反思空间。”［3］在不改变系统的情况下，如何给自己创造小的横向反思空间呢？文学、艺术就是非常有效的方式，阅读也是直接的途径。
媒介化的时代里，文学性在漫溢、泛化，但这本身并不可怕，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从最初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到纯文学门类的互相破壁，再到一路以来文学在电影、游戏等艺术形式中发挥“母本”作用，比如《黑神话：悟空》中许多审美细节正是文学性的，当然也是民族性的。真正的好作家一定能真正地展现民族的精神，真实地捕捉人性的深处，而真正的好作品也大概率不会因为直播、流量被催生，倒可能因为只求博人眼球而被扼杀在摇篮中。文学从来不是故步自封的，阅读者也不会被圈禁，文学精神本来就是追求自由、追求生长、追求新质的，这在本质上与新的社会语境并不冲突，同时可以以沉静、独立以及反思对抗新的媒体语境中的困惑与不解。
众声喧哗、万物联结的时代里，当技术的浪潮汹涌而来，转过身闭上眼显然不是可取之道，但拥抱新媒体技术的姿势该当如何呢？在潮起潮落的时空汪洋里，总有一些小小的岛屿貌似被淹没仍会倔强地一次次出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月光里温暖莹润。那是属于心灵、文学、艺术的永不沉没的存在。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1］［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2］参见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2024年11月11日访谈文章《“在这个嘲笑文科的时代”，一个强势女人的哲学辩护》。
［3］参见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2024年11月06日访谈文章《对谈项飙：教育系统正在批量生产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