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晚期”：新世纪文学危机中的新变
近些年来，文坛的代际更替与整体呈现的写作气质成了部分学者关切的问题：有学者曾将中国当代文学自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某种“可疑的稳定”指认为当代文学的“中年状态”，更具锐气、直面当下的“青年写作”反而面临边缘化的困境，而这也必将导致“中年危机”如病毒般向整个文坛蔓延。[1]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一定的争鸣：“中年写作”是否仅仅意味着一种陈旧与保守？“青年写作”又一定能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大文学”吗？[2]
这不难让人想起陈晓明所谓的“晚郁风格”（或曰“晚期风格”）。受萨义德（Edward W.Said）启发，陈晓明对“晚郁风格”的定位绝非是“老气横秋、锐气全无”，而是以一种肯定性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的变革与发展，“使得那些迷茫和颓唐都一扫而光，能够在苍凉的幽暗中看到不屈的光亮”[3]。
然而，理论的阐释在当下文学现场的实践中往往失灵，文学内部危机未平又遭逢文学版图边际动荡，更有外部的系统性风险等待改写、颠覆整个文学格局。可见，“迷茫和颓唐”在某种意义上或成为新世纪文学之常态，而如何走出上世纪文学煊赫遗留的幻象，于不合时宜的紧张、错乱、离异中走向静穆的和谐，真正建立起向未来敞开的圆融而不失锋芒的晚期风格，是当下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
既然要走向“晚期”，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便是“中年”。
“中年”作为一个使人产生危机感的范畴，是与“青春”的合法性一同被确立的。关于“少年中国”与“少年”之关系前人论述颇多。这批被历史询唤的青年，冲破桎梏旧中国几千年的长者为尊的传统，以弱冠之龄、而立之年撑起民族国家救亡图存与文化革新的重任，那是一个宏大叙事大行其道的年代。在《伤逝》中，对“庸常”生活的逃离还是令人警惕的宏大话语对个人的“征用”：家庭作为能够在现代国家的垂直管理下逃逸的私人空间，家庭及其随附的家庭生活在革命话语中就成了庸碌的温房、进步的阻碍和消解一切超越性的渊薮。
时移世易，大“他者”逐渐消匿，小“自我”从公共领域脱退，部分青年在“与滥俗世界二元对立”中躲进了“幻城”。[4]但正如雷纳托·波吉奥利所指出，“没有什么人的活动，甚至是最自由或最无偿的活动，能在真空或完全忽视其时代的历史现实条件下展开”[5]。所谓与历史脱钩的“大历史的孤儿”事实上早已被学者指认出“高度的政治性”，即“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6]，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文学一直延续着与社会历史高度关联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坛无可避免地走向“中年”。可见，“中年”这一概念的内涵由一个代际的指称转向一种与宏大叙事重新和解的姿态。
但与此同时，“中年”正在走向“中年危机”。世界范围内对于文学“枯竭”的隐忧肇始于1960年代，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意识到对于故事编织的过分推崇与对形式创新的忽略很有可能迅速耗尽语言的势能，文学也将成为“枯竭的文学”[7]。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思及约翰·巴思的预言，再反观文坛各大最高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不免心惊：部分作品机械地秉持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史诗品格，在异曲同工的形式中置换进愈发陌生的内容，“沾了一点‘史’的便宜，而并没有完成‘诗’的升华”[8]。又如近些年兴起的“新东北作家群”，这些青年作家的确走出了“幻城”从而走向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结，但他们“出走”的方式却呈现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往往都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故事的生长点，用1990年代的“下岗潮”对故事进行时空定位，勤劳朴实的父辈尽管被迫下岗却依旧坚忍地生活，子代在对父辈的深情回忆中获得精神救赎……即便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经验具象化于个人生命中必然有其普遍性，但模式化的书写充斥着填补历史逻辑与弥合情感逻辑的惰性。而看似抽象的“文学危机”事实上就寓于一个个具体的写作思维惯性之中。
二
“文坛”是一种内涵与外延十分暧昧模糊的概念，所以当梁钺皓问出“我们的文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写作”[9]时，问题已然不成其为问题，不是因为问题本身消失了，而是问题的答案似乎无人在意。当传统文学作家还沉湎于诺奖、茅奖、鲁奖的嘉奖，守望着下一个“莫言”的出现，网络文学早已被资本市场授予了无形的桂冠，某些IP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在重新定义“主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增长2480万人；而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50亿人，较2022年增长5200万人[10]，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在三十余年的研究中已成为陈词滥调。无论是锐气不足暮气有余，抑或是沉稳不足偏激有余，文坛中的“中年”与“青年”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仇雠，不如说二者之间存在更深层的媾和关系，以你之有余补我之不足，充其量是文坛内部的结构性调整。然而新媒体时代以降，文学传播形式的分化使得原本“铁板一块”的文学板块迅速瓦解、分化；与此同时，大量的新生力量加入了这一文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宗”的文坛在大众文学的滚滚浪潮下反而成了退守性的“他者”之存在，蓦然回首，才发现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早已换了一批人。
在当代众声喧哗、网民注意力被极度分散的网络场域中，“故事性”几乎成了网络文学的内核，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主动向更容易获取经济利益的类型文学靠拢，于是在这一领域中“文学”成了“猎奇故事”的代称。但在新媒体时代特殊的文学格局中，网络文学一方面由于文学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认可而退守文学的边地，一方面又由于难以估量的影响力不断地对中心施加影响，甚至导致其异化。或者更准确来说，文学中“故事性”地位的突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给当代整套文学体制带来的变化之一，当下直观的趋势便是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学的故事化与传奇化倾向愈加显著。在贾平凹的新作《河山传》中，从题目便不难看出其“为河山、为时代立传”的雄心，贾平凹将故事的时间线拉得很长——1978—2020年，试图以洗河这一进城务工农民的奋斗史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宏伟篇章。然而这个故事却是“寄生”于一个“鸠占鹊巢”的坊间传闻之上，故事的结局更是以老板罗山的离奇死亡促成所谓的“传奇”。或许这是出于某种戏仿或反讽，却也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历史进程中个人奋斗的意义。
文学故事化的本质同样是某种思维惰性，它将各种奇幻的景观进行简单的拼贴、叠加。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可以无限延长，却忽略了“文学”包括但不等同于“故事”，一味地堆砌故事只会使思想的光芒湮没在文字的迷宫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泾渭”只会逐渐合流，再难分彼此。
三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王峰教授带领团队运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创作出首篇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命使徒》，再度引发学界对AI写作的探讨。AI写作并非新世纪的产物，杨丹丹在《AI写作与若干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一文中对AI写作的“前世今生”作了非常细致的梳理，更是针对文学理论建构的有效性、文学内部蕴含的危机、文学与科技的关系等根底性问题展开十分深刻的探讨。她指出AI写作被可疑地指控为“没有情感思想、缺乏价值观建构、无法唤醒公众共情力、叙事同质化”[11]。
某种意义上这一指控并非毫无现实根据。随意翻开《天命使徒》的每一页都能很好地阐释什么叫作“枯竭的文学”，文字的势能被消耗殆尽，除了能够确切地表述人物的动机、行为与情节的发展再无文字本身的魅影，人物空洞的内心之下铺陈的是同一套算法，情节的冗余与叙事的无能也标志着技术的尚未成熟。然而AI写作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人类对于逻辑的迷恋在科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又或者说科技的底层逻辑便是掌握万物的规律为我所用。通过提炼百万、千万量级的文学作品，写作对于经过海量资源投喂、驯化的人工智能来说无非只是“活字印刷”，而其超强的学习能力也决定了尽管它不能立马弥合自己与人类的差距，但追平乃至于赶超绝非遥远的未来。然而学界关于AI 创作的理论建构却迟迟无法跳脱阐释的循环，“情感”与“创造”时隔几十年依旧是人类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
再退一步，即便AI写作永远无法跨越“人”与“非人”的技术瓶颈，其对于整个文学生态的破坏也是不可逆转的。“人人都是作家”也就意味着“人人都不是作家”，这些似是而非的作品消解了文学的“光晕”，不断消耗着公众对文学的热情与耐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量由AI随机生成的小说会再度搅浑如今已然遍布着漩涡与礁石的文学暗流。
但杨丹丹之所以反对学界对AI写作的无端指控就在于，所谓AI写作的弊病恰恰是当下文学创作的顽疾，其不过是放大了文学内部原有的症候：“AI写作的技术逻辑就是从已有文学中抽取同质性文学数据，依此组建语料库，再根据语言模型生产文学。而当下文学创作的模式化、经验化和故事化是AI最容易学习和模仿的，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由同质化数据组成的。”[12]
文学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危机。也许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时代的代价便是，对效率与效益的单向度追求必然会塑造一个又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个性与差异会成为越来越冗余的弃置物。我们习惯于将问题带入公式企图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却遗忘了文学没有标准答案。事实上我们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将问题无限地延宕了，而文学也就处于一种“行进的停滞”中。这一从1990年代积蓄的“中年状态”也将永远没有尽头，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终点的话，那便是文学的终结之时。
恰如陈晓明转引萨义德之言：“只有在艺术没有为了现实而放弃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才属于晚期风格。”[13]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的文坛依旧拥有着那么多老中青年作家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打破同质化的藩篱，不随流俗地追求着文学的高地。而正是在这些作家身上我们看到，唯有在变动不居的时代维持文学自身的自足性，走出漫长的“中年状态”，拥抱特立独行的“晚期风格”，这才是新世纪文学突出重围、实现超越的可能性所在。
注释：
[1]梁钺皓：《重返1998年：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以“断裂问卷”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2]易文杰：《反讽传统·自我神话·总体性失落——重审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上海文化》2022年第10期。
[3]陈晓明：《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4]易文杰：《反讽传统·自我神话·总体性失落——重审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上海文化》2022年第10期。
[5]［意］雷纳托·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先锋派理论读本》，周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6]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7]［美］约翰·巴思：《枯竭的文学》，秦传安译，《中国南方艺术》2015年2月11日。
[8]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 年第5期。
[9]梁钺皓：《重返1998年：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以“断裂问卷”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10]《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IT，https://www.199it.com/archives/1682273.html。
[11]杨丹丹：《AI写作与若干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12]杨丹丹：《AI写作与若干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13][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