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1世纪以来的三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2010）、《应物兄》（2018）、《北流》（2022）表明，知识分子写作不仅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思想高度，而且其思考及艺术特点也显露出某种流变。与同时代小说比较，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高度自省的个体知识人，但它们在知识人的形象、社会批判方式以及小说诗学等方面的差异性之大，明显丰富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写作。将这三部当代小说长卷放在一起，人们会意识到，产生于21世纪前20年的长篇小说之文学坐标已明显移动，这变动围绕着当代中国知识人的主体形象、小说诗学观念的多样性而展开，透露出社会语境的时过境迁。

本文以知识人形象及其诗学观念为核心来考量这三部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认为《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的三种路径：从人文知识/真理的守护者、讽喻者到实践者的启蒙主体、讽喻主体、边缘主体的知识人形象改变，以及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的人文主义、后现代、地方性转喻诗学的多元艺术追求。

一、知识分子的启蒙、反讽与边缘主体

从现代社会角色和功能来看，知识分子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和批判精神。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他“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萨义德等左翼思想家尤其关注知识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或者说知识人的启蒙精神，知识人在现代社会应承担批判职责，维护正义良知。知识分子写作的核心即是现代知识人。从知识人的角度考察《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笔者发现这三部长篇塑造的当代中国知识人形象远比萨义德所言更为多样和复杂，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知识人形象或者三种合法性路径，即启蒙、反讽和边缘性。

对知识分子精神来源与困境的思考贯穿张炜的所有文本，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在这个视域下，呈现出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关切。《你在高原》的巨幅画卷和驳杂文体在当代长篇小说中非常突出，也当之无愧是张炜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写作。《你在高原》从检视宁伽家族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出发，详述了宁伽一家在半岛的山林平原滩涂上的遭遇、发现和见闻，这部中年之书也是一个抗争的知识人在尽其所能地寻找一切精神资源、精神安慰和支撑力量。《你在高原》从历史传说、社会现实、民间艺术中，描绘的是启蒙知识人的抗争史与心灵史，不从这个抵抗的角度，就很难发现张炜知识分子写作的真正底色：家族的革命激情、悲剧命运，历史传说中的徐福东渡（逃亡）故事，民间艺术所呈现的自由和生命力，所有侵害人民、大地的历史暴行，以及宁珂、宁伽和他们的亲人朋友们的遭遇，都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多重合奏。

从知识人形象来看，《你在高原》十卷本的主人公宁伽及其朋友们是一群追求精神纯洁性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了善恶、真假的现实世界，宁伽和他的朋友们如纪及、吕擎、淳于甘阳等，将自己放逐在主流意识形态体制之外，坚持独立、叛逆的启蒙精神立场，他们办葡萄园、编杂志、酿酒，在大地上流浪、逃离，他们的存在说明，有着强大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才能克服外界的邪恶、诱惑和堕落，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精神高原。张炜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精神源流，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内在道德自律，比如说要把心弦拧紧，每时每刻对道德立场警醒坚守。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作家的道德理想过于脱离当下社会现实和大众，属于前现代世界。张炜笔下的知识主体、他所依恋的野地以及他无数次的倾诉、辩驳、认定，如果抽象为对某种道德理念的阐发，就几乎把作家的写作当作是一种枯燥的道德宣言，而漠视了小说里丰富的个人情感维度，后者的真挚动人不仅让读者印象深刻，也是知识人的个人伦理实践。在张炜笔下，知识分子代表了人民的所思所想，他的坚守因此意义重大，他是在保护土地和人民的根基，他们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这种关联也意味着每时每刻的热爱和自省，以情感的热烈与纯粹来袒露知识人的伦理立场。正如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天然应和，知识人的一切作为也镌刻下与人民、大地的连接或偏离。《你在高原》的“你”并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而是一个时刻在召唤人们的作为的未来与希望的启蒙主体，知识人一生的践行最终是与“你”融合。这种融合在中国传统士人文化中源远流长，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正是凭借从民而来并为民请命的伦理责任，才能够在两千年来自觉维护与赓续中华道统，并对历代统治者起到监督作用。正如钱穆所说，“中国的知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体之共同目标上”[2]。张炜对知识人启蒙身份的坚持，来自对传统士人的人文主义精神的自觉承继。

如果说《你在高原》是启蒙知识分子对道德高地的辨识坚守，那么《应物兄》描摹的就是理想主义失败后失去道德高地的当代知识人。《应物兄》的知识人应物兄，是一个处于中外、古今文化交叉点上的反讽知识人，与“应物”的标签相反，“应物兄”的腹语型沉默凸显的是一个与社会现实错位的个体知识人的反讽形象：一个外表沉默内心饶舌的现代知识分子，致力于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而这一学术理想下的儒学研究院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权力与资本活动场所。以“应物兄”为中生代，小说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际遇与情感，用小说人物芸娘的话来说是意欲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做注脚。这三代知识人有学界权威如程济世、乔木、姚鼐、何为、双林，也有真正的有识之士、高贵的思想者如文德能、芸娘、张子房、小颜，更有大量投身权力于与资本活动的知识人如季宗慈、董松龄、吴镇、易艺艺等，应物兄这一代“八十年代之子”既耳濡目染高贵者的言语行迹，又不得不奔走于权力与资本筹划的各类活动中，这种分裂极有可能陷入郏象愚式的精神危机，能保持应物兄式有原则的参与和腹语型旁观已属难得。总体来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就是当代社会的众生相，绝大多数都在为权力与资本效力的路上摩肩接踵。

李洱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从婚姻家庭及私人关系角度，表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的脆弱与苟且，如《午后的诗学》《葬礼》《喑哑的声音》《朋友之妻》等，在《应物兄》高度自律的知识人“应物兄”身上，焦点显然转移到公共空间，但这种“应物”显然也限制了知识人，不仅使其身陷名利场，而且直面知识人的扭曲、帮闲化与知识的琐屑、无聊化。如果说现代性是启蒙时代的社会合法性工程，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后理想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途径。《应物兄》显然从社会语境、人物形象、写作策略上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说全景式地展现了权力与资本配置下的知识人及其文化场域。《应物兄》看似以孔子的道德主体为镜像，实际上是以去道德化的当代知识人形象使这部小说处于《你在高原》知识人的对立面。这并不是说《应物兄》不具备现实批判性，而是说这部小说以反讽主义者的知识人及其遭遇，曲折地透视整个知识分子圈及其相关社会景深中的溃烂与堕落。小说一开始就说明，由于知识人的公共空间有限，因此应物兄的真正言说被压缩进私人领域，成了滔滔不绝的叙述人声音。作为话语主体的应物兄，他的欲望、思想、言语全是悖反关系，所思非所言，所言非所欲，所欲非所愿，精确地展现了一个后现代知识主体的悖反性存在。但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体对于理性及其权力机制的颠覆性反思，应物兄拥有一个清醒而多嘴的内在自我，可以说在后现代主体中嵌套了一个真正知识人。穿了后现代外套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游刃于对权贵的虚与委蛇和对芸娘、文德能等高贵思想者的真情流露之间。从内在自我的角度来看，《应物兄》的知识人形象依然重复了李洱之前作品对知识人的观察，善良高贵如芸娘、文德能者总是极少数，大量无德无行者扶摇直上；问题的核心倒不是批判后者，而是如何理解前者——她们的文化根基、学术传统以及社会价值，小说对高贵者的频频抒情显然不足以解答这些疑问。整部小说直到终结，不仅是高贵者的价值存疑，人们也很难发现穿行在各种话语拼贴杂糅中的应物兄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思想碰撞与对社会问题的发见。应物兄的腹语术之折衷与隐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极简折叠，它的褶皱并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巴洛克风，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体的尴尬无奈。这种自我分裂式的无根的后现代知识分子主体，事实上也无法简单归罪于权力或资本的戕害，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家国同构的内核，所以其私域与公共空间是不分的，不存在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沟口雄三在对中国传统公私观念的考察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原意除了表示劳动、祭祀场所及其指代的统治机构，还具有“与众人共同的共，与众人相通的通”[3]的含义，这种天然的伦理性使之处于私的反面。在“公”的概念经汉宋明清的历史演化后，一切需要正面张扬其价值的对象，比如君主的道德性、政权合法性、自然天理、社会秩序、人的情感私欲等，都被纳入“公”的范围，明末思想家对经济人的社会性欲望的张扬是反对君主的以私为公，突出了自然天理的包容性，实际上是扩大了公的内涵。公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伦理性、自然性、政治性以及反抗性，万物一体的天理之公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因其核心是均平和生民。[4]当清末的思想家呼吁民权时，就不是在维护个人权利，“民权不是个体民的私权，即所谓市民性权利，而是公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公权”。[5]这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立足于个人天赋人权而争取其社会权利的民权显然是对立的，正如史华兹不无疑惑地指出的，“在严复证明经济个人主义的伦理能服务于国家的集体利益的努力中，有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成份”[6]。清末民初的知识人决心争取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和国家富强，这注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极具悲壮意味的自我批判与牺牲。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诞生伊始就伴随着家国责任和理想主义，而在长期的自我改造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为家国责任承受了更多的自我否定与脱胎换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小说对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区分，并不源于西方文学里那种自我的自主权利要求，而总是隐含着无法沟通和统一二者的自责与精神创伤。这在李洱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小说里尤其如此。《花腔》是对这一精神创伤的集中书写，葛任的悲剧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失败，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了达致民族国家的理想而付出的无法命名的个体创伤。《花腔》在思考的深度上超过了《应物兄》，它以后现代多元讲述方式从外部逼近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内心，提出了当代文学史上少人关注的问题，即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及其毁灭。从知识分子反思的角度来说，和《花腔》《应物兄》的知识人属于同一类的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一系列知识人形象，只不过后者更为果断地领悟到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经验：从公共空间退却才是知识分子的存身之道，即使这代价是自我的打碎抹除。比起李洱的知识分子小说，“江南三部曲”显然更为沉痛和委婉：知识分子的困顿无能、一败涂地看起来是邪恶势力的催逼，实际上是自身理想主义的误入歧途或者干脆说是自我欺骗的必然结局。从这一知识分子写作谱系来看，《应物兄》从情感上哀悼和抚慰了当代知识人，所谓“第三自我”只是这一创伤的代名词，不大可能形成未来新的自我形象。而从公共空间角度来看，“应物兄”的私人空间与窃窃私语冗余且无趣，与其说“应物兄”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不如说是当代知识分子一种形同自欺的生存方式——他的腹语术和儒家学说没什么关系，而来自于辗转于政学商之间的附庸地位。

与《你在高原》《应物兄》占据主流文化核心的知识人及话语相比较，《北流》是一个在漫长人生中不断生成改变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闻所得：边地城市无数被遗忘的“赤裸生命”在自由意义上被赋予共通的价值，每个存在者的独特性都在其中得以保留；作为历史遗迹的包括文学青年在内的普通人，特殊时期社会严控下或死亡或逃脱的“赤裸生命”，他们共同组成了类似星系的共同体。比起前两部长篇小说的道德与文化高地，《北流》以一位文学女青年的返乡与旅行日志勾勒出一个颇具地方性特色的知识洼地，在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时笺、异辞、尾章、补遗等展开的参差平行空间中，平等多元的地方性主体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其中主要以文艺青年李跃豆的叙述声音讲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亲友、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反思。每个普通人在人生的出发点都难免去追逐其身处的文化语境所给定的一些目标，爱情、文学、科学、艺术、修行等把人们引向互相背离之路，但失散的一切将在未来的回忆中重现，那时知识主体方能思考并呈现个体生命与人生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小说在浓厚的乡音中打开了文艺青年李跃豆的过去与现时，北流的方言被运用于李跃豆的故乡与远处的人、物及植物、动物上，也从历史的深处忽然浮现出来，整部小说似乎成了北流方言调查报告：语言的自觉源于对话，跃豆在香港的访学活动让她在外语中发现了作为母语的北流方言，瞬即惊喜；在作家看来，故乡就活在方言里，所以有必要编一本《李跃豆词典》，每一章开头必列上这本词典的若干词条，以备读者查询；方言是有待发现的文化密码，于是小说结尾构思了一个2066年北流方言的语料收集项目，《李跃豆词典》成为这一项目的直接资料；无穷无尽的方言对话是小说的话语宝藏，亲友们的聊天与姨婆的《米粽歌》因此被郑重放置在小说尾部；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所以《注卷：小五世饶的生活与时代》穿插了小五流浪时携带的《突厥语大词典》的若干词条，和泽鲜有关的章节后则配上了佛经片段……在普通话与方言、英语与汉语、粤语与北流方言的一系列等级排列中，北流方言明显属于最低最土的那一层，《北流》对北流方言的选择显然有着林白的缘由——北流方言的书写不仅使得小说在现实与记忆中随时适意切换，也隐含着文学青年李跃豆对自己往昔追求的精英文化的明确反思。

幼时的跃豆一心仰慕精英文化，向往文明的、高级的文化，她中学时就说普通话、跑步锻炼意志力、购买数学教材、观看科教片和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为了承认自己是小镇上的少年精英，我们要认真看那正片之前的《新闻简报》，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全人类”。但是跃豆的心“在装上的全人类中从没想到要装上自己的弟弟”，[7]《北流》是一个当年一心向往脱离小地方的知识女性，在中老年时对这一文化秩序的重新审视，其批判性首先是对于自身的剖析。

《北流》也是一部女性知识分子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林白以往的小说一样反复书写了女主人公的爱情、亲情，但叙述方式和角度又有了差异。比如多年前隔阂颇深的母亲梁远照，65岁竟外出打工并盖起6层楼屋，成为家庭最大经济支柱；弟弟米豆虽似憨人度过一生却尽心服侍三位亲人，这让跃豆心生敬佩。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李跃豆少时的密友泽鲜和她妹妹泽红，表哥世饶、天新，远素姨妈与天落，四舅和四舅妈、有着德国血统的吕觉悟等，这些人物有共同的边缘特点，她们或者早早偏离了俗世常规人生，直接消失在亲友的视野中，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中显影出奇特的各种经历。远超知识精英想象的是，故乡亲友们平常岁月的深处竟袒露出普通人与宗教信仰、世界革命、德国人及境外海外的各种联系。这部57万字的长篇小说似乎是一位文学女青年重新评价自己早年对精英文化的追慕，她在故乡普通人的生活与经验中寻到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及自由共鸣，遂将这些底层经验与自己的文学记忆融为一体。

林白的知识分子写作一开始就和主流知识分子传统不同，所谓的个人主义写作只是对这种差异的命名，相比较《应物兄》的精英文化守护者缅怀者姿态，林白的小说一直流动着的是一个边缘知识人的诗性想象，《一个人的战争》从主流文化所鄙视的女性爱欲出发，《说吧，房间》写文艺女青年的不幸命运，而《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转向底层民众的欲望与生存空间，《北去来辞》和《北流》则将两者交融到一起。林白的小说一直存在着一个边缘的成长中的文艺女青年形象，她从未占据任何文化高地或试图与精英群体融合，但却最真切地实践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个体的定义。在庐隐、萧红、丁玲、张爱玲、张洁等女性知识分子的写作谱系中，林白的个人写作显露出更为明晰的意涵，不同于男性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清晰辨认与集体身份记忆，女性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人生经验及反思中总是首先发现自我的虚构性，沉痛地发觉早年的荒唐举动来自一整套来源可疑的价值观念，女性与自身的虚构关系并不意味着自我的消解和虚无，反而使得女作家以自身为方法，更为敏感于诗性的想象和创造，这给予了女性作家一种颇具勇气的反思与认知能力。

二、百科全书：人文主义、后现代、地方性

作为新世纪以来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的启蒙主体、反讽主体或边缘主体既是知识分子人文思考的出发点也是其结果，而其小说艺术的各异面貌则来自作为百科全书的当代长篇小说的诗学观念衍变。

“百科全书派”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的别称，“百科全书”既是他们出版的著作名称，也表达了启蒙主义者对知识和理性的信心。当批评家将之用于长篇小说的批评，往往体现了启蒙主义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他们关注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认为长篇小说应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全貌。面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人们确实能够认同长篇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体裁，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能够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学读本长存。比较而言，卡尔维诺关注的是百科全书式小说的认识能力，他眼中的“当代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尤其是作为一个联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间万象的网络”[8]，这一说法突出了当代小说艺术实践独特的认知方式，而和写作主体的个人精神成长关系不大，更具后现代主义诗学特点。20世纪后期以来，长篇小说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制作精良的国内外电视剧正在取代长篇小说而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记录者。在这一背景下，《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的百科全书式写作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代表了当代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的三种倾向，即人文主义、后现代和地方性百科全书式小说。

《你在高原》是一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小说意欲成为半岛历史与现实的百科全书，历史与现实中的深层问题都可以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思考中找到答案。张炜为写作这部小说自修了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收集了大量民间文化资料，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小说的主人公宁伽是地质工作者，他的足迹遍布半岛的大地山川，其本身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你在高原》将千年之前士人的命运疑云、百年来家族的遭遇及心结、半生漂泊蒙冤受难的老一代知识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危机及他们遭遇到的底层人民的故事，都凝结在半岛的人文与自然知识中，宁伽的身份因此紧密联系着半岛的历史与现实，他既是其中的亲历者，也是记录者、阐释者与质疑者。在小说中，真正的知识人与自然、人民互相映照紧密结合，知识人的命运透过思想与知识的照射总是深沉地预报或袒露着历史的真相。不仅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牢牢扎根于半岛，而且小说的形式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更深切地表达出某种道德立场。小说包含的从雅到俗的众多话语体裁体现了作者希望从自然、人文各个方面为半岛立传的雄心，它们之间的调性改变意味深长，从真挚的抒情、倾诉到民间传说、讽刺性摹拟，话语体裁有着清晰的边界，这不仅意味着说话人的口吻变化，也体现着他们的知识与道德水平的分野。知识的真伪与道德的高低都真实可触，而小说众多话语里最重要的是知识人的严肃思考、独白与对话。在《你在高原》中，知识人的追寻与思索都有着清晰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线索。通过好友们持之以恒的思考、对话，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搜寻、辨析，那些最勇敢的知识分子终将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或者说面对世界的真相。《你在高原》围绕一个个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展示了属于人文主义的真理观和百科全书式写作。

比较而言，《应物兄》实践了审美文学观所追求的语言与表象的游戏观，体现了后现代的百科全书式写作。《应物兄》颇能代表1980年代末先锋派曾秉持的审美理想，一部完全建立在其他文本中的小说，它自然成为小说的小说、知识的知识、自反性的小说大全。这种百科全书不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包罗社会万象，不是托马斯·曼《魔山》式高度隐喻的人类生存与社会思想论争，也不是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阿莱夫》式的具体而微和抽象无垠，而是覆盖在当代社会政学商的众多话语中的知识与现实的话语缠绕，这种混杂有着悬置意义表达偶然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点。同时，用作者的话来说，“小说叙事与真实的生活以及生活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及历史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若明若暗的同构关系”[9]，《应物兄》在知识话语的拼贴上与当下知识商品化的社会生活无疑形成了话语对照甚至同构关系。

不同于张炜小说的知识人与现实的紧张对峙态势，李洱的《应物兄》的知识人及知识与现实功利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生发、相映成趣。从审美实践来说，李洱的小说解决了困扰先锋派很久的语言空转问题，曾经的言与意脱节问题，在小说里经过包括儒学、现象学等中外哲学理论在内的社科、人文、科学知识的淬炼得以消除，言意之间变得多义繁复而缠绵，从主人公的名字、腹语术、师生教诲、外遇出轨、饮食聊天、开会宴请、绘画书法、太和仁德、诗歌赏析、经典解读等到黄河九曲、植物动物、沧海桑田，每一处都既言之凿凿又意在言外。很明显，小说并不依赖于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而是话语本身的滑动游离，原则上小说可以无限展开下去。比如，应物兄和文德斯在医院住院部电梯口等电梯时，听到了人群中两个熟人的对话，他看向了其他地方：

此时，正有两只野猫弓着腰从水泥路上蹒跚而上，一只是黑猫，一只是白猫。走到雨中的时候，它们掉了个头，又拐了回去，再次向地下室走去。在冰冷的停尸房和蒙蒙春雨之间，它们选择了停尸房。哦不，它们很快又走进了雨中，并且开始了互相追逐。原来它们选择的是情欲。柔美嗓音的人还在谈醒酒问题。只要对济州人的语言切口稍有了解，你就会知道他们所说的醒酒其实跟酒没什么关系。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山水在哪？在洗浴中心。所谓的醒酒，其实是到洗浴中心鬼混：浴盐、精油、蜂蜜、桑拿、按摩、推油。[10]

这段很普通的叙述是应物兄瞬间的所见所闻，颇能体现李洱小说话语杂糅的特点。叙述者由视觉转向听觉，平淡准确的呈现和刺激有悬念的评说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富有节奏感的叙述语言。这种从现实白描、评价阐释、方言语义到社会现象点评的自由转换，使得小说每一刻的日常观察都包含了丰沛意义。而现实观察与评点的娴熟转换，用李洱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对现实的分析，对各类知识的引用及阐释显然在呈现与评说的转换，或者说在小说对现实的分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知识写作的角度来看，《应物兄》对儒家经典《论语》大量字斟句酌式的引用、阐释与申发尤其引人注目，《应物兄》甚至可以说是《论语》的一部当代仿本。小说将《论语》的原文、注释、白话文翻译、研究文本等播撒在小说文本的各个地方，同时具体到任何一章，又随时实地引申阐发出其他各式各样的文本，从哲学著作、研究论文、典籍史料、八卦野史到网络视频解说词应有尽有。《应物兄》对各类知识一视同仁，既严肃又油滑，作者完全以小说家的眼光来逐个妥善安置，而且极其注重对各个知识点的琢磨嵌合，以发挥其多重功效。比如：

乔先生的烟斗上镌刻着王维的两句诗：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其中的那个“烟”字，既是朝雾之称，也是烟丝之喻。这首诗同时还是爱情的象征：因为乔先生的现任夫人巫桃，不仅芳名为桃，而且娘家就在桃花峪。[11]

这几句从烟斗、王维诗句、修辞分析再回到导师的情感八卦、导师曾经下放过的“五七”干校所在地即副省长秘书邓林未来将主政的县，简短的呈现后是大量的分析和评论，而所有的分析、批评又指向导师的感情生活，叙述在文学知识、批评和人物情节之间往复回环，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灵活联接、杂糅以及冗余。《应物兄》不仅非常重视对各类知识的灵活使用，还进行了摹仿性的知识生产，小说精心虚构了不少知识，比如济州蝈蝈及其羽化再生、套五宝，小说中的知识因此真假掺杂、效用广泛，从揶揄、暗讽到辛辣批判趣味横生。这一方面是因为后现代小说本身并不在意知识的真伪，人文主义的价值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标准。另一方面，知识的碎片化、商业化早已成为后现代社会景观之一，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知识的生产、诠释已被看作权力与资本的重要运作方式。《应物兄》的知识增殖及虚构与社会现实中知识的商品化、权力化显然达到了某种共振效果。在利奥塔看来，丧失了宏大叙事的后现代知识具有技术与功能导向，这使得后现代知识不能达成某种整体上的共识，而只能是局部的共识。显然，当代文学家已经发现，人类知识的花样拼贴转化可以发挥强大的叙事功能，而各类知识的语境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像标本制作中的动物肌肉脂肪及内脏一样被除掉，只留下了知识的无数标本被仔细粘连到一起。

昆德拉曾说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被错置于一个极端政治化的世界”[12]，他以小说的方式与严肃的政治化社会开着各种逾规玩笑，同时他坚信欧洲小说有着超越历史的独特而复杂的认识功能，这使得他的小说总是在游戏式的玩笑中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悖谬性。《午夜之子》《盲刺客》《2666》等当代西方小说也采用了后现代话语体裁拼贴，但当代人类社会那些难以回避的地域、种族、宗教、阶层、性别问题仍时时活跃在知识话语转换的刀锋之上。而《应物兄》更像是一位话语享乐主义者的百科全书写作，作者从实用主义出发对各种知识话语进行了挑选、分类、消毒、拼贴，这种话语游戏方式当然是后现代写作，揭示了官场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知识商品化碎片化，却疏于提出当代社会或人的新问题。如果当代小说家是“以给想象中的著作写评论的方式写小说”[13]，那么当代小说当然有责任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应物兄》的后现代百科全书式书写，还明显流露出作者知识的某些意识形态短板，比如对高校体制和旧知识体制的认同、厌女症等。

《北流》描绘的是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所想象的文化土壤，是堪比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当代中国地方文化图册。《北流》以《植物志》开端，宛如一条时间的河流，展开了一个地方性的空间。“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在时间中喃喃有声”[14]，“我”与无数南方植物在北流时空中相遇，而北流的时空漫无边界，与北京、地中海到南美洲乃至星球上任何地方紧密相连。小说正文可以看作是对《植物志》的扩写，广西北流的方言、人、事、物产、故事与李跃豆的返乡及旅行日志纠缠在一起，小说中的诗歌与散文看似体裁有异，其实在手法上颇为一致，在时空的编织上遵循着转喻的诗学原则：亲友、食物、植物、建筑、家具、土地等所有的记忆纷纷涌现，它们依照空间叙事的相关性像根茎般延展，远近的地方性空间错落展开，生命的各种状态在时间的蛛网式支流中相安无事。

《北流》正文从文学青年李跃豆年长时的一次回乡之旅开始，跃豆的记忆奔走于往昔与现在、自己与他人、故乡与外地之间，生命以惊人的流动性、逃逸穿越在世界的多元时空中，每一个卑微生命都迸发出与主流社会秩序相左的巨大能量，虽然她们追求的爱情、宗教、科学、财富等目标各不相同。小说的各卷呈现出散射的非中心结构，叙述人似乎按照火车的运行节奏，在注与疏所提示的县城或异地间交错停靠，而散章、后章、时笺、异辞等则如临时停靠的小站随意点缀。不同于地域文学对历史沿革的偏好，《北流》中的植物、土地、方言、人物都转喻着永恒的北流，它们的关联是通感手法也是时空的转换。叙述者常从植物中听到过往，“这里的鸡蛋花树、凤凰木、榕树、木棉树、羊蹄甲……它们发出了声调有别的、来自时间深处的方言，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15]。小说的植物、方言、时空与人的自由生命力之间形成了绵绵不绝的转喻关系。“所谓时间的支流，就是陈地理窗口的苦楝树杈。他就时常攀上这杈时间的支流。”[16]“在梦中她憬然有悟：原来，那就是往时的入口，穿过这只米缸，方可去到昔时。”[17]时空的交叉、穿越就来自自己身边无数亲友的生命启示，耽于诗性想象的文学青年李跃豆以往却没有发现，只有当她重新发现无限开放的北流，亲友们的人生所呈现的异常丰富的多元时空才赫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来说，无论是焦虑的启蒙主体还是沉默的反讽主体，都会在文学女青年李跃豆的叙述中趋于平静，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唯一的世界中，诗性想象与生命的结合将打开多元的时空，单一时间抑或强大历史的压迫感因此消失于无形。

《北流》试图解读的那些方言词条、普通人物，郑重标识出林白对地方性人文知识的重新发现，它在丰富性、平等性上超过了李跃豆在青少年时代虔诚笃信的总体性人文理想。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侧重于展示知识分子对总体性人文理想的牺牲与坚守、溃败与追悼，那么《北流》所展现的则是一个地方性文化中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生机勃勃。《北流》以方言词条和写作翻译出或者说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地方文化，这种地方性知识不是对濒临死亡的精英文化的继承，而是活生生根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北流》不仅在南方方言、植物等意义上，更在普通人的生命际遇上成为开放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北流》重塑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文化秩序和版图，成为一部地方性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从小说诗学角度来看，《北流》的地方性百科全书写作突出了人的生命与植物、语言之间的转喻式关联，这种诗性关联有着斯皮瓦克所说“星球性”的多元性、差异性、具体性特点，它致力于通过他异性的地方性话语建构、重构现有的文化秩序。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诸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等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结合了形式主义批评对空间叙事的关注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文化批判性，在对当代西方小说的空间解析中往往能开掘出新的文化议题，从叙事艺术角度可以称为转喻性小说诗学。[18]作为本世纪初颇具代表性的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应物兄》与《北流》的百科全书写作在各自的空间叙事中，体现出从人文主义到后现代、地方性的转喻诗学特点，它们从不同的知识主体出发，重申了知识分子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思想上及艺术上的重要价值。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期以来作家批评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WKFZZX1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8-19页。

[2] 钱穆：《中国知识分子》，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3][5]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页、38页。

[4]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88页。

[6]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7][14][15][16][17]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3页、1、3页、116页、195页、313页。

[8]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9] 李洱：《局内人的写作》，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74页。

[10][11]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63页、61页。

[12] [捷克]米兰·昆德拉：《序曲/写给一首变奏》，《雅克和他的主人》，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Ⅸ页。

[13] 李洱：《从〈一千零一夜〉开始》，《当代文坛》2024年第1期。

[18] 参见梅兰：《转喻与当代小说诗学》，《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