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写作机器”与“文学工场”
内容提要
写作机器观念由来已久，如今已从幻想走向现实，AI 写作已渗透多领域，人机共生创作生态即将形成 。从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便可以看出写作机器发展初期的状况及人们的态度变化，回顾以机器写作为主题的诸多作品，考察“潜能文学工场” 对文学生产规则的革新，不难发现，社会大众对科技心态矛盾，对人工智能和写作软件多有迟疑与忧虑，部分人文学者也持负面态度，其根源在于害怕机器僭越人类思维特权。但人类是自然进化产物，思维不应被神秘化，“机器写作”只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让艺术生产的“反复试验”更高效，未来写作机器和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AI发展值得期待与探索。
关键词
写作机器；文学工厂；AI创作
2000年，高龄的英国言情小说女王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Cartland1901-2000）去世，陆建德先生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写作机器停止转动》。据陆先生介绍，非凡的卡特兰一生著述723部，在她77岁的那一年（1977）她竟一口气出版了32部作品。她曾“自嘲地把自己位于伦敦以北、占地200公顷的庄园称为‘工厂’，那里不仅有最高级的复印设备，还有她的半打秘书。原来卡特兰喜欢以口授的方式写作，那些秘书专司记录之职。”[1]陆建德先生从文化生产和读者心理学等视角分析了卡特兰的多产原因，在文章结尾处，他说：“我们也愿意向生前永不言倦的卡特兰致意。”陆先生所说的“永不言倦”或许是指自强不息的人类精神，但在我看来，“永不言倦”也是一种可贵的“机器特征”。当然，陆先生所谓的“写作机器”只是一种比喻，本文要讨论的确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写作的机器”。
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看，“剪刀诗学”原理最成功的应用或许在“写作机器”的研制以及“文学工场”的机械化生产的开发方面。就像照相机问世之前人们几乎难以相信绘画的写实功能可以被摄影代替一样，“剪刀诗学”与写作软件的重要意义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目前，写作软件还处在摸索过程之中，从适用和商务视角看，种类软件还极不成熟。但人文学者关于写作软件的某些流行观点与观念却比写作软件本身更为幼稚、更为狭隘。如果说我们人类是大自然所有创造中最为杰作的作品，是自然创造的“‘人’机器”，那么，时下流行和即将问世的形形色色的人造写作“‘机器’人”，则是大自然之“产品的产品”。虽然说“人是机器”的理论已经相当老套了，但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理由把人类思维神秘化。此外，软件的开发往往是一大群时代精英通力合作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理所当然应该比一张纸、一支笔的单个人的“手工操作”更富有创造能力。
写作机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说上个世纪，有关写作机器的种种说法大多还只是在谈论某种幻想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了。1999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林之的一篇文章：《作家终结者》。作者把时人对软件写作的种种猜想变成了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朱清月和欧阳飞这两个人物更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清月在报社翻看着当天的日报，发现过去动笔就写错别字的老同学欧阳飞居然成了知名作家，她认为这绝对不可能。在朱清月的再三打探下，欧阳飞终于泄露了“白字大王”如何成为“先锋作家”的全部秘密：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不包括大半年在图书馆抄阅各类小说，写了个软件，暂起名“作家终结者”，你还记得“丘比特之剑”吗？对了，同样的思路，更先进的算法，CPU都出了PIII了，运算的速度也跟得上。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我写句“夏日，黄昏，沙滩，遇，少女”，半分钟电脑就在我的文库里找到适合的文字，编排出一段六七百字的段落来，每次都不一样。[2]
其实，让机器代替人来从事艰巨的脑力劳动，这个梦想可谓来由已久，以写作为例，至迟在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中就有过对“写作机器”的非常具体的描述。尽管上述事例都只是处于一种“虚构与想象”状态，但从可能性上讲，它们暗含着不容小觑的现实性。
陆建德从传统文学的意义上将芭芭拉·卡特兰比作“文学机器”；林之所说的“写作机器”可以理解为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电脑自动写作”，但今天的各种智能APP却赋予“写作机器”全新的含义。笔者认为，把写作这种艰苦劳动的最基本的工作交由机器来完成，这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也是精神生产日益数字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早在智能化升级如此神速的计算机已经为电脑机器人的自动化写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特别是“电子克隆时代”的文化消费的迫切需求和精神产品雪暴式的“比特化”，这种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已为数字化写作机器的开发试验和市场推广提供了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自动化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冷风景”中的文化消费“热时尚”。
一、古代智慧与AI技术的逻辑相似性探讨
1879年，法国作家比利哀·德·利拉丹在小说《未来的夏娃》中首次提出“安德洛伊德”概念——一种拥有类人思维与情感的机械生命体。其头部装置被描述为类似现代计算机的运算核心，预示了未来人工智能的雏形。这一阶段，艺术创作将机械逻辑与人类意识结合，为AI的哲学与技术框架提供了文学原型。随着计算机技术初现，科幻作品对AI的描绘愈发具象。1968年出品的电影《2001年宇宙之旅》精准预言了多项技术：超级并行计算机（对应现代云计算）、自主修复系统（类神经网络容错机制）、全球通信网络（互联网雏形）及语音识别技术。这些想象直接启发了后续AI研究方向，并推动公众对机器智能的认知边界。2000年后，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突破，使AI写作从预言走向现实。早期规则库写作（如诗歌生成程序）逐渐被GPT系列模型取代，AI开始产出连贯文本。2020年代，ChatGPT等工具实现多风格写作、逻辑推理与交互式创作，部分功能甚至超越早期科幻设定（如即时语言转换、多模态内容生成）。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机共生的创作生态即将形成。当前，AI写作已渗透文学、新闻、影视等领域，引发对原创性、伦理与产业模式的深度探讨。艺术家与工程师的合作日益紧密，人类创造力与机器效率的融合，或将重塑艺术史的书写逻辑。如同19世纪科幻预言成为今日现实，当下的AI写作实验亦在编织未来的文化图景。
其实，当前炙手可热的ChatGPT也好，豆包也好，Deepseek也好，这些仿佛“铁骑突出”的AI工具却并非天赐神器。自动写作的理念在人类大脑中酝酿了多少年或许难以查考，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例如，甲骨文的占卜过程与生成式AI的文本创作存在以下相似逻辑。首先，其输入与输出的不确定性映射。甲骨文占卜通过烧灼龟甲兽骨产生的裂纹（输入）来预测吉凶（输出），裂纹形态与占卜结果之间并无绝对因果关联，而是依赖巫师的模式识别与经验解读。生成式AI同样将用户输入的提示（prompt）转化为文本输出，其生成过程依赖于对海量语料中统计关联的捕捉，而非逻辑推理。例如，现代AI工具如ChatGPT通过概率模型“猜”出最可能的文本序列，正如巫师通过裂纹“猜”出神谕。[3]
其次，两者模式化与创新性的平衡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甲骨文占卜虽依赖固定仪式，但裂纹的随机性使得每次占卜结果具有独特性；生成式AI在遵循语言模型固有模式的同时，通过温度参数（temperature）控制输出的随机性，实现“可控的创意”。两者的核心矛盾均在于如何平衡规则约束与创造性表达。第三，在预测不确定性信息和服务社会功能方面的相似性尤为明显。甲骨文占卜是商周时期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本质是通过“权威性文本”指导行动；生成式AI则通过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文本（如新闻、广告、法律文件），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决策辅助工具”。两者的社会角色均体现为“知识中介”。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隐含着大量可能写作机器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思想观念。例如，《周易》八卦推演与语言大模型之间就存在着不少可作类比的因素。譬如说八卦的推演逻辑与当前大语言模型（LLM）的运行机制就存在着深层呼应关系。首先，就符号系统的组合性而言，八卦通过阴阳爻的排列组合生成64卦象，每一卦象对应特定解释，其本质是符号的有限集合通过递归组合生成无限意义。语言大模型同样基于有限词汇通过自注意力机制生成无限文本，两者的核心均在于“符号的排列与重组”。例如，GPT系列模型通过Transformer架构捕捉词间关联，类似卦象中爻位的动态变化决定整体含义。
八卦与AI写作之间的概率化推理及其模糊逻辑也甚为相似。八卦推演强调“变易”与“时中”，即根据情境动态调整解释，而非严格遵循固定规则；语言大模型则通过概率分布生成文本，其输出具有语境敏感性。例如，大模型在反事实推理任务中表现出的高准确率（如GPT-4在CRASS基准中达92%），可类比八卦中“卦变”对复杂情境的灵活应对。
此外，八卦解释机制的开放性与AI写作的底层逻辑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八卦的卦辞与爻辞通常以隐喻形式呈现，需结合具体情境解读；大模型的生成结果也需人工二次解释与修正。例如，甲骨文研究中提出的扩散模型OBSD通过生成现代汉字图像反推甲骨文含义，其过程类似《周易》中“观象玩辞”的思维路径。
当我们对古代文献稍加挖掘时就不难发现，古人有很多想法与“机器写作”构想不谋而合。譬如说，墨家提出“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强调分类与类比推理。这与大语言模型的关联度预测机制高度契合：模型通过语元（token）的统计关联（“类”）生成文本，并在微调中引入因果推理（“故”）以提升逻辑性。又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的技艺，隐喻对复杂系统的分解与重组能力。AI写作中的LSTM和Transformer架构同样通过门控机制（如遗忘门、自注意力）实现文本的模块化处理，捕捉长期依赖关系。有研究者指出，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突破逻辑束缚直达本质。生成式AI的“思维链提示”（Chain-of-Thought Prompting）通过引导模型分步推理，模拟人类顿悟式思维跃迁，如在数学题中通过“让我们一步步思考”显著提升性能。
古代智慧与AI技术的核心共性在于，“通过有限规则生成无限可能性，并在解释中融入人类经验。”未来AI写作的发展或可进一步借鉴古代文献中的“变通”思想，例如结合因果推理增强逻辑性（如因果大语言模型研究），或通过多模态融合实现更贴近人类直觉的创作（如甲骨文破译中的图像-文本跨模态生成）。这一跨时空的对话，既是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亦是对文化传统的再激活。
当然，真正的机器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兴起之后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 ：“首先，计算机能分析现存的技术或‘规则’，并证明新的技术或规则的潜力，从而帮助艺术家理解艺术创作过程。其次，计算机可被普通人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即使这种创作力是业余的或不那么复杂的。也就是说，个人计算机对人们别有一种好处：它们可以用来把一个人虽然不那么复杂的创作思想变成铅笔画，油画，音乐，小故事，等等，使人们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人们输入其想法，计算机就把它翻译成实际的作品。”[4]机器把人们“输入”的想法通过机器“翻译”而“输出”为作品，这正是今天的生成式AI大显身手的领域。
1998年，美国人研制的“布鲁图斯一号”文学软件的问世，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电脑自动写作”之类的字样，用随便什么搜索引擎稍作检索，转眼之间，就可以获得数百万条相关信息。在网上关于电脑自动写作的海量信息中，笔者选择了涉及“写作机器”和“人工智能”问题的一篇小说和一部电影作为考察对象，借以探索更好地理解网络媒介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方法及途径。经验告诉我们，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和观念要比从纯粹的概念和推理演绎出来的玄学讲章鲜活得多、可靠得多。
二、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与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
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与林之所谓的“作家终结者”极为相似。简单地说，《写作机器》其实也是一篇亦真亦幻的微型小说，虽然它像《作家终结者》一样明显带有概念化的痕迹，但小说所体现出的对智能机器渗入人类精神活动的好奇和疑惑，至少在社会文化心态的层面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作者对写作机器的基本态度颇值得玩味：传统而不保守，警惕而不挑剔。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奥涅尔，是一位因发明“新式烤炉”而名声鹊起的科学家，但他最得意的发明却是一种“能写出名家杰作的机器”：指令一下便能一挥而就，只需25分钟就能得到一部具有大仲马风格的长篇小说，10秒种就能写出模拟拉封丹的十四行诗，让人“简直无法想象这种人间奇迹”。按奥涅尔的说法，“这全靠了神奇的电子技术。在这匣子的右边有排键钮。每个键钮都对应一种体裁：比如长篇小说、史诗、诗歌、剧本、论文等等，而左边有个麦克风。你只需要按下键钮，对准麦克风报出作家姓名，比如司汤达啦，雨果啦，莫泊桑啦……想到谁就报谁，然后你就等着作品从机器另一端出来好了，你所需做的一切就是给它供应纸张……”[5]
奥涅尔的机器仿造品全都“惟妙惟肖，卓越无比”，但结局并不像他的朋友说的，所有的文学奖都将被他“大包大揽了”。实际上，他只“收获”了各家出版社如出一辙的退稿信，因为它们太像巴尔扎克、福楼拜或莫泊桑的作品了。当他决计拒绝大师的影响，在按下“长篇小说”键盘并喊了自己的名号时，它期望的小说居然是一篇《关于用新式烤炉煎烤牛排或羊排的心得体会》的技术论文！
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并未像他笔下的主人公预期的那样创造奇迹，机器最终仍然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计算机至今还没能找回机械复制时代业已失落的那种“灵光”。写作机器的“产品”因为与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莫泊桑等文学巨擘的作品太过相似而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在自动写作的起步阶段，这样的例子是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机器”最终没能写出像真正的作家那样“成熟”的作品，不过，作为正在迅猛崛起的“机器人家族”中的“作家”，写作机器还只不过像一个呱呱坠地不久的孩子，笔者相信，总有一天它会成熟起来的。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摄制的《人工智能》（AI）也讲述了一个“尚未成熟”的机器人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光盘制品的包装相当精美，相关广告文字宣称，这是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你可以对你的住所进行监控，对自己的饮食进行精心制作，而为你服务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一个机器人。诚然，园艺、家务、友谊……机器人可以满足你除了爱以外人类的每一个需求。因为，科学家还无法真正赋予机器人以情感。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机械化、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情感资源”则呈现出相应的负增长态势，例如失去孩子父母，失去父母的孤儿，空巢老人，失恋者……这个群体所忍受的情感巨创无疑是迫切需要得到救助与补偿的。这就是电影故事的基本文化背景。
赛博电子制造公司（Cybertronics Manufacturing）制造出了一个具有感情的机器人——大卫。作为第一个被输入情感程序的机器男孩，大卫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和他的妻子的一个试验品，他们夫妻俩收养了大卫。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最终因病被冷冻起来，以期待有朝一日，有一种能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会出现。尽管大卫逐渐成了他们的孩子，拥有了所有的爱，成为了家庭的一员。但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的发生，使得大卫的生活无法进行下去。人类与机器最终都无法接受他，大卫只有唯一的一个伙伴机器泰迪——他的超级玩具泰迪熊，也是他的保护者。大卫开始踏上了旅程，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发现在那个世界中，机器人和机器之间的差距是那么的巨大，又是那么的脆弱。他要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6]
和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一样，斯皮尔伯格编导的AI也是以人工智能之梦的破灭而告终，且在故事谢幕的时也同样保留着希望的灯火。在一种“有需要”就意味着“有可能”的理念支配下，勇于探索未来人们对“写作机器”和智能化“文学工场”的研发、改造和革新的热情，非但没有因为暂时的失败而低落，反倒日渐高涨起来。大众和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写作机器”的态度可以说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或近乎本能的怀疑。写作机器？机器写作？无聊！荒谬！笑话……
诚然，写作机器的具体的发展状况究竟会怎样，网络时代文学生产的未来究竟会描绘出什么样的审美的或非审美的画卷，“未来会如何”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人们对未来的追问和探索。美国学者迈克尔·德图佐斯就写过一本《未来会如何》，其中许多精彩的想法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例如，他说：“一个心理学家看到了一个计算机和人将和谐地相互作用的新时代。这个思想是革命性的，但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利克利德是在1964年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告诉我们这些思想的。尊敬的科学家们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悄悄地用力做着否定的手势。这，是一种一贯的反应。也是我们面临新发展时人人都有的一种经验：任何重大革新在刚出现时几乎都不受欢迎。然而过不多久，如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所说，人人众口一词说，‘这一向是个显然很重要的思想。’”[7]等到将来某一天，相对成熟的写作机器把我们从“雕章琢句”、“身心互仇”的苦役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时，我们是否会像叔本华所嘲笑的那样众口一词地说，写作机器一向就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梦想？机器写作，“这一向是个显然很重要的思想”。
根据温哥华美术馆2002年春举办的展览“离奇：电子人文化实验”的介绍，早在19世纪，亚魁特·德洛兹公司伦敦分部主管梅拉德特就制作出了一部自动写作机器。据介绍，机器作家、艺术家为描写对象的艺术作品在20世纪中叶已经大量出现。1950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冯内果发表标题为EPICAC的小说，描写同名超级计算机帮助一位男士写爱情诗，以打动所钟情的电脑程序员的芳心。1951年，美国作家科恩布鲁斯在小说《用这些手》中设想计算机能够被编程以创作视觉艺术。1956年，美国作家西尔弗伯格在小说《电路》中想象计算机可用于谱写音乐。此外，美国作家西马克的《视觉如此明亮》（1956)、费兰的《某物发明了我》（1960)、莱柏的《银脑》(1961)、科温的《美文》(1970)；英国作家巴拉德的《5号工作室，星群》（1961)、斯拉德克的《马勒-佛克尔效果》（1971)，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小说计算机》（1966）等等都是以机器写作为主题或主要情节的作品。有人将机器作家看成奴役人类作家的威胁。在莱柏的《银脑》中，人类利用机器人生产小说，创造性写作的任务已经改由机器“词语作坊”(word-mills)承担。人类作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机器从事写作时坐于其旁，然后在作品出版时露脸。有些作家不甘心这样的境地，试图毁坏“词语作坊”而重新承担其历史角色。可是，他们已经无法理解创作的奥秘了。尽管对于机器作家、艺术家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存在种种疑虑，对利用“概率论+程序”所产生的作品的价值也存在种种非议，生成艺术却仍然在生成，并呈现出日趋成熟的气象。[8]
三、“潜能文学工场”对AI创作的启示
在《一屏万卷》一书中，笔者曾提到法国的 “潜能文学工场”。这个“文学工场”成立于1960年，其前身是一个“实验文学研究会”。据介绍，它是一个由作家、逻辑学家与数学家组成的群体，领头的是诗人格诺和数学家利奥奈斯。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建造了迷宫又试图从中逃脱的猫，首要目标是系统地、正式地革新文学生产与改编的种种规则。这个群体的成员相信，所有的文学都受制于一定的规则，不论它是十四行诗、小说或其他什么东西。他们试图通过创造新的规则来创造新的文学形式。1961年，格诺生产出了《百万亿诗》（One Hundred Trillion Poems)。这一作品由10首十四行诗组成，每首十四行诗印在一张纸上，每张纸切成14条(每行诗一条)。读者随机地将这些纸条加以组合，便可以创造出新的十四行诗来。所能产生的诗歌的数量是1014。这与马克·萨波塔“扑克牌小说”的小说原理完全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查拉“剪贴诗学”[9]的具体应用。
《百万亿诗》让读者参与创作，这种互动性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借鉴。网络文学发展出了多种互动形式，如一些网络小说网站推出的读者投票决定剧情走向、角色命运等活动，还有一些作品根据读者的评论和反馈进行情节调整，增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使读者成为作品创作的一部分。此外，“潜能文学工场” 的作品《百万亿诗》和 “扑克牌小说” 等在形式上的创新，为网络文学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范例。网络文学中出现了如接龙小说、直播体小说、弹幕小说等新形式，接龙小说由多位作者或读者接力创作，直播体小说以直播的形式推进故事发展，弹幕小说则将读者的弹幕融入到故事中，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学形式创新的探索。
事实证明，随机组合创造新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开放性的阅读体验，这也正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众多多线程叙事的网络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情节线索阅读，获得不同的阅读感受，像《命运石之门》的游戏及改编小说就有多种剧情线路，读者的选择会影响故事的结局。受 “潜能文学工场” 这类观念的影响，网络文学更加尊重读者的自主性，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参与到作品的解读和再创作中。读者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续写故事、创作同人作品等，形成了丰富的网络文学二次创作生态，如《魔道祖师》等作品就有大量的同人小说、漫画、动画等衍生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参与感。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大众对待科学技术的心态暧昧多变而又矛盾重重。对尚未出现的奇特创意人们常常拭目以待，对已成现实的科学奇迹却往往视而不见。网络文学如此，新兴AI文学也是如此。令人困惑的是，当下日益强大的科技意识形态，常常以一种反科学和非理性的亚文化现象形公诸于世的。例如，人们对科技无所不能的盲从和依赖已接近于一种宗教式的虔敬与崇信。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科学几乎成了真理和上帝的代名词。但是，对人工智能和写作软件这一类代表着时代高科技发展新水平的新事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向惟恐天下不热闹的大众媒介也煞有介事地表示忧虑和反感。甚至有个别媒体文章对机器写作百般调侃嘲讽，可谓是极尽挖苦谩骂之能事。部分人文学者，说到某某用软件写作或借助于软件搞翻译时的口气，俨然是在揭发他人抄袭或弄虚作假。在一个思想如此开放，科技如此昌明的网络时代，人们竟然害怕承认自己精神劳动借用了人工智能机器的帮助，这真是咄咄怪事。
牛津大学颇负盛名的罗斯·玻勒教学讲席教授罗杰·彭罗斯说：“机器能使我们实现我们过去在体力上从未可能的事，真是令人喜悦：它们可以轻易地把我们举上天空，在几个钟头内把我们放到大洋的彼岸。这些成就毫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但是能够进行思维，那是人类的特权。正是思维的能力，使我们超越了我们体力上的限制，并因此使我们比同伙生物取得更加骄傲的成就。如果机器有朝一日会在我们自以为优越的那种重要品质上超过我们，那时我们是否要向自己的创造物双手奉出那唯一的特权呢?”[10]看来，害怕机器奴隶僭越主人的“特权”的忧虑是一种普遍现象。
许多人相信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人拥有“思维天赋”。帕斯卡说过，人是一颗芦草，但是，他是一颗“会思想的芦草”。恩格斯有一个更富有诗意的比喻——人的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在地球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思维的“花朵”也许还是十分稚嫩和娇弱的，但正是思维能力的逐步发展，才使人类由脆弱的“芦草”变成了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今天，君临万物的人类居然要小心翼翼地提防机器的“犯上作乱”，这难道是人类长期“冒犯”大自然所必然要遭受的报复？
尽管机器的力量和灵巧性常常让人惊叹不已和自愧不如，但人作为机器的创造者一直心安理得地把机器所有值得夸耀的品性都看成是“人的延伸”。这就如同某种宗教教义所宣扬的一切荣耀都应归于“神”一样，机器的荣耀似乎也理所当然要归于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大自然是人的“上帝”，人则是机器的“上帝”。如果这个类比还有点合理性的话，那么，当人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机器是否也将学着人的样子宣布“人死了”？许多人文工作者已经警觉地注意到，数字化技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褫夺了人的主体意识或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有学者警告说，当下网络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傻瓜作文”软件，正在把“90后”的一代新人变成真正的“作文傻瓜”。
人虽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归根结底，人类毕竟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而“自然界既没有理智的计划也不提供有意识的设计，它采取的是最糟糕的反复试验的下策：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且看结果如何。多数情况下结果并不理想，大多数进化物种都难逃很快灭绝的命运就是明显的例子。”[11]这样看来，大自然的“创作原则”其实与前文所说的计算机软件写作的原理如出一辙：穷尽事物联系与发展的所有可能性，然后择优组合。“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不输诗文化境；“碧桃满树，风日水滨”，尤胜妙手丹青。即便人类最优秀的艺术家，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杰作面前，都会油然生出一种归心低首的敬畏。即便我们人类真是大自然所有杰作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杰作，说到底，人仍然不过是大自然创造的“人机”而已。而当下流行和即将问世的形形色色的人造写作“‘机器’人”，则是大自然之“产品的产品”。谁都知道，“人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12]的说法已经相当老套了。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把人类思维神秘化。
只要对科技发明和文学创作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且看结果如何”这种看似“最糟糕的反复试验的下策”，实际上是人类许多伟大的科技发明和了不起的文艺杰作所共同使用的基本方法。想想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千万次试验，想想托尔斯泰创作《复活》时对开篇手稿的数十次修改，想想海明威对《老人与海》的200次审读，想想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批阅十年和增删五次……正是如此不畏繁难的“反复试验”，成就了科学家和文学家的伟大发明和不朽创作。相比之下，当下以AI为代表的“机器写作”，就其本质而言，也不过是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使这种“反复试验”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如此而已。
注释
[1]陆建德.写作机器停止转动[N].环球时报，2000-06-02(12).
[2]林之.作家终结者[N].光明日报,1999-05-26.
[3]佘峥.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AI能读懂吗[N].厦门日报,2024-12-11.
[4]南希·斯顿,罗伯特·斯顿.计算机走向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00.
[5]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6] 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7] 迈克尔•德图佐斯.未来会如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1.
[8] 黄鸣奋.数码艺术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430.
[9] 参见陈定家.超文本的崛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161-175.
[10] 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有关电脑、人脑及其物理定律[M].许明贤,吴忠朝,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1-2.
[11]埃德•里吉斯.科学也疯狂[M].张明德,刘青青，译.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4：141.
[12]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顾寿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