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淡巴菰，本名李冰。曾为媒体人，前驻美外交官，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专业作家。《上海文学》《山花》专栏作家。第十届冰心散文奖得主。已出版“洛杉矶三部曲”（《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在洛杉矶等一场雨》《逃离洛杉矶  2020》）、散文集《下次你路过》《那时候，彼埃尔还活着》、长篇小说《写给玄奘的情书》等图书。

导读

编者按：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2024年第10期起，本刊开设了“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作家淡巴菰在美国洛杉矶的生活散记。

风落儿（外一章）

淡巴菰

洛杉矶改夏时制的第一个周日，我照例一大早就开车奔向跳蚤市场。在这个静寂的山谷小城客居，每周一次露天淘宝是我不想错过的趣事。

在快餐式消费、大批量生产的现代社会，这片位于山脚下露天小火车站旁的空地像是要逆时代而行，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谁，只要交二十美金，就可以在用白线画出的方块地盘儿上练摊儿。看吧，农耕时期的铁耙、木筐、石槽，出自原住民之手的织毯、瓦罐，挨着1894年刚面市的满是尘垢的可乐瓶子、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演唱会海报、假LV女包、李维斯牛仔裤……当然，也不乏崭新的廉价日用品，从衣帽鞋袜、肥皂洗衣液、锅碗刀叉擀面杖，你都能看到。但你又不能抱着目的来买东西，不是你想找什么就能找到的，毕竟这里不是百货公司。你只能碰，碰到什么需要又可心的就买下。那讨价还价的环节，也往往和旧物一样让人意外连连，因为卖家性格各异，成交或不成交全靠临时的眼神往来和三言两语即兴交流。这场景颇有点原始部落以物易物的简单粗放，难怪美国人管这种露天市场不叫跳蚤市场，而叫Swap Meet，直译就是交换集会。

我的房东杰伊是地道美国人，这个做软件工程师的理工男对旧货丝毫不感兴趣，但他说他很享受蓝天白云下在那阔大的市场走走看看。蓝天下，青山旁，一切旧物都似乎活了过来，带着几分勃勃生机。尤其是早晨，阳光给每个摊贩和他们的每个物品都镀上了一层柔和金边，不分贵贱，童叟无欺。那悠闲逛走的人，个个好脾气地面带笑意。卖者能换几个小钱，买者喜欢也都买得起。如果不是山脚下的城际列车鸣笛而过，一切都沉静美好得像回到了一百年前。杰伊很乐意当我的志愿者，在我继续游逛的时候把我买到的物件放回车上去。再走回来找我时，手背上会多一个红戳，有时是五角星形，有时是一颗心或一朵小花，那是守门人给他盖的，允许他当天出入不用再买门票。

那个仲春的周末，快乐的搬运工杰伊出差去了波士顿，我独自去淘宝。

我走走停停，以那几位我熟识的摊贩为主要目标。我早就发现，有些摊贩总会倒腾来一些有趣的物件，而有些则只卖类似从义乌批发市场趸来的廉价小商品。疫情以来，人们似乎更加务实保命，卖古董的少了，卖实用物品的多了。也不知哪儿来那么多廉价二手衣物，直接摊在地上，堆成小丘，纸牌子上黑底白字，one dollar，一美元一件！逛了一半，正失望于无所收获，忽然我眼前一亮，在一张刚支起的桌子上，那蓝底带着白色浮雕图案的不是Wedgewood（威基伍德，始于1759年的英国陶瓷品牌）吗？拿起来细看底部，果然。那是一对，盐瓶和胡椒瓶，只有巴掌大小，可所有浮雕细节复杂精致。那主人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略带忧戚的老妇，她要价二十美元。我留意到她正在给两个烛台找空位的手一直在抖。我笑着问，十八美元卖不？其实想说十五，看到老人那颤抖的手，我没好意思。她似乎一下没了主意，大声用西班牙语问旁边摊位的另一老妇。“Deal（成交）！”那位显然是主心骨的朋友发了话，于是我掏出二十美元给她，正要接过找回来的两美元，忽然，我看到了他。

 “我总看到你在这里逛……”他望着我平静地说。仍是那件黑布旧夹克衫，后面连着的帽子虽戴在头上，我仍能看到那夹着银丝的黑色长发，一成不变地束成一个低低的长马尾，头发也许已经掉得不多了，又加上油腻，显得更少。不同于大部分人都不再戴口罩，他仍戴着，一个黑色的布口罩，熨帖地遮住他那张瘦长的脸。

我不记得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什么时候了。在这市场逛久了，我已经交上了几个地摊朋友。卖花草的墨西哥大叔卡尔斯，我后院从果树到多肉，有多一半来自他家的小小苗圃。总卖锈迹斑斑的铁艺和印第安织毯的退休老师黛比，从她那儿我淘到了一件心爱的泥金佛像和一对铸铁书挡。那书挡上的浮雕画面极美，是米勒的油画《晚钟》。

另外两位我熟识的摊贩朋友下落不明，我不无忧心地想，他们也许已经染上病毒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位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中年汉子，离入口不远的那棵高大的尤加利树下是他的地盘儿。他个头不高，脸上总挂着耐心的微笑，可眉心的川字纹又似乎泄露了生活给他的无奈。他东西不多，却专卖有点收藏价值的古董类物品，油画、雕塑、邮票等，尤其是那个带很多格子的玻璃匣子里，会有年代不详和真假难辨的珠宝、手表、纪念币等老物件。我买过他竹根雕的中国笔筒、老版莎士比亚文集，手腕上至今仍戴着他给我系上的Tiffany细银手链。对我这老主顾，他总主动让利，报价时总说一句“给你的话……”新冠疫情一起，这市场暂停了两个月，重新开放了，他再也没出现过。每次经过那棵大树，看到已经占据了那个摊位的陌生面孔，我都会难过地想起他，但愿，他只是携家带口回了家乡。

另一位让我挂念的是在市场角落的那位印第安老妇。问她才说叫Luna，月亮之意。她总卖些零七碎八的小物件，或摆桌上，或挂在拉起的绳子上，只有一小部分摆在地上。在我眼里她是那个露天市场里最不贪心的摊主——所有物品最贵的五六美元，多数都是一两美元甚至五十美分。有一次我喜欢上她卖的一顶灰色棒球帽，因为上面没有任何logo，“一美元！”她用很重的鼻音说着，颧骨发红的脸上仍是难为情的笑，似乎收钱是件不光彩的事。我戴上帽子照着她递上来的小镜子，给她两美元。在大钱上糊涂小钱上计较是我这类女人通病，但面对这位老人，我情愿多给她一点。清理衣柜时，还把家里只穿过一次的牛仔裤和毛衣送了一箱给她。疫情中间有一段时间她没出现，可我每次去仍会走到那个角落去望一眼。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又看到了她，欣喜地快步上前搭话，“是啊，刚才有几个熟人还说呢，以为我死了。呵呵。”她住在离集市很远的一个荒芜的小镇，开车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赶上这集市，她往往头一天下午就开过来，在车里睡一夜。可最近这半年，她再也没有出现。每当我看到餐桌上那一对白底青花像鼓胀的小桃子一般的香熏罐，都不由自主想到她那纯朴的像仙人掌一样的脸，那是她送给我的，“这是你们日本的东西，送给你收着最合适。”——她甚至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不同于那几位都是卖家，这位黑衣男子是我唯一眼熟和记得的淘宝同好。有一次我正蹲在地上打量一对法国利莫日（Limoges）的瓷盘，听到一个很从容自信的声音，“这盘子不错。不过你知道，Limoges不是一个品牌哦，而是法国一个烧瓷的地区。价值高低要看器物的花色和釉彩状况……”我冲他点点头，道了谢却并没接着搭话。此后我便经常看到他的身影，留意到那是个可以用细长两个字形容的男人。他身体瘦高，窄脸狭额，眼睛虽然不小，陷在突起的眉骨下也长如大号瓜子。稀疏的黑发束在脑后，像许久顾不上洗的样子。后来多次不期然地见到他，肩上挎着那个布袋，熟门熟路地大步走着，时而驻足在摊位前低头找寻着，像个在森林里狩猎的老到猎手。

“你看那人像不像开古董店的？”有一天又看到穿着那身黑衣的他，正半蹲着打量一个淡紫色玻璃瓶，我问身边的杰伊。“依我看他更像个hoarder（囤积狂），穿得那么邋遢。”杰伊单纯善良，与“势利”二字不沾边，却都不由得以貌取人下了这样的评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个为生计奔波的男人。我知道，有几个在这旧货市场卖货的摊贩，会不时去别人的摊位上买些东西来卖。尤其是那位以卖工艺品为主的妇人，趁着没主顾时去卖低廉杂物的小贩那里捡漏儿，低价买来，摆在自己的摊位上加价卖给其他买主。

但我从未看到他摆摊，他只是买，且显然都是精巧的物件，除了肩上那个不大的布袋子，我从没见他像别人似的手拎肩扛招摇过市。

我相信他也不时看到我，只是我们没再打招呼。

“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古董店？”我接过老妇找给我的两美元，这次，我决定跟他聊聊。

“我没有店，因为我付不起房租。”他坦率地答道，眼睛里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我在一家网站和我的Facebook（脸书）上卖，我不用受制于任何地主或老板。搜我的名字克力斯·怀特，你会看到我的宝贝。”

我说我相信他很有眼力。

“我也买过一些Wedgewood的东西，不过比你这个年代老一些。但凡写着英国制造的你都别买，那都是1891年以后的。你看，这是我今天淘到的。”他说着从肩上滑下布袋的一根带子，低头往外掏。他的手指很修长，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个小盒子，黑檀木，盖上嵌印着一组简洁的花卉，一看那包浆和工艺就知道是有些年头的老货，“这个首饰盒我可以标价二百五十美元轻松卖掉，1902年英国产。”

我羡慕地摩挲着，问他花了多少钱，“5 bucks！”听得我更加心跳眼馋，五美元！

“这还有一个呢，也是五美元。我从不花高价买东西。”他又掏出一个来递给我看。

我想到自己袋子里那也就称得上是学生作品的小泥塑，立时感到自惭形秽，羞于拿给他看。

跟他道了别，我们各走各的路。我故意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以免再遇见搭话。仍在走着逛着，我却有些心不在焉，失落之情像一张网把我罩住，跟他这样的淘宝高手比，我显然太青涩幼稚了。回顾我买的东西，都是出于一点：看着有趣。一眼看上的，价格又不太贵就买下，每回都看似满载而归，回头看没几样值钱货。哪儿像克力斯，真正的沙里淘金！

没想到在我走到集市中心时，远远又看到了正大步迎面走来的他。我发现尽管他从头到尾就像一个大写的潦倒，可周身却是挺拔自信的，或行或止，都瘦削笔直，像根硬硬的木头，好像潦倒不是什么令人难为情的事，而是他的个性化标签。我忽然有一种想和他多聊聊的冲动，走上前，我打招呼，“嗨！”他也停住脚步，平静地说又见面了。

“你让我很有挫败感。跟你淘到的宝贝比，我的东西一钱不值……”我沮丧地说，还不由得叹了口气。

“我是以这谋生的……你不必那么在意。自己喜欢就好。”他似乎有些意外我跟他说这些，似乎感觉有义务开导我，立在那不宽的通道边，一手拽着肩上的布袋提手，望着我说，“我干这行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出生在东海岸，在纽约长大，曾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听起来风光？要是艺术这碗饭好吃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我极偶然地参加过一次Antique Road Show（鉴宝会），带了我祖母留下的一幅小画去，认识了一些鉴定专家，就开始淘东西。其实我自小对玻璃制品和银器感兴趣，喜欢了解老物件的历史。我曾花五十美元淘到一个北欧十九世纪的风车，挂在网上有两个买家争，最后一千六百美元卖给了其中一个。现在那风车在芬兰呢，买下的那个人是个古董商，他出手卖出又赚了一笔。我还买到过一个中国的瓷瓶，请Christie’S（佳士得拍卖行）给估价，虽然那瓶子有一个裂纹，最后他们用激光鉴定为真品，花三千美金买下了。当然，这样的好运并不多，有眼光的专业古董贩子不时来这儿抢生意。”

初春的阳光没遮拦地洒在我们身上。由于我是背着阳光，又戴着棒球帽，并不感到特别热，可我看到迎着太阳的他额头已经有汗水打湿了发根。枯干，委顿，他身上有一种缺乏女人照顾、没有家庭生活温润的男人惯有的潦草。可是这个赤手空拳形单影只的男人，对着一个陌生东方女人侃侃而谈，在这旧货的王国，他多么像个国王啊。

“你不用有压力，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不值钱，也是宝贝。我认为，逛这旧货市场的魅力就在于意想不到的心动。我倒羡慕你这样的，买东西纯粹出于喜欢。我也喜欢许多旧物，可多好都不能自己留着，我得出手换钱。我总叮嘱自己：你不是收藏家，而是个小生意人。其实，单养活自己的话，我真不需要太多钱，我吃素，不抽烟不喝酒。我母亲五年前瘫痪了，我把她接来同住。我有三个哥哥，看她又病又穷，都消失了。我小时候，她最不喜欢的孩子就是我……”他细细碎碎地说着，仍是平静从容，像说几件旧货。有人经过时望我们一眼，以为我们是阔别多年的老朋友。

他说他感染过一次病毒了，瘦了十磅，整一个月没出门儿。因为一直无业，也不可能领政府失业补助。我提到Luna和那委内瑞拉汉子，他都很熟，“都是好人。有些东西即使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可能卖不出去，我还是会从他们手里买下。”

“除了这里，你还去哪儿淘？”我的好奇心在阳光下发酵。

“我有时去逛二手店，有时运气好可以碰到一两件，多数时候纯粹是浪费汽油。你知道现在油价都到六块钱一加仑了。但我从不去古董店买东西，一来贵，二来我不喜欢那些待价而沽的贩子……”他很有兴致地说着，中间有两次摸出布袋里的矿泉水，也不摘下口罩，而是推到鼻子上，喝两口，再拉下来罩回嘴上。

 “有些住在同城的买主说要见面取货，我说不，我宁可掏邮费寄过去。我不想自己的生活被打扰……走，我带你去看几个我常逛的摊位。”他说着已经迈开大步。

左拐右绕，他指给我看几个摊主，他们都热情地与他打招呼。看到一个产地写着俄罗斯的蓝色镀金边的老茶壶，他拿起立即放下，像手被烫到了，“我现在不会买出自俄罗斯的东西了，即使能赚点钱，你知道那儿的战争给世界带来多少麻烦！”可能看到我有些吃惊的表情，他打住，不再接着这话题说下去。

“看到那个银壶了吗？如果是纯银的，值得买下，但望一眼就知道是镀银的，不必碰。那边有个摊主卖一套银茶具，要一千美元！真是好东西，十九世纪的，网上可以卖到两千美元。可他真是疯了，在这露天市场敢要这价格。我不买，是因为那不是我买卖的风格，我喜欢花五美元八美元，至多一百美元，赚多少都行，可不会投资上千美元买进。”

我忽然看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艺长椅，那靠背和扶手和椅身都出自一整块铁皮，上面还装饰有镂空的简洁花朵。“多少钱？”我问摊主。“已经卖了。”那汉子显然很得意自己这件抢手货，声音清脆地道。“多少钱卖的？”我好奇地问。“二百美元！”

 “我告诉你，永远不要买大物件，沉重的物件更要避免。占地方，难出手，运送不易。”克力斯快人快语，并不担心摊主听见。说话间他蹲下身子，拿起一个厚实的现代风格的彩绘瓷盘子打量，背后写着产自瑞典，1990年。“这个不值钱吧，那么新。”我忍不住说。“新不一定不值钱，老不一定珍贵。这个叫阿拉伯盘，卖四十美元没问题。”说着他递给摊主三美元。

我暗算了一下，刨去这三美元的成本，他要掏十来美元包装邮寄费，还不算今天来逛市场的汽油钱，真能出手卖四十美元，到手也不过二十多美元。虽说苍蝇也是肉，可见他生活之寒素。

我们边说边走，在市场大门一侧是那个卖水果的妇人，只卖两样东西，牛油果和柠檬，都装在塑料网袋里，不用称，三美元一袋，五美元两袋。他掏出似乎早就准备好的五美元，递过去，一样拎起一袋，一甩，都搭在左肩后。

他伸出闲着的右手主动与我握手道别。我为自己戴着塑胶手套而抱歉，他丝毫不介意，抬起头眯眼望一眼碧蓝的天，“你这样小心一点没错。能在这样的好天气走走逛逛，活着多好！Take care（保重）！”第一次我看他眼里有了笑意，淡得像正好吹过的微风。我看着他像根笔直的木棍，挑着两串碧绿鲜黄的果实，大步走向一辆旧本田。

泥人塑像，那对盐和胡椒罐儿是我所有的收获，我却感觉比往日身心舒畅。望着街边正开得繁盛的粉紫色木槿，不由得想，偶遇一个友善的陌生人，不也如邂逅一件宝物？不管他那风尘仆仆的外表在常人眼里多么不光鲜不体面。

回到家，我突发奇想，找到以前刷墙剩下的漆，把那泥巴色的塑像三下两下刷成了米白色，那一排手臂伸向天空中的小人儿一下干净圣洁得像天使。

下午风骤然猛烈起来，吹得后院的两株漆树枝叶摇摆如夏威夷女子在跳草裙舞。我听到咣当一声，走进后院，才发现那个在檐下挂了两年的歪把儿葫芦摔在地上从颈部断开了。

捡起来，打算把它扔进垃圾箱，忽然听到里面窸窣作响，往外倾倒，出来十几粒干硬的种子。

想到只种了几畦大蒜的菜园，我决定把这些种子撒进去。也许早错过了时令，可种下去，至少意味着发芽结果的希望。

撒好种子，发现墙角那株黑金刚紫色的叶片上竟冒出来一朵将开未开的花。我知道有些多肉开花意味着死亡，除非你把它的花剪掉。剪下的那枝花我一般都插在瓶子里，至少可以开一周左右。找瓶子时我看到了那鼓着大肚子失去了头颈的葫芦，风吹雨打让那外皮已经像褪色洇湿后又干透了的宣纸。注满水，把那顶着细小黄花的一枝插进去，像一个沧桑的手握着一个鲜嫩的婴儿。克力斯不是说吗，淘宝就是遇到心动，喜欢就是宝贝。

听着风声吹奏出的各种声响，想想这一天的经历，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个英文单词，windfall ，风落儿，被风吹落的果子，意外收获。望着那葫芦花瓶，我不禁微笑了。

生命里自然会迎来些期盼的快乐，可那些最精彩难忘的，往往是这类不期然的遇见。

回到北京，夏日晨起，去公园跑步。雨后，有园林工人在为杨树剪枝修杈。两个妇人头戴草帽，一个持长杆伸向空中锯断树枝，一个站在三轮车上用脚踩实那摞成小山的枝杈。她们已经一身汗湿，却不声不响，看我走过扭脸望着她们，脸上泛起笑容，是农妇坐在炕头绣花纳鞋底，看到有生客进来的恬淡腼腆笑容。我不由得心生欢喜，如口渴时饮到甘泉。

出公园，往家走。林阴道树下的长椅上，一位老者在啃一个极大的水果。从那还残留的淡黄皮色上，我猜是梨，或品种叫黄香蕉的苹果，那像个大圆馒头一样的果实，只剩坑洼不平的乳白色果肉，汁水充盈，让人看了都羡慕那将要吃掉它的人。老人一只手掌充当果皮箱，接着那些被啃掉的皮。他瘦小枯干，两眼却黑亮有神。他斜坐着，歪着头打量着路过的行人，神情舒泰，像来到凡间的济公活佛，每一道皱纹都在享受这炎夏晨间的凉爽。如果他是我的爷爷……这个小念头让我心头发酸。

目光所及的街景，原来就是瞬息变化的万花筒。有推着婴儿车的老妇经过，手里的蒲扇围着那小生命在轻摇着。看到那如小兽崽般无辜的一团，心霎时化了，我忍不住嘴角轻扬。那倦意未消的祖母，被我这陌生人的愉悦传染，低头望一眼那孩童，脸上也漾出了慈爱的笑。

骑着宝马摩托车的一对俊男美女，在路口，被一辆闯黄灯的外卖电动车蹭到，虽然无责，仍是急急下车，关切地问询对方是否无恙。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抛却得失心，世间景况与各人境遇，其实与那坠落的花儿无异，无论是落在茵茵绿草上，还是脏污粪坑里，不过殊途同归，很快就枯萎寂灭。不如怀了柔软的心，且走且看且善待每一次邂逅，断把儿葫芦与一抹微笑，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风落儿呢。

三只逛旧货市场的羊

“我都快憋死了！我差不多独自过了一辈子，可这个家从没像现在这么让我想逃离。你知道，我习惯了到处跑，别说去了一百多个国家，就算不出美国，哪个月我不开着我的吉普四处游逛？就连Four corner（四角地，美国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四州交会点）那样的地方，你把我的眼蒙上我都能平蹚……”81岁的皮埃尔在电话里很兴奋，听说我邀请他来逛我所在的这个山谷里的旧货市场。人还没来，已经像孩子一般诉起苦来。

瘟疫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这个老人的生活轨迹。“谁都说长寿是好事，可这样关在家里哪儿都不能去，跟死了有什么区别？”他总穿着一件黑色T恤，胸前用英、法、德、日、中文表达着同一句话：我不喜欢我的总统。他盼着美国大选结束赶紧改朝换代，不承想，病毒却比新总统先来。祸不单行，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忽然晕倒。所幸同为探险家俱乐部会员的史蒂夫住得不远，打911把他送到医院，医生都吓了一跳，他的红细胞低得近乎零。“白血病！你还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住院！”

因为疫情严重，病房床位短缺，化疗只能零零散散地进行。一日三餐全靠超市快递和一个名为“Meal on the wheel”（轮子上的饭食）的公益机构，半年后，奇迹居然出现了，他的红细胞数量几乎接近正常。“我也不知道什么起了作用。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意志力，或者是不甘心死掉的那股劲儿。”我告诉他我早就看到了好兆头——他从后院挖了送我的那丛竹子，本来已经在炎夏秆枯叶黄了，最近又返绿油亮起来了。他笑眯眯地望着我，半信半疑。

即使皮埃尔能开车了，但凡有空，史蒂夫仍坚持接送他出门，因为不久前他去医院复查，追尾了前车不说，还彻底迷失了方向。幸亏看到路边有一个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从不用手机的皮埃尔上前请警察给他远在旧金山的女儿打电话。警察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医院，可不记得那医院的名字。万幸的是他仍记得女儿的手机号。自那以后，他几乎丧失了开车出门的能力。

周日早上八点刚到，我正在前廊给那两株鹿角蕨浇水，就看到一辆特斯拉忽忽悠悠地驶过来，那声音像是外太空来客。细看，真是极准时的两个老人，沙僧般秃着头顶的犹太大叔史蒂夫戴着扁墨镜，像个杀手一般抿着薄嘴唇，两只大手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旁边的皮埃尔仍是惯有的表情——一脸不满又不知道该去抱怨谁的无奈。

看我立在那儿，皮埃尔隔着车玻璃冲我挥着手。

早换好衣服的我立即上前坐进后排。“咱们是不是得快点儿，否则宝贝就被别人挑完了？”皮埃尔开着玩笑，一条黑白奶牛图案的口罩挂在一只耳朵上，黑的地方是黑的，白的地方有许多黄渍。“《洛杉矶时报》早登文章质疑了，题目就是说你的：美国人为什么还戴着布口罩？现在哪儿都能买到真正的医用口罩了，你还戴着这玩意儿？”我向来跟他们说话直来直去。“我打了疫苗的，没事儿！”皮埃尔抢答一般道。他的头脑反应还是很快。我不由得笑了。

逗着嘴，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已经驶入旧货市场的停车场，早就有成百上千辆车停得满当。

为了尽量少让皮埃尔走路，史蒂夫把车停在市场入口附近，让我们先下车，他再去找车位。

我走到售票亭去买门票。从一点五美元已经涨到了两美元一张。皮埃尔立在那儿安静地任由我去张罗，没争着要分摊那几美元，这让我暗自舒了口气。

待到史蒂夫也赶到，我们像三只羊散落进旧货沙漠，因为感兴趣的东西不同，要总扎堆走在一起似乎很不现实。史蒂夫一条腿有问题走不快，皮埃尔老迈有病走不动，很快我就离他们俩远远的，需要不时回头张望甚至走回去会合。“你们不用每个摊位都停下来看，许多小贩只售卖廉价批发来的儿童衣物或厨房厕所清洁用品，那都不是你们想看想买的。我知道哪一带有哪些摊贩是真的卖古董，跟着我走吧。”白花花的太阳已经开始散发热力了，我有些着急地建议。

“那就带我们去看那个卖邮票的家伙吧。皮埃尔就是冲他来的。”史蒂夫接口道，他那晒得黝黑的胳膊和腿完全没有了白人肤色。一个月前，我从那位来自德国的老人手里买到几张希特勒头像邮票，五美元一枚。自以为捡到宝贝，回到家上网查到Ebay居然有不少人卖这同样的邮票，一美元一张。上周又看到他邮册里有一些中华民国时期邮票，二十多枚，他要了三十五美元。“你应该认识这位，专卖邮币，也许你们可以成为朋友呢。”我兴奋地告诉皮埃尔这位和他同龄，也是自小集邮，也是在1953年到美国来的欧洲人。疫情期间几乎足不出户的他很是心动，虽然他的动机让我有些吃惊，“我倒不是想买邮票，没准儿我可以把我的邮票卖给他。”

我快步走到市场的内圈，那以前曾是赛车的地方，欣慰地看到那德国人还真出摊儿了，赶紧回身去招呼我的两个老朋友跟上。

 两个邮友果然聊得投机。皮埃尔虽然是瑞士人，却自小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十八岁来美国奔母丧加入了美国军队，英语蹩脚，被老兵们戏称为“小法国人”。一看到那邮册，还没打开，他的眼已经亮了，“天哪，你这集邮册和我小时候拥有的那个一模一样！”那德国老人也开心地笑了，说起小时候德国战败他们全家如何被关押进了集中营，“有些亲戚被关在法国人的集中营，吃了不少苦，因为法国一直很穷。我们一家比较幸运，在美国人的管辖下，生活还好。我当时才四五岁，啥都不懂。后来有亲戚在美国，就过来投奔了。我母亲一直生活在德国，我父亲为希特勒卖命战死了……”明明是在聊闲天，却又像是在回顾历史。看我那么有兴趣，他们二人不再说德语，改说英语。史蒂夫露出他探险家的本能，一向爱说话的他置身于我们的热闹之外，兀自低头细细打量着玻璃板下面那堆银币金币。

看着皮埃尔一脸的汗水，我赶紧把话题扯回到邮票。“皮埃尔有许多邮票，也许你愿意收购。”我笑道。

  “No no，我已经够了。把这些都处理掉就差不多了。”老人笑着摆手，灰蓝的眼睛戏谑地望着我，似乎在说别开玩笑，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这把年纪还当hoarder（囤积狂）是不合时宜的。

最后还是皮埃尔忍不住诱惑，买下了一册插满了越南邮票的邮册。五十美元。双方很干脆利落，似乎都很满意。

我以为我们可以再往前挪动了，毕竟，这偌大的露天市场我们才刚开始。可是两位八旬老人又聊了起来。

德国人说：“这个时代真是差劲啊，insane（愚蠢，疯狂的）！”

瑞士人以为找到了知己，接口说：“没错，我们算是惨了，老了偏赶上这么个时代，不过好在终会过去，拜登……”他是民主党，万分庆幸特朗普下了台。

没想到对方却是个Trumper（特朗普支持者），不知道是没听明白还是故意亮明立场，“我讨厌拜登，和奥巴马一样，民主党只会摆样子，务虚不务实……”

这迥异的政治观点终于让皮埃尔的脚步开始挪动了。边把那册邮票夹在腋下，边悄声跟我说“我的天，他原来是站在对立面儿的。”

我笑着大步往前走，跟史蒂夫约好，一会儿如果他们想跟我会合，就打我电话。史蒂夫一向有责任感，知道皮埃尔没有手机，他只能跟他摽在一块儿。

我刚往前走了不到十码，就听到史蒂夫在后面喊，“我发现了一件你用得到的东西！”我好奇地折回去看，原来是一本足有二十磅重的Webster’s New 20 Century Dictionary，这本韦伯英语词典厚得像长城上的青砖，估计那厚度和重量已经吓退了不少人。我翻开细看，知道这词典出版于1956年，首版于1904年。我真是喜欢！除了里面那详尽的插图，我还喜欢卷首扉页上韦伯先生那卡通味道的彩色肖像。

双臂用力，我端着那词典用目光搜寻摊主，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妇人正给刚买了她一个旧台灯的老妇找钱，看到我费力地托着那词典，她笑着说，“10美元。”

皮埃尔也赶了上来，悄声跟我说他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给她5美元！”

我不敢相信能这么砍价，10美元已经不高，还拦腰一斩？！

“5美元！”他已经直接上了。

“好吧。”对方竟痛快地答应了，也许是想把这沉重的负担打发掉。

看我惊讶的表情，皮埃尔平静老到地说，“你知道吗，这些摊主都看人要价。一切都不是死数。”

“可是，万一她要是说不行呢？”我认真地问。

“那我就会跟她说西班牙语，管她叫sweet heart（甜心），但还是坚持5美元。”皮埃尔不愧以地球为家，不仅熟知世界的许多角落，还深谙人情世故。

“这么重，怎么拿着继续逛？”史蒂夫替我捧着那个“知识的海洋”，看我掏钱付款。

我说以前我买到东西都是房东杰伊送回车上，再回来找我，可惜他今天加班不能来。

史蒂夫说他不介意充当一次杰伊。于是那词典连带皮埃尔的邮册都跟着他一走一晃地去了停车场，我和皮埃尔在拐角树阴下的石条凳上坐着等他。

记得他们早在嚷渴，我去一个摊位上买了两瓶冰水。“你中文名叫冰，却从不喝冰水，呵。”皮埃尔打开一瓶喝着打趣我，曾到过中国十二次的他会说一点汉语，最熟悉的是两句：我爱你。老皮是好人。前者是他跟贵州少数民族村民们见人就说的，以示友好。后一句是当地人对他的认可。

“今天是7月26号，你知道吗，过去的一周时间，《美国枪支暴力档案》记录了至少1018起枪击事件。这意味着，每10分钟就会有一起枪击事件发生，至少造成了400人死亡。”说到这个话题，他脸上的笑容已被忧戚替代了，架着二郎腿坐在那儿，一头完全银白的头发直愣愣地立在那儿，像一尊经历了太多风雨的雕像。我看过他年轻时的油画画像，出身于瑞士贵族之家的他是那么俊朗优雅。人老了，都无一例外地要变成不堪一击的颓墙吗？我不禁在心底叹息。

我说可能是因为疫情让一些人有了末世之感，许多暴力其实源自内心的恐怖，毕竟当时美国已经有60万人死于病毒。

他赞同，说2020年是美国近20年以来，发生枪击致命事件最严重的一年，总共有43000人死于枪击。而2021年的枪击暴力，很可能会超过那个数字，现在才7月，报告的枪击死亡人数已超过了24000。“我已经有意地让自己不去看新闻了。有什么意思？全是坏消息。你现在到处采访，可得要小心。你根本不知道遇到什么变态的人，最可怕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枪！”

我正赞叹他的数字记忆力之好，史蒂夫回来了，一屁股坐下，说他闻到热狗香味儿了，建议我们仨分吃一个。我谢绝了，说他俩可以分享，我当先遣队往前去逛逛，发现好东西回来叫他们。

大步走过那些卖水果和炒花生的摊子，谢绝一个推销太阳能的小伙递上的传单，我又看到了上次看到却没买的那两幅中国水墨风格的画。云甫，是其毛笔签名。我已经查到他是韩国艺术家，据说有一张韩国纸币图案就是他的画作。我还特意给韩国裔的水下摄影家李恺文发去确认是否知道这位画家。三岁就移民美国的他似乎对故土文化的了解并不比我多，“好像是比较有名，根据网上看到的文章……”不仅这两幅作品还在，另外还多了一幅极有年头的刺绣，三个印第安女子背着孩子顶着花篮抱着一只鸡走在路上，被镶在一个几乎散了架的木头镜框里。

询价，那一对韩国水墨画，要六十五美元，那刺绣，二十美元。

那摊主是一位面容有点发乌的亚裔，越南人的五官却有着斯里兰卡人的肤色。她六十岁左右，表情有些冷漠，我心虚着不太知道如何按她所说的“make an offer”（给个价）报价。

好在今天有救兵。我快步回去找到我的二位老伙伴，庆幸他们刚吃完了热狗，正满意地跟摊主聊天。“That is a good dog（那是条好狗），好吃。”史蒂夫一边擦着嘴一边冲我说。

我们仨一起走到那摊位。看到那几件我心仪的物件，皮埃尔轻声说有点不值那么多钱，“尤其那刺绣手法很笨拙，并不怎么美。”他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又刻得一手木版画，自然有发言权。可我仍是喜欢那拙朴的感觉，记得几天前网上教我中国山水画的那位叫沉香的老师说过：你可以画得丑，但不能画得俗。这三个女子鼻尖都被绣得过于尖，双脚穿着的鞋更是像小船一样丝毫没有秀美之态，可我就是喜欢。

那老到的摊主看到我的朋友，丝毫未被震慑住，只用眼角的余光若有似无地打量了他们一下。她早就从我喜欢的神情中嗅到了商机。皮埃尔似乎也感到了棘手，刚才那五美元战略显然不可能奏效。任我在那儿蹲着打量那宝贝，他俩竟然移步往前走了。

“六十五美元，连那刺绣一起拿走。”那女摊主酋长一般给了最后通牒，声音透着不容置疑的底气和威仪。

我说考虑一下，便追上我那临阵脱逃的军师讨主意。

“如果你真心喜欢，那个韩国艺术家又不错，那就买下吧。”皮埃尔望着我说，脸上带着几分宽容与无奈，像大人对着贪恋糖果的孩子。

几分钟后，我手里多了一个大塑料袋子，史蒂夫自愿拎着那袋子一角与我分担重量。

阳光已经非常强烈了。他们二人都没戴帽子，像两条本就没有水分的鱼被烤得更焦了。我们行进得更慢了，终于拐进很少有人光顾的那片死角，我正期待到树阴下站一会儿，皮埃尔忽然短促而兴奋地说了声“Stamp（邮票）！”我才看到不远处地上一个破旧纸箱子，上面粘着一张白纸条，写着一个单词：邮票。再打量，才发现那箱子里全是粘在信封上的邮票，乱七八糟混乱地堆着，花花绿绿，像一箱废纸。

一个年轻小伙守着摊子，主要卖二手零件和旧铁锨耙子，看我们站在那纸箱前，走过来说很礼貌地说“10美元”。皮埃尔并不接茬说要不要，只淡定地微笑了一下，悠悠地说，“这可是不小的工作量哦。”那小伙听了，有些迟疑地笑了，低头望了一眼那纸箱说“没错。您说多少？”皮埃尔慢悠悠地道：“5美元。”小伙居然毫不犹豫地说行。

那看着不大的纸箱子，端到手上才知道并不比那本词典轻。

我们都知道，当天的游逛该结束了。

回到我的住处，听着皮埃尔喜欢的爵士音乐，吃着我头天做好的酱牛肉（盐味不够，我倒了许多酱油总算不太难吃）就面包。然后喝茶，比赛般胡乱写中国书法。

“从疫情以来，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以后我要常来逛逛，开不了车就坐火车。这些邮票我要一一剪下来，美国的和外国的分类，再泡水，分离，晾干，装册。有些重复的可以送你，你带回中国去也许可以换回些中国邮票。”皮埃尔似乎一下来了干劲儿。

接下来的几天没听到他的动静 ，我不安地给史蒂夫打电话。他说别担心，老皮早忘了病痛与牢骚，每天手拿剪刀，专注地跟那近千张邮票较劲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