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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当代》2024年第3期发表的长篇小说《女字旁》，一个强烈感觉是，虽然此前对作者殳俏并不了解，但我所遭遇到的，是一部思想艺术品质相当成熟的优秀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带有突出成长叙事意味的心理分析小说。

先从看上去有点不同寻常的小说标题说起。作者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女字旁”，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理由。其一，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李娴、李媛和李婷三姐妹，名字里都有女字旁：“从第一个女儿开始，李顶梁就决定，只要是生女，便都以女字旁为名。娴是娴静、娴雅、娴熟，媛则胜在谐音，圆满、圆熟、圆梦。到第三个女儿，李顶梁略有点焦虑了，婷是亭亭玉立、娉娉婷婷，也是暂停、停止、不停不行……”《女字旁》某种意义上正是一部书写父亲李顶梁和他的三个女儿各自命运的长篇小说。其二，小说快要结束时，李媛突然回忆起当年泉州圣友中学文学社指导老师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最后我和金老师告别时，他脸上写着显而易见的惋惜，但也没对我说任何的丧气话，只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有一天有机会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如果实在没勇气用第一人称，那就写‘她’的故事，也可以。金老师当时还严谨地补了一句，女字旁的她。”作品采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结合的叙述方式，也可看作是对这一临别赠言的现实演绎。

整部《女字旁》，除了开头带有序幕性质的段落之外，共由五个部分组成，“1985年”“1988年”“1990年”“1992年”这四个部分的故事发生地，分别是苏州、宁波、泉州、深圳；最后一部分“2012年”故事发生时，主人公李媛已定居北京多年。从叙述人称来看，前四个部分采用了第三人称，其中的视角性人物，乃是李媛；最后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同样是李媛。不难发现，文本遵循的，正是金老师临别赠言给出的叙述人称建议。问题在于，如此安排，果真是因为叙述者李媛没有足够的“勇气”在前面四部分使用第一人称吗？以我理解，这更多还是出于叙述策略的考虑，在保证作品叙述方式丰富性的同时，借助于前面的第三人称限制性叙述，才能够保证小说中的艺术悬念可以一直撑持到最后谜底彻底揭晓的“2012年”这一部分。

小说前面第三人称叙述的部分，集中讲述的是在充满暴力色彩的压抑家庭环境中女性艰难成长的故事。李顶梁是一个特别独断专行的权威型父亲，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父爱慈祥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个家庭暴君。且不要说是家里的孩子，即使是妻子余巧英，在家事的处理上也都没有一点发言权。例如，1985年在苏州时，上小学的李媛差一点被一个无名男子污辱强暴，依照她自己的意思，此事必须得去报警，但遭到李顶梁的坚决反对，事情还是被捂了下来。李顶梁在家里那种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地位，在如下细节中凸显无遗：先是“只听得李顶梁的声音又恢复了冰冷，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个女孩子家说个不停。你不要脸，我还得要脸，你别到处说得全家都见不得人了，最后我们在这里都待不下去”，然后便是全家人的肃然反应，“刹那间，几个孩子速速地把脸埋进碗中，一致静默地扒饭”。无关对错，只要李顶梁一开口，全家人便一致处于噤声状态。并且，借助种种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李顶梁长期维持了不容挑战的统治地位。

虽然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中后期，适龄青少年就学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但具体到李顶梁他们家，一向好学上进的李媛竟因家庭的制约而无法正常完成自己的学业。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她那次前往福州参加作文比赛，原本带有强烈荣誉感的活动，迫于李顶梁的淫威，最后竟然变成了不无惊心动魄意味的“地下工作”。置身于如此闭锁、压抑，简直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中，整日面对李顶梁这样不通情理的家庭暴君，李媛她们三姐妹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完全可想而知。1988年在宁波时，李媛还是内心阳光的青春少女，受到大学生马未和姚颖的影响，一度对未来美好的大学生活满怀期待；仅仅过了两年，1990年到泉州后，她便违心地表示要放弃学业；再过两年，1992年全家到了深圳，曾经颇有主见的李媛，甚至出现了人性变异迹象：“自李娴走后，她不知不觉也成了那个习惯牺牲自己的人，且她现在才深深明白，这牺牲不光是身体上情绪上的，更是智识和心气上的。早先她可能是一棵树，拼了命地往上长，现在却要将自己砍成一个树桩子，深深地扎在土里，才能供人坐着乘凉。”

身处如此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之中，姐妹三人的本能选择，当然就是千方百计地设法逃离。不论是李娴明知男友薛治贤是一个烂人，依然义无反顾地要和他私奔，或者是李媛在意识到妹妹李婷继续待在深圳只有死路一条，设法安排逃到东莞，还有李媛自己在母亲帮助下断然离家出走，全都应该在这个层面上获得相应的阐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李顶梁了解到李媛擅自放走李婷后那种兽性大发的不堪状态：“钢丝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李顶梁采取了李媛最不能反抗的姿势，一下跨坐在她身上，一手压着李媛的两只手，将其交叉着在头顶上方困住，另一手捏着李媛的脸颊肉。”如此一种情形，哪里是一个父亲在对待自己的女儿，这简直就是在对待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其实，关于李顶梁的家庭暴君实质，只需留心一下文本中关于他眼神的一段描写：“但父亲的目光倒像是铁锁，冷而粗重的那种，还生着刺鼻的锈，就这么一看，就把三姐妹捆了个结实。”他在日常生活中独断专行的凶狠状态，自然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说，李媛她们姐妹仨，如果不是侥幸先后逃离原生家庭，根本就不可能开始各自真正的人生。从这个层面上说，小说中关于李媛逃跑场景的描写，就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色彩：“跑，跑，跑。李媛就这么拼了命地全力跑着……她的人生路便是这样的跑，快跑、猛跑、竭尽所能地跑，不停地从某个地方离开，又跑向新的地方去。但有件事是她从来就压抑着不敢想的，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只跑向一个绝对的自己。”此处“绝对的自己”意味着李媛她们在成功脱离家庭束缚和羁绊之后，一种现代自我独立人格最终得以确立。她们身处如此糟糕、压抑的原生家庭，能从中挣脱出来并走向“绝对的自己”，称得上是一种艰难的成长过程。

然而只有紧接着读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2012年”这部分之后，方才能够明白，《女字旁》绝不仅仅是一部成长叙事小说。前文中曾多次出现过罪案元素：“1985年”苏州部分，少女李媛差点被强暴，建筑系女大学生蒋秀娟被奸杀；“1988年”宁波部分，李媛连同马未、姚颖试图探知自己当年差点被强暴的真相未果，李顶梁和薛治贤大打出手，致使他们一家被迫离开；“1990年”泉州部分，余巧英和李娴脸上各挨了一刀，据说是因为家里“遭了小偷”；到了“1992年”深圳部分，李媛目睹父亲李顶梁试图用尖玻璃去划李婷的脸而被迫报警，张荷冒着暴风雨和李婷一起外出，最终溺毙于游泳池里。以上虽然也都是与暴力、犯罪、案件有关的情节，但是只有读完第一人称叙述的“2012年”之后，将前后两个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们才可断言，殳俏的《女字旁》既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是一部罪案小说。

话题还是要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李媛的人生转折说起。1992年，李媛好不容易从家庭暴君李顶梁身边脱逃后，幸运地与当年在苏州有过交集的女警钱映霞重逢。一直单身的钱映霞从此和李媛相依为命，给予她足够的人生鼓励，让富有天资的李媛如愿考上北京大学，真正成为“绝对的自己”。大学毕业后，李媛顺利进入《法制日报》社，2012年三十八岁的她，已成为这家报社的主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李媛（曾用笔名文真，其间一度更名为钱文真）方才真切认识到足够的勇气在人生过程中的重要：“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钱阿姨所说的，你需要的是比好运气更厉害的东西，只源于你自身的那股勇气。”问题在于，即使李媛拥有非同寻常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也不愿轻易触碰青少年时期经历的那段黑暗的岁月。那个时候的李媛，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后，已经离异状态。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是五岁的儿子西瓜，还有早已退休的钱阿姨，三人“形成了一个有张有弛的稳定三角形结构”。那一天，西瓜无意间打开了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的，全都是李媛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所使用过的一些旧物事，凝结其中是她不堪回首的历历往事：“我打开一看，每一件都是我的回忆，记载了多得满溢出来的欢乐和痛苦。”看着这个铁盒子，李媛方才彻底明白了家中姐妹和母亲的良苦用心：“她们是最懂我的人，知道我苦于回忆，又需要回忆，所以就把这些替我抢救下来，保存起来”。关键还在于，铁盒子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她却再没打开过，因为“我也充分明白，这铁皮盒子再度打开之时，便是我真正需要面对不堪往事之时”。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西瓜打开铁皮盒子的行为看似偶然，却因此牵出马未从杭州寄给李媛的那张明信片，进一步牵出了马未当年和李媛的约定。当李媛动意要寻找马未他们，意外发现马未和姚颖早在1988年便失踪了，二十四年过去，失踪案依然毫无进展。一方面，出于对旧人的强烈怀念，另一方面，则是某种重然诺的情怀，再加上这个时候的李媛已经身为《法制日报》的主编，有着职业上的便利条件，既然发现了如此一桩陈年旧案，那她所做出的决定，就一定是试图让这桩陈年旧案的真相可以水落石出。伴随着李媛和好友赵尊警官的联手办案，《女字旁》也就变成了一部罪案小说。

重新勘探侦破马未和姚颖失踪案伊始，拥有“强烈的情感和直觉”的李媛与拥有“科技的加持”的赵尊，一度把怀疑的目光对准曾经化名为薛治贤的薛根华。等到年过半百的薛根华被正式拘捕后，他却只承认自己曾经在1982年至1985年的打工期间，在各地随机犯下了一系列强奸猥亵案，“坚决不承认蒋秀娟的死和他有关，也不承认自己杀了马未和姚颖”。随着薛根华杀人作案嫌疑的被排除，这一桩眼看要水落石出的陈年旧案，再一次陷入到了山重水复的状态之中。值此关键时刻，李媛接到了弟弟李越的电话，得知大姐李娴癌症晚期已经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她专程前往西安探望大姐，意外地从李越和李婷那里获知了此前自己一直不了解的若干真相，怀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父亲李顶梁身上。更令李媛震惊不已的，是李越、李婷在揭秘真相前的短暂交锋：“李越借着酒劲一拍桌子，反驳道，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公道，真正的公道，我不晓得二姐知不知道，但三姐你心里清楚得很。李婷也像是眼底有泪的样子，狠狠把烟掐灭了说，我知道，知道，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都跟那个家断得干干净净了吗？”对于他们来说，说出真相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在公道正义与血缘亲情无法两全的情况下，他们毅然选择讲出不堪往事的真相，也让长期被蒙在鼓里的李媛了解到，当年发生在泉州和深圳的两桩罪案的凶手，正是他们共同的父亲李顶梁：“李越一拍桌子道，那今天我就来说说连你也不知道的吧，三姐。在泉州的那年，大姐脸上被划的那一大道口子，还有妈被捅了的那一刀，你们都以为是家里进了贼，其实呢，就是家里那个老贼，李顶梁！”然后李越对试图隐瞒真相的李婷说：“张荷是他推下去淹死的，这是你说出来了吗？要不是我听你跟妈说，你是不是也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呢？李婷一听这话，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大声回道，胡说八道！”但其实，不论是李越和李婷，还是李媛自己，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生身父亲竟会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残酷的事实真相，就是如此不容置疑。就这样，一方面由于李越和李婷的出面指证，另一方面则因为关键证物上留存的DNA比对出的结果，年逾七十的父亲李顶梁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根据李顶梁的交代，小说前四部分发生的所有意外死亡，从最早的蒋秀娟，到后来的马未与姚颖，再到深圳时期的张荷，共有四条鲜活的生命葬身于李顶梁这个杀人恶魔之手。随着情节的急剧翻转，李顶梁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总要强行干预女儿们生命自由的家庭暴君，还是一个视生命如草芥的杀人恶魔。

当我们试图由此而为李顶梁其人最终定性的时候，却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令人震惊的罪行外，还有一些细节能够说明其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其一，他当年刚刚抵达泉州不久，破天荒地送给李媛她们姐妹仨的礼物：“一条红格子围巾、一件牛仔衣背后绣着个米老鼠图案，还有一顶粉色鸭舌帽。”小说临近结尾处，由于看到姚颖生前照片，李婷她们才彻底湮灭了对父亲残存的一点点希望：“我一直以为，那一年父亲给我们三姐妹的新年礼物，承载了他不多的父爱，毕竟他还是生了我们养了我们的父亲。”而这些礼物的来历竟然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借用李婷的话来说，“什么样的人，竟会将自己杀了人之后的遗物，当作战利品送给自己的孩子”。还有三个看似无关实则关系密切的细节。一是母亲余巧英的自述：“你爹爹每天拼了命地做工，养活一家人，我生完男胎，他在这件事上刚刚满足，我却坐了病，不能再和他做那夫妻的事了，只能让他一天天地憋屈着。”再是来到宁波后不久，余巧英住院一个星期，大姐李娴晚上要去父母那个房间带双胞胎弟弟睡，但李媛半夜起床上厕所时，却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只听得隔壁房间有撞击声和轻微的呜咽声。李媛起了疑，竖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这次隔壁静悄悄的，只有这边李婷睡沉了磨牙的咔咔声，接着又砸吧嘴。”再有一个，就是出现在李媛记忆中一个噩梦般的场景。那是在李媛还不满十一岁，他们全家还没有到苏州之前的一个深夜，她突然看到了一个黑影：“是爹爹。”“我看着那张熟悉的脸，漠然无表情。我攥紧了怀里那块碎玻璃，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貌似爹爹的邪物就已经将手伸向了我身边熟睡的大姐，腾起他鬼魅一般黑魆魆的身体，重重压下去。”尽管说作者的描写已经足够冷静克制，但只要我们把以上三处细节整合在一起，一个可信的结论就是，由于余巧英在生下双胞胎后已经丧失了性能力，天良早已丧尽的李顶梁，竟把魔掌伸向自己的长女李娴，正因为李娴扮演着泄欲工具的角色，一旦她试图摆脱李顶梁的控制，就会遭到这个恶魔的坚决反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顶梁甚至不惜动手划破李娴的脸，使她严重毁容。

而带有突出成长叙事特点的《女字旁》，也还并不仅仅是一部罪案小说，由罪案因素进一步延伸，它还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说。具体来说，作品的心理分析特色，集中表现在李顶梁和李媛这两个极具人性深度的形象身上。关于李顶梁，此前我们已经先后把他定位为禽兽不如的家庭专制暴君和杀人恶魔，倘若进一步思考追问他何以会如此这般的性格成因，那么不妨更精准地把他这种破坏性极强的特点称为“反社会的文化人格”，而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与他青少年时代不堪的人生遭遇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结尾处余巧英那一番多少是替李顶梁辩护的叙述，绝对称得上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在余巧英的话语里，李顶梁首先是一个没爹没娘不知来历的可怜孩子：“从小没了爹，没了娘，吃了很多苦，生了很多病，这才长大。但最坏的还不是这样，是他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娘其实就在同一个村子里，是个疯子。”既然是疯子，那就不能用正常人的道德去要求她。由于是疯子，就免不了被男人欺负，后来主动到各种男人家去过夜。时间一长，疯子竟然怀了孕，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李顶梁。了解到自己的奇特身世后，内心里很是有一点狠劲儿的李顶梁，便发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村里那些人不再拿他说闲话”。他之所以会在木雕和石雕技术上那么用心用力，并最终成为远近闻名的优秀匠人，正是如此一种狠劲儿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然而，等到他想要外出打工挣钱的时候，却遭到了师父老木匠的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强调李顶梁必须给他养老送终，另一方面提到自己多年前“也睡了疯女人好几次”。因此，李顶梁对妻子这样表示：“必定要弄死那个老色鬼，自己才能带了全家，从这个地方出去。”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余巧英接着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木匠忽然发病就死了，我们全家就跟着你爹爹去了苏州。其实老木匠死不多久，那个疯女人应该也是死了。”疯女人怎么死的呢？“村里有些人说，她有一天喝了点酒，自己不小心跌到没干的水泥池子里，就这么被封在里面了。”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余巧英这一席话的启发，李媛才意识到李顶梁是把马未和姚颖的尸体如法炮制地封在了明州博物馆附近的水泥平台里。虽然作者的处理同样特别隐晦，但明眼人却还是可以猜测出，老木匠和疯女人也都命丧于李顶梁之手。这也就意味着，早在无意间失手杀死蒋秀娟之前，李顶梁可能就已有命案在身。细细追究起来，李顶梁那种根深蒂固的反社会文化人格的形成，与他这样不堪的身世之间，存在着因果渊源。他之所以会对社会充满刻骨仇恨，以至于一再以杀人或者严重伤害他人的方式加以报复，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说李顶梁这一形象的人性深度集中体现在他的反社会文化人格上，那么，李媛的人性深度就集中体现在她自我人格的某种无奈分裂上。或许与她的年少无知有关，或许是因为视野被遮蔽，青少年时期的很多事情，李媛只有后来试图回望人生来路的时候，方才有所了解。这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曾经一度热衷于写日记的她，竟然因为写日记而无意间成为帮凶。李顶梁之所以会在宁波时蓄意谋杀相识未久的马未和姚颖，主要因为他俩当时已怀疑他才是杀害蒋秀娟的真凶：“至此，李顶梁动了杀心，他认为即便只是两个不小心窥到秘密的孩子，也一样有可能使自己面临被捕危险。”那个关键时刻，无意间发生了作用的，就是李媛的日记：“这一次的计划做得相当缜密。李顶梁供述自己通过定期偷看二女儿李媛的日记，来获得家中儿女的各种动向，也因此得知了李娴想要和薛根华私奔逃跑的计划，他决定利用薛根华这个人。”生性聪颖的李媛，面对着当时突然出现在游泳池旁的父亲李顶梁，就曾经觉察到自己难以逃脱的责任：“李媛心里不停反省着，其实这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但看这形势，马未是真的一个字都没透露，替她死守住了秘密。”“李顶梁虽没说什么，但李媛知道，一切尽在父亲的掌握之中。”因为那个时候的李媛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意间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可耻角色，才会愧疚不已：“李媛一边小心地不让自己踩到任何人的影子，一边细数着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愧疚，她所不知的是，今天这份愧疚会如这一刻的影子一般，被某种光拖曳着，牵连着，紧绷绷地拉到她生命中的无限长。”拉到多长呢？最起码一直被拉到了2012年谜底全都被揭开的时候。一方面，李媛固然是专制父亲的受害者，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如同那个无意间“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狂人一样，竟然成了父亲作恶的帮凶，二者拼贴在一起，自然是她的一种自我分裂状态。

除此之外，李媛更为本质的一种自我分裂，体现为原生家庭对她所形成的严重困扰。请一定不能忽视小说中李媛意欲更名而不得的那个细节。有一次，李媛曾经拿着身份证试图把名字改为钱文真。没想到，因为资料不全而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她向远在苏州的钱阿姨哭诉更名之难，“说自己或许这辈子都摆脱不掉李媛这个名字了”，钱阿姨回复：“明明是补齐了材料就可以再去一次就能办成的事情，你却要为此哭上一场，可见症结不在改不改名字，而在于你心里过不过得去。”这个细节充分说明，其实还是李媛内心深处不愿更名，也暗示我们，李媛其实一直就处于既想要摆脱原生家庭，却根本就不可能摆脱原生家庭影响的自我分裂状态之中。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她严重的失眠。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无法忍受她的严重失眠，丈夫才最终选择了离异。然而，真正对李媛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伤害的，与其说是离异，倒不如说是离异时丈夫讲出的一段话：“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说，我尽力了，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样黑暗的事情，就算是现在已经生活在光明里了，还时不时要用那些东西去自虐。”尽管李媛并不愿意接受来自丈夫的指责，但她的确都一直摆脱不掉原生家庭的潜在影响。大约也正因为李媛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临近结尾处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下这样清醒的一段话：“再见了，父亲。曾经我以我是父亲的女儿为傲，后来我又拼命想要摆脱父亲给我的烙印，我怨恨他是控制和影响了我前半生的人，也因此努力反弹，要得到一个完完全全主宰自己的后半生。可最后发现，我的痛苦亦是我的起点，我背对他，头顶骄阳一路奔向荣耀和自在，但无法割裂的是我的来时路，和阳光在我背后投下的长长的阴影。”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割舍得掉，那“我已经接受了，要带着所有活下去，包括了父亲的恶，母亲的怯懦，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对自己的失望和希望”。不管怎么说，当李媛接受了一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她被迫认同了一种自我精神分裂现实的客观存在。能够坦然地面对并写出这一点，所说明的，其实也是李媛一种强大生存勇气的非同寻常。

其实认真地想一想，《女字旁》中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却又何止是李顶梁和李媛他们两位？设身处地地琢磨一下，不论是那位很早就去世了的大姐李娴，抑或是长期处于隐忍不语状态的母亲余巧英，都有着勘探挖掘前景可观的人性富矿。惜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展开进行具体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