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意义失效的危机，文学能做些什么？
近年来，有社会学者用“悬浮”这一词语来指称当下的一种都市生存状态，意即人在快速变幻的社会脉动中处在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有意味的是，这位社会学者在自己书籍的前言里引用了加缪对“荒诞”的洞见，如此看来，悬浮更像是现代社会中人生荒诞命题在不同现实语境下的某种变体。换言之，悬浮可以是AI技术对人类精神看不见的改造，可以是小屏幕之于人注意力的蚕食，也可以是功绩追求中对人类感情的剥离……这些将我们自身与真正的“生活”隔绝，面对悬浮给我们带来的普遍损伤与迷失，文学何为？本期邀请三位“90后”青年分别以作家、编辑和学人的身份一起来谈论这个话题，作为同时代人，他们都经由各自有关文学的内在经验出发，深入探寻悬浮之下的突破口与落脚点，在他们的文字间，可以更为具体地看见“悬浮”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时激起的轻微回响。——席思宇（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太阳图腾与文学之心
李嘉茵
“一切都在流动”，齐格蒙特·鲍曼曾在上世纪末感喟道。时间的流速似乎变快了，技术革命的风暴将涣散的时间归拢，在模糊地带划刻出痕迹，今年与去年，仿若两重天。很多东西被替代了，或将要被替代，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永远不会褪色的东西，独属于人类自身的事物——情感、意识、思想，也逐渐在算法中被解码，被模拟复刻，降格为数据。我们与AI交谈，诉说情感，借助算法建立的情感副本足以乱真，人们陷入了更深的认知迷茫。在这样的情境中，文学创作业已被纳入算法体系运行，作为述情载体的文学，面临着意义失效的危机，文学究竟还能做些什么，似乎已演变为一场没有答案的求索。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太阳”作为情感的永恒火种，承载着石黑一雄对文学救赎性的期待。这本书探讨了人性、孤独与科技伦理，并指向一个看似过时却历久弥新的议题：什么是爱，以及什么是“人心”。在乔西父亲的提点下，机器人克拉拉最终意识到，乔西的“心”无法被复刻，爱也无法被复刻，复制品与本体间永远存在一种不可见的裂隙。“‘人心’的复杂犹如房间套着房间，无论在其中游荡多久，总会有未曾踏入的一间。”克拉拉对乔西观察细致，却难以理解爱的本质。乔西母亲要求克拉拉复刻乔西的肢体动作与说话语调，本质上是对“爱”的克隆幻想。在德鲁·汉考克的惊悚科幻片《完美伴侣》中，机器人对人的“爱”是可塑的，呈现为一种功能，可被随时生成或抹去。人工智能时代，爱与情感似乎成为了可被批量生产的仿制品，恰如鲍德里亚笔下的“拟像”世界，当技术制造的仿真超越真实时，人们反而在镜像映照中陷入了意义的虚无。
英国电视剧《黑镜》第七季为此设置了更加极端的情境，在《普通人》一集中，在疾病中幸存的普通人被掌握技术的资本回收生命，成为无意识状态下的广告播报机，每月需缴纳巨额费用延续生命，敲骨吸髓，意识和身体都被操纵，最终彻底丧失了主体性和生存空间。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即一种将世界强制纳入计算与操控的框架，使自然与人类沦为可支配的资源。这种技术理性遮蔽了存在的本真，导致世界沦为冰冷的“持存物”（Bestand）。技术发展若罔顾伦理，人们只会陷入更深的结构化困境。为此，海德格尔呼唤“诗意”思维，以艺术与神话的“解蔽”之力，冲破“座架”的统治，守护存在的敞开性。
《克拉拉与太阳》给出的答解是皈依自然神灵，重返原初的世界与自我。当人们早已对反复升沉的太阳习以为常，人造的机械生命重新发现了太阳的神性。太阳作为原始的自然时钟和造物之神，催生万物，混沌而神秘。克拉拉以机械之躯叩拜阳光，技术理性与原始信仰彼此交融，解构了现代性对神秘主义的驱逐。当AI将世界简化为可操控的对象时，太阳始终保持着康拉德笔下“黑暗之心”般的不可穿透性，含混和神秘是自然对现代性的抵抗，也恰似文学在算法时代的位置，以幽微的灵韵之光抵抗着工具理性的侵蚀。
当虚拟对现实的取替渐成定局时，我比以往更加渴望物质的、线下的活动和生产。电子屏幕虽小，只有手掌大，却是没有底的，沉下去便难以浮上来。信息过载容易造成脑路拥堵，有段时间，我时常感到躯体的卡顿和僵滞，行动迟缓，时常忘记要做的事，开始规定自己每日出门散步，晒太阳，限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周末去近郊登山，感受风的流动，草叶的光泽和纹理。
三月底，河北地震，周边震感明显。凌晨一点二十二分，我躺在床上，黑暗中传来一阵模糊的晃动。来自身体本能的恐惧瞬间涌现，那些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和消颓很快抑止，身体调用起全部的感官，屏住呼吸，感受周遭。短短数秒，却异常难捱。那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时刻，像一根细长的钉子，深深地楔入了我的生活，将一种凌空悬浮的状态戳破，使我掉落在地上。这是近期以来，我所感受到的最为真切的时刻。摇晃终于停止，我查看手机新闻，得知震级较低，重又入睡，带着松弛和劫后余生的庆幸。那晚，我重新体会到黑暗中迸发的活力，那是一种古老又崭新的，重又被唤醒的身体经验。
不知不觉，我们与虚拟世界的捆绑似乎更加深入而紧密，与现实世界的连接也在与日俱减。AI对生产力的解放，能否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生命时间，去体味生活的静谧时刻和内心的情感涌流，而不是让身体与精神更加疏离。当AI越来越熟练地复刻爱的语言，参与情感的建构方式，人们逐渐在符号过剩的时代失去了言说的欲望和能力。爱是最为原始的困惑和本能，是日月山河，是被山风摇撼的橡树。文学古老的救赎之义，或许不在于提供答案，而是像克拉拉眼中永不熄灭的日光，涌动着原始而澎湃的情感力量，始终召唤着迷雾中的我们。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文字迷宫中的侦探
汪楚红
春日袅袅，办公室窗外，绿树蓝天，白云喧腾。而坐在黑色转椅中的我，面对一位作者修改后的文稿——已是第三稿，内心依旧踌躇不定。
在不算长也不算短的编辑生涯中，我见过才华横溢却缺乏勇气的作者，也见过勇往直前却缺少技巧的作者，见过华丽辞藻下的空洞，也见过朴实无华中的深邃。而此时，我面对的是一种更为微妙的困境——要怎么评判一部文字几乎无可挑剔，却未能激起心湖涟漪的作品。
相似的晴空底下，躺椅中的马普尔小姐不动声色，手中的毛衣织得飞快，面对那些看似完美无缺的犯罪，头脑中梳理着疑点。表面上，一切证据都指向某个方向，所有细节都和谐一致，但她那直觉的罗盘依然躁动不安，指向一个不可见的真相。
我放下试图修改的笔，也许问题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背后的沉默。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真正的力量常常隐藏在未被言说的部分。所以，这位作者在逃避什么？他的笔触为何在某些关键时刻变得如此谨慎，甚至怯懦？
这种思考让我回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我们不仅仅是语法的守护者、结构的修理师，更是真相的探寻者。站在创造与批判的十字路口，既要尊重作者的声音，又要引导他们直面那些被潜意识所掩盖的真实。
“人的本性都是相似的。”马普尔小姐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阿加莎虚构的圣玛丽米德村，这位安乐椅侦探，不需要亲临现场，不依赖物证，却能顺利破案，根本原因在于，这位乡村老太太能够透过叙述的表象，看见人类共通的欲望与脆弱。
同为旁观者，文学编辑在面对千百篇作品时，同样不依靠“现场”，而是通过文字透露的蛛丝马迹细细甄别。以小说为例，当一个角色行为前后矛盾，当情节转折生硬牵强，当情感描写流于表面——这些都是马普尔小姐会注意到的“案件细节”，都是指向更深层真相的线索。如同马普尔小姐从同村民的闲谈中捕捉关键信息，我们也需要从作者精心构筑的文字迷宫中，发现那些他们自己都未察觉的通往内心的密道。
作为编辑，我们不只是修正文本中的错误，而是需要理解错误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调整结构，而是需要以文学的直觉，解读那些作者无意透露却最为真实的情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这文字迷宫的侦探，引导作者面对那些有意无意被掩埋的真相，那些他们自己或许都不愿直视的暗影。
眼下的这部作品，问题正在于此。作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花园，但拒绝潜入深渊。他的主角经历了一次次失去，总是表现出罕见的情绪自控能力，面对朋友的背叛，却有大段的独白和反思；当主角与父亲独处，段落就会异常简短；当他每次描述家乡，叙述语调就会从平静变得讥讽。而且小说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关闭的窗户，贯穿了主角生活的不同场景。这些很像是一种对生活真相的礼貌性回避，或者说技术性掩饰。
我随手记下几个想与作者探讨的问题：“当你塑造的主角站在妻子的坟前，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那个让他不安也让你不安的想法。”“为什么你描写爱情场景时总是在关键处转换视角？你在保护谁——角色，读者，还是你自己？”“你曾提到这部小说部分基于个人经历，那么，哪些部分是你刻意避开的？为什么要避开它们？”“结局主角选择了和解，真正的和解往往伴随着某种放弃，那在和解的过程中，他究竟放弃了什么，那种放弃的痛苦，是否也值得被写入故事中？”
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作者感到不适，甚至不悦。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必须残忍才能仁慈，必须怀疑才能相信，必须批判才能建构。在文字的迷宫中，寻找不合理的表达，就像在寻找作者藏起的真心。我的提问，是邀请作者面对被压抑的情感领域——那个可能包含故事生命力的地方，帮助作者自己发现并释放作品的真正潜力。而不是一带而过，主动放弃这种寻找。
如今，这种情感的复杂性、多样性、异质性愈发显得难以捕捉。随着社交媒体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在任一平台上，随时随地发表状态。表面看起来，我们从未如此便捷、轻易地接触到他人的情感表达，而实际情况却是，我们要建立彼此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是从未有过的艰难。我们的情感被点赞数、评论量量化，为表情符号、标签分类，“真实的自我”变得愈发模糊。我们却已经习惯了从有限的语言符号中揣测情感真相，从零散的信息碎片中试图重构他人生活。这种行径虽不完全是徒劳，但总会有无功而返的时候，因为一些幽微的情感，只能深潜在精心编织的文字之下，它们不够精准、规整，它们混乱、矛盾，就像花园的角落中一支自由生长的野玫瑰。而如何注意到这枝玫瑰，进一步地，如何在注意到它的时候，不以园丁的身份自居，放弃拿起剪刀将它修剪整齐的念头，需要我们不断克服惯性和惰性。
同时，这种迷宫中的寻找，也意味着辨识某些“过度表演”的段落。马普尔小姐在调查中最为警惕的，正是那些情绪表现过于夸张的嫌疑人——“没有人会为一个只见过两次的远亲如此痛哭，他一定有别的心事。”这种对情感真实性的敏锐判断，也是编辑需要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当某个作者用整页整页的篇幅描述角色的悲伤，他的问题不在于渲染悲伤的篇幅过长，或是感情浓烈到冗余，而在于缺乏某个能如闪电般直击灵魂的真实细节。我们需要从那些过于完美的段落中感受到真实情感的缺席。如果我们的情感体验只漂浮在表层，陷入程式化的表达——“泪如雨下”“心如刀割”“天旋地转”——又怎能沉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记忆？
随着AI的流行，这种文学的“表演性”正在呈现新的危机。一些写作者为了走捷径，放弃了真实的生命表达，转而依赖算法生成的段落。结果是陈旧的比喻千篇一律，雷同的意象泛滥成灾，那些被算法优化的“感人”桥段正在吞噬故事的真实肌理。他们忘记了，写作者的真诚，才是让文本获得震撼人心力量的第一要义。
弗朗茨·卡夫卡曾在1904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作为一名还算年轻的编辑，我只希望，我能够始终确保经手的这把斧头足够锋利，足够真实，能够击碎那冰面，触及深埋的流水。毕竟，真正的编辑工作不是让文字看起来漂亮，而是让真相得以浮出水面，催生那些能够穿越时间的作品。
我们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既是创作的局外人，又是作品的第一个真正读者。我们必须同时保持距离与亲近，必须既有理性的分析力，又有感性的共鸣能力。我们是桥梁，连接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未知读者的精神领域。这也正是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每一次与文本的对话，每一次与作者的思想交锋，都是一次灵魂的探险。我们穿行于他人构建的迷宫，指出那些死胡同与暗门，却也在这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
真正的写作不是为了表达我们已知的东西，而是为了探索那些我们尚未理解的领域。在这个充斥着快餐文化与即时满足的时代，文学编辑像是守夜人，守护着一种日渐稀缺的品质——耐心。我坚信文学的功用不止于娱乐、教育、歌颂、换取薄酒，更在于照亮人类内心隐秘的角落。
我还有很多个迷宫要走，我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并乐此不疲。因为在所有的谜题中，人心的真相，永远是最值得破解的那一个。
（作者系《钟山》杂志编辑）
在城市中，“下楼”重建我们与当下的连接
姜溪海
去年春上的一个阴雨天，我坐在南京出租屋的窗前埋头敲字，窗外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春景与我无关，我所关心的，是论文何时能发表，我何时能毕业，而至于毕业后的去向，更是在缥缈之中。我不知道一年后在哪里安身，但我知道唯有不停地敲击键盘，这条路或许才能逐渐清晰。键盘声犹如脚步，或是心跳，散乱又急切，与此同时，另一串脚步声和着叫卖声在窗下由远及近，引我起身张望。工作日白天的旧居民楼极为安静，蒙蒙春雨更为这份静谧添上一层令人心安的白噪音。一位老人拖着两轮小工具箱，缓缓走在雨中，口中唱着：“修雨伞……”“伞”字的尾音被拖得极长，音调一路缓慢攀升，在一个短促的降调中戛然而止。老人的身影在树盖间隐而复现，吆喝声在雨雾里升腾而后消散，终究远去。
在一个GDP排名前十的城市里，相较于修复，换新是更为普遍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把几块钱就能买到的伞呢？修伞老人在现代金陵雨雾中的游荡，犹如一种神示的意象，试图提醒人们，重建过去与当下的连续性，或许比永远生活于对“明天”的追求中更为明智。然而顾客寥寥。
“修复”，意味着痛苦地直面过错、破碎或困境，意味着人将以一种不可逃避的主体姿态整饬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换新”，则只需挥一挥衣袖，它的合法性自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为其辩护。项飙在多次演讲中提到一个例证：珠三角的年轻务工者们，工作换动频繁，其原因或许鸡毛蒜皮，但相较于解决问题，人们更相信“明天会更好”。“当下”在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中被悬置，一次次的转身而去后，人们在新城市里所踏下的足印变得模糊不堪，只有对“未来”的执着如梦似真。社会学家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悬浮”。
我也没有成为修伞匠的顾客，因为我还有论文要写，不能下楼。
但我感谢这位吟啸且徐行的老人，将我从“蜂鸟振翅”般的写作中拉回现实，第一次领略到江南春雨之美。这是一种熨帖的、怀旧的美感，无数文学名篇在我脑中萦绕，我仿佛与南京这座城市有了第一次共振。突然而来的审美体验，将我手中所进行的论文写作打断，二者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打断文学论文写作的，却是审美本身。说来惭愧，作为一名在南京求学六七年的中文系学生，我却对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熟视无睹，几乎从没走下楼去，走出校园，一览其风情。为数不多的几次游历，都是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成行。这可以说是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的失职，却也是作为初入门的文学研究者，在“文”与“学”的体制张力之间痛苦抉择的结果。“文”与“学”的辩证，在文学研究者的具身语境下，不仅仅指审美体验与理性思维间的调和，更是个人生命锻造与事功追求间的平衡。用最通俗的话说，文学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文学研究更离不开研究者对于现实本身的感知。但我在六七年里却与南京这座城市之间“相看两不熟”，悬浮于校园之中，层楼之上，这既是一个“进城者”的悬浮，也是一个“功绩主体”的悬浮。
这样的吆喝声我两年前在江宁是听不到的。那时我租住在一号线终点站一栋青年公寓的十八楼，因为是公司运营，甚至无需跟房东打交道。这里依托几个科技产业园和大学城而建，一切井井有条，年轻人之间充满礼貌但绝无多言。我待在十八楼苦熬，靠外卖生活，常常两天不下楼。“南京”这一概念对我而言如此抽象，这里的生活，更像是一种普遍化城市生活的标本，便捷却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充满联系却又毫无关联，出租屋即生活的边界，在其中坚守，奔赴明天成为生活的唯一意义。“生活”并未向我敞开，我也对其不甚关心，我认定这是进城青年的必经之路，唯有抛弃什么，才能获得什么。但无意义感也时时袭来，这样的生活，与我以前所经历的校园生活或是县城生活都太不一样。人们秉持着无菌病房里的原则，少接触，勤消毒，这里的一切都太讲规矩、太礼貌了，我对生活的感知，却只能来自书本。
一年前，随着伴侣工作的调动，我们搬到建邺区水西门外的茶南。这是一个以地道美食著称的老社区。街面上，商户们将餐桌摆满一条车道，对顾客吆五喝六，电动车和行人在丁字路口相互博弈，各凭本事过街。小区里，鸡犬之声与味相闻，邻里间或争至民警上门，或在深夜一声“和”中，伴随着搓牌声哈哈大笑。这样的混乱让我安心。混乱意味着界限的模糊或破除，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得以在缝隙中生长。曾经在新城区被城市规则的“二向箔”压缩至一维的生活，再次得到多维展开。这里的外卖更多更快，但我更喜欢下楼坐在路边吃面，既享受老板的一句“又来了”，又借着汽车尾气摆脱久居楼上的“冷气”。最令我惊讶的是，中国人对于祖先或逝去亲人的思念并未在此被城市所吞没。每逢传统节日，会有小贩在街口售卖香烛纸钱，居民们买来在墙根下烧化，社区广播则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用火安全”。在科学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下，死亡几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被交给诸如医院或殡仪馆等特定的部门处理。但在这个老社区中，生活与生命保留了它最完整的面向。有幸的是，我的研究论题正是熟人社会中传统礼俗的文学表达，在茶南的“下楼”生活，不仅让我从一维的功绩追求中抽身，重建自己的生活模式，更让我在对人情“链接”的体悟中，摆脱了抽象概念套用的幼稚。用社会学的术语说，我找到了自己的“附近”。
茶南的魅力，对我而言，在于它的“县城感”，一个县城青年在城市中“再嵌”的安心与喜悦。去年，“县城文学”以影像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爆火。有趣的是，近年来，“文学”一词被带有情感表征色彩的群体性社媒表达多次征用，似乎正暗合着“文学”终结后“文学性”蔓延的论断。在县城文学的传播风潮中，三种不同的声音构成了县城青年情感表达的立体和声。思乡者谓之“没有县城，万万不能”；恨乡者坦言“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生在这个地方”；而怨乡者则反复吟叹“走不出，看不破”。事实上，无论何种声音，都是县城青年悬浮于城市之中无所着落的自我抒情。“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都市的倦怠与难以融入，让我们回想起“县城一碗汤”的温馨，但这种无法融入的事实，在与城市原住民的比照之下，却也正是“走不出，看不破”的县城身份所造成。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一位17岁的少年从韶山赴湘乡县城求学，将此诗抄呈父亲以明志，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中国“桑梓情深”时代的逐渐终结。然而，伴随着“立志出乡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执念，“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的悬浮感也宿命般地如影随形。对于这一命题，我无法回答，从我单薄的文学阅读与生命经验中可提取出的，或许是两个字——“下楼”。
在楼下，在城市中，重建我们的“乡镇”与“县城”。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学语文教研室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