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与超越 ——评《收获》2024“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为何青年进入社会后仍然无法脱离学生时代的思维和感受方式？为何现实中的困境往往都能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或原型？这些不仅是青年群体进入社会后的普遍遭遇，也是他们对待问题常用的分析和表达方式。
《收获》2024“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共刊登了八篇小说，分别是《鹃漪》《吃黄昏》《夹竹桃有毒》《爆破游戏》《猎人之死》《拘鼠术》《七伤拳》和《工作狂博物馆》。它们看似内容千差万别，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成长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为何青年进入社会后仍然无法脱离学生时代的思维和感受方式？为何现实中的困境往往都能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或原型？这些不仅是青年群体进入社会后的普遍遭遇，也是他们对待问题常用的分析和表达方式。这个青年作家群正是以写作的方式汇入了当下青年的自我言说潮流之中，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不足都十分具有代表性。
学校教育下的“好学生心态”
如今，越来越多青年能够有意识地分析自我的困境，他们往往将进入社会后的许多挫折归结为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好学生心态”导致的后果。这种心态的代表特点是：讨好型人格、不会拒绝、高度服从、过度反思。其中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重视甚至只能接受正向反馈，恐惧失误。
而问题是，社会比起学校而言，“好”的评判标准虽然存在但更加模糊，“好学生”会因为迷茫和失衡而调动起全身的情绪和心理能量去讨好一切可能的评价体系，在持续性的“失焦的讨好”下心理崩溃。《吃黄昏》中美琪没有为婚姻生活创造新的语法，选择复制粘贴“好学生”的身份规则，精确到苛刻的“做饭”就是她长久的讨好方式。一道关联了家乡技艺与记忆的“作业”——炖蛋造成的悲剧后果，不过是压倒美琪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积攒“崩溃”的整个过程中，美琪从未表达过愤怒。这并非个例，纵观这组小说所有作品的主人公，他们都在愤怒方面具有“心理残疾”。比如，《夹竹桃有毒》中的女儿阿敏，面对母亲的含泪倾诉，要么沉默要么镇定的反应就是对情绪的回避和掩盖。《七伤拳》结尾高潮中，“我”面对继弟激烈且愤怒的言语控诉，选择将大段的辩白埋没在心声中，而非以言语的形式诉诸于口。《猎人之死》中“我”面对暧昧对象江媛的不告而别并未愤怒，反而用猎人之死的多重可能性为江媛的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
心理学家崔应龙认为：“表达愤怒是摆脱‘好学生心态’的第一步。”接受让自己不适的情绪，将它带到可以表达的位置，再得到对方的理解和反馈，如此才算一个完整的过程，人才能习得新的模式和能力，心理才会完成一次更新。
因此，“愤怒”的无能和“好学生心态”之间就构成了双向构建的负面性循环结构。愤怒、争吵的缺失让青年难以更新思维和表达能力，加固了他们对“好学生心态”心理模式的依赖，而“好学生心态”反过来又导致了他们难以跳出“好学生”的交往规则，“讨好”的欲望压制了表达和发泄愤怒的能力。因而，作品中的青年们尽管已然“成年”进入社会，但他们却仿佛困在了“未成年”的学生时代里，用“学校”理解“社会”，用“好学生”理解自己。不再是“学校是个小社会”，而变成“社会是个大学校”。
“家庭”、“童年”的复现
在青年遭遇现实困境时，除了将原因归结为“学校教育”的副作用，“家庭教育”和童年的相关记忆也往往被认为与当下境遇有着强 关联。《夹竹桃有毒》《七伤拳》将“代际和解”、“童年创伤”作为主题，《爆破游戏》《猎人之死》将现实困境溯源为童年经历，《吃黄昏》《工作狂博物馆》侧面处理“原生家庭”问题。总的来说，“家庭”“童年”成为了青年创作中的公约数。
不过，重点不在于罗列创作中的表现，而应该去追问，为何当代青年创作都无法绕过“家庭”“童年”这些环节？他们又是如何言说的？
事实上，自五四始，青年成长主题就与“家庭”构成了关联。“离家出走”成为了新青年确认主体、追求自由的一个经典姿势。但是发展到当下，“家庭”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它既是要被批判的对象，青年早已能够识别和言说“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童年创伤”；但它同时还是温馨的精神原乡，给予青年面对当下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这两个矛盾的面向共同交织在“家庭”之上。
所以，青年既无法真正“出走”也做不到完全“回归”，这在创作中就呈现为了“怀旧”和回顾的姿态。因此，“童年”“家乡”“家庭”这三个词汇在青年创作中往往都可以同义互换，《夹竹桃有毒》就是这一点的典型代表。而主人公“想象性回乡”的方式，也往往以“做梦”的形式展开，《鹃漪》中花末在梦中编织理想的“家园”来摆脱现实，《夹竹桃有毒》中阿敏在梦中重返童年。“梦”为青年跳跃于现实与过去的双重视点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整体的倾向下，“回顾性视角”成为了青年作者最常用的叙述视角，《吃黄昏》《夹竹桃有毒》《爆破游戏》《七伤拳》《拘鼠术》都是如此。这种“默契”十分值得注意，这或许代表了当代青年看待成长经历、家庭甚至是社会的一个典型视角——将目光放在回顾过去而非展望未来。《爆破游戏》中叙述者无数次试图重返和言说“过去”，但最终却只能说“我还是没能带你们回到那个普通的有夕阳的傍晚”。这些都象征了当下青年对“家庭”“童年”的经典心理——“回顾”的欲望与“抵达”的困难矛盾交织，青年们只能在无数次“回顾”中无限逼近那个梦之场所，但是最终却难以真正“抵达”。
作为参照物的“过去”
那么，青年为何要频频回望过去？未来对与他们而言为何失去了感召力？这些或许和“原因论”的思维习惯有关。
面对当下的困难或挫折，青年习惯于调出“过去"这个参照物：要么将当下的某些困境指认为历史问题的遗留（《爆破游戏》《拘鼠术》《夹竹桃有毒》《七伤拳》），要么希望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力量（《吃黄昏》《猎人之死》）。这两种处理方式背后，其实都是“原因论”的逻辑——从过去寻找造就当下的“因”。
因此，童年、记忆变得尤为重要，它们成为塑造“主体”的“初始代码”，之后的人生观或重大抉择都会有它们的影子。“童年创伤”、“原生家庭”都是这一思维方式下的常用概念，并且已经成为了当代青年分析自我、言说自我的常用抓手，这组小说中的集体“复古”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这组小说也汇入了当下青年创作的复古潮流中，即使是作为科幻 的《鹃漪》和《工作狂 博物馆》，也都展现出“过去”的痕迹。罗雅琳在《“复魅90年代”：从历史荒原到审美空间》中提出，当下对上世纪90年代的“复魅”潮流，“是在明白各种现成观念的不可靠之后对于全球化初期和现代性早期各种美好允诺的回忆，但在历史的荒原中寻找新路或许应是更为重要的工作。”
这次专辑中的青年作家们，他们的记忆大多同样根植于上世纪90年代的土壤。青年群体共同分享的时代“考题”或许也就在这里，他们似乎面临着一种思维挑战。如果过快地接受了原因论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线性的联系，而没有对现实和自身进行审慎的、严肃的思考和辨析，那么作为“成年人”的青年主体就会始终难以绕过童年、历史的框架，去思考和赋形当下，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建构未来、“寻找新路”的力量。
如果沉溺于追忆过去，未来将会无限推迟。在完成对历史的整理后，青年亟需寻找更加恰切的言说方式，更新看待自我和社会的视角，重新激发现实与未来的活力。这不仅是对现实的一次深刻激活，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