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对于海洋的书写有待深入，对于因海而建、靠海而兴的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的书写也多停留在道听途说，阿占的《后海》为此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文学凭据。

以《制琴记》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阿占，在她的中篇小说《后海》里，再一次用新的创作转向，用蘸满城愁的笔墨，为她土生土长的青岛这座岛城立传。

建制百年有余的青岛发展到2024年，城市版图已然不再是昔日的小渔村，想要书写这个博大的空间和这条绵长的海岸线上的人与事，绝非易事。但阿占另辟蹊径，巧妙选取大青岛里的城市一隅，固执且虔诚地书写着她心中的“老城”。而在老城里，以团岛岬角为界，老青岛人以此来分化前海和后海，同时也区分了不同城市空间的人情风俗和时代景致。除却地理位置的不同，作家借助前来“晒海”和“玩海”的“老家伙们”的口道出了后海区别于前海不一样的历史文化景观，后海灰蒙粗粝的滩涂上是制造业工厂，用来供养着前海的那一片蓝。阿占用放置在小说开头的“楔子”，将她要书写的典型环境呈现在读者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阿占笔下的“老城”不是扁平的。她竭力在空间上让“老城”更加包罗万象，她写这里中西合璧的建筑、美味纷繁的饮食，甚或别具一格的音乐，甚至具体到制作乐器的匠人、古意侠气的客栈老板、敞亮勤劳的饺子店老板、粗砺沧桑的渔把式、还有失意浪荡的游客们。《后海》的主人公谷子就是作家在平凡的普通人中巧妙选取的一员，他被设计成这个城市的代言人。他在后海出生成长，天生是游泳的料，因此学习游泳从而会“玩海”；他崇拜拳击手大漠，因此拜师学艺从而一生“狭义”。作家赋予了谷子这两项技能，经由人性的光辉折射，谷子的命运齿轮由此便随着时代的大潮开始转动，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闪闪发光的人。这便是阿占独辟蹊径选取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围绕在谷子身边的人和事，也是书写这个城市、这段历史不可避免的片段和线索。冯父、冯母、大元……无一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勤劳朴实的工人阶级的缩影，他们跟随着作家的笔，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中浮潜，人物形象愈渐生动，共同构建着一段宏观城市里的微观历史。

但随着城镇化的进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愈加深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阿占对于岛城后海的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进行文学书写显得正当其时。从另一维度上说，海洋文学面对厚重的乡土文学显得势单力薄，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对于因海而建、靠海而兴的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也仅停留在道听途说，阿占的文本为此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文学凭据。

在阿占笔下，蓝色的滨海之城，和土色的乡村一样，接受着时代历史的洗礼，这里的人们在城市变迁的历程中经历着同样的矛盾和困惑，也见证着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发展。后海的制造业一度兴盛，后海的独特工厂景观正是经由作家之手呈现在读者眼前，后海的工人们在厂里工作、生活，甚至洗澡、理发都可以在这里一并完成，那一片欣欣向荣的工业景观是多少人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好记忆；时代的突变也带来了后海市民生活重心的转移，谷子也是在那个时候来到前海谋生。“后海谷子”凭借自身习得的手艺，很快融入到前海的新业态，做起了海上观光旅游,也借助大海的馈赠和自己的本事做新鲜的海货烧烤。此时此刻，作家的笔墨更多地给了在前海谋生的市民们，庙堂江湖都吃得开的聪明人“刺鲅”，大海边卖苞米、卖贝壳的底层女人，还有靠“杀街”宰客的小吃店老板们……他们的故事可能并不光彩甚至上不了台面，但在阿占的笔下都为他们留下了一席之地，城市的发展变迁、扩容增大、从野蛮到文明，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过。

新时期文学以来，建构长篇小说大多采用的叙事策略即是地域叙事，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也曾在文艺创作的“三因素”中提及环境对作家的精神乃至创作的影响。青岛是阿占的原乡，这里的一切，人文的抑或历史的环境自然在作家的心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记，也成了作家创作叙事的源动力。相较于较常见的小说的地域叙事模式，阿占除了忠实地描绘故乡的优美自然风光、如实地展现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工业图景外，更加微妙的是其借助于谷子的大家族及其周遭人物的际遇从而辐射全国乃至全世界而成的叙事模式，例如与厂医私奔到广东的二跃，驻守福建海岛的四学，南京城里读书求学的小季，甚至还有全世界航行的远洋船员和沦落至巴黎红灯区的赵既白。尽管与青岛地区的翔实叙事相比，其他地域的描述和展现都随着人物的命运一闪而过，但也提供了一种“以点及面”的地域叙事范例。

《后海》采用放大后的地域叙事和解构后的家族叙事策略，截取了漫长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段，勾勒了一幅海洋城市中的生活图景，这其中关涉到的种种波澜壮阔的时代命运、城与人的相互映照，乃至命运简史里侠义古朴、重情重义的人性光辉和家国情怀，都让文本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升华。基于以上种种，期待阿占勾连铺陈更大时空的故事内容，用更有难度的长篇小说体裁来复活百年青岛的历史文化风貌，为新时代岛城文学增添更厚重的一抹蓝色。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