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在医院中》：中国现代文学核心感觉的扭转
原标题：再论《在医院中》 ——中国现代文学核心感觉的扭转及《讲话》的针对性
《在医院中》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名篇，学界对它的解读和研究相当丰富和深入。但有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发覆。
比如，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90年代的再解读，还是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氛围中涌现的各种视角，以及严家炎、黄子平、李陀等诸位研究者对该小说的阐释，这些已有解读和研究基本上都略过了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结构构成，没有解释要怎么理解小说中陆萍在上海的经历。从小说情节推进和文学叙述必要性来说，去掉这段经历，并不影响我们对小说核心的理解，那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的第二节开头，补写陆萍的这段前史？另外，丁玲1941年创作时，为什么不写如军事、政治、经济等更与当时局势相关的“重大题材”或“先进人物”，而把关注点、耐心和敏感力放在远离延安城四十里的“刚开办”的小医院中的一个小护士？一篇描写革命后街的《在医院中》，为什么最终会成为整个革命阵营的讨论焦点？更甚的是，陆萍出身于上海市民家庭，并不能背负阶级压迫的叙述重任，也没身负家破人亡的血海深仇，丁玲为什么会在抗战焦灼时，对叙述这样一个并不利于架构革命时代命题的小知识分子感到特别兴趣？还有，如果把小说的内在张力确定为现代/传统、官僚/反抗等，以丁玲的才华和聪明，以延安1940—1941年前后的政治要求，要怎么处理结尾的问题并不会特别困难，但为什么丁玲迟迟不知如何收场、直至编辑催稿才在距初创约半年后硬塞了一个尾巴？丁玲感觉到的困境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确定这篇小说的内在历史张力？再者，学界多有讨论，1941年的《在医院中》和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显具有断裂感，这种断裂感还会被描述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断裂，也多有学者对才华横溢的丁玲的这一断裂深感惋惜。但40年代的丁玲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且学界认为的这种断裂为何没有对她的创作造成难以承受的困扰，直至80年代丁玲都并不对此人生和文学道路后悔，这内在的逻辑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内在于丁玲的历史感知来检讨和反思《在医院中》的内在历史张力和《讲话》的关系？应该如何内在于丁玲的历史感知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关系？
本文想从这些文本阅读疑惑出发，展开初步讨论。
一
说到断裂，《在医院中》第一节里的陆萍和第二至第五节的陆萍倒是有明显不同。第一节里的陆萍世故圆滑，此后的陆萍却对生活对生命极其诚挚真挚。
小说第一节的第一段是这样的景物描写：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秆，呜呜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刷刷地整着翅子，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小说以这样令人不适、难堪的风景描写作为开头，此处的“自然”整体上给人的生存以压迫感，它没有给即将出场的陆萍些许栖息感或屏障，反而把陆萍置入一种赤裸的境地，无所依凭，亟须逃入人群庇护。
在这样的氛围基调下，陆萍出场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相熟。
在这种压迫性的自然之中，这个穿“军服”的“年轻女子”，像“未成年”，却“有意”懂得与事务人员搞好关系，那一声“啦”“吧”里拖长了腔调的娇媚和低姿态，更像是急于要与人抱团取暖，而不顾了解环境人群所需的谨慎、细心，以社会中常规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方式快速融入人群，去抵挡“荒凉的四周”。这种为了生存而学会的不过分却令人心疼的世故，让人对此地此人心存不安。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延安社会环境造成了陆萍的世故，但丁玲在叙述中的剪切让人感到自然和社会对陆萍的双重不友好。这种环境的刺骨和陆萍极力以世故化求生存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第一节的结束。
陆萍的这些话让人感觉她在勉力尝试撑开人与人的空间。这些话也不特别过分，没有特别肉麻，甚至是实情，是略微客气，是得体。但此时的她过于得体，过于懂得要让出空间、给自己留后路，不像一个不谙世事、满腔热情、凡事容易求全责备、不留退路的青年。此时的陆萍不太像是此后的陆萍，之后的陆萍对谁都不会说这些话。从学界既有解读和理解来说，对于理解学界聚焦的主题和丁玲在这篇小说当中所要讨论的及想主要呈现的问题而言，好像把第一节拿掉影响也不大。可第一节里的陆萍真的可有可无，可以被解读所略过吗？
这种状态的陆萍还出现在小说第一节中叙述她在学校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她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
这些状态和方式我觉得第一节之后的陆萍不会去做，她好像也做不出来。小说第一节的奇怪还不止于此。
紧接着丁玲叙述陆萍所想融入的环境：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她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地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很微妙地送一点儿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样的事第一节之后的陆萍应该做不出来。这些人情往来管理科长很懂。而第一节里的陆萍也相当娴熟地懂得、默认这一切，并没有强烈抵触和质疑。对于第一节之后的陆萍来说，她肯定看不惯。但第一节当中的陆萍其实跟管理科长好像差别也没有那么大。而且丁玲还在这里补充说，“这并不要紧，因为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他什么嫌疑的”。在延安的政治队伍里，一个管理科长只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其他的好像无关痛痒。“群众工作”有具体的指标，好判断，衡量，考核，责罚，可这些“其他的”，并不好命名、指认和辨识，以便将之确认和清理。至少此刻的延安，并没有觉得这是关涉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必须将之作为政治问题来严肃对待和处理。但丁玲已经隐隐不安。作为叙述者的丁玲看着这一切，看着陆萍以怎样的方式融入怎样的环境。丁玲此时还没有发力，她顺着陆萍的性格状态，在等待陆萍踏出下一步，等待陆萍发力。
丁玲没有急切、明确叙述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坏。她没表态。她比较有分寸地呈现着1940年前后延安那些管理干部大致的状态。说他们是生活作风有问题吧，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管理科长这样的人也不是我们期待的现代革命中国里的一个政治干部，不是那种我们期待的更公正、无私、严明，走出每一步都吹拂着通畅的风的干部。而此时的陆萍作为一个外来者，她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融入，且这种环境里的一些言行方式她已经很惯于了。陆萍“讨好”的声音，也没有特别卑微，挺轻松地就说出来了。这样的陆萍完全可以应对第二节之后她在医院碰到的诸多困难，但丁玲却跟着另一个陆萍走到了绝境，这让人奇怪。丁玲现在对于她很惯于融入环境可能也有一点儿不满，但此刻丁玲也没有不满到要让陆萍对自己提出抗议、对自己要反思。而另一个陆萍后来发展到整个人快疯掉的极端状况，丁玲的兴趣好像更多放在跟着这样的陆萍走到这一步。而当陆萍走到这一步时，丁玲也快走到了自己思考和感知的边缘。她无法结尾，停笔半年。
陆萍的这种世故、圆滑、讨好并不让她自在，接下来丁玲说：
他们从那边山腰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像大大的嘘了一口气，象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丁玲没有让陆萍完全沉浸于这样的环境，她让陆萍“大大的嘘了一口气”，从虚与委蛇中脱身回神。陆萍懂，能应付，但这让她恍惚失神。她分裂，无力。强打精神，又若有所失。陆萍的生命另有所向，另有所托，又晦暗不清。这完全不是第一节之后的陆萍。后面的陆萍至少对生活的理解的色彩和光泽上要明亮很多。并且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要顺着明亮的那一面去拓展。此时的她“不敢”。
第一节和之后的陆萍差异巨大，那丁玲为何要构造出两个陆萍？第一节里的陆萍从何而来？从小说叙述来说，既然小说后文中的人物性格、情节逻辑并没有按照第一节里的陆萍来展开，那为什么丁玲不直接将第二节开始的陆萍设定为陆萍的全部？
二
丁玲在小说第二节的开头回溯了陆萍到延安之前的前世：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意思。才进去两年，她自己感到她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在产校仍整整住了四年。
陆萍在这一句中被界定和叙述出来时，至少被四种因素直接包裹：上海、产科、学校、父亲的理想。这些因素在此时并不直接能支撑陆萍的生命抒发，反而或隐或显构成了陆萍生命抒发的障碍。陆萍觉得自己“不适宜”，并“讨厌”医生，她对“文学”更感兴趣。
紧接第二节开头的是：
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需索奔走。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悄悄地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动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地跑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
这是陆萍第一次拓展包裹她的社会性关系，虽然是被动“投进”了战争，她从不自在的社会关系里被置入自身不可控的历史之中。但新因素出现了：战争、伤兵。陆萍的弃文从医有了新的表现机会，“医”的内部拓展出了新的“文”。现在的“医”不只意味着概念化的产科、医院、职业训练，还意味着学校里没有的“伤兵”。而战争中的伤兵，意味着陆萍从现代职业规训中拓展到面对新的活生生的具体“人”。这些因素的出现也改变了陆萍的感知位置。“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这是之前包裹她的四种社会关系都不能给她的新的人性空间，现在，她可以像“母亲”“情人”一样抒发女性的情感。
虽然陆萍讨厌医生，但恰恰是医生这个职业，带给她进入社会的具体路径，她有机会发挥被现代职业规训屏蔽了的人性的其他方面。她像一个母亲和一个情人那样看护伤员，那些伤员在当时也可能会把陆萍当作一个母亲、情人那样地来依靠。陆萍的动力和活力来自跟这一批伤员相处时，她能释放医生职业之外的情感。她替伤员换衣服，再揉搓衣物上的血渍，坐在伤员床边写信，照顾每个具体伤员的手指都因忙于军旅爱意、传递人间信息而变得灵巧敏感。陆萍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并不是一个怕付出的人。对于伤兵医院中整天所面对的脏乱差的环境，天天面对鲜血淋漓的纱布，脚步匆忙，所见都是断胳膊断腿儿的场景，她没有抱怨。而且在陆萍付出之后，她能得到这些伤病员像一个母亲和情人那样依靠着她，她自己是非常满足的。他们伤好了她也为他们感到愉快。
问题的关键在于，陆萍营建的这种关系不能稳定为一种社会结构中的人性之间的长久互动。在战争医院那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下，她的伤病员在一批一批地更换。陆萍却仍坚持她作为母亲和情人的角色来与这样的高速流动人口互动。陆萍实际上在职业规定之外拓展自己的人性情感时，并没有深入理解“战时”“伤员”，她只是借着出现在身边的人群发挥着自己作为女性近乎本能的情感。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很难与伤员的个人化情感长久对接。比如，有些人还会写一封道谢的信，但有些人就再也不会有消息。但如果再也不会有消息的话，对陆萍的期待来说，她当时的悉心付出就会付诸东流。陆萍与伤员的互动，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投入，只是作为偶然命运中相遇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种相遇的偶然性太容易断裂，停留于个人化情感的陆萍对此无能为力。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析。
其一，陆萍对于战时伤员为什么是“母亲”和“情人”般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没有其他的路径可以拓展？在陆萍这里，像一个母亲和情人的情感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反应，但此时似乎是一种她作为青年女性无须思索的社会反应。这种无须思索或别无选择的反应，此时更像是一种摒弃了深入社会理解的本能反应。但这种反应恰恰会存在一个问题：她面对的具体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是具有特定社会身份和属性的。她以一个母亲和情人般的感情看护伤员，伤员对她也会有一种内在于医护关系又超出医护关系的具体依赖。而且伤员这种突破职业边界、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切实依赖，是被陆萍带入这种活生生的人的感知中，彼此每天用眼睛互相辨认交流。可伤员很快就会回到社会属性之中，一旦这个人换了之后，另一个人的眼神跟之前的人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而且伤员很快再也没有消息。陆萍的情感连带被迫中止。对于陆萍来说，她会觉得这种历史-社会属性对于她的情感构造、意义关联来说是一种伤害，她无法掌控。她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想构造出一种社会性关系，但国家的历史遭遇有着自己的社会性要求。除非这个社会再给她一个新的理解架构，既将她的情感构造涵摄进来，又将之伸展开，否则对于她来说，这完全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流浪生活。如果个人与更广大的社会结构没法建立更丰富的关联性，这样的运转对于一个人的社会生命的延续来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感意义感来说，确实就过于残忍，她没法不寂寞。但谁来给出这个新的架构和关联？
虽然这个时候存在国家，且处于国家存亡之际，但陆萍个人的所有身心感觉，跟国家之间是弱关联的，她的情感来源于这个相当程度上抽离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是弱国家-社会关系工作中所提供的这些具体的人。国家与陆萍个人的连接度不但相当薄弱，且因为国家的战争遭遇再度将她工作中的具体的人一轮一轮地替换掉，她就只能悄悄地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种循环让陆萍无以为继。如果国家提供不了其他的路径，这样的个人还能有其他出路吗？
比如，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如果陆萍是在一个革命队伍里边，她的整个感觉认知结构里可能会出现另一层视野。一个革命者或者说一个革命战士，或者说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军医，她的感觉结构、跟伤病员的结构互动中，她对待这些战士仍然可以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那样来看护她们。但同时她可以把这些战士跟保家卫国，跟整个革命的实践和整个革命的目标关联起来，条件是作为中介的医护日常实践必须有充分而丰富的展开，且这种革命目标是建立在这种实践展开之上。当伤病员以良好状态回到部队，部队会因为这个医院有这样出色的护士而感谢医院，即便仅仅是一封感谢信，可这封信来自部队，这个医院可能就会因为自己单位被肯定而鼓励陆萍，那这对于陆萍来说，她的情感投入就因这些他人和社会机构的正面回响而被拓展，被激荡。如此，她既能落实个人的真切情感，又能拓展情感涌动的范围，并有可能带动更大范围的活力。这些战士虽然是流动的，但反而会意味着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情人般的情感付出，而被这些战士的轮换所扩展的，而不是被截断。但前提是，国家-社会机构-他人的存在要能与陆萍的个人身心有切实的连接路径。这也意味着，作为母亲和情人，与将伤员看作国家的儿子之间，存在着女人和国家的巨大鸿沟需要填缝。国家需要做多种调整，让女人经过他人和社会机构等多重中介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把国家的子民当成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我们不能说当时国民党在抗战时没有关于民众的思想动员、口号动员，但这些思想、口号如何能深入陆萍这样的具体个体的情感状态和遭际之中，并开展出具体有效的实践路径？至少我们从上海陆萍这里，没有看到这样的历史可能。
其二，陆萍这样的情感方式，跟鲁迅“弃医从文”的“文”在30年的展开过程中，有何种历史关联性？
之所以纠缠于此问题，跟黄子平先生把鲁迅的“弃医从文”和陆萍的“弃文从医”关联起来讨论《在医院中》有关，也跟如何历史理解中国现代青年的内在身心结构有关。黄子平先生在两者之间建立的关联太直接，忽略了这里面“文”的不同。鲁迅弃医从文是1906年，陆萍遵从父亲的理想而弃文从医是1937年前后。时间上整整相差了30年。鲁迅在弃医从文时，认为这个旧王朝不行，他根本不承认它，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清王朝，要打掉它，重新建立一个现代中国。鲁迅所针对的是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我的“文”对于我个人的意义而言，首先在于我要达到我的建立现代中国这个目的。现代中国如若要建立的话，我这个“文”对我个人或我身边的那些同胞能够起到一个特别的作用。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前提是辛亥革命还有5年才发生，现代中国遥遥无期。而1937年的中国是历经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整个从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过程，这已经整整30年过去了。国民党时期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存在各种状况，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家貌似建立起来了，国家不稳定，建设得不好，但是这个国家是存在着的。
陆萍的弃文从医，她的整个前提、大的感觉观念意识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国家下的社会运转的体系分工里，“文”不能更好养活自己，但“医”又不能安顿生命。这和鲁迅的弃医从文的观念感觉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陆萍的处境里，国家确定下来了，但国家之下的“文”没能帮她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把生命意义感安顿下来。她的弃文从医（即便是她父亲的理想，那她父亲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医”和“文”）里的“文”跟鲁迅的弃医从文的“文”，在整个大的历史架构前提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整个大的观念感觉之下，“医”和“文”的历史发展方向、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陆萍面临的问题是，鲁迅和五四文学发展出来的“文”，既没有帮助父亲理解女儿，也没有帮到陆萍用“文”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中的“医”。也许在年长的陆萍父亲的理解里，“文”在这个社会中无用武之地；对年轻的陆萍来说，从“医”又难以释怀。五四文学的“文”并没有帮助到社会如何深入理解和安顿各领域的组建方式和运转方式，以更好地安顿此时中国人的心灵情感需求，也很难指导陆萍如何来理解历史结构中的各领域发展状况，并以此为据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她更多只能依凭自身对处境的本能反应——作为母亲和情人那样去爱伤病员。我们也看不到五四文学能帮陆萍去思考——“文”当然无法取代“医”，但“文”如何来配合“医”？尤其是当“医”面临战争这种直接与国家存亡相关的处境时，“文”又该怎样来调整和配合？——这样的问题。
如果国家的安顿架构里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五四以来的“文”又没有发展出一种能迅速调整现实认知的感觉意识，陆萍的身心也就很难在这种社会架构中找到安顿之路。而且这种不适现在只能由她个人自行调试。当陆萍个人调试时，她并不意图要去建立一个新国家。换句话说，1937年前后不管发展得怎么样，国家是建立起来了，但陆萍这样的个人不舒展。而这个“不舒展”跟国家的大的架构的不理想和不稳定有关，又并不直接相关。但鲁迅的不舒展却是跟国家（王朝）的形态直接相关。鲁迅和陆萍之间存在一个建国和卫国的历史区别，这就很难将两者进行直接关联和比较。
陆萍在投入战争之后，“医”这种社会职业功能并没有限制她，反而给了她抒发更多作为人的一些人性方面的诉求的机会。但这不是必然。她完全可以只做作为一个医生或护士的职业要求她做的事情。困扰她的其实并不是医生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反而给她带来了切入社会的特定的机会，让她可以接触到众多伤员，可以有机会施展自己作为女人的柔软体贴的情感；困扰她的是“医”这个职业所连带着的，也是突破现代职业规范的对人的情感诉求及其挫折——如何安顿她基于本能、尚未充分在社会中构成的自我状态，如何安顿这种形态的心和情。陆萍保留对文学的喜爱，我们可以理解为她仍保留着对完整人性的喜爱。但具体会是什么样的文学更能促发她、帮助到她更好地理解现实状况，并不清楚。不过此时还不能说陆萍希望像“母亲”“情人”一样照顾伤员是受到了她所喜欢的文学的影响。我们最多可以说，文学可能激发她应该在职业之外还有对人的感知，对自己内心丰富层面的更多感知，比如不能将伤员仅当作一具伤残的身体；至于是否应该像母亲、情人一样爱护伤兵，不如此，又该如何，五四以来的文学并没有更多的引导。我们可以说，陆萍所喜爱的“文学”，并没有深入介入她对具体生活的理解之中。而丁玲现在要再次以文学的方式重新讨论文学是否能帮到陆萍。
三
丁玲看到陆萍在上海受挫而出走。这不是简单的文学虚构，而是捕捉到历史的真实可能。在丁玲的笔下，陆萍是以既无强烈国家忧患意识，又无明确社会责任感，反而在当时国家体制下暗地里伤痕累累、为了不确定的新生活而辗转流离的状态来到了延安。丁玲描述的是这样的“革命青年”：
这样的流动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地跑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二十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说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钉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不能说陆萍没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但至少在丁玲这里，她并不觉得陆萍是因为这个缘由才来延安。也可以说，丁玲在延安写了一篇与抗战、与延安革命的时代主题看似无关的青年人的小说。在家国血仇面前，此种青年的命运和感受甚至可以被革命忽略不计。但丁玲的目光盯着这种青年人的内在状态和其幽微的生命轨迹。丁玲聚焦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青年：无法依托于社会机制来舒张生命，只能凭本能行事而受挫后的自由意志，看她如何重新在历史社会中自我证成。这与《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与丁玲自己的遭遇都有类似之处。到延安后，丁玲曾投身战斗。但那个她身处其中的宏大历史似乎仍处于无形，无从切实可感地把握其历史航线。反而是陆萍这种青年人的血肉之躯的疼痛冷暖，能激发丁玲的热情关注。丁玲开始叙述陆萍感觉意识在延安的展开，她对于自我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她如何重建，其特定的方式路径到底是什么？
丁玲曾说陆萍这一人物有原型，即俞武一。关键在于丁玲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叙述生活原型。丁玲设置了陆萍在上海前世的受挫。这个设置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特定的受挫方式和形态也具有小说的逻辑力。丁玲要让小说的逻辑力去冲撞、穿透历史的硬壳。陆萍离开上海，并非深感国民党腐败无能，而是她从个人感觉意识出发的社会关系建构的受挫。她跟诸多革命者从国统区到延安是不一样的，她的感觉意识结构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到了延安这样一个新地方，到抗大做了学生。抗大即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从1937年8月第三期开始，抗大有大量各地青年涌入。到1938年4月的第四期，达到人数新高潮。陆萍跟随历史潮流到了延安。丁玲抓住潮流中的这个女孩，她以文学的敏感力和穿透力让陆萍替俞武一去承接历史的压力。陆萍自己感觉到内在的什么地方有改变，到底什么地方有些改变？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
现在我们仅仅知道，她满意，又很难受。陆萍之前的自我构成方式让她在社会中情感受挫，难以自持。这并不是国破家亡带来的重压，而是她在没有国家危亡的处境中，也难以让自己在生活中顺畅。如果真要追究她为何投身革命，那并非对旧政权的批判、对革命理念的认同、对革命事业的热望，而是五四以来的整个社会架构中没有发展出能令她自我得以发抒的观念意识，社会观念意识氛围似乎对她的难堪处境毫无知觉。这种社会架构下的自我状态让她难以为继，迫使她要“走异路”。
她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空间。“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陆萍感觉自己开始有了变化。但打开这个新开始的方式，是始于她仍是在被动接受这一新空间里的秩序感和社会感的要求。这并非不可以。她希望以新的方式给自己赋形，让自己再次确定下来。她希望以一种快速确定自己社会位置的面貌，来确定自己流荡的意识。她觉得自己“很年轻，才二十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自恃的这个“聪明”是一种对自己被动适应能力的自恃，她并不觉得这样的被动有什么问题，只要能摆脱之前的生活状态，她认为自己可以应付。
陆萍对于革命的理解与革命无关。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陆萍眼里，世界的构成是一样的，人的基本生活架构也是一样的，无论身在何处。她所接触到的此时的延安干部，也并没有别样的风貌，不好不坏，不咸不淡。既然世界是一样的，她又无力改变，那快速接受这一世界的秩序来给自己定性就是理所当然。
“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这是她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构想——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而存在。这是延安整个的架构给出来的可能，但并不是她主动的一个选择。延安在推进大量的群众工作，大量的演说、大量的组织都非常迫切需要人才。陆萍在这儿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但这不是她基于对自己的构成有很内在深入的分析，然后又对复杂现实有很深入的分析，再做出的明确选择。她实际上还是被新环境中某方面的势能带着走。陆萍此时觉得自己更多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帮她摆脱那种不断因为伤员的离去而不断截断她的所有情感付出的旧环境，以及旧自我。她现在可以主动脱离那个结构性的环境，以便主动截断她之前那种跟现实建立关联的感觉方式。或者说，她认为要截断之前的感觉方式，关键是换一个环境。截断之后总是有一些新东西，哪怕是新伤口，也是一些会出现新的人生可能的伤口。但她很快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陆萍对于她之前生活状态的感知，主要集中在情感付出和受挫的层面上，她的理智没有就其状态的构成与现实的构成之间如何相互生成展开更复杂分析。当时的国家政治、社会机制、思想文化、文学戏剧等领域的讨论都没有深入意识到如何安顿这样的青年，如何安顿、拓展、延续、鼓励陆萍这样的面对伤员时发自内在的以母亲和情人的感情来感受和行动的青年，当她受挫时，她内在真挚的情感又应该如何被安慰。革命忙于民族抗战，没有人想到要帮助陆萍如何深入理解这种社会结构中的伤员，并在这种理解中拓展或丰富自我。
陆萍想截断过往，同时也意味着将截断自己对他人发自本能的爱的方式。可这样的她，接下来应该怎样重构自己？换句话说，从五四传统出来的像陆萍这样的人，他们对世界、对他人有充沛的本能热爱。可他们接受的现代职业教育或文学教育似乎并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传统社会断裂之后，他们似乎也没有了情感训练的防护，只能凭自己的冲动来面对生活，而这种生命直感的能量和力道在面对社会-他人-现实时，应该如何重新打通陌生人之间的隔阂，让自己，也让他人在相互遭遇中能因势利导，将彼此的情感传递流转，让彼此能因这些情感的流淌和收放而更加体会到人世的深厚软暖，也因世间无常而对不可发之情感心怀敬畏，不可强求，反而发自内心愿意相互护持，因自己人生在偶然的相遇中多出来的这些情感体会和浸润而扩展自己的生命世界，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生罅隙和妨碍。这些似乎他们一无所知。我们不能苛求社会中的这些年轻人，重要的是，要重造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对此也不敏感，那现代中国的构造也就不会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安顿这些因素。对陆萍来说，现代中国社会不在于国家不兴，律法不全，也不在于经济不发达，军阀林立，而在于自我的生命力变成了缺乏向上路径以引导其发抒的乱撞和受挫。
陆萍正是以这种状态来到了延安，在抗大住了一年，并成为一名党员。当时入党的审查相当宽松。因为中共要大量吸收年轻人入党，尤其是知识分子。按照后来的党员标准，像陆萍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入党的，她的内在感觉意识，对革命同志竟然缺乏热情，又毫无远大理想的目标，怎么可能入党？但在1939—1940年，这些都是历史真实。
但延安政治在此时也意识到大量涌入的青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李志民的文章中就提到抗大学生的复杂情况。毛泽东、陈云等人在这一时期也有多篇文章谈到一方面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新党员的纪律性意识，要求青年党员到底层锻炼。毛尤其强调，这些五四以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陈云也说，“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尤其重要的是，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总政治部明确要求：“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必须号召新的革命知识分子虚心从实践中学习，向老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中央军委也直接指示抗大：“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1939年延安政治所面对的历史状况可以解释为什么丁玲接下来会在小说中强制陆萍回到曾令她无比痛苦、不愿再次面对的医院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的丁玲主动以文学的方式配合政治的视野去探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社会-现实中将会遭遇到什么。但丁玲的文学动力不一定仅来自政治的要求。
对于此时政治的要求，陆萍申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可以从事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的都可以。她并非不懂政治主任所讲的道理，问题是要让她回到她以前的生活模式，她能具体感知到那种惶恐和无助。要让她回到她抗战初期的情感、自我的构成方式和路径，对她来说这简直就是摧毁性的。
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
这恰恰可能是丁玲同意政治的要求、以文学的方式一定要让陆萍再次回到医院的原因之一。此时历史中政治要求青年去底层锻炼，但并不意味着丁玲必须要在小说中安排陆萍回到医院。没有任何政治文件明确要求陆萍必须去医院，是叙述者丁玲让陆萍必须去医院。丁玲可以在小说中安排陆萍去任何底层机构，都符合此时的政治要求，可她为什么一定要让陆萍去医院？
陆萍认为之前自己生活局面受挫，问题不在于自己，那不过是涉世未深的出师不利，尚未溃不成军。她强调自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有能耐的人，实际上是想强调，她在上海时幻想以“母亲”和“情人”的方式与伤员相处而受挫，并不意味着她的能力不够。问题只是在于，她本就对医生这种职业不感兴趣，如果她做其他工作，她就会调动她富于幻想的那些层面，再加上她对于生活有热情，又自恃聪明，完全有能耐去打开一个新的生活局面。
在陆萍看来，一个天资聪颖又富于幻想的青年，只要她愿意，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阻挡她活得摇曳多姿呢？一时受挫，不过是她一时大意。世界广阔，道路万千，她又非庸人，自然前途无量。她难以想象她不久后竟会陷入绝境。困杀她的并不是战乱，也非政变，既不是贫穷，也不是情杀，而是日常生活。但现在她只想，只要不让她去医院，她就会做好。
而丁玲意识到的是，陆萍在逃避。陆萍总是强调“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她的时间感是过去不堪回首，当下环境不利，可希望在明天。时间总是从“明天”才开始。那新的自我就无须认真面对昨天和今天，无须以反思昨天和辨析今天作为自己发力的基础，总是期待明天，那“明天”的结构里，也就只剩下以自我的“能耐”作为发力点。在这种时间感里，现实世界一直没有被陆萍作为可以改变、作为她的自我依凭的一环。陆萍过于寄希望于自己的“能耐”，今天的种种不如意，就只好“决心熬过这一夜”。但也可能是很多个夜。这种时间感和自我感不断诱发陆萍抛弃、回避着每天迎面而来的世界。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面对世界时，要如何能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而不是避开迎面而来的世界。世界-现实-生活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以挑选的态度来对待的。“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丁玲是借延安空间政治的条件约束将陆萍从逃避的态度中拉回来，让陆萍必须直面。丁玲似乎认为，通往新世界只能走“窄道”，需擦破身体付出（甚至生命）代价。她在纸上押着陆萍，不让她自由，不让她幻想，也不让她轻易用自己的能耐去打开新局面。丁玲知道，如果不把陆萍押回医院，陆萍会用她的能耐去“讨好”，去“世故”；事实上陆萍已经熏染上了“世故”，那丁玲就让“世故”的陆萍重新活回自己。没有传统护持后的现代心灵，到底在这世上能深耕出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这是丁玲在这里要探索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由于存在不同空间政治，实际上给了青年逃避现实的空间。尤其是对于陆萍这样没有强烈政治理念的青年来说，去延安和留在上海并不是艰难选择。这样的空间政治差异反而给了他们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回旋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在退无可退的境遇中探索和思考自我生命的构成方式。丁玲逼迫陆萍扔掉哭哭啼啼，咬牙看她如何在曾陷入羞辱的环境中继续活下去。
丁玲借势逼迫陆萍回到她曾受挫想逃避的医院。按理说，此时的延安，还没有开始整风，一般青年来了之后还是可以在不如意后选择离开，并不是没有选择，虽然会付出代价。陆萍如果完全无法接受，她可以辞职。而且延安政治虽有要求，可对知识青年的控制力远远没有绝对化。如果真的面临难以适应的行业，陆萍还可以选择离开。丁玲熟悉上海，也了解涌入延安的青年。
丁玲如果不写陆萍在上海的经历，实际上就不需要在小说中处理这样的情节。但丁玲也就没法在小说中通过陆萍这样的青年来拷问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历史进程，并探索这个历史进程的走向。她借用陆萍在上海和延安的不同命运挣扎，要处理的是在历史结构中的人物命运。这是她捕捉到的深度内在于历史构成的人物命运。陆萍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被中国五四以来的历史深度塑造着的青年人，被国共双方的不同政治打造方式所深度影响的青年人。丁玲看到，陆萍这样的青年的自我不是个人化的自我，是中国现代史的曲折主体。一旦丁玲让陆萍去其他底层，陆萍很可能又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如鱼得水，小学老师当不好，还可以做法院文员、乡政府文书。这样陆萍会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情绪引导自我，社会-现实不过是她的寄宿之地。时间永远会在“明天”重启。丁玲看穿了这一点，她就是要让陆萍不能回避自我的问题。一旦回避，实际上就可能让陆萍延续之前的自我方式来进入社会，她的困境与社会无关，社会的困境也与她无关。这不仅容易让生命的硬度和强度被这个世界的无限广大所给出来的空间和条件所弱化，也无法正面拷问历史-现实对主体的塑造方式，探索主体对历史-现实构造的可能介入的方式，以及在这种冒险探索中生命可能达到的状态。丁玲的《在医院中》深度介入中国现代史命运之中，迫使这个并不革命的女青年面对自己曾经的伤疤。这是小说第一节和第二节开头部分人物和情节构造的历史结构规定性。
如果要确定《在医院中》的内在结构张力，我更愿意用上海/延安、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五四主体/革命主体引发的自我到底如何面对历史-社会-现实来构成理解陆萍的线索。
四
历史的困境构成了丁玲构造陆萍自我张力的动力，可能否打开、走出历史的困境，同时也让自我走出困境，丁玲并没把握，她继续让陆萍在延安的郊区探索。
接下来丁玲叙述陆萍如何接触这个郊区医院从院长、指导员、主任、化验员、文化教员等的各位同事。陆萍对这些人都有不满，但需要注意的是陆萍感知和判断的方式。
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陆萍不黏腻，既然时间是从“明天”才开始，今天的泥潭就可以被割弃，它甚至会自动脱落。她相信自己有能耐重启。不过陆萍马上发现，她再次陷入泥潭。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的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时像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怕你什么呢，你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平板的脸孔时，心就像沉在海底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他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乐意和这人合作。她不敢在那里坐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傍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
丁玲借用陆萍的眼光，来展示涌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状态，和延安政治拓展实践时所可能依赖的条件。这里，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视野有重合之处。以自我感觉意识为中心，快速对他人做出具有洞察力的判断，这符合陆萍的人物性格与能力。但同时，“对医务完全外行”“慈悲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等级秩序”“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等不只是知识性的，还需要经验性的判断，却未必是陆萍所具备的，更多是丁玲这位叙述者将1939年后延安政治的很多声音渗透进来叠加于此。但丁玲整篇小说中并没有发挥叙述者的特权，耐心对陆萍的状态展开劝导和批评。也可以说，丁玲其实相当程度上默许陆萍的这种感知方式和判断方式。历史和人的出路何在，丁玲在跟随陆萍的感知一起探索。
陆萍感到“不安”和“彷徨”，但她不是细致分析这些引起她不安和彷徨的现实到底是如何被历史构成的，也没有耐心细究是不是自己对这一切过快判断。她再次寄希望于“睡过一夜之后”一切归零的时间重启。那她的“原气”“精力”就始终没法在具体社会现实中积累、扎根，被实体化，革命的主体始终无法成长为历史的主体。
丁玲和陆萍都对延安医院的社会状态感到不满。可延安革命队伍目前只能依赖这些历史条件，只能这样构成。就是这些人在支撑着延安革命，一步一步实践，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们不是一些特别有文化，特别有水平，善于理解人、善于理解这个世界，有很多高效工作方法，也对人很有耐心的干部和同事。这些人没有很高素养，一个个显得儒雅。也许陆萍期待行政人员个个儒雅，战士人人英武，可现实状况完全不是如此。他们就是一些出身底层、但有善意的人，因各种契机投身革命。革命展开又要求这么多工作的时候，他们全都是外行。不只是院长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指导员不安心于医院的工作，毛以前也不懂军事、政治，一开始他也是读点儿私塾。整个革命的历史现状不是成熟的革命家对摩拳擦掌、羽翼丰满之人的一呼百应。时间可以在“明天”重启，但革命无法在“明天”凭空瓜熟蒂落，它因陋就简，力争化茧成蝶。革命面临千疮百孔，陆萍却想“明天”再开始。陆萍从“明天”开始，就意味着她想抹去“今天”，不承认“今天”也有进一步打造和调整的可能。
这就是陆萍初到医院时的感觉方式——迅速地感觉和判断自己看谁不顺。这是陆萍从她特定的对于人的理解的视野和眼光看出来的。她的聪慧敏锐助她迅速洞察这些人的某些特征，谁漂亮，谁有敌意。但是，这些特征多是孤立化的，它们为何会是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的具体历史形成机制，陆萍就给不出来。不是说她不想给，现在的她就没有这样的对他人-社会的理解意识。作者或叙述者丁玲还是会跟陆萍拉开一点距离。比如对待张芳子，陆萍判断她“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在丁玲的叙述中，陆萍不再对张芳子有进一步的耐心和兴趣。而实际上，延安时期的丁玲对人更柔和宽容。虽然丁玲在小说中也不知道以何种具体明确的方式和路径来对待，但丁玲在紧贴陆萍的个人特质，探究如果要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那她在延安，会怎么表现自己，又将会遭遇什么。丁玲实际上在提醒陆萍，如果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和自己选的道路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革命队伍打造得更好，那我们怎么办？
陆萍“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真的很理性吗？或者说，丁玲在暗讽，“理性”只是顺从陆萍此时的感知去强化她的喜好。实际上陆萍此时只有特定方式的感知，但是缺乏更具历史性的理性思考。陆萍并没有理性反思，对于呈现给她的现实和世界，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挑选方式？这个挑选对于陆萍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决定了她的生活、决定她人生道路、她的整个人的充实和饱满感的革命，她的这种挑选会意味着什么？
这些人还只是医院的干部同事，丁玲继续让陆萍接触医院里的病人和其他同事、朋友，看陆萍如何与他们相处。这是小说第三节的内容。如果这些人还让陆萍感到不安，那陆萍的“明天”如何开启？她的处境真的就岌岌可危了。
五
第三节开始写陆萍在医院中的日常生活。第一节是她刚到医院。第二节是初接触医院的各种同事。第三节开始进入她在医院中的一个日常状态。
每天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或××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戴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有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的妇女，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为了不放心，她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她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惟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不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怎能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要让人知道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像受罪。她替她们要求清洁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有什么。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在很融治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的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工作疲劳之后，或者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得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里，三个人同样讨厌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是陆萍，对林莎几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大家猜测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演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她束紧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着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对她本身的工作，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在其它的技术上得到更多的经验，所以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假如万不得已一定要她做医务工作，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
丁玲用这一长段讲述陆萍在日常工作当中如何接触大量陕北妇女的病员。在对这些陕北妇女叙述当中，丁玲的视角并不稳定。
一开始这些陕北妇女很欢迎她。“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陆萍被当作具备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专业人士，她来延安之前确实就具备一些现代产科知识。现代产科医生引进之后，对于中国传统的妇女生育方式会带来冲击。民国时期已经有很多包括无痛分娩的方式。比如，分娩时是否使用麻药？无痛分娩当时就有。人们有惧怕，也感到新希望，尤其是对于这些住院的妇女。但丁玲没有叙述这些。她重点不在于一个现代的医疗体系进来了之后，对于整个陕北传统社会的很多生育方式、习俗的冲击，借此处理现代与传统的某些层面问题。丁玲没有让陆萍去遭遇这些问题。
丁玲让陆萍遭遇的是妇女们的求助。按理说，一个当地的产妇，如果她要生育时，当然会特别痛。那她的妈妈或者年长的妇女，会以传统产婆接生的方式来告知和安慰应该如何理解这些难以忍的痛。按理说，陆萍也一定会碰到那些产妇在疼痛的时候她们一定会有疑惑来问她，我这么痛应该怎么办？妇女们不一定有能力通过传统或现代的那些语言表述出来。但她们会用眼神，会用身体告诉你，她们会用手抓住你。语言是多样化的。什么时候她在用手抓住你，其实她可能就是在求助。丁玲说，她们“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陆萍对此是“兴奋”和“安慰”，除此之外则毫无反应。她兴奋于自己被人需要，但对于妇女们的亲切背后的渴望，则无心探究。陆萍没有意识到，这些陕北妇女其实每一个都有差异性。她们每个人的疼痛和担心背后，其实她都可以经过体察去努力构想一些新的途径来安慰，而不只是给一些现代医学知识上的安慰，不只是对于病症的问题，回答了她们，她们就能够得到安慰。她们还有担心和谨慎。每个人的担心和谨慎怎么来的，意味着什么，要怎样来理解和化解？对于她们的亲热，我怎么样从一开始的客套和礼貌的层面变为真正的对我很亲热。妇女们以亲热的方式喊陆萍，本身可能就是这些妇女对自己处境感到不安，又会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这可能是她们担心自己分娩过程中引发她身体的很多问题而求助。毕竟这个现代医院里她们身边没有亲人朋友长辈，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她们对于现代接生制度和接生方式没有那么熟悉和信任。作为陆萍来说，她得到别人的需要，能够帮助到别人，她兴奋，也尽力。那如果她更加充分理解这些妇女丰富多样的身体语言、眼神，充分意识到这些妇女的实际处境和需要，那她的能力和感知其实就可以在具体的人身上不断得到回应，那她的能力和感知也就可能不断有更为丰富的路径和空间来切实外化。在外化的过程中，陆萍的能力也就可能在这个医院中得到丰富多样的延展。
陆萍没有意识到更多，因为上海来的陆萍还延续着她在上海的自我感知方式，延续着以自己在上海所形成的感知方式为中心去理解这一切。丁玲没有干涉这个被历史塑造出的陆萍，可能丁玲也意识到这样的陆萍有问题，但丁玲自己此时也并不能讲清楚问题何在。上海战地医院里，陆萍是主动像母亲和情人，但也是以主观的方式付出情感。现在她要截断过往，换一个空间；但她没法截断自我感知方式。自我感知方式需要与在地化的具体实践反复磨合才能重建，除了以既定的自我感觉中心去感知、理解和付出，陆萍暂时别无他法。
结果变成，“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这是陆萍的特定感知、理解方式和陆萍特定的自我状态带来的结果，不能直接将此种结果归咎于官僚或愚昧。妇女们期待的眼神迟迟得不到相应的回应，亲热的呼喊也逐渐冷却，那些不容易说清楚的希望总是得不到体察和满足。本来可以在往复中不断推进和打开的彼此，现在变成了单纯的职业责任要求。不但陆萍的兴奋感无法延续，这些妇女的渴望也没有被承接和打开。这些兴奋感和渴望并不是职业规定必备，但它能让职业变成通向对人的更丰富理解，而不是让人沦为职业的工具。“日子长了”是指，陆萍在重复，她没有在每一天都存在着的可能性中，没有在每一天妇女们的撒娇中，感觉到她们背后的渴望，渴望陆萍读懂她们说不出来的心事。陆萍不但没有主动理解妇女们的心情和处境，她还要求她们听她的话。
陆萍的卫生要求并不过分，妇女们并不一定必然不接受。但当妇女们的心情和渴望不被理解，她们当下处境中最担心的部分没有被陆萍关爱，那这些卫生要求就变成了单纯的护士与病人、正确指导与错误行为的职业关系。如果我们说陆萍有启蒙的态度，这个启蒙其实并不必然对现代中国无效。可陆萍发现日子开始变得迟滞凝涩，“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戴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
她的现代卫生道理并不高深难懂，但缺乏了对妇女们的体察和贴近，缺乏了以心发现心的过程（她甚至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就变得无法推行。陆萍一开始还是想帮助她们，因为她能感觉到被需要的兴奋和安慰。她愿意帮助别人。但是她想帮助别人和她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间，是有非常多的障碍的。要打通这个障碍，她就需要建立很多环节和意识。而且这些环节和意识有时是制度的问题、干部素质的问题，但就妇女们和陆萍而言，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自己，在于她自己的自我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陆萍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她觉得日子天天是这样，每一天她都觉得是在重复，每一天都没有新的进展，每一天的成色都变得一样，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没有意义。她努力工作八小时，可在这个八小时当中，这些时刻没有因为她自己的劳作和付出而被擦亮。陆萍鼓励自己要努力，开始新生活，但这个新生活一开始就被陆萍割裂了情和理。日子不知何时渐渐被荫翳遮蔽。事情快要回到陆萍在上海战地医院时的结局了，甚至更糟。这些陕北妇女跟上海战地医院的伤兵不一样，她们没法儿像那些伤兵那样，让陆萍可以寄托她作为母亲和作为情人的一些情感。
这也是她的朋友指出的，“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陆萍跟她的朋友黎涯意气相投，“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丁玲三言两语就交代了这一对“朋友”的相处方式和状态，却令人心惊。跟陆萍期待“明天”一样，她们重在“将来”，爱幻想，喜欢“评鉴”，志趣相投，但“也不去思索”。陆萍和黎涯的交谈方式和内容过于一致，也可以说是在重复陆萍的感知方式所能意识到的一切。“朋友”对于人开拓、反省自己生命感、意义感当然特别重要。黎涯对陆萍的陪伴，给予她的安慰，当然也非常重要；只是此处黎涯并没能在陆萍需要帮助、需要被提醒的时候帮到她，这种陪伴和安慰无形中反而强化了陆萍面对现实时的感知方式。她的两个朋友没有帮她指出，这个“理智”要如何在陆萍的工作生活中发挥作用才能让热情变得有价值。
导致的后果是，“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陆萍处境的艰难和感觉到的艰涩就不只是官僚体制的问题了。她对医院体制的建议，已经不是主要的矛盾，而是大家对她这个人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因为她的建议，不是因为热心，这种“不满”并不能被清晰界定，只是“在背后指点”，是“一些风声”。包括那些陆萍付出最多的病人，也对她不再信任、亲热，会“暗地”用另一种眼光“望她”。这已经是将陆萍排斥于医院这个人群和社会之外。可陆萍仍旧以很浓厚的兴致、很热情地不辞劳苦，为大家奔波。“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这是她在上海时期就有的对人世的热情。但此时她越是这样投入，越会因大家的漠然而感觉到失落。上海的陆萍和延安的陆萍竟然陷入同样的结构之中。她逐渐陷入“无物之阵”——“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
六
小说最后一节，陆萍内心喃喃自语：“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五四培育出来的丁玲，借助陆萍，开始回应和反省鲁迅。某种程度上，陆萍的这句话在自我的历史-现实构成层面上终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可能。如果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开创者，那丁玲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启者。她扭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感觉。陆萍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所关注的人，开始转向思考“自我-历史-社会-现实”如何能同时构成。
当陆萍跟陕北妇女的互动当中，没有打开深入彼此自我的层面时，陆萍的所有注意力其实就转变为要特别注意跟医院当中的医护人员相处，跟病人的互动和相处的这个路径和维度其实被陆萍给封闭掉了。这个层面的空间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她怎么样来理解在医院当中的生活，没法在这个途径上进一步开掘。随后，她基本上把她面对的所有希望和要化解的障碍都寄托在医院机构中的这些人身上，可这些人跟妇女们一样，都是特定历史社会条件所塑造出来的，陆萍对待这些人也仍旧是同样的理解方式，仍以她自己感觉到的面向为理解现实的出发点，那她热切想投入改变的诸多建议，也无形中被她孤立化地理解为良好建议。如何调动这些人来配合这些建议的推动，陆萍束手无策。这些具体的人不再是她眼中的核心，她也逐渐被这些人疏远。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医生，陆萍是怎么把她的空间一点一点给压缩的。她每一个环节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在她的生命历程中，这些历史-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丧失掉的？按理说，生活中有很多支撑点。医院院长不行还有指导员，指导员不行还有主任，主任不行还有同事。即便这些人都不令人满意，至少她还可以跟这些陕北妇女之间建立越来越深的，而且能够越来越调动我内在的兴奋感和安慰感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和可能性，那陆萍也不用过于依赖其他点。制度、同事、朋友、病员，都对她的工作生活有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有些是历史有限条件造成，很难快速改变。但这些规定性中还是有很多可能，有些支撑点陆萍确实暂时无力去调整，不是每一个支撑点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给她提供支撑。不过陆萍还是有可能找到另外的支撑点，至少不至于一步一步把陆萍自己给逼疯。她不至于走到崩溃边缘。我们都承认，人总是很丰富的，他人的任何一个状态总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现实内涵。陆萍的感知非常敏感，又那么聪明，又那么有原气和精力，可她的这个聪明和原力被用在什么方向上了呢？用在了她生活中所面对的哪些方面？陆萍很痛苦，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陆萍遭遇挫败的过程中，她没有一刻想过如何去感知和托住别人的痛苦，以此构想打通的路径和渠道，连接彼此的生命，并在这样的具体连接中生发出信任、责任。我们看到的，反而是陆萍切断了这样连接的可能而不自知。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读，就是希望在细读中把陆萍整个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很多环节给撑开。贴着陆萍自己面对和遭遇的处境，把这些构成她“新生活”的环节先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们再思考是否可以帮陆萍撑开，看内在于陆萍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而不是从我们今天的视角，从一个更高的、跟她完全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来告诉她应该怎么走。我们尽量内在于陆萍来看陆萍，来看她可能的支撑点到底是什么，而这些支撑点是怎样被她自己给打掉的。当这些支撑点都被她打掉了之后，她最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什么陆萍会走不下去，走到那么不堪的一个地步？
生活的支点其实是很多的。但是陆萍为什么会觉得生活当中的那些支点，每一个好像都支撑不起来？我们最后为什么就走向了最后一点。期待“明天”时间重启的陆萍，现在觉得“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
作为叙述者的丁玲忍不住站了出来，与陆萍一起思考。“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是啊，革命不能只有战火纷飞，革命者也不能将自己置入孤立无援之境。革命如何面对陆萍的日常生活？革命不只有敌人，它能否、如何从最亲近之人的日常生活里的爱出发呢？
丁玲停笔半年之后，给小说续上了仓促的最后一节。它是这样：
陆萍像害了病似的几天没有出来，医院里的流言却四处飞。这些话并不相同。有的说她和郑鹏在恋爱，她那夜就发疯了，现在还在害相思病。有的说组织不准他们恋爱，因为郑鹏是非党员，历史不明。……
陆萍自己无法听这些，她只觉得自己脑筋混乱。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
支部里有人在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都往她头上戴，总归就是说党性不强。
院长把她叫去说了一顿。
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拼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了眉毛在窑洞里冥想。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地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到了第六号病房，那里住有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没有等她说话，就招呼她坐，用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来接待她。
“同志！我来医院两个多星期了，听到些别人说你的事，那天就想和你谈谈，你来得正好，你不必同我客气，我得靠着才能接待你。我的双脚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了。那时许多夜只想自杀。”
陆萍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便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们这医院像个什么东西!”
“同志，现在，现在已算好的了。来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前我为这双脚住医院，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喂了虱子呢。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末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他呵呵的笑着，望着发愣的她。
“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清楚。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
“谁都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她觉得这简直是个怪人，便不离开。他像同一个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往事，一些看来太残酷的斗争。他解释着，鼓励着，耐心的教育着。她知道他过去是一个学生，到苏联去过，现在因为残废了就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她为他流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没有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虽说黎涯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一九四〇年
“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
这是被丁玲逼着回到医院的陆萍用自身热切浓厚的兴致投入生活之后，提出的艰涩之问。这不只是陆萍的疑问，更是给塑造了陆萍的五四传统提出的尖锐问题。正是这个五四传统塑造了陆萍这样特定的历史-自我，陆萍是以这样特定的历史-自我方式将自己的人生走到了这一步。如果这个历史时代的人都不能令人满意，革命如何进行？如何能在有限历史条件下，尽量做出调整？
同样是1940年，曹禺在国统区重庆也创作了一部以医院为核心空间的戏剧《蜕变》。其中第一幕的幕布拉开后，随着情节的推进，一个令人不满、亟待翻转的行政机构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被清晰呈现。……其中，最直接激烈的表达是孔秋萍因找不到签到簿而发的一顿牢骚：
孔（噘着嘴）：谁知道？连我早来半点钟都没有签着到。（不觉满腔牢骚）抗战不到四个月，搬到这小县城来，就是私人办的医院，既然得了公家的补助，也得像个样儿呀！机关不像机关，公馆不像公馆。少爷小姐，老爷太太，院长主任，丫头老妈，连着厨房的大师傅，混蛋的鬼听差，大家都一起逃难，一律平等。档案卷宗，锅碗马桶，病床药箱，碗儿罐儿，都堆在一道，一律看待。哼，楼上堆人口，楼下装东西，一间屋子有三百六十项用场：白天办公，晚上睡觉，过生的时候，老爷们放牌桌，没事的时候，少爷们当球场。连下了几天雨，您看（指那两竹竿衣裳）我们这办公厅，又给楼上太太们晾起衣服来了。（气愤愤地走到况先生面前）要什么没有什么，找什么不见什么。一点秩序也没有！一点上下也没有！（越说越爽意）乱七八糟，糊里糊涂！这也配叫做医院，这种医院也配谈抗战！
不过白修德在回忆录里，说到了抗战初期重庆的另一层色彩：“在最初（抗战）几年，去访问那些官员却令人感到鼓舞。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的台阶上嬉戏，他们的太太把湿衣服晾到办公楼，而他们自己则在集体食堂吃饭，并且教他们的孩子如何对付春雾消散时必然会降临的空袭。几袋大米和一点菜油是公家每月的配给品。全家住在公家宿舍的一间屋子里，冬天生炭盆取暖。”日常工作和生活在空间场景中的展开其实变化并不大，但孔秋萍和白修德的体感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更多与是否切身相关，也与孔秋萍的感知状态有关。曹禺的感受可能与孔秋萍接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的感知方式也与陆萍接近。比较《在医院中》和《蜕变》，比较丁玲和曹禺，比较延安和重庆，比较这一历史时刻不同的探索和走向，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结构的变形与重构。但本文没法在此具体展开。
曹禺给出了他的方案和期待，可1940年的丁玲并没有十足把握获得答案。曹禺的方案中，主要的支撑力量不是五四以来的青年，而是留学归来的现代中年知识分子丁大夫和梁专员。这是一个政治精英和现代知识分子结合的结构，是一个不需要他们重构自我-现实关系的结构。曹禺更加依赖历史中已经处于便于发力的人群；而丁玲聚焦于陆萍，一个在历史中处于更没有位置的青年，期待她能在历史-现实中自我更新。这两种方案都有历史合理性，而事实上在历史中，丁玲的探索最后在历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曹禺方案的可能性，但值得追问的是，曹禺的方案为什么没能在当时的历史中发力）。
丁玲顺着五四传统塑造的陆萍的历史-自我，逼着她在延安郊区的医院左冲右突。丁玲明白，这个历史-自我的陆萍一定会碰壁。但陆萍的碰壁，也就是革命的碰壁。革命并非无中生有。延安革命队伍的构成，依赖大量涌入的青年。这些青年与陆萍在历史-自我状态上同构。她们都或多或少共享着“有民族热情、有责任感”“有小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生活散漫，拖拉，怕苦怕累，政治上幼稚，有不满。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批评、指责，自以为高明，看不起工农干部。争夺群众”等特征。这些特征各异，可背后是自我-现实-社会-历史的构成关系。而五四传统恰恰在处理自我-历史的构成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这也是无腿之人告诫陆萍的，“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无腿之人感觉到但也没有正面指出，为什么陆萍从一开始到医院接触各个环节的人，最终眼睛里只有“那几个人”，整个医院的环节被缩减为掌权者，那其他的环节、空间的可能性是怎么消失的？
丁玲之所以自己也认为《在医院中》的结尾很仓促，跟无腿之人提到了不少陆萍面临的关键问题，但也并没有充分展开有关。应该说，这本身也是丁玲在1940—1941年碰到的困惑。即便她加上了“作风要改”这样非常符合整风运动的话，但具体如何才能让陆萍这样的青年在医院里改造作风，丁玲仍然不清楚。她也要等待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的继续展开。丁玲以文学的方式，内在于中国现代史所构造出的历史-自我，来探究历史-自我的可能，但她也仍未能先于历史的实际进展而构想出历史-自我的可能样态。我们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现代中国如何构造出有活力的历史-自我，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界线。
七
丁玲回应着延安政治的要求，但以文学的方式选择在延安的郊区医院、革命的后街展开探索。丁玲避开革命前线，选择考察革命是否能面对和处理历史背景中的人群。这些涌入延安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状态？存在什么问题？他们的具体生命感觉会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遭遇什么？大量的革命者并没有阶级仇恨，他们对这个世间更多是充满爱意，这样的爱意如何能经由自己的实践真正布满这个千疮百孔的尘世？陆萍希望像母亲和情人一样爱他人，那从爱出发的革命，是否可能？
丁玲自己也在探索，她并不知道答案。丁玲把这么重要的问题和探索交给了陆萍，一个没有革命理念、没有阶级仇恨、没有伟大理想志向，但对人世充满热情的年轻人。这并不符合延安政治的最高期待。但没有一个符合最高期待的尘世。尘世之为尘世，恰恰在于它外在于理想。革命政治要想成功转化这些涌入的年轻人，就需要，特别需要正面、直面大量陆萍这样的人的眼光。这样的人聪明、有能力，擅于适应社会，流于世故。丁玲逼着陆萍回到医院，逼着她直面自己想逃避的现实。
陆萍打起精神，充满原气和精力，她热爱、向往新生活。但她在上海、在五四以来的社会中所养成的自我感知方式，让她总是以自我的预先感知机制来面对他人-社会-世界。她理性地批判一切，又非常有元气地跳起来，她自己觉得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地开始吧。如果在陆萍的能力范围之内，通过她能够做的这些途径有一些开拓的话，那么她每一天都会丰富。她每一天会越来越熟悉和了解这些陕北妇女，越来越熟悉和了解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一个产妇，又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些人就躺在她眼前，她每一天都可以对她们的担心和谨慎和琐碎有一个深入，直面她们的生命最脆弱的时候的那些反应和状态，每一天多问一句，每一天就有一些新感觉、新发现和新认识。那陆萍在思想上就可能会有一些新认知。她又如此聪明，这么有元气，那她可能就会进一步地去想，她们如此依赖我，我应该为她们再做点什么？
当陆萍每一次有所悟的时候，她就可以进一步想到一些新的互动方式，那其实每一次的交流和互动都会有一些翻新。而这些翻新其实是又可以对陆萍的志趣、志向上进一步感发。这些感发又是跟具体他人相关的。而每一次的感发所连带的行为，比如有时就拍拍肩，有时就递给你一个眼神，这些很小的方式就会给对方特别大的安慰。那对方如果是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得到了陆萍这样的一些暗示和传递出来的陆萍对她的那些关注和了解，她可能也会更进一步地对陆萍下一步反馈。
而陆萍得到了这些反馈，她的兴奋，既来自她自己内在的调整，同时又来自外界对她的一些新的刺激，这个兴奋和安慰在内外当中就是打通了的。她就能够不断地跟外界的他人形成一些新的向上的激励。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跟病人之间的这个途径就可以更通畅地被建立起来。当然，陆萍所期待的新生活就会在具体时空里被实在化。她的生活至少在这一个支点上就会发展得会越来越好，她的精神的满足和振奋，在她每一天的这样的积累当中就会越来越闪亮。后来王蒙《青春万岁》里边说要擦亮所有的日子，实际上可以看作对陆萍的改写和推进。
这种状态下的陆萍，就可以把她朋友批评她的热情和理性结合起来。陆萍自认为感觉敏锐，但这种能力要有助于陆萍生命的具体展开，就需要在感受力之中包含非常深入的对自我-他人-现实-社会的认知力。这样的感受力认知力反复在现实中磨合，才可能形成对于自己生命拓展非常有帮助的现场判断力。对于具体处境中的一个具体事情、具体人，她怎样才能够敏锐感知到对方所需，同时调动自己和他人的一个活力，给出一个适合彼此的最好方案。这是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挑战。他必须在自我的身上去重新塑造自己的这样一个平衡感觉能力。
这个时候陆萍再劝诫妇女们注意卫生，就不会出现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可五四以来的历史-自我构成状态实际上堵塞了这些路径，堵塞的后果就是陆萍自己也会觉得越来越压抑。她觉得这艰难的处境是她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她开始转移到设施、条件、工具、设备、活动等。陆萍的建议往往都对，这些的确有可以改善之处。但这些层面的改善也需要人的配合。关键在于陆萍的历史-自我构成中如何能看到这些运转之中所需要的情与理的疏通搭配。五四所塑造的陆萍看不到，她看不到空间的压缩和压抑也跟她自己有关。她觉得一个人怎么能够跟这么艰难的条件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医院抗衡。她当然就会觉得特别压抑，失望，无力。而她进一步就会理解为这就是一个官僚。她只能、必须控告。如果政治能及时看到和回应文学的敏锐感知，政治的开展也可以更加将自身基于现实理解的实践扎根于历史中个人的生命抒发。正如小说结尾处，陆萍“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的是被了解着的”。这确实是幸运，但过于偶然。可如果政治能充分敏察文学的触角，能更加敏察文学的特别能力，发挥文学的特别能力，并将其发现的问题纳入政治的设计和规划之中，那历史的展开是否会令我们更加期待呢？
陆萍的受挫和质疑让我们看到《讲话》为什么会在历史的这个关口出现？《讲话》特别针对之一就在于涌入延安的这些五四之子，他们需要怎么调整，才能让他们自身的生命在历史中得以进一步饱满而充实的展开，虽然后来的实践还是需要特别深入的检讨。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将《讲话》理解为深入群众、深入生活。陆萍已经够深入生活了，结果并不乐观。关键在于自我如何在历史中重构，以这种重构的自我来展开文学，而历史（革命）也同样要面对如何重构自我，甚至以文学的重构来启发历史的重构。“文学与历史的双向打开”是比“深入生活”更加核心的历史-时代命题。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核心感觉的关口，是1939—1942年革命所面临的最核心的挑战。陆萍的提问实际上质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感觉和大量创作，同所有人斗争吗？这个时代的人不行，那要换谁？如何在历史的有限条件下，找到我们撬动历史的基点？
问题在于这个基点需要自我在与历史-社会-现实的缠斗过程中去重建，在历史有限条件中去生成，不能基于固化的自我去否定历史的有限，并在这种否定中强化其实是被特定历史固化出来的自我。丁玲的确没有在文学中先于历史找到切实的、丰富性的路径，她只是指出了问题所在，她跟陆萍都在等待历史的具体展开。此时的政治同样如此。《讲话》指出了历史方向，但具体实践路径和方式的探索，还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才由诸多革命者、作者在与社会的碰撞中摸索出极为丰富的形态。更具体来说，丁玲在小说中只是呈现了五四以来的这种自我构成方式难以持续，难以形成充分且有效面对现实的实在化的历史主体。而《讲话》及其后的文学实践则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自我可以经由政治为中介，重新把握和构成自我。这样的自我是在历史-社会-现实关系中重构的自我。它在40—50年代初期，甚至可以不过度预设自我的阶级属性，较为充分向社会-现实敞开（但同时，这种自我的历史前提还是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巨大困难）。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自我再进一步剥离其历史前提，再进一步扎根于社会中去发展，还是可以看到，它不仅切实回应了陆萍等人的自我生命困扰，实际上从今天来看，也回应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三种自我构成方式：公民-阶级-身份。公民预设了脱历史的普遍性的人权，阶级预设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身份预设了人的脱历史的差异性。陆萍的经验恰恰是，历史中的人在历史中受制于历史，但又不能凭借被历史塑造出的有问题的固化的自我，不能有任何预设地重新投入历史。公民-阶级-身份，都不能直接被依凭。《讲话》的方式则是，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现实结构中去重构自我。革命现实主义的实践经验中，实际上内含了可以突破西方现代自我构成方式的思想资源。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它得以出现的特殊语境到底是什么？它要起到的功能跟西方现实主义就很不一样。现实主义不只是对文学而言，而是对于像陆萍这样的人而言，为什么特别重要？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对整个现代中国如果要定型下来，这些现代中国人他们身上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倾斜、那种偏狭，革命现实主义就要对他们有一个有效的历史性矫正，让他能够正面地、很积极地去构想和推动工作，并在这过程中使得他们整个身心状态变得充实和饱满，他的眼耳鼻舌身都能够达到一个相当好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课题来说，革命现实主义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只是在文学层面，对历史层面也同样如此。
不过还应该再强调一下，丁玲的《在医院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感觉重心的扭转，历史前提是对此时延安政治的信任。或者说，正是基于对此时延安政治的信任，这样的感觉重心（之前未必不会有）才会配合并结合政治，在历史中发挥“扭转”性的作用。这些信任的出现和建立跟延安政治的活力有关。但之所以说这是文学层面的“扭转”，而不是政治层面的断裂，是此前的很多文学感觉意识仍然会延续，只是会被此种感觉再次重构，重新组织到新的结构之中。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诸多类似五四文学感觉的段落被重新组织到这样一部土改小说中就是明证。这样的扭转和重组，其实并不必然要彻底否定五四以来的全部人心状态，并不必然要形成解放区文艺高于国统区文艺的等级和态度。关于自我-社会-现实的核心感觉即便扭转过来，它要想发展出充沛而饱满的自我，也仍然需要在与社会现实打磨中开掘出多方面的滋养。而这些打磨所需的心力和滋养，不同样可以吸收国统区中不少作家在与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的缠斗过程中所充盈于身的性气和心力吗？尤其是他们对正义的渴望、对不幸的敏感、对生命活力的丰富感知，本身就是革命者也曾同样感同身受的宝贵意识啊。核心感觉的扭转，并不意味着新世界的开创。新世界的开创还需要前进道路上重新打造出的各种丰富敏感力，以披荆斩棘。
如此一来，对中国现代文学核心感觉的扭转就并不一定要否定现代文学，但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却走向了对现代文学的贬斥和否定。这一走向一方面实际上是文学不自觉地过度承认了政治的优先性，使其在历史-社会-现实中开掘自我的丰富度受损，政治过高估计贫下中农，文学也随之以此时贫下中农的品味来裁取人生世界的丰富……这样的开掘，同时也是对政治的良好运转受损；另一方面当代文学也没有看到现代文学本身的多种历史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人民政府之下，文学以直接承认政治优先性的方式，是否就必然能更好帮助到人民政府？一个作家的自我要如何构成，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人民政府的良好运转提供帮助？另外，类似萧军这样的作家的确沿用着五四以来的自我构成方式，的确存在陆萍的某些状态，但萧军等人的自我构成是否就没有进一步被撬动的发展可能？当时的诸多文艺工作者确实没有清晰看到当代文学的多种可能和危机，又以当代文学此时的方向和成就快速否定了萧军等人的五四文学中虽有问题但也有潜能的因素。
丁玲《在医院中》对自我-他人-现实构成方式的追问，一方面内在于五四以来的自我方式，探究其困境，也没有否定缺乏阶级仇恨和国家意识的陆萍作为革命者的资格。丁玲以淡化革命者政治性的方式，追溯革命者历史构成中的人的基本情态，再以文学的方式拷问这种革命者与历史-现实的遭遇，借此扭转革命者的内在构成。这种扭转不是逼迫陆萍承认政治优先性就能完成，关键是，自我的这种重构其实与是否承认政治的优先性无关。从丁玲的追问里，五四的自我不是到了延安才应该重构，而是在五四的当下就应该、也可以被重构。不能因为丁玲在延安才写《在医院中》，就把陆萍的自我重构理解为只属于延安。它可以属于五四，也可以属于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也这样拷问自我的话。陆萍自己重新与历史-社会-现实打磨，建立出自己在这个医院、这些同事、这一人世间的生命根基，同时也在历史有限条件下相当程度调动和翻转，是能与任何历史-政治平行或对峙的。不是因为政治属性（至少不绝对因为政治属性），恰恰是政治以这样的文学所探索出来的自我构成方式为前提，以陆萍可能的新的自我构成方式为政治感觉，才扭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感觉，也可以说扭转了中国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的核心感觉，扭转了政治的历史构成。丁玲此时的文学更深入地体察到了政治也感觉到的历史-时代的核心压力。只是后来历史的实际走向（这是要深入反思的）是，政治在历史实践中高度活跃和推动革命朝这个方向在继续探索，而此后的文学没有更充分地在历史实践中发挥出它本有的创造力。
此后的革命现实主义确实没有对有些关键问题展开更充分的进一步考虑，比如，丁玲曾经具有的对革命者的感觉意识，为什么到了革命胜利之日反而收缩了？这些重要的历史感知，为什么没能被充分讨论甚至被她自己表述？如果政治出现危机，文学又应当如何重新穿透性、结构性地把握时代的感觉意识。《讲话》一方面回应了《在医院中》所提出的历史疑问，但也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对文艺收紧。丁玲自己在1950年5月《文艺报》发表的《“五四”杂谈》一文就说，“‘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少数的作品外，其表现生活是较表面的，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群众语言，可是‘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大半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简单些，但都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情绪。有不解决不甘休之势，我们很强调作品的政治的社会价值，而今天我们作品里的那种政治的勇敢，热情，总觉得还没有‘五四’时代的磅礴，可是我们又处于军事，政治，经济大进攻大变革的时代，所以就更觉得文艺工作，拿文艺反映现实就未免落后了”。这个面对时代、想掌握时代的“磅礴”感从何时开始逐渐消失？这些不容易被表述的失落，其实是极为重要的时代感觉。可也许在丁玲1940年扭转时代感觉之时，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丁玲逼着五四的陆萍走到了尽头，她还没能正面提出未来的坦途，但她向20世纪40年代射出一支穿云箭，等待历史的回响。这或许正是《在医院中》对于历史的意义，也令今天的我们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