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宏观历史叙事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民族、阶级、革命等宏大主题，始终是文学表达的核心。彼时，作家们站在时代的宏大视角，用文学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力求展现出社会发展的整体脉络及其内在规律。然而，随着全球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逐渐受到关注。个人微观史叙事应运而生，它聚焦于边缘经验，深入挖掘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当代文学重构历史认知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种“小叙事”并非对“大历史”的否定，而是通过个体经验的棱镜，折射出被遮蔽的历史褶皱与社会肌理。诸如韩江的《素食者》、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葛亮的《灵隐》，还有双雪涛的《飞行家》、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等作品，皆以个体的渺小存在为切口，撬动了对权力、暴力、记忆等宏大命题的反思。这种文学创作方向的转变，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隐喻着文化主体性的重构，标志着文学从“启蒙者”向“见证者”的角色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小叙事与大历史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替代，而是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性。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言：“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有通过局部才能实现其自身。”微观史叙事通过对个体经验的聚焦，以局部之“小”窥见整体之“大”；而宏观历史则通过提供结构性框架，赋予个体经验以历史纵深。二者的张力恰恰构成了历史书写的完整性——小叙事填补大历史的缝隙，大历史则为小叙事锚定坐标。这种辩证性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尤为突出：作家们以“显微镜”凝视个体命运，却借由个体的挣扎与觉醒，映射出时代巨轮下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谱。

一

微观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兴起，其核心在于对特定事件、人物和社会现象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更广泛的历史进程。微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卡洛·金茨堡曾以显微镜为喻，指出“微观史”并非指研究对象的大小，而是一种由显微镜所唤起的分析方法。

个人微观史叙事，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体为中心，通过对特定事件、人物和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揭示更广泛历史进程的一种叙事方式。它着重对个体经历进行深度挖掘和细腻描绘，借由个体的命运起伏、情感变化和思想转变，来映射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趋势。就像卡洛·金茨堡所说：“微观史的前缀‘micro’并非指对象的大小，而是一种由显微镜所唤起的分析方法。”（见其所著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这种分析方法能够让我们将视角拉近、放大，聚焦于特定的个体和社会层面，挖掘出宏观历史中被忽视和隐藏的细节。

中国当代文学对这一理论的吸收，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以史为鉴”的伦理关怀，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观；另一方面，它又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对线性历史的确定性提出质疑，转而关注那些“被压抑的声音”。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的个体命运，将上海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浓缩于一个女性的身体之中。在这里，小叙事与大历史的辩证性被具象化：王琦瑶的旗袍、公寓、爱情选择，既是私密生活的注脚，也是城市文化转型的隐喻。作品将个体经验与历史进程相互嵌套，形成“一粒沙中见世界”的美学效果。

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小叙事”转向愈发明显。这种本土化特征进一步促使文学更加关注个体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民经济浪潮的冲击，文学逐渐从社会启蒙的高位退场，回归日常生活场域，转向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凝视。许多作家开始运用个人微观史叙事来探讨历史、社会和人性。例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以“零度情感”书写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呼应了社会对日常真实的渴求。这种转向与利奥塔对“大叙事”权威性的反思相互呼应。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进行了形式实验（如余华的碎片化叙事、格非的迷宫结构），这些实验虽然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然而，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推进与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这种单纯借鉴西方技巧的写作方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作家们逐渐意识到，过度追求形式化可能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于是开始回归“内容扎实性”。莫言的《檀香刑》在保留魔幻色彩的同时，深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文化，在对个体的关注上呈现出多维度的深刻表达，实现了形式实验与本土传统的有机融合。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通过民间视角重构了历史暴力的微观运作机制。格非的《人面桃花》以写实的手法达到了寓言的高度，对个人命运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细腻描绘。这些作家和作品，都在文学思潮的动态演变与自我革新过程中，以个体视角去审视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展现生活的日常性和真实性。

二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个人微观史写作转向绝非偶然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史传传统”，为当代微观叙事筑牢了深厚根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红楼梦》以家族兴衰为叙事经纬，却通过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日常琐碎场景描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伦理危机与人性困境。这种“以小寓大”的古典叙事精髓，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实现了富有创造性的转化。小说以土司制度为背景，通过“傻子少爷”的独特视角，将土司制度的崩塌与个体的荒诞命运交织，既呈现了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也暴露出权力逻辑对个体生命的碾压。这种转化并非流于表面的文体模仿，而是借助现代性视角，对传统叙事伦理展开了深度的评估与反思。

尽管个人微观史叙事将目光紧紧锁定在个体经历之上，但其所蕴含的内涵与具备的意义却极为广泛且深远。通过对个体命运进行深度挖掘以及细腻入微地描绘，个人微观史叙事能够深刻地揭示出潜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与人性弱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与弱点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体范畴，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都具有显著的普遍性。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位普通磨坊主的日常生活与思想世界，使读者得以清晰洞察16世纪欧洲社会的信仰体系、文化风貌以及生活状态。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则借助一起极具戏剧性的身份冒充事件，深入剖析了法律、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作品均凭借独特新颖的视角和细腻精湛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个人微观史叙事独有的迷人魅力。同样，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通过对一个地处偏远的山村历史变迁进行细致描绘，充分彰显了微观史研究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这部作品不单单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山村的历史沿革，更让我们透过这扇“微观之窗”，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的信仰格局、文化特质以及权力结构，为我们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提供了一个独特且深入的维度。

近年来，随着个人史叙述日益活跃、各种微观史书写逐渐受到关注的趋势下，许多有识之士如同黄仁宇所说的那样“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聚焦于家族微观世界，拨开宏大历史叙事的遮蔽，还原血缘亲情视野中的别样人格人性，满足了读者对新颖个人史的热切期待。无论是历史创作还是小说领域，都有不少佳作通过独特视角展现个人微观史与社会的关联。

三

近期读到几部小说，它们都是以个体的生命轨迹为棱镜，折射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复杂图景。

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者》将这种辩证性推向极致。英惠的“植物化”选择看似是个人精神的异化，而其本质却是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暴力逻辑的双重反抗。韩江将身体作为微观史书写的核心载体，英惠的身体从“被规训的客体”转变为“自我定义的主体”，她的素食选择不仅仅是一种饮食禁忌，更是对肉食社会暴力逻辑的否定。她通过自残、绝食等行为，将身体变成反抗的战场。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写道：“权力通过毛细血管般的微观网络渗透日常生活。”而韩江的叙事策略恰恰揭示了一个反向的可能，个体亦能通过微观层面的抵抗，撬动宏观权力结构的裂隙。当英惠的姐姐抱着她冲出精神病院时，这一“渺小”的逃离虽未颠覆体制，却以微弱的光芒刺破了集体沉默的暗夜。

李修文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背景下的下岗工人刘丰收，通过他从“人”到“虎”的异化过程，展现出个人微观史如何成为剖析社会权力结构、历史创伤与人性困境的重要视角。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没有陷入对集体苦难的过度悲情渲染，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表面记录，而是通过刘丰收的微观史，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精神世界的复杂裂变。李修文以志怪叙事解构宏大历史，以癫狂美学探寻存在的本质，既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又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以小见大”的叙事范例。小说以个体的生存困境为切入点，对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独特书写，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当代回应。

如果说《猛虎下山》是对特定时代社会变革的深度剖析，那么葛亮的《灵隐》则转向了都市个体的内心世界。相较于葛亮此前的作品如《燕食记》对历史纵深的全景式展现，《灵隐》更显“小而美”，它以细腻的笔触聚焦于都市个体的精神突围。这部小说由“父篇：浮图”和“女篇：灵隐”两部分相对应，又附加“番外：侧拱时期的莲花”，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及其女儿连思睿在历史长河中的起伏命运。通过挖掘家族秘史，呈现出战争与政治运动对个体心灵造成的伤害。小说采用多视角叙事的方式，折叠出历史的真相，比如第三代主人公对祖父日记的解读，既是对记忆断裂的修复，也是对历史暴力的重新审视与诠释。这种“跨代际对话”的叙事模式，与学者杨义提出的“文化生命还原”理论相契合，即通过重构家族记忆，激活个体被压抑的文化基因。

最近刚刚引进出版的《战争，战争，战争》，作者是摩洛哥裔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作品以蕾拉家族三代女性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了阿尔萨斯少女玛蒂尔德远嫁摩洛哥后，在跨种族婚姻和战后动荡社会中的挣扎故事。书中细腻地描绘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困境，如被禁锢于罩袍下的老妇人、遭受性压抑的穆斯林少女、困于家庭劳动的女性等，展现出微观层面的生活场景，从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侧面反映出国家动荡、种族矛盾等宏观历史问题，将女性的个体命运与国家独立斗争相联系，呈现出她们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挣扎。这种个人微观史叙事，使小说突破了传统战争小说的宏大叙事模式，以小见大，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变迁中个体的真实状态和情感世界。

四

历史通常以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呈现，我们往往了解到的是“大事件”的发生，但真正能够触动当下人们心灵、穿越时间长河的，却是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存痕迹和内心感受。作家马伯庸就特别擅长从史书中常被忽视的细节入手，在历史的缝隙中精心雕琢，讲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述背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和小事件。《长安的荔枝》中，他讲述了唐朝小吏李善德想方设法、历经艰难将鲜荔枝从岭南运抵千里之外的长安的故事。李善德的“小”与帝国之“大”形成强烈反讽。一粒荔枝的运输成本背后，是民力的透支与统治合法性的消解。小说的辩证性在于：历史细节的“小”因其偶然性显得微不足道，却因嵌入结构性矛盾而成为时代裂变的先声。透过这一历史中如尘埃般细小的微观事件，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唐朝由盛转衰的宏大历史背景，还能从中看到小人物身处职场的无奈以及细小事件背后的权力博弈，从而与古代的“自己”产生情感共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将目光投向那些被遮蔽的幽微之处。

个人微观史叙事通过聚焦个体的生存经验、情感挣扎与精神裂变，使个体生命不再仅仅被简化为时代的注脚，它以“小”见“大”，在碎片中重构人性的光谱。此外，个人微观史叙事还能通过个体的命运起伏反映更广泛的历史趋势和社会变迁。例如，在当代文坛中，许多作家通过个人微观史叙事来探讨城市化、现代化等社会现象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像徐则臣在《北上》中将个人命运融入地方史，毕飞宇在《推拿》中关注社会边缘的盲人群体等。透过小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挣扎与奋斗，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与大历史的紧密联系，还能引发对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何坚守人性尊严和价值的深入思考。双雪涛的《飞行家》、郑执的《生吞》等作品，通过悬疑的外壳包裹个体创伤，以类型文学的形式承载严肃的历史反思，抵抗着记忆的消逝。

文学叙事从“大历史”到“小叙事”的转变，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微观史叙事的意义，并非在于提供确定性的答案，而是通过呈现个体经验的碎片化，激发读者对历史和人性复杂性的认知。在算法来临的“后真相”时代，这种辩证性显得更加珍贵，它以诗性的方式，捍卫着人性的温度。

个人微观史叙事始终面向过去，在废墟中打捞被遗忘的碎片。这些碎片或许渺小，却因承载着个体的呼吸与泪水，最终拼贴出历史的完整面容。而文学，正是通过这种“小”与“大”的永恒对话，完成对遗忘的抵抗与对真实的逼近。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