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下山》：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
李修文是“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不仅作为编辑直接策划了“70后”作家的首次出场，而且以作家身份参与了新生代作家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1990年代，李修文书写了大量至美至幻的“仿古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文坛佳话，“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21世纪初，李修文的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煽情而又凄美的情节、清靓而又旖旎的文字让人感伤落泪，夜不能寐。可是随后“大红大紫”的李修文毫无预兆地在文坛失踪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后来才知道“天才作家”转型当了电影编剧，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就是他的心血之作。其实，“在人间赶路”的时候，李修文只是暂时偏离了大家的审美期待，埋头创作了大量空间宏阔、意境深远的散文，如《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并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人到中年的李修文重新回归到阔别20多年之久的小说领域，在新时代的2024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小说以1990年代国有钢铁厂改制、工人下岗为题材，通过人虎博弈的“传奇”故事，表达了对人性、时代和命运的思考，表现出了鲜明的、具有现实感的先锋性。
一
中年写作：“身经”与发现
李修文说他最喜欢的两个字是顾随所说的“身经”，也就是“一定要拿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1）。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就是经过30多年创作实践的已届50岁的李修文“身经”的艺术成就。这种“身经”，就是将自我创作、时代命运、社会境遇紧紧结合在一起，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敏锐地发现世界的真相。
有学者考察，“中年写作”这一概念由肖开愚在《减速、宽阔、抑制的中年》《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等文中首次提出，随后诗人欧阳江河对此进一步补充:“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写作时的心情。”（2）他们将“中年写作”视为一种成熟、多向的知识分子写作。显然，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写作者年龄上不再年轻，更是指写作者的创作立场、创作心态、审美风格的成熟。虽然论者主要是讨论诗歌创作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但是这一概念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示。陈思和通过比较20、21世纪初的文学特征和文学精神，认为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进入“告别理想、崇尚实际”的“中年期”，中国文学创作已经整体摆脱了“青春期写作”的反抗与批判，进入一种稳定与相对成熟的写作状态。写作者“不再以理想主义为动力，而是沉入民间大地，履行独立的批判功能”（3）。不过，陈思和在文中列举的作家主要是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余华等“50后”作家。同时，对于“70后”作家的未来走向，当时的他也是忧心忡忡。
艾略特以叶芝为例，讨论作家的中年创作状态时说：“人到中年有三种选择：要么完全停止写作，要么重复昔日的自己（也许写作技巧会不断提高），要么想办法找到一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使自己适应中年。”“然而，如果一个人作为诗人成熟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体验同其年龄相称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体验青春情感一样强烈。”（4）除了成熟与稳定的表层特征之外，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年状态”蕴含着诸多维度的危机和可能。陈思和的“忧心忡忡”更多只是表现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关爱和期待。他也时常提醒笔者要追踪“同代人”李修文的创作动向，和同代作家一起共同成长。
自1994年李修文在《芳草》杂志发表了处女作《桃花满天》以来，爱与死一直是他乐此不疲的创作主题。在《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李修文以感伤唯美的笔触讲述了一曲曲肝肠寸断、凄艳哀婉的爱情故事。有人说，如果《滴泪痣》是一曲如泣如诉的纯爱挽歌，《捆绑上天堂》则如一出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剧。只是可惜，计划中“爱与死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却迟迟没有完成。李修文坦承道：“我无法归纳我今天置身的这个时代图景……我失语了，我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一个我眼前的处境，一个我精神上的困惑，使我对过去很多观点产生了质疑。”（5）之后的李修文像着了魔一样，决绝地离开小说领域，离开给他带来极高艺术声誉的审美舒适圈，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狂飙突进。李修文从不惮于自我的内外焦灼，他决绝地与过去的自我告别，宣告了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到《在人间赶路》《诗来见我》“恢复了‘人民’的肉身性与丰富性”，“进而理解历史、自然、人心与天道的消息，由此发抒情志、修己立人”（6）。在审美风格上说，这些“发抒情志、修己立人”的文字，总是特别抒情而感伤，甚至弥漫着一丝颓丧之气，这与他早期的小说创作有着某种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
今年，李修文回归暌违20多年之久的小说领域，在《花城》公开发表一系列小说。此时的李修文“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而更多的是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7）。此时李修文的文学创作与之前青春主题的写作风格拉开了距离，呈现出稳定、独特、成熟的个人风格。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以极具才情的艺术想象、急促而又密集的叙述节奏，讲述了一个在1990年代中后期全国非常普遍的工人下岗的故事。1999年春天，镇虎山下的炼钢厂被一家沿海特钢厂收购。紧接而来的就是工厂改制，生产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工人们都害怕被下岗这只“老虎”所吞噬。人到中年的刘丰收性格懦弱，连生产组长都没有当过，老婆和工友张红旗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被人瞧不起的他自然在下岗名单之列。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厂区再现下山虎啸，厂长决定重赏打虎勇士，报名参加上山打虎的队员可以免于下岗。刘丰收主动请缨，借助酒劲，打虎上山，结果醉酒跌倒，伤痕累累。刘丰收“灵机一动”，用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向厂长谎称自己与吊睛白额虎搏斗了一场。刘丰收成了打虎英雄，受命领头选人组建打虎队，一时风光无限。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老虎的存在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刘丰收在对老虎的期盼中产生幻觉，最后自己披上虎皮变成了老虎，成为打虎队捕猎的对象，而他的儿子则成了打虎队的成员。
与“青春写作”更多地关注主人公个人情感和成长经历不同，中年写作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李修文不再满足于“重温”“倾诉”和“回忆”，而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猛虎下山》在主题上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和人性的探索。李修文通过刘丰收的遭遇和选择，展示了人到中年后普通大众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他也通过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设置，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脆弱。这种对现实问题和人性的关注，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小说将人物置于1990年代中后期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对巨大的历史压力与卑微的普通职工之间的强弱对比观照，探讨社会历史与文化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与制约。而历史重压之下的普通人刘丰收以“猛虎”的幻象回应或反击现实的奇特方式，体现了作品对于历史、现实的深度关注，以及对于人性、心灵的深刻挖掘。当跨越真实的猛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抵达现场时，一种对于生命与世界的重新思考也应运而生，而这种对于生命的勘探与考察也是中年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很有意味的是，小说中除了刘丰收，其他中年人都是“无后”，没有子女。“70后”的李修文在叙述父辈故事时发现了这个生命事实。现代技术飞速发展，可是人的基本生殖繁衍能力却丧失了。同时，这种“无后”的文化意象也意味着家庭意识共同体的解体，以及人到中年的“70后”作家与父辈的生存状态、文化观念之间的“断裂”。即使是小说中唯一的“后代”——刘丰收的儿子最后也到南方去了，和父辈的文化空间彻底割裂。
李修文“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而更多的是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猛虎下山》作为一部典型的“中年写作”作品，它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人性的探索，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世界。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体现了作家个人成长的轨迹和思想深度的提升，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考方向。
二
常态特征：底层与活力
先锋与常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基本形态。所谓常态特征或常态性就是常态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形态特征。这一文学形态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逐渐发生演变的文学现象”（8）。本文所说的《猛虎下山》常态特征主要是指小说顺应了“70后”作家熟悉的“底层写作”文学潮流。但是，与一般的“底层写作”满足于苦难的书写、暴力的展示不同，李修文将文字置于时代和历史的境遇，热情书写底层大众强大的生命能量，烛照出生命丰富的坚韧和尊严。
“底层文学”是“无名”时代相对强劲的文学潮流，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学潮流。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道的诸多“70后”作家自然而然顺应了这一潮流。李云雷曾将“底层文学”概括为：“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9）这一概念的概括成为部分“70后”作家底层写作的理论宣言书。不过，这一“宣言”只是将“底层写作”的书写对象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将这一文学潮流的书写对象锁定为农民、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和城市边缘人等弱势群体，同时，对“底层”的共名之下那些无数命运各异的生命个体、形态各异的生存景象语焉不详，更不用说“70后”作家这一群体内部对“底层写作”的态度也是迥然有别，创作个性更是丰富多样。如李修文和鲁敏、朱山坡在“底层写作”上的立场就有千差万别。鲁敏善于从精神方面考察底层人的生活状况，考察个体自身的“暗疾”，以及伴随其间的“温情”，如《六人晚餐》；朱山坡则善于从文学地理、风俗异闻的角度描写底层社会的希望与绝望共存，如《蛋镇电影院》；李修文则坚信“山河人间就是写作本身”，彰显人民性的艺术美学，让人感觉到切实的温度和重量，如《山河袈裟》。
“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揭示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间接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10）早期的李修文写过《肉乎乎》《夜半枪声》等底层关怀小说，父亲与吕婆婆浓浓亲情之中的卑微与愚昧让人印象深刻。李修文说：“我对弱势的人天然有一种探究和关注，事实上我所写的小说人物几乎都是有各种各样困境和问题的人；我要写虚弱、弱势，我要写的是一颗虚弱的心，而不是写一个有关弱势的概念。”（11）这也就是说要写出底层的“温度和重量”。他还说：“我不是对底层，而是对人类身上的虚弱部分特别着迷”，“忽略内心真实的底层叙事是毫无意义的底层叙事”（12）。这恰恰说明了李修文的“底层写作”既是对1980年代纯文学启蒙叙事的艺术调整，又是对先锋文学叙事实验的蓄势反弹，更是对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分享艰难的底层道德绑架叙事的主动逃离。李修文坚忍不拔地高扬人文情怀和伦理意识，积极修复自身的社会责任，及时应对时代的巨变。
在《猛虎下山》中，打虎和下岗本来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彼此互文，互为镜像，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就像刘丰收对老虎说的：“我也不想来，可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我就来了。”社会变革震荡造成了个体与过去的戛然断裂，脱轨的个体生命走向变得难以预测，原本遥不可及的事情就此连接了起来。芸芸众生在时代强力裹挟之下显得无奈且无力，逼仄的生存空间剥夺了选择的权利。“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马忠的这句话揭示了看似荒谬的“老虎”钳制之下的底层生存困境。权力与资本双重挤压之下的底层民众丧失了个体的主体性，只能由“老虎”推动前行，“老虎”在决定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推动着叙事进程。当打虎队因为上山拍摄的导演失踪而被解散时，想依靠打虎摆脱下岗命运的刘丰收感觉被逼到了绝境。于是，他妄图通过幻化成老虎的方式挣扎出一条生路。只是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样，异化后的刘丰收再也无法回归人性。在命运洪流中挣扎与抗争，底层大众所发挥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却在抗争获取的异化成果中彻底消失，这或许隐喻着挣扎的徒劳与生命的无奈，但底层人物面对无情命运的奋力抗争本就具有超越现实的生命本体层面的重要意义。
不过，李修文不像某些五四启蒙文学局限于抽象的人性。自然，他也不像一些启蒙知识分子一样对底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将这些底层大众当作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当作自己的“江东父老”，从他们身上汲取丰沛的生命能量。李修文的“人民性”不能以抽象的人性或阶级性作为注解，他关注的是“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概如钱谷融所说的“具体的人和他的具体的行动”（13）。对人的书写并非为了实现某种先行的观念或情感的意图，而是洞穿生命的本相，表达生命的坚韧与苍凉。这种文学观念支配之下的创作实践消解了启蒙立场，回到了具体的人本身。从这个角度说，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虽然继承的是鲁迅对国民性格批判的新文学传统，但已然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反倒尽可能呈现出底层大众遭遇困境时奋起反抗的结果。
李修文并不是满足于描写权力对底层空间的宰割和人性的摧残，而是将底层苦难的叙事转换为人性修为的追求。林小莉让自己的丈夫刘丰收喝壮阳药，两人行房事之时大喊一定有老虎，人性异化的程度可见一斑。后来，她学习《楞严经》：“无有是处……住在身外……在堂不见如来。”逐渐放下了对“老虎”的执念，本性逐渐发生蜕变，魔障逐渐消除。“无有是处”“住在身外”和“在堂不见如来”，这既是对人心、本性的开解，也是作者的悲悯所在，他总是给底层世界留下一丝希望，留下一点温暖。虽然刘丰收在命运面前的挣扎是徒劳的，但最终他的儿子被转移到了南方，而他的妻子仍相信镇虎山上会有老虎，这或许给了读者一些希望。如果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小说歌颂了青年人躁动的生命活力，那么《猛虎下山》则书写了中年人坚韧的生命伟力。
中年作家李修文的文笔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而更多的是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李修文固然借助了“底层文学”俗套的叙事模式，但他文学世界的芸芸众生渺小却不卑微，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韧性和生命尊严。李修文同样赓续了启蒙文学的叙事传统，但是他拒绝对底层进行道德说教，摒弃了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启蒙姿态，而是立足民间大地，创造性地书写了“既不能逃避谎言，也不能逃避真实的人”，将这些普通的人民视为自己的“江东父老”，从中发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活力，汲取美学能量。
三
先锋意识：脱序与反抗
这里的先锋意识主要是指一种先锋精神。李修文对先锋文学的赓续不仅表现为形式和技巧的承继，更主要是在精神层面，即他对那些无法为自身提供写作动力规范的脱序和逃离，以及随之不断发生的写作空间的位移与置换。《猛虎下山》的先锋意识主要表现为传奇性和反抗性。
传奇性是指《猛虎下山》借助我国古代的传奇体小说的模式来探讨现代底层大众的人生境遇，聚焦现代的“人学命题”。《猛虎下山》的传奇性是指作者将传奇这一古典文体传统寓于现代美学谱系之中，积极回应时代的问题，感应生活的新变，做“存在的勘探者”，积极探索各类“存在”（14）。因此，《猛虎下山》赓续了中国古典传奇文体，并由此生发出更具有现实感的先锋性。
首先，虚与实并置，以虚假故事讲述真实历史。下岗和猛虎，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在权力的资源配置下，传奇性地发生关联。但是，和当下“新东北叙事”“子一代”讲述父辈的故事不同，李修文无意于对1990年代“厂史”的重新勘探，也对具体历史事件秘闻兴趣阑珊，他主要采取了一种理解、共情和平视的视角，体悟历史阵痛，觉察具体时空下人们艰难维持的尊严，进而书写挣扎于苦难的人们。李修文更关心的是“具体的人”，他在民间大地中汲取生存的能量，积极寻找新的路标。如小说中重复叙述了工业遗产文创园这一建筑，在开篇时已经异化为老虎的刘丰收，目睹了山底下炼钢厂变成工业遗产文创园的热闹景象，而在小说的第十九章，作者再次提到炼钢厂变成了工业遗产文创园，而此时的工业遗产博物馆中，刘丰收却被做成了彩塑，变成了打虎英雄。这一重复叙事使得小说有了鲜明的反讽意味，被彩塑虚构出来的英雄刘丰收与现实生活中卑微刘丰收的命运遭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之前小说所叙述的下岗、寻虎、变虎等如此重要的生计或命运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变成了可以随意涂抹、任意讲述、肆意拼贴的碎片。
其次，异化与反思，以传奇的情节折射人生的无奈。一般“底层写作”在描写底层人物遭遇各种困境时，总是不断强化绝望、惨烈的程度，当绝望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以后，往往就是个体生命毁灭，悲剧到来的时刻。这种血腥暴力的叙事俗套显然不是李修文这类具有艺术抱负的作家所追求的，他更多的是积极探索底层大众遭遇各种困境时抗争的可能性。因此，濒临下岗的刘丰收变成老虎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的异化处理，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典籍中常见的母题。如被鲁迅称之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5）的《聊斋志异》，其中就有《促织》这一名篇，小说中成名幻化为促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惨烈的社会现实对人的异化。而李修文则是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关联，进而审视人和社会本身。刘丰收变成老虎以后，既没有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也没有改变弱势的社会地位，对象征权力的红安全帽还是一如既往地噤若寒蝉。自己反倒是成了妻儿、工友围剿的“猎物”，成为“被吃”的对象。表面看来，《猛虎下山》讲述的是一个人虎博弈的俗套故事，而实际上，李修文更是指向世道人心的博弈。而这又和同城作家陈应松在《豹子最后的舞蹈》《豹》等小说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不同。
红安全帽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意象，谁的头上戴有红安全帽谁就拥有权力，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小说开篇，新来的厂长戴着红安全帽，宣布：“自即日起，所有四十岁以上，没担任过班组长以上职务的人，都在分流下岗之列。”这如同“平地一声雷”，很多家庭的命运随之改变。小说第五章开始，刘丰收偷偷试戴红安全帽，对权力欲拒还迎的态度让人心疼。而到了第七章，刘丰收与张红旗因虎皮发生正面冲突，刘丰收便“恨恨地，更是稳当地”戴上了红安全帽，“顿时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打虎队员对他毕恭毕敬、俯首称臣，在与林小莉的夫妻关系中也是威风凛凛，掌握主动，镇虎山俨然成了刘丰收独立于秩序之外的自由王国。后来刘丰收异化成老虎后，打虎队员人人一顶红安全帽，“那上百顶红安全帽，转眼之间，或奔或扑，如癫似狂，组成一片红色的波浪，再齐头并进”。没了红安全帽的刘丰收，“低着头，瑟缩着”，如同一只等待收伏的妖怪。红安全帽如同权力的面具，任何人一旦戴上就会激发出心底恶魔性的欲望，具体的人也就异化为抽象的人。与居于权力场域边缘的炉前工刘丰收不同，原本无须下岗的副班组长张红旗因与刘丰收的妻子林小莉有染被其强行拉入打虎队。张红旗和刘丰收各自在对权力的迎合及反叛的不同维度上战斗，最终以同样变成老虎的强烈而怪异的去人性化方式达成充满张力的叙事效果。在强大生命能量支撑下的对立个体，在生命多棱镜的不同面向，多维度地呈现出生命的勃勃生机，最终却殊途同归地走向悲剧的宿命。李修文通过一场人异化为虎的奇遇展开了关于时代、命运与生存的思考，在荒诞性的情节中思考了反抗的意义。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互文叙事是李修文常用的一种创作修辞，如《诗来见我》的首篇《猿与鹤》中“自尊的猿”“规训的猿”和“反抗的鹤”就是“我”不同的生命状态，而这种生命选择何尝不是一种人类多重自我的分裂？
中年遭遇失业困境的刘丰收，是就此等待命运的最终降落，还是竭尽所能与其抗争？为了工作，为了妻儿，为了有尊严地活着，刘丰收选择了后者。“寻虎—打虎—扮虎—化虎”，刘丰收经过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抗争和挣扎，可是事与愿违，结果成了妻儿和昔日工友的围猎对象。小说中刘丰收常常反省、彷徨：“折腾这些……有用吗？”“不折腾，咋办呢？”对于刘丰收来说，这简直就是天问。他在厂区、镇虎山上两个舞台之间来回折腾，而等待他的是悲剧的宿命。特别让人唏嘘不已的是，10年后，炼钢厂破产，人去楼空，“异化”成老虎的刘丰收已经变不回自己原来的样子了。20年后，废弃的炼钢厂改为了工业遗产文创园。“寻虎—打虎—扮虎—化虎”的个人遭遇似乎变得毫无意义，时间才是命运的主人。《猛虎下山》书写了面对时代变迁，个体所做的“徒劳的挣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刘丰收的故事，无非是以万物为猛虎。”李修文在小说封底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小说的艺术追求：“想写出一个人因为恐惧而制造谎言，又将谎言变成真实，最终在谎言里欲罢不能，既不能逃避谎言，也不能逃避真实的故事。”刘丰收的命运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徒劳：尽管在生命的旅途中，不断自我加戏，生命热情循环往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猛虎下山》以传奇的手法写弱者的反抗，但流露出的是人世间难以掩饰的苍凉。小说中京剧《武松打虎》的唱词反复出现：“老天何苦困英雄，叹豪杰不如蒿蓬，不承望奋云程九万里，只落得沸尘海数千重，俺武松呵，好一似浪迹浮踪，也曾遭鱼虾弄。”这种重复叙事除了缓解小说紧张密实的叙述节奏外，更主要是营造了一种悲凉的艺术氛围。因此，李敬泽才说《猛虎下山》表面上写的是《武松打虎》，实则写的是《林冲夜奔》。李修文也反复提到戏曲对自身的影响，他总能在戏曲里发现凉薄，因为“凉薄是人世的底色”。但他也指出：“如果我们不反抗，不拂袖而去，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亲手制造的生趣与生机，如果我们不能亲手制造它们，我们也将永远无法看清自己。”（16）像李修文其他的文学书写一样，《猛虎下山》肯定了反抗的意义，同时他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底层世界芸芸众生反抗命运的虚妄性。正如刘丰收在厂区、镇虎山两个舞台中来回奔波，“猛虎啸洞壑”，作为一名弱者，不甘于屈服命运就是值得彰显的生命活力和生命价值。
但是“无论是多么的徒劳，它都构成我们生存于世的主体。虽然我们常常画地为牢，可是每当面临一场场具体的战斗，我们所付出的心力，在其中所受的损耗，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展开”（17）。小说在对“猛虎”符号能指真实性的解构中，建构了其所指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物质与心灵、他者与自身等不同维度进行阐释。而刘丰收变虎事件很显然不应止于下岗危机的抗争这种表层的单向解读，也许还有反求诸己的内向追寻，包括自我的反抗，以及对于意气风发的昨日的怀想，潜藏于底层人物内心深处的力量由此物化事件而自然可观。
无论是1990年代重写古典故事、21世纪初的“爱与死三部曲”，还是新时代的《猛虎下山》，李修文总是不断颠覆各种题材的书写规范，摆脱秩序的束缚，“身经”《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和《诗来见我》等散文的“人民性”美学洗礼，将自身的写作与时代的语境、社会的遭遇紧紧结合起来，在自我和时代、社会的相互缠绕、彼此互文中发现坚忍不拔、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通过《猛虎下山》人虎博弈的“传奇”故事，李修文表达了对人性、时代和命运的思考，敏锐地发现世界的真相。他热情书写、激情铺陈底层大众强大的生命能量，表现出了鲜明的、具有现实感的先锋性。
注释：
（1）蒋肖斌：《李修文：能自己下手，就绝不旁观》，《中国青年报》2024年5月17日。
（2）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张涛编：《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第2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
（3）（7）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4）〔英〕T-S.艾略特：《叶芝：诗与诗剧》，王家新编选：《朝圣者的灵魂：抒情诗·诗剧》（叶芝文集卷一），第403页，王恩衷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5）（11）（12）阳燕、李修文：《“我们来到了痛苦的中心”——李修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6）金理：《风中的修为：论李修文<山河袈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
（8）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9）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10）〔匈牙利〕卢卡契：《现实主义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论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文艺论文选》，第1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
（1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46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李修文：《诗来见我》，第2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7）《每个人的身上都携带着史诗：李修文<猛虎下山>首发分享会实录》，引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21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