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中的汉魏六朝杂传
杂传是传记文学的一种类型，可分为散传和类传，自诞生起就表现出与史传不同的品格，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史传、小说等文类相互渗透、彼此借鉴。“杂传”之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其著述在西汉时已有，刘向所作《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被《隋志》列为杂传之“始”；在此后的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作品大量涌现，历代官私书目中也设“杂传”类“传记”类“杂传记”类专门收录相关作品。中国古代杂传创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流传情况却颇为复杂，其发展演变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长期以来，由于“杂传研究话语体系的缺失”，“中国古代杂传研究始终没有走出零星、分散的研究状态，即使是在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的大背景下，缺乏系统性和宏大视野仍然是中国古代杂传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熊明教授深耕杂传研究领域，先后著述了《汉魏六朝杂传研究》《汉魏六朝杂传集》，前者“在史学与文学双重视野下审视汉魏六朝杂传的品格及其历史流变”，后者以“汇集散佚汉魏六朝杂传文献、校定文本”为主。去年，《汉魏六朝杂传叙录》成书，该书“全面调查、清理汉魏六朝杂传篇目及其相关文献”，对杂传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汉魏六朝杂传叙录》体例统一，在“叙录”的大框架下，按照时代先后，分两汉杂传、三国杂传、两晋杂传、南北朝杂传四编，将历代仅存其名而不见其文的杂传收录于第五编之中；依数量多寡，各编又分卷，依次考订汉魏六朝时期550余种杂传的篇名、作者、篇目、卷数，辨证传主的里籍、事迹，征引历代目录著作，叙述各杂传的刊刻、版本和流变情况。各杂传有别者分而列之，有疑者摭而明之，有歧者析而考之。同时，熊明教授“排比先贤高议，陈列时贤新论，亦间加阐析，略陈己见”，在叙录基础之上，陈一家之言，许多评论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展现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独特风貌。这种著述方式既是对古代叙录文体的继承，又在新的治学条件下有所创新。
熊明教授以同一朝代的不同文体为纬，考察杂传存佚、真伪的基本情况；以历代官私书目为经，梳理杂传流传和演变的线索。《汉魏六朝杂传叙录》通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部著作中判断杂传的存录情况，借助正史列传考察传主的基本信息，明确杂传创作的时代框架；并从野史、小说中挖掘细节，考订历史场景和传主形象。以《汉武内传》为例，熊明教授指出其记事以《汉武故事》为本，其中景帝梦赤彘等情节钞自《洞冥记》，上元夫人和十洲等内容出自《十洲记》；此外，张华《博物志》、郭璞《游仙诗》、葛洪《抱朴子》中都有与之相关的叙述，这不仅体现了《汉武内传》与其他文献的关联，也为其成书年代和汉武帝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线索。熊明教授的考辩视角中也不乏诗歌、散文、书奏等文本内容，如在考证《赵飞燕外传》的成书年代时，引用南朝徐陵、梁简文帝、唐李商隐以及宋苏轼、黄庭坚之诗证明其在六朝及唐宋的流传情况。汉魏六朝时期，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僧传、仙传数量较多，熊明教授在叙录这些杂传时，广泛参考了《真诰》《云笈七签》《正统道藏》等道教典籍及《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佛教类书；同时，他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知识，对杂传文本进行字词训诂和考辩，如在《范汪别传》中通过对“略”“晷”字形讹误的分析，判断《范汪别传》有误，体现出了整体的文学文体观念和多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
熊明教授在书中以简洁凝炼的语言对杂传价值和品格进行客观评鉴，在广泛参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展现出独立的学术见解，对杂传的历史地位、撰述目的及文体文风等特点的评述有不少精妙之处，这对深入理解杂传的文学、历史和文化内涵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