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初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一个语言的炼金术士。在漫长的青春期的尽头，我写下了上百万字废稿。那都是从文字内部生长的文字，彼此缠绕、撕扯，自我增殖，我把它们称作我的“精神笔记”“安魂之所”。那时，我迷恋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作家，兰波说，每个元音都带着自身的芬芳，在我看来，每个方块字都是一部历史，都自成一个世界。书写词语就是我的工作。

是叙事（有段时期它等同于小说）让我的写作变得及物了，也让一开始紧张的写作变得舒缓、从容了。1997年前后，我写了一批关于乡村生活、童年记忆的短篇小说，这些习作教会了我如何去观察和叙述。我把最喜欢的一篇寄给了《收获》。这篇发表在1998年秋天的《扫烟囱的男孩》，我还记得责任编辑是钟红明老师。

这批集束手榴弹一样发表的小说对县城的一个小公务员产生的强烈暗示，是我可以去过一种写作的人生。而本来，生活按部就班，几乎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然后，我去了宁波，再到上海。

2019年调任上海之前，我已经进行了数年“现代性主题”的研究与写作。这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一百十万字的“中国往事”三部曲，书封上的一句话，“积十年之功，从公共遗忘处，书写一个国家的记忆”，就是我最初的设想：讲述1905-1949的中国故事，说一说现代性怎么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

诗人柯勒律治说，凭着墙上的几个点，可以挂起一幅心灵的挂毯。我为现代中国这幅“挂毯”寻找到的几个点，分别是：铁路、外交、金融和晚清以降知识人精神的流变。

《午桥之死》以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他也是一个老资格的青铜器收藏家）在一场暴力中的死亡，写了引发一场革命的“保路运动”；《驶往一九一九年的船》，写的是凡尔赛和会背后的中国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和陆征祥的故事；《酒旗风暖少年狂》聚焦五四狂飚前后的陈独秀、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苏曼殊、刘师培，讲述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先锋如何适世、用世、甚至叛世。早年的叙事训练使我一直对人和事关系的书写保持着热情。

用力最勤的，则是现代中国金融业。六十万字的《枪炮与货币》把目光对准置身金钱政治旋涡的南北金融界精英，讲述了在资本与权力对立、依存、冲突、纠缠中此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沿着政商关系考察方向，后来又有了五十万字的《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2019年春天北京的一场新书活动中，出版方为给我壮胆，请来了专治近代史的两位名家，杨天石和马勇。两位先生都是史骨诗心，席间酒酣，一先生更以曼彻斯特相勉。我知道曼氏是非虚构名家，他的《光荣与梦想》我一向是当作小说来读的。我听过笑笑，那先生却是认了真的，说，还有一块顶重要的拼图，你得找出来。

我知道，他说的是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这一大潮中的实业家们。

当一批新式银行在黄浦江畔破土而出时，得着一战爆发、西方资本无暇东顾的空隙，中国东部沿海工厂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这里说说我家族里一位前辈的故事。

1914年宁波的工厂主中，其中一位就是来自余姚冯村、我的曾祖辈的赵宇椿。他头脑活络，以卖颜料起家，在县西巷办了一个“美球”针织厂，还有一个“如生”罐头食品厂，最盛时与三北的虞洽卿齐名。老家冯村那边传说，针织厂的拉毛工具“拉毛果”（又名蓟果，俗名拉绒篰），这种棒槌状的果子，一直都是日本独有，日本人严密控制着向中国出口的拉毛果，进入中国之前皆经高温蒸煮，所以一直种不活，后来是赵宇椿借着去日本考察，偷了几粒种子进来，引种成功，当时拉毛果价值银币六角，可换十二斤大米，所以很多人种这种果子发了财，别名“发财果”。

但赵宇椿显然没有虞洽卿那种海头人的大气魄。虞洽卿比他稍早出道，上世纪初到上海，办航运、搞实业、开银行，又与傅晓庵争当商会会长，政商两界路路通，天生一个“搅塘乌鳢鱼”；赵宇椿在宁波开厂二十余年，虽也曾经日赚斗金，但汉口投资开店失利后，他的工厂已经日薄西山，到1936年，美球针织厂倒闭，如生罐头食品厂也转盘他人，他自己打道回府，在离老家不远的三溪口做了一个农场主，农场取的是他名字的谐音：雨春。

赵宇椿在宁波开厂的二十余年，正值中国自由资本主义黄金四十年的后半段，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的。最兴盛时工人六七百人，厂里用马达自己发电。档案馆里还存着一张老照片，是一张万工轿，图示文字说，此轿是赵宇椿为儿子迎亲向贳器店（出租婚丧喜庆器物和陈设的铺子）定制，造价成本五千银元。在同辈人的印象中，赵宇椿是一个爱摆阔的人，一年毛利赚六万，家里开支要三四万，最终投资走眼，头寸周转不灵，弄到“讲倒账”的地步，也是活该。

起于时势，败于骄奢，这条路几乎是工业化早期赵宇椿这样起于草根的实业家的标配，尤其那些家族制的企业。赵宇椿的工厂开不下去了，回余姚做个农场主也不算是太坏的结局。但即便他死撑活撑再撑一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的工厂还是免不了关门了事。当战争爆发时，在上海这样工厂集中的地方，还有资委会这样的政府机构、有林继庸这样肯负责任的官员来操心工厂内迁，而在当时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这些工业发达的东部城市，是根本没有人来关心这种事的。

人，终究抵挡不过时代所造的势。如果1937年的赵宇椿在上海，他和他的工厂，或许也会被林继庸们动员着内迁，他也会像《生死危城》里的工厂主们一样，划着覆盖着防弹钢板的木船，沿着苏州河和长江进入内地，幸运的话，或许还会成为日后中国工业血脉中流动的一滴。但我的这位远房曾祖，他是在1936年的宁波，他享乐惯了，投资眼光又欠火候，他只能死蟹一只。