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与“进城”书写——兼论9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打工文学”已有近40年的历史，“80后”作家郑小琼与王十月、塞壬一道被视作“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中，郑小琼被国外研究者视作90年代（1）以来中国城市化经验的重要书写者，她的诗歌作品被译作德、英、法、荷、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多国文字，受到国外诗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内批评家们也对其推崇备至，在2007年9月27日的“《人民文学》中国散文论坛”上，便有专家声称塞壬、郑小琼是2007年中国散文界收获的两颗钻石（2）。李敬泽毫不吝惜对郑小琼的赞美，认为郑小琼的诗歌“非常罕见”，“诗歌的胃口近于惠特曼”（3）；张清华认为郑小琼的诗歌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黑暗气质”，是对“人类普遍生存本质的认识”（4）；谢有顺则认为“她粗砺、强悍、充满活力、富有生活质感的文字，她那开阔、质朴的写作情怀，无疑是‘80后’这代作家中所不多见的”（5）。
尽管郑小琼已经被“纯文学”完全接纳——她于2005年参加“青春诗会”，20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2008年获得“庄重文学奖”，有作品入选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同年成为广东省的专职作家，调入《作品》杂志社，负责诗歌板块的编辑工作。但她的诗歌写作仍存在较大争议，如有批评提出“诗人何时归位的问题”，认为郑小琼的诗歌“功利性的追求压过了对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本真的关注”（6）。在某种意义上，郑小琼诗歌写作的困境不仅反映了“打工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尴尬处境，其背后更是一个90年代的城市化经验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也充分地表明了90年代以来文学观念的新变。
一
从各个方面来讲，郑小琼都是“80后”写作者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是一位地道的“打工者”，既没有高学历，又并非科班出身。2001年，从四川南充当地卫校毕业两年的郑小琼，先后在乡村医院、私家医院做过护士，在小餐馆做过服务员。因为忍受不了家乡沉闷的空气（7），终于下定决心赴东莞打工。作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流动性本身就预示着改变和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正是东莞这座城市为众多打工者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提供了平台和可能。为了丰富外来打工者的文化生活，东莞文化部门对打工者的写作，亦有项目和政策上的支持。这是“打工文学”最好的时光。和当时众多的“文化打工仔”一样，郑小琼写作的目的既单纯又明确：“有一些在流水线上的工友通过写作和发表作品谋到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一个月三四百块左右，而内刊编辑有一千七八百块左右。对于在流水线上的我来说相当羡慕，他们不用加班，坐在办公室里，也不用上夜班。”（8）尽管郑小琼是在2001年来到广东打工，但我们仍然把她视作90年代书写者进行讨论：一方面，不管是前期对个人的书写，还是后期对打工群体的关注，郑小琼都主要以90年代的城市化经验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邓小平南方谈话发布以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猛然加速，作为中国城市化经验的表征，“打工文学”便是在1992年左右兴起的；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城市化“点—线—面”次第展开的特殊经验，从深圳蛇口开设特区再向全国逐步辐射，各地的城市化在时空上本身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除了出生于千禧年以后的‘Z世代’，其他的几个世代都或多或少地是九十年代的‘同时代人’。”（9）如果说当代文学前30年的主题是“下乡”，那么其后40年的主题便是“进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10）。
作为一种希望的哲学，“流动”在带来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身份重建的困扰和迷惘。和大多数的写作初学者一样，郑小琼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四月》《凌晨》和《夜歌》等诗篇，大多是咏物思人、感叹流年之作，书写的是打工者的流浪和乡愁，显得迷离而怅惘，比如这首《光线》：
多么微弱的光线
微弱的爱情，穿过流浪的命运
改变着我，改变着孤独
也许我并不需要太多
在黄昏中，在晚风中的荔枝林中
在隔着我的清澈的鸟鸣中
隔着我的是光线和眼神
此刻 如果有风轻轻吹拂起我的长发
我会轻声说，热爱生活吧
我会因此，感觉幸福和穿越树林的光线
一样
一点，一点，一点地来临（11）
这首诗里虽然也涉及“进城打工”这一话题，但此时主要是和“流浪”“爱情”“孤独”“幸福”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用郑小琼自己的话说，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和她后来要通过这一题材发出的“嚎叫”和“怒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以个人情感作为抒写对象，我们可以对比郑小琼前后阶段的同题材作品，来观察南方城市经验带给她创作上的变化。我们来看郑小琼另一首《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
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
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
梯 但是抵达
我把它读成陷阱 或者伤残的食指
高烧的感冒药 苦咖啡
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
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落下一滴泪
一声咒骂 一句憋在心间的呐喊（12）
从“热爱生活吧”到“一个沧桑的词”，再也无法找回“曾经的味道”，这两首诗完整地表现了郑小琼进城前后情感的变化。而从“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到“陷阱”，对应的也正是“打工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以安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借助“打工文学”，顺利地从流水线上挣脱出来，完成了个人的华丽转身。安子最终成为一名家政公司的总裁，在打工者群体中引发了轰动效应。她在《青春驿站》《青春絮语》等系列作品中提出的“谁都有做太阳的权利”的口号，更为打工者们所津津乐道。在批评家们的阐释和建构下，前一阶段的“打工文学”是“青春驿站”，个人同深圳这座满载着未来希望的城市一道成长。这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乐观的现代化叙事，是社会流动带来的崭新气象。作为“第二代打工作家”的代表，郑小琼、王十月等人的写作无疑受到了“第一代打工作家”的影响。
“安子神话”的背后，是杨宏海等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身兼地方文化官员与批评家二职的杨宏海以安子等“第一代打工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将“打工”视作“青春寻梦”的过程，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打工者的生活重新组织起来，赋予其希望和秩序；另一方面借助“打工文学”打造深圳特区文化，以此回应外界对于“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他们通过编撰出版《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推出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同时积极筹办全国性、高规格的“打工文学”论坛，邀请专家们就“打工文学”现象展开学术讨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官方通过设置“大鹏奖”“荷花奖”等文学奖项，给予“打工作家”丰厚奖金之外，还许之以深圳户口。以上种种，无形中为打工者中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上升渠道。从批判到邀请，从惩戒到奖励，从当代文学的发展史来看，90年代以来文化经济的兴起无疑预示着文学场的显著变化。
而后一阶段的“打工文学”却是一个“沧桑的词”。郑小琼、王十月等“第二代打工作家”借助“打工文学”，开始倾诉自己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这一阶段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一是《1985—2005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出版，对前一阶段20年左右的打工诗歌创作进行了收束和总结；二是2005年“底层文学”讨论的兴起，随着张清华、张未民、蒋述卓、刘东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介入，“打工文学”被置入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进行阐释。某种意义上，正是与批判现实主义话语的碰撞和结合，彻底改变了“打工文学”的面貌。郑小琼的写作也因此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辨识和接纳。因此，在梦亦非看来，郑小琼是某种“补偿机制”的产物（13）。随着“第二代打工作家”先后进入体制，敏锐的批评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创作风格上也有了从“民间”向“知识分子”的转变：“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在语言和诗艺上也有一种转变的迹象。郑小琼先前诗歌中那种口语化风格，那种质朴甚至是粗野的措辞（长诗《人行天桥》中就比较明显）如今是很少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更文雅、更精致、更书面化的语词和更刻意的诗句雕琢。”（14）
在与王士强的访谈中，郑小琼强调“打工文学并不是我的全部”。在“打工诗人”“在场主义”“底层写作”等标签之外，她在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以寻找新的写作可能：起初《铁·塑料厂》一类作品单纯地诉说个人孤独、创伤、愤懑的经验，后来《跪着的讨薪者》一类作品试图为农民工群体代言，《女工记》等“非虚构写作”或“女性主义写作”关注女工群体，还有《玫瑰庄园》一类回溯个人家史。尽管存在多重的阐释视角，但整体来看，郑小琼的写作主要是对90年代以来“进城”经验的某种伤痕书写。更为准确地讲，郑小琼的写作主要被批评家们辨识为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伤痕书写。
二
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学院派知识分子或以“知识分子写作”（15），或以“中产阶级化的写作”（16）为对立面，强调“打工诗歌”所谓的“在场性”，以此来确认它的价值。尽管张清华等人将“打工诗歌”视作“底层生存中的写作”，并将其上升到“时代写作伦理”的高度，但他却始终对“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持一种犹疑、回避的态度。张未民认为“他们（打工诗人）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是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的”（17）。而诗人徐敬亚直言不讳地指出：“……但生存是生存，诗是诗。再苦难的劳动本身，也不是艺术。”（18）在现实精神与美学技巧之间，这一症候式的解读，在无形之中已将郑小琼的诗歌创作置于“写什么”与“怎么写”的二元对立之中。
更进一步讲，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乃至“打工文学”本身也处于某种错位之中：在经济特区设立初期，因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的管理不规范，出现了大量不合理的用工现象，而这一时期的“打工文学”却以“青春寻梦”作为主旋律。随着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以及2003年暂住制度的废止，从2009年开始，广东开始接连出现大面积的“用工荒”现象，而这一时期“打工文学”却开始讲述前一阶段“打工”的辛酸经历，《1985—2005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便是这样一次带有回忆性质的出版事件。
为了缓解这一尴尬处境，也为了弥补“打工文学”的文学性之不足，“打工文学”批评家柳冬妩（19）等人便借助卡夫卡等的现代主义文学资源，对郑小琼等人的创作进行了现代主义的阐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讲，现代主义文学是“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而对于“打工文学”来说，现代主义文学则意味着纯粹的文学性追求。批评家们开始强调“打工文学”“怎么写”的这一面，试图通过对文学性的发掘和强调，将“打工文学”导引进“纯文学的殿堂”（20）里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柳冬妩等人的眼中，“打工文学”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
由卡夫卡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不仅给“打工作家”们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启示，柳冬妩等人也正是借助这一资源完成了“打工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型。柳冬妩的卡夫卡研究和他同时期的“打工文学”批评具有高度同构性，以至于他在将“打工文学”“卡夫卡化”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将卡夫卡“打工文学化”了：“特别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一篇‘打工小说’，描写了一个打工者的异化命运，使我们了解了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和存在本身的无穷追索，对小说自身形式的可能性探询。”（21）从反映论到表现论，或者说从狄更斯到卡夫卡，西方文学史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被柳冬妩视作“打工文学”突围的方向。柳冬妩开始强调“怎么写”对于郑小琼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在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中，有对肺病的系列描写，这首《伍春兰》就被柳冬妩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岁月像毛织厂纷飞的毛绒进入她的身体
在她的肺部扎根
炎症 胸闷 水土不适
……
她佝偻的身体更佝偻下去
瘦小得更瘦小
像要贴着大地（22）
这首颇具写实风格的作品，在柳冬妩的解读中却指向了工业时代和宇宙的深处：“在工业时代喘息的肺，不仅是肉体性的表达，还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象、毒害和救治过程。这里，身体的书写是向发达工业社会体制发出根本的质问。……铁的制度顽强地压制人性的舒张，使人的躯体渐渐枯萎。”（23）在这种阐释下，郑小琼的诗歌逐渐被抽离了具体的语境，它独有的痛苦体验也被泛化为人类存在的一般困境。这套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人的重新想象，由“大我”而“小我”，由“集体”而“个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人被重新定义为“一个被抛入世界的存在”。“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即为合理”。“打工诗人”郑小琼之于东莞，正如波德莱尔之于巴黎，“打工文学”独特的痛苦遭遇也被看作人类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般体验。
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打工文学”关注的是“打工”这一面，即通过“打工文学”“写什么”来强调它在场和见证的价值；而现代主义文学视角下的“打工文学”侧重的则是“文学”的一面，要通过强调“怎么写”来凸显它的文学价值，那么，在左翼文学的视角下，“打工文学”要追问则是“为谁而写”。借助对曹征路的作品《那儿》的讨论，韩毓海、旷新年等知识分子将“打工文学”视为左翼文学在当下的自然延伸，将“打工者”看作工人群体的前世今生。“打工”是“工人阶级的悲歌”，“打工文学”则被看作“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秦晓宇等人为此还专门编著了《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郑小琼的《生活》《跪着的讨薪者》等14篇作品入选。她是在绳子和谢湘南之后，入选作品最多的诗人。
蔡翔的文章《底层》刊登在《天涯》杂志2004年“底层和关于底层的表述”栏目中，几乎囊括了左翼文学关于“底层”讨论的所有问题，后来的文章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某一个方面继续展开。蔡翔在文章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穷人”概念再一次产生，不平等大面积出现。然而，此时的知识界已经丧失了批判这一社会问题的工具和能力。一方面，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改造，并以这种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市场经济展开辩护——所谓的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平等和自由。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不平等的大面积出现本身就是“新启蒙主义”召唤的结果，是“新启蒙主义”逻辑的自然展开。因此，当以“新启蒙主义”观念中抽象的“人”和“人道主义”，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良后果时，自然束手无策：“我的确非常矛盾，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我只是觉得，我的底层因为对富裕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的纯朴和善良。也许，因为在这个时代，劳动不再神圣，富裕必须依靠投机和掠夺。”（24）蔡翔清醒地意识到，简单地把市场经济里的个体分成“富人”和“穷人”，“权贵”和“底层”，并分别加以脸谱化，即所谓的“为富不仁”和“善良”，根本无法回应复杂的现实。
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失掉了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本身也在科层化。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参与市场分配，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环，成为被戏称作“知本家”的新群体。正如蔡翔在另一篇文章当中指出的：“近年来，我们一直存有某种乐观的甚至天真的想法，以为‘市场’是一个非体制化的自由空间。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市场’通过‘公司’这一形式建构了一个更加严格的‘体制’，整个社会事实上已被公司化。而这一体制化的特征就是，所有的知识生产，都围绕着‘利润’这个核心概念。”（25）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经历了一种鲍曼所谓的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26）。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此时他们和在市场经济里沉浮的其他个体一样，“著书只为稻粱谋”，已经泯然于众人——知识分子本身的“中产阶级化”让他们自己感到不安（27），而“躲避崇高”则是因为“崇高”不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90年代王朔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挖苦和调侃，虽然听起来不无尖酸刻薄，却又无法反驳。因此，当王士强在访谈中询问已进入体制的郑小琼何以保持她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的时候，郑小琼认为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在同一个看不见的尺度下生存着，你说哪个是官方哪个是民间，哪个是真正自由的？在一个寺庙的和尚与尼姑都有体制级别的地方，你说哪一块地方没有被体制化浸濡、腐蚀？”（28）
至此，在批评家的阐释中，郑小琼的创作，乃至“打工文学”先后形成了“青春驿站”“一个沧桑的词”“卡夫卡的城堡”“工人阶级的悲歌”等多副面孔。这就将“打工”与“文学”置于两两对立的数对矛盾之中：在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现代化叙事下，“打工文学”曾是“青春驿站”，个人能和城市一道成长；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打工文学”是“一个沧桑的词”，它必须通过强调自己“写什么”的一面，来突出批判的视角和现实关怀；在现代主义的视域下，“打工文学”还是“卡夫卡的城堡”，它要强调自己“怎么写”的一面，来证明自己的文学价值；而在左翼文学视角看来，“打工文学”是“工人阶级的悲歌”，问题讨论的关键在于“为谁而写”。换句话说，“写什么”试图观照的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怎么写”则延续的是80年代的探索积累的文学经验，而“为谁而写”却是“50—70年代”文学聚焦的主题。因此，郑小琼写作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在与三个时段的文学话语相协调时产生的问题。
结 语
2020年7月，一个名叫“五条人”的草根乐队登上了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舞台，因临时更换了演唱曲目而遭淘汰，却因此频频登上微博热搜。乐队因深受观众喜爱，三次遭淘汰后又被复活，那个夏天也被乐迷们戏称作“捞五条人的夏天”。乐队主唱操着蹩脚的广丰普通话，深情地演唱了《阿珍爱上了阿强》《道山靓仔》等曲目，裹挟着南方潮湿的气息，将那段尘封已久的“打工”往事再一次带到了观众面前。在五条人的歌曲中，既有少年古惑仔闯祸以后在公安局里心中的五味杂陈（《道山靓仔》），又有中年男子对维系即将崩溃婚姻的无力和深深悔恨（《心肝痛》），还有对“春天小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喟叹（《晚上好 春天小姐》）。五条人的音乐作品几乎囊括了“打工文学”的所有主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他们的音乐就是“打工文学”在当下的新形态。歌曲截取了某个生活的片段，沉迷在日常琐事之中反复咏叹，且常常出之以戏谑、调侃的嬉皮风格。生活的荒诞感油然而生，却再也讲不出一个完整的90年代故事。
文学如何讲述90年代经验？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文学如何讲述“进城”故事的命题，或者说是一个90年代经验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从“下乡”到“进城”，“进城”作为当代中国独特现代性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讲述“进城”故事的背后，其实又蕴含着一个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话题。至于如何讲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与“进城”书写有关，也与每一个在此刻同呼吸、共命运的你我息息相关。
注释：
（1）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90年代皆指20世纪90年代。
（2）谭志红：《塞壬作品<转身>获“人民文学奖”》，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08-10-30/011114649645s.shtml。
（3）李敬泽：《浅谈郑小琼的诗》，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196449/?_i=9240945NwzGRD3。
（4）张清华：《词语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集<纯种植物>》，《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5）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6）黄江苏：《诗人何时归位？——郑小琼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
（7）在与王士强的访谈中，郑小琼回忆了她当时的处境：考上中专时，按当时政策包分配，却没有分配工作，待在家里，被人看不起，有人会笑话，读完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种地。当时最怕见到老乡，见到了总有人问，你不是考上学校，不是要分配工作吗？我无言以答，感到很孤独、迷茫。见郑小琼、王士强：《“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8）（28）郑小琼、王士强：《“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9）杨庆祥：《九十年代：记忆、建构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10）杨庆祥、魏冰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和“爱”了——“新伤痕文学”对话》，《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11）郑小琼：《凌晨（外一首）》，《诗歌月刊》2003年第7期。
（12）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1985-2005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第17页，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13）梦亦非：《是谁制造了郑小琼？》，《出版广角》2008年第11期。
（14）罗执廷：《从“打工妹”到“知识分子”——试论郑小琼诗歌创作的转型》，《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6期。
（15）见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6）见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7）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8）徐敬亚：《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论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二》，《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9）柳冬妩，“打工诗人”“打工文学批评家”，为“第二代打工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20）柳冬妩：《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粤海风》2002年第5期。
（21）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第591、59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22）郑小琼：《女工记》，第3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23）柳东妩：《解密<变形记>》，第21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24）蔡翔：《底层》，《天涯》2004年第2期。
（25）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26）见〔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7）比如，蔡翔在《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一文中也指出“我的职业和工作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阶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