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代性是西方缔造的。现代性的缔造，是通过革命构建起来的，这就是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科学观念探索，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法国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城邦变形记》的导论部分，深刻地检讨了欧洲现代性的问题。因此被称为最深刻的欧洲怀疑主义哲学家。他质问：有没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可能性呢？虽然现代性的种种迹象是令人熟悉的，无论是建筑还是艺术、科学，或者是政治组织，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特征的共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把它们归为同一类型。我们不知不觉进入看似明显却说不清楚的困境中。对现代性的质疑，还有杰姆逊，他在2002年华东师大以《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中说：“那种现代性的话语要人们相信的却是一种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应该有得到这种东西的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东西通过‘现代性’获得了洗礼和命名，然后再由一批招募来的人把它不厌其详地描绘出来，四处兜售。”

对于我们而言，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性。大约从1840年开始，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也格外漫长。杰姆逊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叙事范畴。百年来、七十多年来、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深陷“现代”这个叙事范畴之中。“现代”一直是我们巨大的关怀和焦虑。国家民族要实现现代化；我们个人要成为现代人；学术话语必须进入现代性的场域，等等。“现代”几乎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现代”也几乎成了魔咒，它掌控着我们，一如临床症状一样，或梦中惊起，或幻觉中有重物在身，或欲呼不出，恐惧万分，气绝如窒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追逐现代性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止或放缓，反而越来越快大有失控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者说从高加林的年代开始，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奔赴，成为所有人，特别是乡村青年最大的目标。在文学中的表达就是像高加林一样，离开乡土，奔向现代的表征——城市。于是，青年们从乡村向城市的奔赴，成为四十多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到城里去”成为一个时代最大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出现了诸多思潮性的文学写作。比如“打工文学”“底层写作”以及“城乡交互”的写作潮流。但问题是，这个“现代”将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身体的乡村—城市的挪移，是否就意味着“现代”的实现？如果是的话，那些奔赴城市的青年是否就找到了他们想象的幸福？无论是逻辑还是事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高加林、涂自强、陈金芳、翟小梨等，他们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幸福。甚至说，他们既失去了过去曾经的拥有，也没有找到新的未来和可能性。这时有人会说，哈贝马斯的意思是，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他说得没有错。但是，这里也隐含了他讲述了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或者说，现代性何时才能完成？如果按照现代性正在路过的当下看，“现代的可能未必是好的”。它打碎了过去的一切，而新的可能性并没有令人信心百倍。焦虑、不安、碌碌无为的茫然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一如置身苍茫的云里雾里不知所终。因此，我面对现代性不由地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从一个方面示意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复西方的现代性。起码在文学创作上如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一心向西方学习的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就当前的创作而言，小说一方面非常注意“中国性”也就是本土性的开拓和建构。小说表达和言说的内容以及运用的技法，充分地注意了本土文化和心理结构在当下的变化和表现，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生活的变化和新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让我们有可能对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和它生成的土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不仅在观念和方法上进一步理解了文学的西方，而且以“镜像”的方式，发现了产生本土性文学的可能性。比如阿来的《蘑菇圈》同样是一部反映乡村变化的杰作。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单亲女儿，被阿妈艰辛养大，她曾被招进工作组“工作”，被刘组长诱骗未婚生子，她同样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胆巴，熬过自然灾害以及四清运动和“文革”。接着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世道人心的改变。阿妈斯炯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但“现代”给她带来的是苦难和绝望。如果没有工作组，她就不会见到刘元萱组长，就不会失身成为单身母亲；如果没有工作组，她也不会见到那个女工作组组长，整天喊她“不觉悟的姐妹”。这里“觉悟”这个词由女工作组组长说出来真是巨大的讽刺。她和阿妈斯炯在同一个时空里，但她们面对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她们对觉悟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这个女组长后来咯血再也回不到机村了；胆巴的父亲刘元萱临死终于承认了他是胆巴父亲的事实。儿子胆巴进入了父亲生活的权力序列，他前途无量，只是离他母亲越来越远了。机村变了，孩子变了，曾经帮助阿妈斯炯度过饥荒，为她积攒了财富的蘑菇圈，也被胆巴的妹妹、刘元萱的女儿拍成蘑菇养殖基地的广告——那是阿妈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现代社会没有秘密，一切都在商业利益谋划之中。只是世风代变，阿妈斯炯没有变。阿妈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列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妈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通过阿来的小说我们发现，美，在前现代，美学在现代；美学重构了前现代的美。美学与现代是一个悖谬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如何保有前现代的人性之美，是现代难以回答的。因此，阿妈斯炯遇到的难题显然不是她个人的。

鬼子201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买话》。许多年以前，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小说，创造了文学绝美的风景。那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先声夺人的奇异观念和方法，但读过之后就是让你怦然心动，挥之不去；许多年以后，《买话》如苍老的浮云，那个叫刘耳的老人选择了返乡之旅，他要回到故乡，那里有味蕾的深刻记忆，有他初次体会的男女之事，也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不曾示人的诸多隐秘。当然，刘耳返乡的口实是要疗治他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疾病。于是刘耳还乡了。

小说从刘耳对一碗玉米粥和青梅竹马的竹子的男女肌肤之亲写起，那是刘耳挥之不去的乡愁和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他要回乡寻找他的过去。回忆是时间的逆向之旅，也是人生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过去。但刘耳的尴尬在于，他返乡背后的原因，也与他一次不光彩的经历有关：儿子的秘书黄秘书安排他体验一次按摩，结果被警察执法发现有伤风化行为，黄秘书通过人脉将其救了出来。因此，刘耳的返乡也有难以言说的逃避心理。但是，乡下并没有成为刘耳的避难所。对个人来说，他临时起意的返乡是一种“试错”行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性没有归途，他重返乡里，是一种“逆向”的选择。他的双重“试错”，注定了刘耳乡下经历的尴尬和苦痛。

刘耳还乡，最先想起的是瓦村的玉米粥和腌制的酸辣椒，瓦村最好的玉米粥是“老人家”熬制的，老人家是竹子的母亲。二十一岁那年，刘耳和竹子有过一次“闪电般”的亲密接触。前后大约一小时，在刘耳的记忆里，“那真的就是一道闪电”。刘耳和竹子的关系，让人想起高加林和巧珍的关系。高加林和巧珍确立了恋爱关系，当高加林要进城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巧珍；不同的是，在刘耳即将进城的前夜，他和竹子发生了真实的男女关系。虽然讲述者云淡风轻，但竹子的决绝和义无反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子对爱情的坚定和隐忍，那里甚至隐含了某种惨烈。给竹子的笔墨极为简略，但竹子和她的情感及行为，是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小说对女性，包括竹子、二妹、香女、贩鸡的小女孩以及受伤的女战士在内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小说最有情感力量的章节。

刘耳到竹子的母亲“老人家”家里讨一碗玉米粥，那份卑微隐含了他对竹子的愧对和歉疚。老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居然没有满足刘耳一碗玉米粥的要求，她甚至给狗吃了也不给刘耳吃。这该是多大的仇怨啊。这里有老人家对刘耳“始乱终弃”的厌恶和不屑，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对刘耳能够实施的最严厉惩处——她还能做什么呢。对刘耳来说，这还不是刘耳还乡最坏的经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这个曾经的瓦村人，在村里无人理睬，他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甚至怀疑自己“算不算村里人”。这时一个叫扁豆的小男孩出现了。人称“牧民”的孙子扁豆的出现，是来找刘耳借钱的。小孩子扁豆借钱，刘耳询问因由是正常的。可扁豆的执着，也着实让刘耳疑窦丛生。最后扁豆说明了缘由，他是和别人打赌：如果借到了，扁豆就赢了，如果借不到就输了。扁豆看到了香女转送给刘耳的钱，他知道刘耳有钱。和他打赌的是村里一个名叫“光棍委员会”的十几个光棍。如果扁豆输了，就用扁豆家的大肥鸭下酒，刘耳因扁豆和他说了那么多话，他先后抽出了十张百元钞票，五百元让扁豆去换回他的大肥鸭，五百元给扁豆的爷爷买酒。刘耳说是给的，不是借的：“你刚才给我说了那么多真话，我用钱买还买不来呢。这点钱呀，就当是买了你的话吧！”这是小说“买话”的由来。当扁豆把刘耳“买话”的事情告诉爷爷老“牧民”时，爷爷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用钱买话这个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结果！你就想想吧，他不是从来都不给别人借钱吗，他现在老了，回到村里来了，想吃一碗玉米粥，人家老人家都不给他。这是为什么？他心里不清楚吗？他心里要是不清楚，他会跟你说这钱是买了你的话吗？

无论是现实还是过去，刘耳的经历没有风起云涌，但那些云波诡谲的历史改写了刘耳风光无限的过去。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刘耳。

刘耳还乡后重新经历了“过去”。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瓦村已经不是过去的瓦村，重要的是刘耳也不是过去的刘耳。刘耳“重返”过去，是“重返”了他当年不被人知的“秘密”。他隐瞒了置换明通可调到县里做记者的名额，隐瞒了和竹子那道“闪电般”的经历，隐瞒了十四岁明树惨死的过程，隐瞒了明通和他一起用七个鸡蛋慰问女战士，而宣传时只有刘耳一个人的事实，那是改写明通命运的“鸡蛋事件”。刘耳院子里出现的七个空鸡蛋壳，意在表明，事实尽管被隐瞒，谎言也必定会揭穿。在这七个鸡蛋壳面前，那时狡诈的刘耳现在应该羞愧难当；当时的刘耳恰恰成了“标兵”，成了红极一时的“名人”，他还曾自以为得意地警告明通。荒诞的生活是被组装起来的。除了刘耳和明通命运的对比，还有刘耳和竹子命运的巨大差异。那道“闪电”过后，刘耳可能偶尔会想起竹子，但他对竹子的命运一无所知，刘耳后来看到了竹子写给他的“刘耳收”的十封信。这十封信给了刘耳最沉重的一击：他辜负了也伤害了一个痴情又自尊、忍受过巨大伤痛女子的心。竹子因那晚“闪电般”的经历怀孕了，她打掉了孩子便不再有生育能力。这时刘耳的心理处境可想而知。诸如此类，是他还乡后浮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人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这个记忆才是真实的刘耳。

我们还看到了《买话》对现实的批判。乡村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讲述，那是《人生》、是《陈奂生上城》，是《种包谷的老人》、是《命案高悬》、是《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现在的《买话》。是高加林、陈奂生、冯幺爸，是尹小梅、是陈金芳和刘耳，构成四十多年来乡村人物的序列形象。当然，还有《买话》中的十几个光棍，还有竹子、香女、老人家等。只有走进生活的细部，我们才会了解真实的乡村中国。《买话》的生活化弥漫四方，小说就像一条生活之河，瓦村的生活细节在河流中不时泛起，我们仿佛就置身在瓦村的人物和生活之中，他们因鲜活生动而赋予了生命。我注意到，以《买话》的细节真实和整体性荒诞构成了它的“先锋”品格和精神。从《买话》为代表的、表达当下中国生活的小说，示喻了来自中国本土生活的“先锋文学”，正式登场了。这些作品包括李宏伟的《信天翁要发芽》，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郑小驴的《南方巴赫》，牛建哲的《耳朵还有什么用》等。另外，《买话》的价值更在于它用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当下乡村中国的故事。表面上它波澜不惊，但只要认真阅读，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惊心动魄。《买话》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风轻的讲述中，生活的力量无比巨大。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里，历史不会讲述他们，但细节构成的历史是难以颠覆的。曾经光鲜的刘耳，在“重述历史”中轰然倒塌，个人的历史也是经不起拷问的，我们也曾想忘记或抹去某些历史，一如史官讲述历史一样。而他要疗治的“前列腺炎”，是老人家用一个葱叶和一支竹筷子治愈的，他的尿道通了也是一个隐喻，那就是他自青年时代开始的纠结和谎言被彻底戳穿也就彻底地疗治了。当竹子的母亲、“乡村郎中”老人家去世时，瓦村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去为一个“老人家”送葬，就是在为一个再也难以经验的生活的凭吊。那里隐含的巨大感伤如惊雷滚地丽日经天。现代性改变了乡村中国，但现代性的两面性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它的“另一种面孔”。这就是，现代性不只是一条不归路，通过刘耳的遭遇我们发现，现代性还是一条让我们进退失据、进退维谷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流行了几个世纪的现代性？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个手稿，它的题目是《因纽特人的啤酒罐》，是写东格陵兰生活的非虚构作品。因纽特人的困境以及现代人和因纽特人在观念上的巨大冲突。通过因纽特人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自己。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受困于时间，我们是自己的掘墓人。我觉得现代性的故事可以终结了，余下的应该是我们对它的反省、检讨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