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下山》：一部时代寓言之书
3月31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围绕作家李修文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以“共读”方式探讨文学如何表现时代、书写个人心灵、创造性转化传统叙事资源等话题。活动由中文学院青年教师林培源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朱沛杰、林洛合担任评议人。
“创意写作联合课堂”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创设的系列教学实践课，旨在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训练细读文本能力、培养创意写作才能、开拓文学视野、提升人文素养的综合性平台。
“变形”与现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林培源：大家好！今天是广外中文学院“创业写作课堂”读书会首期活动，我们邀请7名本科生和2名硕士生，读的是李修文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花城》2024年第1期），作为一部聚焦于上世纪工厂体制、下岗工人的小说，《猛虎下山》有着迅疾的叙述节奏、巨大的戏剧张力，对复杂的世相人心深度剖析，是李修文的转型之作，一部时代的寓言之书。这是一部“动”的小说，人物一直在“行走”，这点尤其体现在刘丰收上山找老虎、组织打虎队的情节上面。故事并不复杂：1999年，炼钢厂预备下岗分流，此时传言附近的镇虎山上出现了老虎。为了不被下岗，以刘丰收为首的工人们组建了打虎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荒诞又残酷的事件。小说中打虎和和下岗相互捆绑、彼此交融，成为驱动叙事前行的力量，《猛虎下山》也由此折射了社会变迁、扣动了时代的心弦。针对这部作品，我提炼出三个关键词：变形、表演和重复。当然，它们只能涵盖小说的部分内涵。
首先来看“变形”。我们知道，东西方文学中“变形”由来已久，比如卡夫卡《变形记》，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蒲松龄的《促织》，主人公成名的儿子变成蟋蟀；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主人公经历六道轮回变成动物。《猛虎下山》写的是人变成老虎的寓言，这里的“变形”有什么独特之处？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问题涉及现实主义的复杂面向，包括现实与荒诞的关系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戈多”作为一个形象和符号，拥有丰富的解释空间，在贝克特笔下戈多最后没有来。而《猛虎下山》里的刘丰收们也一直在等待和寻找，但真正的老虎始终没有现身，反而是人化作老虎。我们先请何韵菲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何韵菲：关于人虎变的独特之处，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卡夫卡的《变形记》，而是中国古代的“庄周梦蝶”，“蝴蝶是我，我是蝴蝶”，而小说的主角刘丰收也变成了一只老虎，我就想到了两者的类比。庄周梦蝶给人一种虚幻感，这种魔幻现实也是《猛虎下山》的基调。庄周由梦蝶引发了人生的思考，刘丰收变成老虎，或许也是一种人生命运的暗示，让读者去体会底层工人的人生困境。其次，我觉得人变虎这个情节有悲哀的情绪在里面。因为小说开头人人喊打老虎，最后刘丰收变成了老虎，张红旗也假扮老虎，最后疯魔。就是人人想要去做打虎的武松，但最后都成了老虎，有一种被同化的悲哀。
林培源：韵菲联系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其实《猛虎下山》不乏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借鉴，比如写到厂业余剧团表演京剧《武松打虎》给打虎队助威，里面的硫化车间副主任张红旗十几年来一直在扮演武松，小说因此穿插许多京剧唱段。这部小说短句居多，节奏很快，我想是和作者受《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影响是有关的。这么看来，小说背后有一个潜文本——“武松打虎”的典故，二者形成互文，但被赋予了新的意涵。韵菲刚才也谈到，每个人都想成为打虎的武松，能否成为武松关系到会不会下岗，最后谁也没有成为武松。当然，小说最后走向了一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工厂解散了，工人被遣散到了南方，只有刘丰收一个人留在山上，孤独地过了二十年。小说的叙述采用的就是变成老虎的刘丰收回首过去的视角。接下来请胡星发言。
胡星：李修文老师在新书分享会上对“徒劳”一词的解读令我印象深刻，我想要从这个词为切入点，来真正理解这篇小说的内涵。提起徒劳，我最先会想到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被惩罚永远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待到巨石从山的另一边滚下，然后周而复始，不停劳动。我在小说中读到了类似的情节，第十章有一段话这么写：“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几天之前的刘丰收了，而是变回了打虎队成立之前，第一回摸着黑上山的刘丰收”，刘丰收因为弄丢了上山拍摄的导演，打虎队被解散。他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已经被堵死，被迫下岗。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维持打虎队的存续，这使他陷入了极深的折磨和焦虑之中。“反倒是我，哪里还有什么退路？”为了生存，刘丰收只能选择相信镇虎山上一定有老虎。现实的苦难和排挤导致了刘丰收精神的病态。“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马忠说出的这句话早已烙印在刘丰收脑中，在绝望中，他自己异化成了老虎。如同卡夫卡《变形计》中的主人公一样，刘丰收异化之后也无法回归人性，他试图脱掉身上的虎皮、强迫自己不去捕食活物、在幻觉中劝阻从前的自己……多次摆脱异化的挣扎全都以失败告终，这是他徒劳的反抗，是他悲剧的命运。直到故事最后，令人唏嘘的是整座炼钢厂早已人去楼空，所有的真实的历史都被时间掩埋，留下的只是用于宣传功绩的遗产博物馆。我觉得刘丰收异化的情节，象征着时代洪流的碾压对人本性的扭曲，而其不幸的结局则可能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愚昧。
但同时我觉得，李修文老师也并没有让这个故事完全绝望。虽然刘丰收在命运面前的挣扎是徒劳的，但最终他的儿子被转移到了南方，而他的妻子仍相信镇虎山上会有老虎，这或许给了读者希望。就像刚才提到的西西弗斯，加缪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是：“西西弗斯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这也是我觉得李修文老师在文章最后想告诉我们的，虽然刘丰收是进行徒劳的反抗，但也留下了一种迎接新生的希望和期盼。这是我的分享。
林培源：谢谢胡星。这让我想起鲁迅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猛虎下山》写个体面对时代和自己命运所作的“徒劳的挣扎”，它的“不完美的大团圆”结局很值得我们思考。
何韵菲：对。说到结局，我觉得最后一段说镇虎山上的春天，开花看上去是很美好的东西，但其实它是以乐景衬哀情吧，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比如说刘丰收他回到老虎的阵营，那一段好像是他的幻觉，其实是在暗示他将要死去。前面也说了，他有75岁阳寿，刚好到这一段，他的阳寿与前面提到的一致，然后就这样死了。所以我觉得，春天看上去很美好，其实更加衬托了悲哀。
林培源：这个问题，其他同学有没有别的想法？
唐函熙：我对于老虎的异化和结局有点疑惑。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第一人称，我总觉得作者有一点自传的意味在里面。小说的感情很纯净很微妙，作者可能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觉得异化为老虎和成为人不是两个极端，我甚至觉得刘丰收有点向往成为老虎。他只是不想成为既不是老虎，为人又很孬种的懦夫。他对红安全帽、编制或者说权力地位的追求，折射了某种国民性。其次是张红旗，我是蛮喜欢的，他身上有一股劲儿在，是个很好看的人物。刘丰收在故事开头是被他碾压了。后面我看到刘丰收变成老虎，确实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日子。但我发现对于真正的老虎他是抱有一种向往的态度的。尤其是他听到虎啸声，他那种要去追寻老虎的幻想。不管是不是真的，虎啸在他处于绝境时把他救了下来，醒来之后他就感觉自己升华了，“我真的成为老虎了，我被肯定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对刘丰收来说，一方面他作为人最后和自己的家人告别了，另一方面，隔了二十年，他重新听到了虎啸，就感觉到自己重新被肯定和接纳了。
林培源：这部小说是否有自传色彩另当别论。从小说本身来看，作者的确对笔下人物投入了很深的情感。高潮部分写到满山遍野的虎啸、刘丰收幻觉中的红安全帽，都令人印象深刻。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叙事道具就是虎皮。穿过虎皮的人有张红旗和刘丰收，但二者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张红旗摔下悬崖，受伤住院，而刘丰收却变成了老虎。在刘丰收眼里，安全帽象征权力，虎皮象征某种形而上的生命“强力”。有趣的是，变成老虎后刘丰收依然恐惧安全帽，其背后折射的是工厂体制、权力等级对人的异化。我想起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吕丽萍扮演的第一代工厂女工提着输液吊瓶在工厂行走的场景。
朱沛杰：胡星同学认为，刘丰收的儿子去了南方预示着一种希望。但我认为，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绝望。为什么？因为是否有机会去南方，取决于刘丰收是不是去打了老虎。当人能否获得工作、生存机会，不是靠努力、劳动，而是靠与老虎以命相搏，是一种绝望甚至于荒谬的状况。一个好的社会和体制，不应该让人以命相搏，去求得生存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情节来看，你可以说看见了希望，但也可能有一种更深的绝望藏于其中。当然，这个理解可能有失偏颇，仅供参考交流。
胡星：我是这么想的，我将刘丰收儿子前期与后期进行了对比。刘丰收起初是打虎队的队长，被解职之后，他儿子也去参加了打虎队。我认为，如果故事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就是一种绝望，刘丰收儿子步了自己的后尘，继续打老虎，继续异化成老虎。如果他的儿子一直留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一种轮回，一种宿命感，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世界对他的吞噬。但是作者写他的儿子被调往了南方，去进行一个新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前面我假设的的某种家族命运的延续性，从这里出现了转机和新生的可能性。他的儿子离开了这个地方，所以他有了一种新的希望。
朱沛杰：是的，我认为你的理解和分析特别在理。我再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去南方”是一种环境的变化，而决定命运是否改变的，可能更在于观念的转变。南方作为一个新的地域，也有新的“老虎”，悲剧也可能重蹈覆辙。刘丰收妻子对于老虎的执念，说明她可能还沉浸在“有老虎——打老虎——牺牲——得到优待”的观念中无法自拔，仍是觉得生存机会的获得、甚至人生的价值在于与老虎的以命相搏，那可能也会造成新的悲剧。但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南方”在文中作为一种希望的象征，机会多，新观念也多，说不定他们去到南方之后，可以得到新的观念，从而实现真正的改变。
胡星：关于刘丰收妻子，我觉得作者在最后可能隐含了一点小的改变，比如她说《楞严经》，说“无有是处……住在身外……在堂不见如来”，可能就是在暗示，林小莉学习了楞严经之后，也许她在未来会把自己对老虎的执念慢慢消解。刘丰收说：“你得好好念经，只要念下去，总会有人对你说明白什么是‘在堂不见如来。’”我理解的《楞严经》这段话是在对人心、本性进行解剖和追问。所以我认为，林小莉可能在以后会慢慢将自己对老虎的执念消解，从而迎接一个新生，所以我想这是作者的一种温情所在，给他留下了一种隐藏着的希望。
朱沛杰：胡星说得特别好，很多时候现实没有路走，就必须往宗教、往一点神秘的维度去解释，不然真的找不到出路，这也是一种希望的寄托吧。
唐函熙：但结局里面还是在说，哪怕还是找不到老虎，他其实只是稍微温情一点地，继续去按照这条路子往下走。
林培源：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这部作品用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来讲故事，其中投射了作者对时代和人性的批判性思考，写出了刘丰收的绝望和对希望的寻找。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对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是营造了一种悲戚又超拔的氛围结束故事，如果硬要在结尾提供一个“答案”或者指明人物的出路，那么这部小说就没办法真正“结束”。从这里反观刘丰收所谓的希望，背后是人和命运、时代的扭结的关系。关于小说的结局，先谈到这里吧。
许越：我想分享关于“徒劳”的价值。在我看来，刘丰收有点“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当时，人们面临下岗的浪潮，是很难接受自己要下岗这个事实的。于是可以看到刘丰收在里面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逃避，而这种逃避总是徒劳的。
他在文中有用白头发假装老虎毛，设计争夺老虎皮等行为，很多都是很徒劳的。但是在他这种画地为牢的行为中，我一直感觉到他没有绝望的那一刻，他没有自暴自弃，一直都对各种刺激做出很强势的反应。比如刘丰收受了妻子的刺激，会去报名参加打虎队，然后他还去图书馆，看关于团队管理的书。所以他一直都是很徒劳，但是又很努力地活着。
我当时看了李修文老师的创作谈，有人说了鲁迅先生那句“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当时我不懂，觉得鲁迅先生一直写像祥林嫂这样的人，间接地表达他对社会的绝望。但为什么又说，鲁迅先生是在反抗绝望呢？后面我读一些书就才知道，其实我们从个人经验去反对去否定绝望，其实也没办法确定希望所在，因为绝望与希望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外的。
在这个意义上，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只有对绝望的反抗才具有创造性的意义，所以我想，也许无论是祥林嫂、孔乙己还是刘丰收等人，都是对绝望的一种反抗。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对刘丰收以及祥林嫂、孔乙己、阿Q这样的写作，其实都是为了让更多的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独特的存在。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让没有名字的人有了名字，赋予了他们的生活一种庄严的形式，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与写作的价值。
林培源：许越讲得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她上周问过我，她说看李修文的创作谈里谈到关于绝望的问题，问我为什么越是绝望越是预示着希望？我建议她读一读竹内好《近代的超克》里写的鲁迅传记。今天她的回答说明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祝福》中祥林嫂不断地追问人死后有无地狱，死后能不能去跟死去的阿毛相聚？面对祥林嫂，叙述人陷入沉默。而《猛虎下山》中，刘丰收某种程度上也在追问，二者是否可以对接起来？可能还要存个疑问。
许越提到写作是让没有名字的人有名字，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就像鲁迅《无声的中国》里讲到的“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五四”的启蒙文学涉及了谁代表无名者发声的问题，《猛虎下山》要代言的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所处的时代跟阿Q、孔乙己、祥林嫂他们是全然不同的。这时作家就必须动用新的资源、创造新的形式，这就是开头我们谈到的“变形”的问题。读《猛虎下山》，也让我想起余华的《第七天》，里面写到穷人、无权无势的人死后，他们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在地狱中“存活”。《第七天》出版时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批评余华写的是“新闻现实主义”，说他把“新闻”——比如富士康跳楼事件、年轻人卖肾买苹果手机等新闻里出现的细节写到小说，显得很生硬。相比之下，同样用了荒诞的手法，我觉得《猛虎下山》比《第七天》更有艺术性。
刘钰莹：我读小说的时候感受到它围绕一个“问”字在写。第一层是充斥着对社会的质疑，它的故事背景放在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主角刘丰收也是被下岗潮所推动才去上山打虎，他原先是一个特别怂的人，社会或生活的压力造成他的第一次异化。
第二层是在追问人性的过程中被权力异化了，刘丰收一开始还是一个特别怂的人，后面他逐渐拥有了权力，这个权力慢慢地腐蚀了他，甚至这个辐射范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辐射范围是特别大的，我觉得算是一个缩影，比如他的同事，他的家人之类的，都是被权力所腐蚀，他们都陷入到了权力的漩涡里面。他们开始沉浸在谎言里面，自己欺骗自己，然后想尽办法去维持权利带给他们的好处。
第三层是在追问自我。刘丰收变成虎之后，这个过程一直是他在问自己，变成游离在人类社会的动物反而可以更好的反观过去，他努力地想维持住自己的人性，但是能看出他后面被兽性一点一点地吸引，他有残存的人性，但是他没有办法再回到正常的世界。
所以看完这部小说我就觉得有一点悲哀，《猛虎下山》一开始没有真正的猛虎，人一步步地变成了虎，里面每个人都跟刘丰收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人，有点像“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他们很怂，又很勇敢，愿意为了生存，一头扎进洪流里面，最后却翻不了身，让人感觉挺悲伤的。
林培源：钰莹把胡星提到的异化问题具体化了，她讲到刘丰收经历了社会、生活以及权力的异化，变成老虎后他身上的兽性被激发，兽性与人性的关系等等，补充得很好。
吴诗盈：我看完之后最感兴趣是作者为什么想要让人变成老虎？卡夫卡写《变形记》时选择的是甲虫，甲虫更符合这部作品，因为它是一只没有用的、很普通的虫子，被大家厌恶。但是老虎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认知里是一种好的、正义的、威猛的存在。我们对老虎有种独特的崇拜，因为它是百兽之王。这个文章里非常有趣的点是，刘丰收并不像老虎，他不是一个很勇猛、很正义、很勇敢的人，相反，他家庭不和睦，是一个随时会下岗的40岁的中年人。
在这种很复杂的因素下，刘丰收最后成为了被大家抬举和吹捧的虎的形象。上了镇虎山之后，他就在各种队员的吹捧下，成了一种权力至上者，当他下山之后回到炼钢厂，又跌到了自己原本的地位，这时候虎就变成带着红安全帽的厂长。虎的意象是非常有趣的，有一种很讽刺很荒诞的效果。我想的是，当一个人在资源不匹配、极度缺乏的时候，权力会让人异化。我看到张红旗那一段情节后发现，李修文想表达的老虎意象没有那么简单，它和人一样都是很复杂的。张红旗变成了虎，他身上有对老虎的疯魔和执念，他疯了之后，和《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非常像。在权力和社会的压迫下，他疯了，但又好像获得了一种生命力，也就是说，在这种权力和制度压迫下，他反而获得了新的解脱，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我的分析。
诗盈补充了老虎的意象。在中国的语境里老虎是百兽之王，象征一种力量，而《猛虎下山》把“老虎”寓言化了，赋予老虎新的意涵。以后凡是读过它的人，再想到“猛虎下山”的时候就会联想起李修文的小说。他用反讽的方式重新创造了词语，更新了读者的认知，这是一部好小说存在的意义。
“表演”与小说的叙事逻辑
林培源：第一个关键词“变形”已经谈得很充分了。接下来谈第二个关键词“表演”。首先，《猛虎下山》在形式上穿插了许多京剧《武松打虎》的唱词，彰显了对传统戏曲、古典叙事资源的化用，其中人物不断行走，仿佛舞台上的演员表演时不断说话，有念白有唱词和动作，因此带来“迅疾如鼓点”的叙事节奏；其次，人物的塑造也涉及表演的问题——比如张红旗在剧团里扮演了十几年的武松，而刘丰收则在参加打虎队时学着张红旗演老虎，没想到最后变成真老虎。那么从“表演”切入怎么理解这两位人物，他们是什么关系？
何韵菲：张红旗和刘丰收是比较敌对的，或者是上下属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关系很不好。然后重点在于《武松打虎》这场戏，首先我看到武松打虎就直接联想到了水浒传，就这本书猛虎下山，我会觉得它其实是用了水浒传套路。刘丰收他最后被逼上了镇虎山，其实就有点像武松对被逼上梁山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会从武松由张红旗扮演，虎由刘丰收扮演这个角度去想。在水浒传里面武松打虎之后，武松是活下来，虎是死了，但是在这里面，在这本在这个小说里面，反而是扮演武松的张红旗是疯魔了，然后变成老虎的刘丰收活了下来，就更具有一种讽刺的意味。
林培源韵菲提供了比较独特的视角。在《猛虎下山》里作者有意对武松打虎的典故做了“颠倒”，主体和客体、武松与虎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刘丰收和那只不存在的老虎的关系也颠倒了，所以带来反讽的阅读效果。这就是一种文学上的“表演”，让我想起《红楼梦》里讲的“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从小说虚构来看，《猛虎下山》也对虚构（“无中生有”）进行了生动的文学化、形象化。我们知道小说的本义是“fiction/虚构”,《猛虎下山》在虚构中虚构，比如刘丰收第一次上镇虎山，以为真的碰到了老虎，于是就把自己头发拔下来，用醋泡白了，说这是吊睛白额虎身上的毛发，以此证明自己遇到老虎了。这是刘丰收的求生之道，只要证明山上有老虎，他就能免于下岗。然而，虚构了老虎，就要证明它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撒了谎就得圆谎。于是，虚构就变成了小说叙事的动力，具有巨大的戏剧张力，因此，变形和表演，实际上跟小说的本体（虚构）有很大的关系。这部小说将虚构的逻辑搭建得特别严密。不知道洛合有什么想法?
林洛合：我觉得“武松打虎”这个传统故事和文本中的刘丰收、林小莉和张红旗可以构成一个暗合的关系。武松就是张红旗，潘金莲就像是林小莉，刘丰收就像武大，里面的人物性格都非常的极端。
林培源：说到人物性格的极端。我想谈谈林小莉，这个人物开头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她可能有点风情，对刘丰收态度强势。在以为丈夫被老虎吃掉之后，她拿了一个纸板盒，上面写着“老虎吃人，严惩老虎”，上厂里讨要说法，所要赔偿，变成了一个认死理的形象。我觉得其中的转变有点突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小说结尾，变成老虎的刘丰收进入已经转型为工业文化遗产公园的炼钢厂，幻想自己回到当炉前工的时候，在幻想中拿起工具敲打钢铁。这一部分涉及的就是人物的“前史”，除此之外，张红旗、林小莉和其他人物似乎都没有“前史”，作者没有写出个体的历史“纵深”，有的人物是功能性的，附属于刘丰收。林小莉后面变成了一个固执的、圣母一般的形象，让我想起《秋菊打官司》的秋菊，这个形象丰满起来的过程缺乏比较自然的铺垫，不是那么让人信服。
唐函熙：我对张红旗和林小莉这两个人物，反而会比刘丰收的印象要稍好一些。我可以理解张红旗在干什么，林小莉的话我也很理解她，知道她想要干什么。我反而觉得刘丰收真的很怂，每次我觉得他要爆发了，他就收回去了，所以我对他的行为不太理解。首先，老师刚刚说张红旗、林小莉有点附属于刘丰收。我觉得他们算是刘丰收心理需要的投射。首先张红旗是男性权利的化身和代表，或者说他是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他和猛虎也是有点关系的，关于武松打虎。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人性和兽性是相互冲突的。在张红旗身上，我觉得一直都是兽性压着人性，从头到尾他演的是武松，也只能演武松他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像猛兽一样的存在，他的兽性和狠劲儿一直是在的。对于这个人物，我当时就在想作者到底是否定他还是肯定他。
看到后面的时候，我意识到刘丰收是在跟着张红旗走。因为张红旗扮演老虎，一开始就预示着刘丰收的结局，他做的事就是刘丰收变成老虎之后会做的。我当时看到了这条轨迹，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也完全是对立的。林小莉的话，让我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他是怎么看女主角的，我就怎么看林小莉。林小莉就是一个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她还有点像凤姐，那种很倔又有一点脆弱，有一点对权力的欲望，不过骨子里还是很有劲儿的。从头到尾，林小莉只有一条线，她逼着刘丰收去追求权利，追求红安全帽，在丈夫失踪后，又怂恿儿子进入打虎队。这从小说开始的时候厂里传的风言风语，她和张红旗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传言什么的能看出来。后面她的结局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仁慈，她开始念经，对丈夫的失踪有点看开了。
然后关于“武松打虎”和张红旗，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它是颠倒过来的。在我们以前的故事里，我们都是代入武松的角色，想要成为武松去打老虎，而这部小说写的是人想成为老虎，武松反而成了权力的隐喻，是被打倒的对象。里面写到戴红安全帽的厂长，我觉得它的主题应该是想要对权力进行反驳。最开始大家都想要去得到权力，最后他们都成为了老虎。小说写了老虎在现代文明中如何慢慢活下去，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重复”与小说主题的表达
林培源：第二个关键词先谈到这里，接下来谈谈小说的“重复”。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有部著作就叫《小说和重复》，《猛虎下山》也存在情节的重复，这个重复就是刘丰收变成老虎消失于众人视线后，他的儿子接替他当上打虎队队长，重走了一遍父亲的路。那么怎么理解这种重复呢?它和小说主题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朱沛杰：在阅读中，我发现作者设置了不少的“重复”，而我关注到的其中一个“重复”，是山中猛虎与刘丰收变成的猛虎在命运上的重复。
在刘丰收的叙述中，那头山中猛虎，正是一九六九年打虎队在剿灭了三十六只老虎之后，那头唯一存活下来的幼虎。幼虎在母虎的舍命相救下逃脱生天，在山的对面开口说话，请求打虎队放过自己的母亲，但打虎队还是打死了母虎。幼虎立誓要厂区的人偿命，因此回到山中吃人。这是刘丰收叙述的猛虎身世，显然是虚拟的、想象的，目的是给后面的“重复”埋下伏笔——变成猛虎之后的刘丰收陷入了同样的境地：他被一群手持钢叉火枪的“红安全帽”团团围住。作为最后一只老虎，刘丰收毫无增援，但希望能够活下来，请求厂里的人放自己一马，正如幼虎请求打虎队放自己母亲一马。但毫无疑问，他们仍然选择赶尽杀绝。
此时，刘丰收所变之虎，与一九六九年的幼虎，在命运发生了重复，这一重复是历史的重复，也是寓言的重复：由于时代的变迁，发展的需要，猛虎需要被捕猎，员工需要下岗，他们都没有退路，都受到了不留情面的围剿，成为被牺牲的无辜一方。然而，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正在于作者在小说中对这一群体的关切、介入和一种隐秘的希望：希望时代能够放他们一条生路。于是，当“最后一只虎”刘丰收陷入危机，明明只有死路一条时，作者笔下却两度出现奇迹：没有猛虎的山上。却在此刻传来了镇山的虎啸声，助刘丰收突出重围。作者颇具匠心地构建“重复”，又在此刻将其打破，背后凸显的是作者对下岗一代悲惨境遇的同情和介入的尝试：那漫山遍野的虎叫声，是作者声音的下场，救了刘丰收一命，也终结了这一命运的“重复”。
至此，在镇山的虎啸声中，这部作品真正的人情味、人文关怀尽显，我们也从中看出了作者写作的真正意图：用一种关切的姿态，唤醒那段尘封的“历史阵痛期”，看到、关心，甚至拯救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被遗弃在后头的人。
林培源：沛杰讲得特别精彩。一九六九年被围剿时逃出生天的幼虎，后来它的命运在刘丰收身上重复了。从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来看，当年为了建厂必须把老虎打死，而如今为了提高工厂效益要裁员，让部分员工下岗，恰好这时老虎出现了。被划入下岗名单的刘丰收、张红旗、冯海洋等人实际上步了当年被打死的那批老虎的后尘。他们的命运就是过去老虎们命运的重复。当然，作者是把目光聚焦到刘丰收身上，以点带面来写一个群体。
沛杰提到的作者营造重复最后是要将它打破。为什么要打破？投射的是作者对工人群体温情的一面，也是某种介入。就像詹姆逊讲的，文本背后总有政治无意识的投射。这部小说人文关怀的一面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想补充的是，这部小说可以和“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比如班宇、郑执和双雪涛的作品对比，铁西三剑客写很多工人下岗题材的小说，他们笔下的东北是真实存在的地域。我们知道，东北曾是“共和国长子”，重工业发达，后来国有体制改革，下岗潮对那一代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新东北作家群写这一历史事件用的是“子一代”的视角，是从儿子、女儿的视角回望父辈的，也就是说，父辈被体制淘汰的命运殃及牵连到子一代。同样写工厂改制和下岗潮，《猛虎下山》采用的是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视角。当然，从小说带有虚构神秘的一面来说，双雪涛的《光明堂》和《猛虎下山》类似，《光明堂》的结尾，主人公掉到一个冰湖里，进入到历史的虚幻空间，用的是魔幻的手法。这里要探讨的是，《猛虎下山》为什么要让下岗的亲历者开口讲话？从小说的精神指向来看，亲历者开口说话，直接把历史现场直接带到读者面前。两种写法孰优孰劣，没有标准的答案，不过对比新东北文学和《猛虎下山》，确实能敞开一些讨论的空间，让我们思考怎样写中国当代史？整体而言，我觉得《猛虎下山》给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鲜的力量。
好了，关于三个关键词的讨论到这里告一段落。森亮说他有别的看法，请森亮讲一下。
郑森亮：我关注的方面可能更多的在于权力对人的腐蚀和异化。这应该也算是变形的一方面，但我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权力。修文老师并没有急于在小说开篇就写到刘丰收从人到虎的变异，尽管小说开头就是刘丰收变虎后遇到孤狼的“老年虎”视角，但等到文本真正清晰点明这一视角时，小说已经接近末尾了。相比较而言，《变形记》就在小说开头直接提出变异。如果说卡夫卡通过开篇即变异的人物来反映现代社会制度的弊端，那么《猛虎下山》就是通过刘丰收阶段性的变异，来揭露人接受权力和被权力腐蚀的过程。
在没有权力，或者不掌握权力时，小说表现出的是对权力的完全臣服，及其带来的自我人格的丧失。刘丰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怂货”，但他的“怂”，几乎都来自于权力的不对等所带来的恐惧——他不敢多看一眼戴着红安全帽的厂长。甚至自己成为老虎后，也仍然会被红安全帽吓得魂不守舍，差点丢了性命。在至高权力的象征——红安全帽前，刘丰收表现出的是懦弱与臣服。同时面对自己妻子林小莉，他也因为自己的“下岗命运”而低声下气。
但当权力以某种形式发生转移，原先没有权力的人被赋予权力时，人的享受欲又会主导他们的行为，重复之前滥用权力的举动。刘丰收成为打虎队队长，收到来自厂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后，极尽地享受、滥用权力，沉溺于权力，体会权力所带来的快感；而钢厂内其他即将下岗的员工，在权力和摆脱下岗命运的诱惑下，则用尽心思巴结、讨好刘丰收。林小莉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原来瞧不起刘丰收到低下身段伺候刘丰收。权力从高层转移向底层，但权力却没有向合理运用的方向发展——即在经历权力滥用导致的伤痛后，底层人物从以己渡人的角度，考虑改变原先畸形的权力使用方式。结果是，刘丰收反而禁不住巨大权力的诱惑，做出了拥抱权力的选择。
刘丰收经历了数次权力的浮沉，最终变成了老虎。即便如此，在脱离原先的钢厂社会后，他对权力依旧持有巨大的畏惧——面对红安全帽，他仍然出现了类似“创伤应激”的反应。这一切都透露出权力对人的折磨与腐化，也表现出作者对权力的真实认识，即当过于庞大的权力被赋予至视野狭窄、格局低下的人物身上时，他们很难避免被权力腐蚀的命运，而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讽刺的悲剧。
林培源：前面讲了变形和异化的问题，把关注点全都放到刘丰收身上，可能忽略了另一个人物就是马忠，刘丰收的徒弟。小说写到刘丰收变成老虎之后，忍受不了饥饿，最后吃了一只独眼的兔子，发现兔子的肉是甜的，甚至皮毛也是甜的。小说有个突转，刘丰收发现他吃的独眼兔可能是马忠。马忠那时已经失踪了，他可能变成了独眼兔。读到这里的，我想到的是鲁迅《狂人日记》写到的吃人的问题。狂人发现，在吃人的历史中自己也是吃人者，这时候他面临的是某种巨大的恐惧，鲁迅这么写，是把历史捅出了一个黑洞。
《猛虎下山》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一种互文，关于吃人的问题，作者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这时候人物陷入到更大的悲哀和绝望中。他本来以为自己就是下岗潮的受害者，可当他吃了独眼兔之后，他发现自己可能手染鲜血，成了施害者。还有，我觉得森亮提到的虚构跟虚拟的区别有意思。你认为虚拟是出于美学或者是情感性的需要。
郑森亮：是一种直觉吧，可以这么说。
林培源：我讲一下自己粗浅的理解。我们讲小说是fiction，因此呢任何进入小说的题材和素材都会变成虚构，它必须遵循虚构这套逻辑。小说要让它有感染力，就必须赋予虚构一定的说服力。这样一来，现实生活进入小说就要符合虚构的、文学的逻辑。从一个大的外部结构来讲，《猛虎下山》是写人变成老虎，这是它的大前提。有了这个大前提后，小说的确能让马忠变成独眼兔，这是虚构中的虚构，虚拟中的虚拟，呈现了作家的一种巧思。
林洛合：老师，我补充一些，刚才听了森亮同学的回答，他提到了虚构和虚拟，我一开始读这篇文章，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题材问题——下岗。我脑子里会想到很多相关的小说，比如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当时产生了一大批下岗文学的作品，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他们的主要视角和故事主角大部分是厂长或者女工。之后再往下面发展就是底层文学、新东北作家群。这些下岗题材都是比较现实的匍匐于地面的。因此我读到《猛虎下山》，会觉得跟我以前看的不太一样，它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给人扑朔迷离的感觉。我在里面读到类似《聊斋志异》的写法，比如醉酒遇虎的情节就很像蒲松龄写书生喝醉后遇到女鬼，相互吐露悲惨身世。所以我觉得这是下岗文学的新写法，故事背景虽然是现实的，但它的写法并不是现实主义，虚构成分多。这是我第一个直观的感受。
关于刘丰收与虎的关系，文中写到诸多过程:从“梦虎”，“扮虎”，到吃了兔子“成虎”，最后“追虎”。我认为老虎也是刘丰收个人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的投射。比如刘丰收第三次做梦，他梦到幼虎被炉前工追杀了三天三夜，以及母虎对他说：“别忘了你是一只真正的老虎”。其实在这里，刘丰收面临的处境是导演失踪，他下岗了。他和那只老虎一样落寞，孤独，被围剿。
最后，我将这一篇故事分为前后两部分 ：人形的兽性与兽形的人性。前一个部分刘丰收作为打虎队队长，却因为惧怕下岗，在镇虎山上勾心斗角，最后发现全都是徒劳。但是后面一部分我反而能够看到一些比较温情的东西，在重复的情节中，刘丰收由打虎队队长变成被打的虎，他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曾经的队友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们没有忘记刘丰收。后来因为林小莉的闹访，母子被驱赶，直接促成“猛虎下山”这个高潮。前面有没有老虎不知道，老虎有没有下山不知道，但是这一次刘丰收变成了老虎，为了他的老婆和儿子下山了！把整个钢铁厂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刘丰收还和儿子肉搏，他把受伤的儿子背在虎背上，放他到安全的地方，还唱了歌，读到这里让我很感动，觉得很悲凉 。虽然后半部分刘丰收是兽形，却留有人性，以虎的视角看人事，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
林培源：林洛合讲得很好，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她结合当代文学史，从文学的历史流变来谈《猛虎下山》的独特性，这很难得。讲到“变形”，她提到《猛虎下山》和《聊斋志异》相似的东西，还把变形的过程分为梦见老虎、扮老虎、成为老虎、追老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部小说一共19章，变成老虎是在第14章。在这之前它有很多的铺垫，洛合刚才也提到过。从小说的写法来看，如果没有采用一种狂欢化或者特别有力度的写法，小说就容易头重脚轻。好在作者写了不少戏剧性的情节来呈现人物的心理，比如说变成老虎的刘丰收不敢下山，即使观察到老婆孩子被保安抓起来审问，也只是蹲在顶棚上没有现身。后面他终于让所有人知道镇虎山上是有老虎的，可是悲哀的地方在于，即使大家知道老虎的存在，工厂最后还是倒闭了，变成一个工厂文化遗产公园。这时候，已经变成老虎很多年的刘丰收进入公园，看到当年的自己成了“打虎英雄刘丰收”，这已经很有反讽的意味了。文化公园是一种官方的叙事行为，就像做博物馆、文化馆，是要把过去历史化。从刘丰收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看，他的记忆和官方的记忆是不重叠的，存在很多错位。我觉得这是小说进一步在“点题”，读到结尾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悲凉。
好，今天《猛虎下山》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