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当我尝试谈论“今天的文学还可以如何破圈”这个话题时，我才想起自己和文学的“非典型”关系——虽然有着七年的文学专业学习背景，但从我有创作意识开始，我投入最多时间与精力的，却是戏剧编导创排、非虚构写作、文化采访和游戏策划。我由此也时常显得像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或者“闯入者”。这似乎也造成了我在创作和工作里时时能触碰到一种“矛盾”。因为工作和创作领域的宽泛，我并不是也不能成为“文学圈”“戏剧圈”或“媒体圈”等任何“圈内人”。但我工作和尝试创作的领域，却无一不和文学、文字相关。因此，对于具体创作者而言，真的存在一个封闭的“文学圈”吗？
事实上，所有关心文学，并尝试创作和谈论文学的人，或许都曾多少感受过类似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创作、发表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在影视作品、各种短视频甚至是段子表达里，作为情节、叙事、比喻、符号甚至文案本身的文学，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这也让谈论文学变得日益复杂，如果不在文学前加上系列限定的条件，似乎就很难准确表达与之相关的问题和感受。那么，文学破圈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不同维度替换成类似的问题，比如：作为书籍的文学，要如何在掌上设备如此便捷和普及的情况下争夺大众的注意力？作为承载巨大责任与使命的严肃文学，要如何渗透到更广阔的读者群中发挥作用？
对于这些问题，出版发行人员可能需要把它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宣传方案。但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应该去思考和实践的，或许始终都只有一个：如何在写作中兼顾个人性与公共性。由此，我想到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公共性”。“把自己作为方法”这句话出自人类学学者项飙，也是他在2020年出版的谈话录的书名。在那本书里，他用“把自己作为方法”解释了他个人的研究动机，以及在当下“找到自己”的维度和方法。
人类学和文学的关注点固然有差别，但我想，项飙在书中谈到的“如何提出真问题”“如何在混乱中安放自己并创造性建设个人世界”“如何逃脱固有规则想象新可能性”等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将之平移至文学创作中去，从创作主题、审美风格和传播范围等维度，回应创作者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文学创作往往是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但它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它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在创作中置入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的主题？如何在面向个人写作的同时面向公众写作？
事实上，在我个人的学习经验里，我是接触了媒体写作训练和更综合的艺术的训练后，才对创作产生了“公共性”维度的思考。此前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更像是一种基于文学史的评价，对没有社会经验的我来说，如果严肃写作的决心不能呈现宏大历史、不能书写人性幽深、不能进行笔触犀利又具洞察力的时代批判，我的写作似乎就是一种“次等主题”。但如今的我再回顾当时的“非次等主题”书写，却强烈感受到一种小孩在学大人说话的老气。虽然我创作的故事都来自当下，但主人公时常就像两个天外之人，他们有经典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遍的“典型形象”的影子，但其实都没有时代发展痕迹和基于时下生活经验而生发出的不同困境。故事中的各种转折和戏剧冲突虽取材自真实的记忆，却都没有来自强烈情感外的具体着力点，更接近两团没有形状的情感冲动。
上述的问题固然可以靠实地调研、访谈和搜寻资料，或就是时间增长带来的经验累积所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创作都要等到完全准备好那天才动笔。而且，作为创作者而不是社会观察评论员，我们也不可能及时对所有社会热点或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进行高效创作。但我相信所有创作者内心都有个强烈的创作母题，它会像乌云一样凝视着我们的创作欲望，它关乎我们的敏感以及生命里曾体验过的强烈情感冲突，它更关乎我们如何成为自己。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个体的不同和风格的差异，所有创作者和读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这既是在说我们处于同一个历史中，也是在说我们处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我们能从乡村/都市、男性/女性、北方/南方等不同身份特征里，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并身处于无数重叠又相离的分区里。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上述的每个维度都可以关联起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引申出无数人关注的议题。诚然，没有人擅长讨论所有社会议题，创作者也不该把“热点”作为写作出发点。但如果我们在意并总愿尝试解释自己的处境，我们才能为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找到他们真实的存在的依据，我们也才有呼唤更多读者的底气，我们在故事写成时才有资格说这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写作，因为一定会有其他人从中洞见自己。
如果我们将上述感受和豆瓣热门新书榜单结合，或许会有更具体的理解。就文学作品来说，除了已成名的大家和经典文学，容易被注意到的新作家作品，大多带有话题性。这至少说明，读者还是会被和他们更有关联的故事所吸引。因此，作为创作者，我们只有明确公共性和写作的联系，才能往下探讨如何让创作产生更大影响力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我们只能坚持诚实地生活、写作并继续雕塑我们最想写的那朵云，在它变成暴雨倾盆而下前，把生活和心态都维持在能持续创作的状态。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