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博伊姆说：“二十世纪始于某种未来主义的空想，终于怀旧。”[1]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与经济转型进程的持续深入，“怀旧”作为一种社会流行情绪氛围，在新世纪的蔓延势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从病理学和心理学的范畴，转换为文化的范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下中国的怀旧情结业已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趋势。从CCD相机热到“童年零食铺”大火再到“数字怀旧”“在线乡愁”[2]风行，那些旧物、旧场景、旧氛围总能精准地激起当代青年情感强度。而“青年”这个称呼，在不远的曾经，还总是与革命、激进、未来、乌托邦精神等概念绑缚在一起的。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学领域内。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过早”地投入以怀旧为情感导向的小说创作，将怀旧作为小说的灵感来源、叙事动力与抒情装置。

事实上，已有个别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于文舲指出当下青年作家的总体姿态是怀旧和“退却”的，个中原因，便是他们经验的匮乏与接受经验时被动的姿态。为此，她提出对“老城区”的书写与对怀旧情绪中价值判断、历史判断的强化是青年作家破除上述被动姿态的路径。[3]于文舲作出的判断是有创见且基本正确的，解决方案是大致有效的。而笔者想在此补充两点：

其一，青年作家纷纷走向怀旧的原因是异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写作经验与处理经验方式的问题，还涉及全球化、现代化、经济转型、青年社会地位变化、大众传媒勃兴等诸多历史、文化上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展开，笔者在此欲强调的是，青年写作中的怀旧倾向并非对社会学、心理学层面集体怀旧的简单反映或“平移”，它也关涉文学领域内部的种种因素——将“镜头”拉远，从宏观的文学史角度看，青年写作中的怀旧倾向可视作是对“五四”至“文革”五十余年间中国文学激进主义、未来主义倾向的反拨，与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中的怀旧倾向存在承继关系；将“镜头”拉近，具体到青年写作这个“子场域”，这种怀旧则包含着当下青年作家对高度私人化写作与“青春文学”中的非历史倾向的否定。其二，宏观上看，怀旧始终是文学的重要命题，而青年作家（尤其是“90后”作家）笔下的怀旧，无论在内容、历史意识还是生成机制上都与当代文学史同样颇具怀旧意味的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需要仔细甄别青年作家怀旧书写中独特性或代际特征。

二

谈及青年写作中的怀旧，王占黑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样本。

在《街道江湖》《空响炮》两部小说集中，她以连缀的故事刻画出一系列居住在大都会上海的底层市民，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并将他们密集地置于同一时空中，聚合成一个以老式社区为基础的、封闭而紧密的“地缘共同体”。在那里，“无事发生”的日常生活是唯一重要的事，内部的生离死别或外界的日新月异都不能影响他们在听老歌（《小官的故事》）、搓麻将（《麻将，胡了》）和跳广场舞（《美芬的故事》）中平静安闲地老去，而现代都市中日渐消逝的熟人社会交际模式被相当完整地保留着。颇有意味的是，一方面，上述地缘共同体在作家吸纳了吴语方言的叙事语言、颇具影像感的叙事方式与大量的生活细节描写之下显得栩栩如生，乃至被许多读者当作非虚构文学来阅读；另一方面，这个共同体在内核上又是“乌托邦”的，甚至在许多层面上都与现实生活互为镜像。对比作家笔下的老社区与典型的现代化都市，一个（在交往模式上）是“原子化”的，一个是充满各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是“内卷”的，一个是安闲自在、不强调阶级跃升的；一个是极速变化的，一个是稳固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部小说集中的怀旧并不指向某个具体的时空，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想象或美化。进一步讲，这种想象几乎不提供任何认识论意义上的“新知识”，或说它并非建构式的，而是保守的和回归式的，流露出“退却”的意味。

的确，青年作家的怀旧情结首先就体现在将历史复魅的尝试上。当下，地方性书写在青年作家中甚为流行，热度持续高涨的“新南方”“新东北”文学即以“80后”作家为主力军。细细考察，所谓“地方性”天然地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对立面，象征着一种传统、稳定的文化结构，因而也天然地与怀旧情绪挂钩。例如，在小说集《岛屿的厝》中，龚万莹借用岛屿的“空间优势”，将鼓浪屿描写成一座世外桃源。在这里，人与人间的矛盾被取消了，只剩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作家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维护“地方”与童年记忆的纯粹。而在班宇、双雪涛等人的作品中，对“父一代”往事的叙述与“东北经验”的刻画缠卷在一起，涉及工人、厂房、寒冷气候等一系列“东北表象”的拼贴。这些青年作家对地方的刻画或许被公认是成功的，但问题就在于，在“怀旧”和“地方性”业已成为一个大众“消费品”的当下，一篇小说在地方形象的塑造上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叙述是否能够迎合读者对于该地该时的刻板想象。在作家对特定时间、空间之历史的同质化书写中，一种怀旧的“地方神话”诞生了，它是静止的、奇观化的、不断被转述的和不容侵犯的，而沉浸在神话中的作家必定要面临灵感枯竭、自我重复或被迫转型的危机。

再回到王占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位作家执迷于刻画中老年市民，却将自己的同龄人驱逐至文本外。个中原因并不复杂：老社区的年轻人都是“叛徒”或潜在的“叛徒”，他们总有一天会一头扎入现代都市生活与中产阶级幻梦中，在“卷生卷死”中追求阶级跃升。相反，老一辈缺乏阶级上升的空间，倾向于认同现状、维护现状，是传统生活方式的捍卫者与“昔日”的永恒象征；他们也提供了一种安闲、舒适的情感氛围，用以抵御社会转型期的压力与“加速时代”的种种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的“地缘共同体”同样也是“情感共同体”，它不仅具有审美意义，还作为一种情感疗愈的机制出现，而小说故事也构成了一条“创伤—怀旧—疗愈”的因果链。

这一点在陈春成的作品中得到了相当突出的体现。正如一些论者注意到的，这名作家对特定的空间意象相当迷恋。这些空间包括寺庙、瓦瓮（《竹峰寺》），潜艇（《夜晚的潜水艇》），防空洞（《李茵的湖》）等等。它们具有符号学上的同构性，都密闭、昏暗、安全，如小兽的巢穴、母亲的子宫。陈培浩曾以“子宫美学”形象地概括陈春成小说的美学特征，并指出这种美学的实践“应和着当代文艺青年为自身寻找精神洞穴的文化症候”[4]。事实上，由于社会允诺与现实生活间的差距，青年的“低欲望躺平”如今已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显著“事件”和亚文化。[5]正是通过对这种精神状态的精到把握，《夜晚的潜水艇》构成了一种对于同代人与“情感时代性”的召唤。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作家将丰富的想象力全部投入对情感庇护所的构建上，将维持个体情感稳定性、完整性的意义无限制地拔高，并在此过程中抛却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想象，也失却了总体性的视野。

三

我们不应忘记王占黑的“上海作家”身份，以及常见于她小说中的“上海元素”，因为这为我们分析她小说中怀旧情绪的特殊性提供了许多比对的契机。上海这座城市非常敏锐地反映着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型，是故怀旧情绪常见于上海作家如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人的作品中。然而，相比于《传奇》《长恨歌》《繁花》中带有历史断裂感、创伤感与挽歌情调的“文化怀旧”，王占黑小说中的怀旧是轻盈的、琐碎的、温和的与去深度化的，具有“历史平滑期”的特色。换种说法，如果说前一种怀旧是作为文化转型的后果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后者则带有一种显著的“刻奇”（kitsch）意味。

以《去大润发》为例，作家在小说中刻意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元素，如“电子商务—传统卖场”“进口品牌—本土品牌”“‘社畜’—学生”“当下—千禧年”等，统摄在“今—昔”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对照之下，并一律对后项投去鲜明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作家将情感过度附着在物上，对它们加以刻奇式的关注，并运用了类似视觉艺术中的“拼贴”手段，将这些物进行罗列和堆叠。它们包括奥数班、麦丽素、旺仔牛奶、新概念英语，以及周杰伦《开不了口》等千禧年流行乐等等，甚至包括“9·11”、阿富汗战争等新世纪初的重大国际事件，并抽空其政治意涵，令它们成为纯粹的时间标识物。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以上海为背景的“小时代”系列中也频繁地出现这种拼贴的手法。郭敬明特别喜好将种种象征大都会布尔乔亚式生活的奢侈物进行罗列、堆叠，流露出一种浓郁的“拜物教”情结，也昭示着书中角色的“新自由主义幻梦”[6]。尽管王占黑笔下承载记忆和人文关怀的怀旧触发物与郭敬明笔下的奢侈物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作品中的拼贴实际上都是对物的刻奇式关注。这与1990年代以来商品的“大爆炸”有关，也与影像时代对主体认知方式的形塑有关。[7]

我们能够在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刻奇式的怀旧。如石一枫的《入魂枪》将作为纯粹娱乐手段与情感庇护所的电子游戏与作为职业和遵循商业逻辑的电子竞技相互对照，以当下的视角对世纪初的网络游戏环境投去怀恋的一瞥。郑在欢的《点唱机》则通过对街机游戏厅、点唱机、情色小说等元素的拼贴，模拟出一个生活在千禧年的“厂弟”的日常生活。与之相似的是宋阿曼的《2001李垂青》。这篇小说的文本中密集地堆叠了大量的怀旧元素，只不过它们并非指向日常生活，而是指向一个在大众文化浪潮之下不复存在的社会文化氛围。此外，许多致力于“地方性”书写的青年作家对“地方元素”的过分执着，显然也属此范畴。

所谓刻奇，实际上是一种对情感的不当使用。[8]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情感的程式化，它可被不假思索地理解，简单地复制，反复地使用，又过分地追求来自集体的认同，具有文化工业的特征。的确，相比于像《边城》《长恨歌》等作品那样以总体性的视角书写特定时代、场景的氛围，或描写角色在不同文化类型中的境遇所引发出的怀旧，青年作家的刻奇式怀旧书写显然能够更快速也更直接地激起读者尤其是同代读者的情感。至于这种情感是否能够带来文学的新变，是否能增进我们的感知力，是否能够令我们丰富对对象或对历史的认知和想象，又是否能够跨越代际和文化的壁垒，实现经典化与跨文化的传播，就是值得质疑的了。

四

不难发现，对上述青年作家而言，怀旧直接导向了作品中的“晚期风格”：他们在对个体情感的刻奇式关注中削弱了总体性的视野；在对历史的回望与“复魅”中放弃了对未来的想象与直面历史真实的态度；在对现实的高度认同乃至迷恋中抛却了文学的异质色彩，显现出老成、疲沓、保守的“自我治理姿态”[9]；在对旧题材与固化情感逻辑的不断重复中生产大量“边际固定，只在内部不断精细化”的“内卷化”作品。[10]

然而，上文提到过，青年写作中的怀旧不仅是现代社会的“集体事件”，亦有其文学史层面的深刻成因。是故我们不是要将怀旧作为文学中的不利因素加以拒斥，而是要思考如何将它转化为青年作家的“文化优势”。在这里，“新东北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文本。尽管“新东北”作家普遍对地方性元素过分执着，也因此陷入了同质化的危机，但至少在他们最好的作品如《盘锦豹子》《飞行家》《仙症》中，作家在直面历史创伤的同时，并未落入“个人—社会”简单对立的窠臼，也抛却了“技近乎道”[11]的民间传说式逻辑。进一步讲，这些作品以个体与自身的关系部分代替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将个体对于“本真性”的忠诚或追寻作为超克时代阴影的路径，也由此彰显出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事实上，这些作品构成了一种“本真性怀旧”，即丁方舟所定义的“旨在重返本真性自我认同的怀旧话语实践”[12]。与审美化的怀旧以及作为疗愈机制的怀旧不同，这种怀旧中似乎暗含着一种“总体性”的视角。它不指向某个特定的时空，也不针对某个特定的物品、事件或情绪，而是流露出对作为整体的“现实”的否定态度，以及与之相抗衡的勇气。

的确，怀旧真正的意义并非重返过去，而是建立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关系。文学中的怀旧不仅是对一代人或几代人情感结构的反映，也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或情感疗愈的机制；在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创新的和建构性的，能够贯通历史，能够做出价值判断，并承载着作家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怀旧便不再是一种“晚期风格”的体现，也不再是一种“症候”，而是突破“晚期风格”，令青年写作重焕活力的绝佳契机。

注释：

[1][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导言，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吴志远、马一琨：《数字怀旧：互联网记忆展演背后的社会心态研究》，《新闻记者》2024年第2期。

[3]于文舲：《论青年创作的怀旧》，《创作评谭》2020年第2期。

[4]陈培浩：《想象力：通往共同体语言途中——读陈春成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5]吴瑛、孙蔚航：《青年“低欲望躺平”：全球图景、影响因素与引导策略》，《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1期。

[6]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7]媒介在传播讯息的同时，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人的认知方式，这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参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8]参见[捷克]米兰·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自序《一种变奏的导言》，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9]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10]梁钺皓：《重返1998年：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以“断裂问卷”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1期。该文中的“内卷化”本是戈登威泽用来描述毛利人装饰艺术与哥特式建筑的概念，被作者挪用到文学领域中。

[11]吕彦霖：《再造“集体记忆”与重探90年代——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6期。

[12]丁方舟：《重回本真：当代中国青年基于网络空间的怀旧话语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