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自由的苦役
整理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说集，重新翻检旧作，我不禁为自己文学旨趣的顽固而感到惊讶。当然，也有惊讶之余的检讨。有些篇目我几乎已经忘记；有些篇目当初以“材料”呈现，后来被整合进了其他作品；有些篇目我自己也拿不准算不算得上是“短篇小说”……这里面，可以窥见一个写作者多年的书写轨迹，也彰显着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丰饶与复杂。当部分写作能够仅以“材料”的面目示人，可能证明了“未完成”亦是短篇小说所允许的艺术手段；当我拿不准写下的算不算短篇小说，可能昭示着“自由”正是这个文体最为惊人的秘密。
我几乎要说出“短篇即自由”这样的狠话。可是，有“不自由”的小说吗？中篇还是长篇？我将“自由”专属于短篇，更多地，应该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认定。小说精神能够脱离小说形式吗？事实上，自由的形式，本身便激励与拓展着我们精神的自由。
然而自由绝不意味着轻率。只写短篇小说的巴别尔便将他的写作视为苦役。“文学不是赝品！正是如此！同一篇短篇小说的几个不同写法。多么可怕！也许，您认为这太过分了吧？而我对最后一种写法是否能够发表，却还没有把握。似乎对它还可以进行压缩。这样精选，我亲爱的，会激发语言和风格的独创性的力量。语言和风格的！”说这段话时，巴别尔刚刚将一篇最多不过十五页的短篇小说翻写了一百页。巴别尔强调了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准则——语言和风格。显而易见，他正是在强调形式。你看，“自由”的短篇小说背后，是“可怕”得“太过分”的苦役，是对于语言和风格的忠诚。
对照巴别尔的指标，我所有的作品差不多都应该再翻写十遍。这很可怕，也很过分，但也实在令人神往。因为它使得文学的苦役看起来就是如此地矜重和具有价值，诚如巴别尔所说——“这个工作使我成了一个人，而不是敖德萨的一个流浪街头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