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家”到“批评家”的余华
阅读余华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力量不是进攻而是忍受”。只有凭借谨慎、克制和坚韧，每个人才不会随波逐流，继而在与苦难的和解中度过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余华意义上的谨慎、克制和坚韧，只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处世之道，他从不愿做“天命的教导员”——即使在他已“出圈”成为了文坛“顶流”的今天，余华也并未以人生导师自居。换个角度来看他的最新随笔集《世界上的迷路者》，其实颇有一些夫子自道的况味。我愿将这本书视为余华对这个时代的回答：余华是谁？什么是“正确的出发”？何为“作家的勇气”？“当漫漫的人生走向尾声的时候”，记忆又如何塑造自己的人生？为说明这本书独具的“答案”属性，我们不妨坐上“回忆的马车”重温余华。
小说家余华的先锋实践
这些年来，学界一直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进程。从现场批评开始，无数研究个案被汇总、概括和提炼，批评家与文学史家殚精竭虑、大费周章，无非是想以历史化的方式去芜存菁，为龙蛇混杂的当代文学树立经典。待大浪淘沙后，余华作为当代经典作家的地位已然确立。但这种经典性，并不特指其创作成就，它还包括余华在文学史上的“样板”意义。换句话说，通过余华可以“一叶知秋”，他的创作历程，最能反映当代文学近40年来的发展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因受思想解放运动感召，一时间风雷激荡、云水飞扬。余华和同道中人秉承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不仅以创新实验深度参与先锋文学运动，而且还以历史批判、暴力叙事和文化寓言呼应时代命题。对人的叙事关怀，也由此构成了余华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尽管余华的小说美学向来以冷酷著称，但这种冷酷却是余华对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思想传统的赓续，因此，《现实一种》中的兄弟相残，《四月三日事件》中的少年臆想，还有《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创伤，都深刻反映了余华借由仿写鲁迅作品所欲表达的启蒙情结。与此同时，《鲜血梅花》对武侠小说、《河边的错误》对侦探小说，以及《古典爱情》对言情小说的文体戏仿，又体现了余华在形式实验中对类型小说的高度借鉴。一言以蔽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华崇信文学的“人学”传统，而作为小说家的余华，则一开始就在西学热中明确了自己的中国经验。在他身上，庶几可见当代作家如何应对文学现代性浪潮的历史过程。
光阴荏苒、世易时移，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深受世俗化潮流的裹挟之际，余华在先锋文学与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了艺术的平衡点。世人多以《活着》这部长篇杰作论说余华的创作转型，但如何在世俗化语境中继承先锋遗产用以改造现实主义，却同样彰显了余华在90年代文学中的先锋价值。一部《活着》，讲的是苦难和人对苦难的承受力，以及“活着就是活着”的朴素道理，艺术上却无限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力：不论是以说书场景反映小说现代性品格的结构意识，还是用言行描写替代心理描写的叙事策略，抑或是悬置宏大历史背景的日常化书写，都能见证余华的良苦用心。同样，这种努力也见之于《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兄弟》的狂欢化写作、《第七天》的亡灵视角和《文城》的补叙装置。而余华的艺术追求，也让20世纪80年代先锋实验的文学遗产得以在后来的世俗化语境中薪火相传。
所有这些，都被余华记录在《世界上的迷路者》这部随笔集中，那些书写于不同年代的创作谈，完整呈现了余华如何“正确的出发”：他走进的是挑战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窄门”，却从“狭窄”中走向了“宽广”。福贵也好、许三观也罢，甚至是那个顽劣不堪的李光头，他们全都是余华朴素的生命哲学的见证者，而这些人物每一个都无法替代的人生，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作家捍卫先锋精神的无上勇气。
从小说创作向文学批评跨界
尽管作为小说家的余华早已名满天下，但他的随笔写作，尤其是文学批评却时常被人忽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正是当代作家由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的跨界写作。余华、马原、残雪、格非、毕飞宇等人以重读文学经典为目的的批评实践，最终在学院派批评和媒体批评之外，促进了作家批评的崛起。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么作家批评既深受作家驻校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是学院派批评趋于式微的产物。而余华在这一跨界潮流中依然醒目，他对海明威、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和鲁迅等经典作家的解读，不仅鞭辟入里、新意迭出，而且还以创作经验介入文学经典的批评方式，涤荡了学院派批评积重难返的理论迷思。
具体而言，余华的文学批评主要以情节复述与经典重写体现了作家批评的核心特质。所谓情节复述，指的是余华在解读文学经典时，并不像学院派批评那样以某种理论方法为批评依据，也不像媒体批评一般热衷于简单的价值判断。他的批评方式，首先是一种对经典作品故事情节的“复述”，即“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把别人写下的故事缝缝补补再讲一遍，而且还在瞻前顾后的复述进程中左右逢源，通过不断融入自己的写作感觉与阅读经验，达到与批评对象展开精神对话的研究目标，如此多元复调的批评奇观自会令读者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借助情节复述的批评策略，余华还用自己的叙事方式重组了经典作品的故事进程。譬如重新设定原作的时间叙事，将以心理时间结构故事情节的方式予以叙事还原，通过梳理隐含于原作中的叙事逻辑，呈现人物隐秘曲折的内心之旅；又或以“心理填空”的复述方式，补写原作中省略空缺的心理内容，同时辅以旁白般的插入式叙事，向读者揭开经典作品暗藏的艺术经验。在此过程中，余华的叙述声音直接融入了批评对象的叙述进程，复调式的叙述景观亦由此形成，而文学批评也从一门求真的科学变成了创造的艺术。简言之，余华和其他跨界批评的作家一道，不仅以创作经验替代了理论分析，而且还借由经典重写恢复了文学批评的杂文学属性。
复归中国文论“话体批评”传统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余华这种可被归入杂文学范畴的批评写作？或者说，他的跨文体实验，秉承了什么样的文学传统，以及又会怎样影响当下青年一代的写作？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上的迷路者》这本书，而且还能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视角厘清余华随笔的价值。
如果从内容上看，余华的批评文本基本上由议论和叙事两部分内容组成。前者不难理解，因为文学批评本就属于议论文范畴。至于后者，则可被视为小说家余华的一种写作惯性，即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批评观点。批评的小说化，或者说“体兼说部”的文学批评，使得原本说理议论的批评方式复归中国文论，尤其是“话体批评”的伟大传统。也许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当代作家是有意识地继承话体批评传统，但文人论文，向来重视表现批评家主体性价值的兴味与意涵，再加上他们未曾受到学院派批评的话语规训，故而写起文章来笔随心动，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涵泳优游处，自会与话体批评深度契合。
作为一种起于宋代，由诗话创体，继之以词话、小说话、文话等形式流传的批评方法，话体批评主要表现为笔记体、随笔型和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等均或用之。由于“话”的意思就是“故事”，因此话体批评“体兼说部”，是说理与叙事杂糅的研究方法。而其中的“小说话”尤近于鲁迅所说的“丛残小语”，它具有印象式的笔记风格，体无拘囿、言无定式，记录了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不少可观之辞。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话和其它种类的话体批评，在表达作者的体悟直觉时并非凭空兴起，而是要依托一些叙事内容展开，由此也就让集研究和创作于一身的话体批评，具备了“体兼说部”的文体特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话体批评还可归入“杂文学”传统。虽然在文学性的表现上，杂文学没有纯文学的虚构性，但它也可能在情感性、修辞性上与纯文学一较高低。
余华式的文学批评或随笔创作对当下的青年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目前青年作家的成长轨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高校学生，他们受惠于作家驻校制度的普及，能在日常的文学教育之外接受驻校作家的现场指导。而余华作为高校教师，他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也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上。像收录于这部最新随笔集里的文章《写作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解放》，便是余华为自己学生的小说集所作的序言。文中余华讲述了师生之间、同行之间的交往故事，体兼说部之余则深入点评学生的小说作品，那种情节复述、寓说理于故事的话体风格一览无余。这是余华从经典重读到推介文学新人的转变，也是他作为文学教育者责任的体现。从一定程度上看，作家驻校制不仅助推了作家批评的持续繁荣，而且还因这种批评方式的文体变革，进一步深化了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余华的随笔也如其小说创作一样，正在当下文学现场的深刻变革中发光发热。
在《世界上的迷路者》这部随笔集中，具有杂文学属性的批评文章占比最高。从早年名动一时的《虚伪的作品》，到如今推荐文学新人的文章，余华一再以体兼说部的批评方式，冲决了横亘于随笔和批评之间的文体藩篱。而他的这些文章，因为既有用工匠精神提炼小说技艺，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艺术探索，也有借题发挥，用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情理抒怀，故而在存留个人经验、补正学院派批评和赓续文章学传统，以及推进创意写作等多方面都具有宝贵的文学史价值。而余华也从早年间的先锋文学艺术，逐步走进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