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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当代香港文化记忆——以《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出版现象为例
来源:《长江丛刊》 | 樊睿  2024年09月10日09:17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是天地图书出版社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作家选编项目之一。该项目始于2013年,得到了香港艺术发展局260万港币的支持,旨在出版具代表性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2017年9月,该系列面世,精心挑选了二十一位影响深远、代表香港本土文学特色的作家。包括金庸、梁羽生、崑南等两岸三地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涵盖了黄国彬、饶宗颐、高旅等香港本土文学巨匠。此外,现代小说家亦舒、曹聚仁、侣伦、黄庆云、罗孚、董启章、也斯、舒巷城、姚克,以及散文家刘以鬯、徐许、叶灵凤、陈实、高雄等同样拥有巨大的文学影响力,承载着香港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记忆。该选集不仅在文学界获得广泛赞誉,更在读者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选集》总编辑孙立川在2018年的计划总结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编纂这套书的过程。起初他非常担心会面临亏本的局面,但得到了关心香港文学的董事长陈松龄的全力支持。天地图书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及编委会,其中的成员涵盖两岸三地,包括刘以鬯、郑培凯、陈国球、许子东这几位香港作家及文学教授,以及来自上海的陈思和及活跃台港两地的钟玲。这个选集的出现成为香港文学当代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本文旨在透过《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揭示香港文学的多样性和重要性。

一、作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香港文学”

香港的文学传统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是作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香港文学”。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有人认为香港缺乏文学成就,甚至称之为“文学沙漠”,但考虑到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香港的文学传统在流通性、交流性和都市性方面呈现出突出特点,这为其文学独特性的塑造提供了基础。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商业环境和作家的流动性。一方面,香港的都市商业环境直接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行为。直到1980年末,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开始给予作家支援,并强化报纸杂志的文艺面。在此之前,大多数作家缺乏政府或公共机构的支持,稿酬有限,因此只有少数作家能够以写作为生。出版社主要考虑商业利益,因此他们的作品通常发表在报纸上,而不是文学杂志或书籍上。这种情况迫使作家写出迅速吸引读者注意的文章,而不是深度探讨历史和政治问题。小说家西西在仅能供人转身的狭窄的洗手间内写作,还有很多作家在市立图书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完成他们的作品,有的人甚至在快餐店里写他们的连载小说或框框杂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都市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这通常被称为“快餐文学”。另一方面,香港作家的流动性与中国内地有显著不同。许多作家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居住或者来自外地,这使他们的作品展现出对中国和全球问题的关注。这种流动性也反映在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上,不同背景的作家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学元素。香港文学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影响,而且积极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涵盖了文学主题、技巧、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交流。香港文学的特点在于它融合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元素。此外,香港文学的独特性还体现在通俗文学的数量远远超过严肃文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科幻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主导了香港文学市场。根据黄维梁的调査,在香港销路好或者有代表性的13份日晚报中,一共有接近400个的专栏,其中90个是小说栏目,大多数是长篇小说连载,余下来的约310个则是各式各类的框框杂文。

如何定义“香港作家”,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黄维梁将香港文学定义为“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但实际上要深入探讨并不简单。受到香港特殊环境的影响,作家们来自不同地方,在不同地点发表文学作品。刘以鬯提出以在香港居住的最短时间为标准,例如在香港居住七年以上,曾出版最少一册文学作品或经常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包括评论与翻译的作家都被视为香港作家。黄维梁则提出了更具弹性的定义,认为只要作家为香港社会文化做出贡献,无论其居住时间长短,都应被视为香港的骄傲。但这一观点存在一些缺陷,可能会包括在香港出生但主要在外地生活和发表作品的作家,甚至在外地出生并在香港发表少量作品的作家。还有人提出了是否具备“香港特征”的作品作为定义的标准,即作品是否反映香港人的生活和意识。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因其历史地理原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范畴具有相对性,因此,对香港文学这一范畴的界定要视其具体讨论语境而定。《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诞生则为香港文学的特性与范畴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路径。

二、《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出版历程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出版发行是香港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作家选编纂工作。编委会选出了二十一位在两岸三地具有影响力,又能明显代表香港本土文学特色的作家。这套选集强调了香港不是文学沙漠,而是文学绿洲,从实际上说明香港文学在华人文化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确定将哪些香港作家纳入该计划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尽管自“二战”以来,香港涌现出数百位杰出作家,但由于项目资金的局限,编委会只能通过讨论,列出了二十一位作家的名单。他们主要考虑要在两岸三地均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明显代表香港本土文学特色的实力派作家,而且更侧重于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此外,仅将香港视为创作本土的作家才被选入,不包括曾在香港生活但没有以香港为归属地的作家,如张爱玲、萧红、余光中、林太乙、施叔青等。这套作品选集展现了香港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百花齐放,不仅包括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和梁羽生、翻译家陈实、都市文学作家亦舒、戏剧家姚克等不同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同时也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香港作家,既有依旧为年轻人所熟悉的作家,也有可能已经不为年轻一代所熟知的老一代作家。《选集》总编辑孙立川博士希望这套书能够帮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家,认识到香港文学的丰富多彩。

这套书遵循非常严格的学术标准,每卷都配备了专业导读,经过顾问委员会的审查和修改意见,可以让外地和国外的香港文学研究者更好地了解香港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同时,它也是为了保存、记录香港的特色和文化内涵,甚至拯救香港的中国文学。主编黄维梁教授表示,这套书是多年努力的成果,虽然二十一位作家的选择一定有主观性,但其重要性在于向人们展示香港拥有丰富的文学历史,值得我们研究和书写。而《香港文学》总编辑蔡益怀博士也指出,由于香港文学资料的稀缺,迄今尚无人撰写完整的香港文学史。因此,他提出了出版香港作家经典作品集的计划,强调香港文学不可脱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三、编辑艺术:浮出香港文学史地表的翻译文学

在香港文学选集中平衡文学价值和稀有性是编辑艺术的魅力所在。总编辑孙立川博士表示,编辑工作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选集的文学范围和文化多元性上,还表现在面对不同作家作品时,编辑团队必须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选择独特而有代表性的作品,以确保作家的更多面都在选集中得到适当的展示。这个挑战在金庸、梁羽生和也斯等作家的选集中愈加显著,因他们的作品或已广泛传播、或家喻户晓。编辑团队必须巧妙策划,例如,在金庸的选集中精挑细选以确保其代表性不缺失,所以最后收录的小说是《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散文《月云》,而把更多篇幅留给了原本是分散出版的社论、政论、专栏、诗词、翻译以及学术作品,还原了金庸文学的更多维度。在编辑《也斯卷》时,为了更好地呈现其诗作,特别在版面上做出调整,腾出更多空间来收录众多代表性诗作,展示其文学成就。这不仅关乎编辑的专业抉择,还反映了对文学传承的责任,使香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得以精准呈现,映照出文化交融的丰富内涵。

编辑团队充分重视翻译文学,并将之视为体现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的代表。翻译作为中国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融通的前沿阵地,《选集》中的翻译文学正是这样一个跨文化语境中的微观个案。这一点不仅在收录方式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凸显香港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辑团队精心收录了作家们的翻译作品,并特意将他们的翻译代表作整合成一个独立类别,使之与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其他类型平行呈现。例如崑南卷、黄国彬卷以及金庸卷等都出现了翻译作为单独的分类,其中崑南卷收录了19篇之多。这种区分清晰的方式展示了编辑团队对文学多样性的尊重,并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文学体验。香港作家通过翻译文学不仅将外来文学融入本土,还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他们将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创造了跨文化融通的文学作品。这种独特结合不仅注入了香港文学新的创新力量,也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翻译文学成为连接中外文学的桥梁,为香港文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展示了作家对外来文学的吸收和本土元素的独立表达。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融入了西方文学的部分理念,更通过深刻的本土创造,为作品注入了独有的香港地方气息。

对翻译文学的重视体现了香港作为多元文化交流地带的重要地位。此交流不仅限于文学借鉴,更融合不同文明,使香港文学更具独特性。香港作家丰富的生活经历,包括外来思想的探索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使其作品内涵丰富,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思路。编辑团队将翻译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类别,凸显香港作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丰富了作品集层次,引发了对香港文学在全球舞台上独特贡献的关注。

四、作为香港当代文学记忆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是对香港中国文学的保护与记录,这套文学作品集的编辑主线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每一卷都由专业学者亲自撰写导读,涵盖了各卷作品的特色,并深入挖掘了作者的生活经历。这一设计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全面和深刻的阅读体验。导读本身也融入了浓厚的文学氛围,独立阅读时堪称具有文学欣赏价值。以《亦舒卷》为例,导读《还有——》由著名文学研究专家陈惠英撰写。通过七个小标题中六次巧妙运用“还有”等关键词,巧妙串联,深入解读亦舒的文学世界,展现了高质量导读的独特魅力,是专业研究的巅峰之作。

该选集非常重视副文本,包括作家的手稿照片以及展示作家生活和重要历史时刻的片段,这些副文本提供了史料的真实面貌。每一卷附有的作家手稿照片不仅是对文学创作过程的珍贵记录,更是直观了解对作家创作风格和思考过程。手稿照片的收录使读者能够近距离感受作家的创作氛围,从字体和风格感受作家的性格,深入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过程性。

此外,这套作品集还包括一系列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例如《侣伦卷》展示了其作品《伏尔加船夫》在1929年《北新》初刊的发表、侣伦赠送《红茶》予鸥外鸥及赠言等,《高雄卷》展示了1946年后一报界宴会的合照,《崑南卷》展示了《星岛日报》学友旅行队的合照。这一设计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作家的多面性,也将文学作品融入了时代的背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所处的历史的微观环境与体验,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电子化创作的普及,香港文学资料的稀缺性逐渐显现,这也使得收集和呈现作家手稿、历史照片等实物资料变得尤为重要,这些工作在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历史资料的同时也为学术研究和文学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